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0043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方舆汇编 第四十三卷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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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天府部杂录四

职方典第四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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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坊巷胡《同集》教忠坊十铺。元杀文丞相于此地， 故名。

《元史选举志》：“国初，燕京始平，宣抚王揖请以金枢密 院为宣圣庙。二十四年，既迁都北城，立国子学于国 城之东，乃以南城国子学为大都路学。”

《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 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王楫传》：“楫判三司时，都城庙学既毁于兵，楫取旧枢 密院地，复创立之，春秋率诸生行释菜礼，仍取旧岐 阳石鼓列庑下。”

《春明梦馀录》：“顺天府学，故报恩寺也。元末有僧游湘 潭，募造报恩寺，尚未安像。明师下燕，戒士卒毋得入 孔圣庙，僧仓皇借宣圣木主置殿中，后不敢去，遂以 为学。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授命焉。东有祠，西有 馆，曰教忠，再西有坊，曰育贤。”

《帝京景物略》文：“丞相祠，国初北平按察司副使刘崧 立。”

《析津日记》：“普德寺，俗呼大佛寺，建置年月无碑记可 考。”

《名胜志》：“大兴县，金名也，本秦蓟县地，县治在北城教 忠坊。”

《清类天文分野之书》。“大兴，秦蓟县。汉为广阳国。东汉 为郡，兼立幽州，仍为蓟县。晋属燕国。元魏亦为幽州， 立燕郡。隋为涿郡。唐为幽州治所。开元二十三年，升 为望县。”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县。五代亦为蓟县。 石晋割地予辽，辽为幽都府，开泰元年，更县为析津。 金得之，割以遗宋。宣和七年，复归金。天德五年，改大 兴县，与宛平同为赤县。洪武中，属北平倚郭县。 元混一。《方舆胜览》。“白马祠，昔慕容氏都燕罗城，有白 马前导，故因以为祠。”

《春明梦馀录》：“关帝庙在皇城北安门东者，白马庙隋 基也。姚彬盗马庙在三里河天坛北，亦隋基也。” 《五城坊巷胡同集》：“崇教坊十四铺，有大圣寺、净居寺、 极乐寺、崇兴庵。”

《顺天府志》：“极乐寺在崇教北坊，元至元间建。”

开元寺在崇教南坊，俱有《敕建碑》。

《帝京景物略》：都城东北隅，坊曰“崇教”，街曰“成贤”，国子 监在焉。国初本北平府学，永乐二年改国子监。左庙 右学，规制大备。“彝伦堂之松，元许衡手植也。庙门之 石鼓，周宣王猎碣也。”

《春明梦馀录》：“国子监在城东北，即元旧学。洪武改为 北平郡学。永乐仍为国子学，又改为国子监。正堂七 间曰彝伦堂，元之崇文阁也。中一间，列圣幸学，俱设 坐于此，上悬《敕谕》五通。东一间，祭酒公座，面南司业 座，面西。堂前为露台，台南中为甬路，前至太学门长 四十三丈，圣驾临幸由之。东西为墀，诸生列班于此。” 后堂三间，东讲堂三间，西讲堂三间，药房三间。折而 东，为绳愆厅三间，鼓房一间，率性堂、诚心堂、崇志堂 各十一间，博士厅三间，钟房一间，修道堂、正义堂、广 业堂，悉如率性堂。六堂乃诸生肄业之所。东折而南， 为廊房九间。门一间，西亦如之。太学门三间，门东《敕 谕碑》一通。洪武十五年申明学制一通，洪武三年定 《学规碑》一通，洪武初年钦定永乐三年“申明学规碑” 一通，洪武十六年并三十年《钦定庙学图》一通。庙学 规制，地界四至丈尺勒。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四日 立。外西东井亭一，又东为持敬门以入庙；自中少北 为储门，以通启圣祠、土地祠及典簿、典籍掌馔厅仓 库之路，祭酒东厢亦由此入。西井亭一。又西为退省 号门，自西少北为广居门，以为司业入厢、诸生入号 之路。墀内杂植槐柏共二十株，前为集贤门三间，门 前为通衢，东西牌坊各一，题曰“国子监监衢。”东西牌 坊各一，题曰“成贤街。”彝伦堂、后斋明所九间，格致、诚 正号，每号计三十七间。嘉靖七年作“敬一亭”，御制《圣 谕》，共碑七座，前为大门，题曰：“敬一之门。”祭酒厢房在 亭东。司业厢房在亭西。会馔堂一所，在监东北。土地 祠五间，在馔堂门之右。典籍厅五间，在馔堂门之左。 典簿厅三间，掌馔厅五间，退省号及广居。门之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绳、纪纲法度，凡一 十八号，并退省房三连混堂、净房各一所。

《太学志》：“内外学舍之制：内号在广居门右，门一座曰 退省号，舍四连，共四十九间，其南湢室与厕。自退省 门渐北折而西，为天、地、人、智、仁、勇、文、行、忠、信、规矩准 绳、纪纲法度，共十八号，每号计二十一间。度字号北 有保安堂五间，以处监生之有疾者。彝伦堂后有格、 致、诚、正四号，计九十八间，嘉靖七年改建敬一亭外。 东”号在庙左，共三十四间。“大东”号在东城之北，居贤 坊赛百万仓。酉门街门二：一曰登俊号，舍，东西二连， 共四十间；一曰集英号，舍，二十七间。“新南”号在北城 二条胡同。东口门一座，东西房二连，共三十四间，南 北四间。“小北”号在居贤坊胡同，门一座，南北房二连， 共八十间。《交趾》号在监之南，门一座，南北房二连，共 二十八间，西号在成贤街之西北，去监五十步，旧“云 闲寺”址也。小房十间，又房二层，计九间，本监属官递 居之。北小房四间，南一间近西小房十馀间。

《太学志》：“监规：国子生由广业堂肄业，以渐升至率性 堂，然后积分，量与出身。”

《太学志》：“监丞称太学司直所居曰绳愆厅，亦曰东厅。 博士别有厅，称为西厅。”

《太学志》：“洪武中，国子生出使，视行人如核天下土田， 稽百司案牍，督吏民修水利，出有赐，还有劳。永乐初， 颁诏谕，访辑高皇遗文，至同十三道御史，问刑虑囚， 皆举重务以试之。然虽劳绩有成，无不复监卒业者。 其后有长差、短差之例，长差若清黄写诰之属，短差 若承运库试字，司礼监誊本，礼部写民情，中书科誊” 黄之属，短差复监，长差则例满附选，待除，不复监矣。 《太学志》：“隆庆元年驾幸国学，朝鲜陪臣李荣贤等六 员，各具本等衣冠，赴彝伦堂外，立文臣班次之次， 敬事草视学规制。国子监先期洒扫内殿，设御座于 彝伦堂中，驾至则学官率诸生叩迎。升座则率诸生 叩拜，受经则诸生环听阶下。还朝宴赏”，则率诸生叩 谢

《西隐集》：“太学堂有七彝伦，所以会讲；率性、修道、诚心、 正义”、“崇志、广业则诸生肄业所也。”

查浦《辑闻》：虞文靖谓许文正殁后，国子监始立官府， 刻印章。盖文正为祭酒时，尚在旧学，所谓王宣抚宅 也。今国学彝伦堂前树，传是文正手植，殆未必然。 《炙砚录》、桑泽卿《兰亭考》载何子楚跋定武本云：“大观 间，诏取石龛置宣和殿，丙午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 今国学本安知非与石鼓俱载而北者？

《蓟丘杂抄》：“国子监碑亭，惟西南隅崇祯庚辰进士题 名碑下尚可容两碑，因又立庚辰科特用题名碑，仅 容癸未科进士题名碑立于其次，更无馀地可以立 碑。”而明之进士题名止此，亦异矣。

《暇老斋杂记》：“国初国子生仕进，在科第之上。其未仕 时，自出使历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读书、武英殿纪事 等清要之责，故士出此途者多矣。”

《国史》唯疑两京孔子庙易琉璃瓦，自万历庚子始，从 司业傅新德请也。

《格古要论补》唐僧洛阳《亚栖草书千文》，在国子监。 《考槃馀事》、“赵文敏公临王右军《乐毅论》《黄庭经》《兰亭 定武本》、颜鲁公《争坐位帖》、张平叔《金丹四百字》”五碑， 俱在北京国子监。

《春明梦馀录》：“唐太宗闻《兰亭》真迹在僧辨才处，特遣 御史萧翼赚得。武德四年收入秦府。贞观十年，始命 汤普彻、冯承素、诸葛贞、欧阳询、褚遂良临之，而欧、褚 留传最著。后之所谓定武本，欧所临也；所谓唐绢本， 褚所临也。定武本当时刻石禁中，每纸已直万钱。迨 后石晋之乱，契丹辇之，而北路弃杀胡林。庆历中，李” 学究得之，其子负官缗无偿，时宋景文守定武，乃以 帑金代偿，纳石于库。熙宁间，薛师正出牧，刊一别本 以应求者。此郡真赝已有二刻矣。其子绍彭又摸之 他石，潜易古刻，又剔损古刻“湍流带左右”五字为识。 大观中，诏向其子嗣昌取龛宣和殿后。靖康之乱，金 人取石鼓及《兰亭》，叙重毡辇至燕，石鼓在国学，而《兰 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国学者，疑是定州薛师正翻刻 本，或薛绍彭所刻本，虽非古刻，然元人不能也。此石 一云“明初出天师庵土中”，一云“元顺帝北还，重毡裹 载，弃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国学。”未详孰是。

北京国子监版书有《丧礼》一千二百八十二片，《类》十 二片，《类林诗集》六十二片，《西林诗集》三十片，《青云赋》 五十片，《字苑撮要》一百二十七片，《韵略》四十五片，《珍 珠囊》八十二片，《玉浮屠》十七片，《孟四元赋》一百十三 片。

《渌水亭杂识》：“昔人好取华丽字以名类事之书，如编 珠合璧”、“雕金玉英”、“玉屑、金钥、金匮、宝海、宝车”、“龙筋凤 髓”、“麟角天机锦、五色线”、“万花谷、青囊、锦带、玉连环、紫 香囊、珊瑚木、金銮香蕊、碧玉芳林之属，未能悉数。闻 国学镂版，向有玉浮图，不知何书，当亦属类家也。”又有孟四元赋。孟名宗献，字友之，自号虚静居士。金时 魁于乡、于县、于府、于省，故号“四元。”其律赋为学者法。 然《金史》不入文苑之列，惟见于刘京叔《归潜志》耳。 《宪章录》：永乐二年三月，命工部建进士题名碑于国 子监，命侍读学士王达撰记，题名碑有记始此。 永乐十三年，令立石北京国子监。

《博物典汇》：“进士题名碑原在国子监大成门下，正统 间移于太学门外。”

《实录》：“景泰二年五月，左春坊左谕德管国子司业事 赵琬奏：‘进士题名，立石大成门下，俾诸生出入，皆得 瞻仰，诚激劝后学之意。正统间，移于太学门外，风雨 飘淋，易于损坏。乞敕工部造屋覆盖，以图经久’。”从之。 《英宗实录》：“天顺七年八月，久雨，坏国子监碑亭，仆进 士题名碑五通。上命有司修碑亭，并竖其碑。”

《明一统志》：“金国子学碑二，在旧燕城南，上刻《春秋礼 记》文，今磨灭不完。”

《太学志》：“庙学建于正统癸亥。至弘治十四年，尚书曾 鉴请修堂宇垣墙并会馔堂，十六年工竣。棂星门前 旧有小巷，横沟积秽，乃买刘福、姚浩等地，东西阔七 丈五尺，深入四丈，高筑屏墙，上覆以青琉璃瓦，两旁 筑小红墙，前为栏干以拥护之。”

《周氏法书苑》石鼓文谓之《周宣王猎碣》，共有十鼓，其 文则史籀大篆也。年代斯远，字多讹阙。旧存岐山石 鼓村，今移置凤翔府夫子庙。

《东皋杂录》：“自后汉始作墓碑，故今人所见汉碑，皆东 京文字也。”西汉以前，石刻极少，惟石鼓文与“吉日癸 巳”及秦李斯篆耳。

《宣和书谱》：“史籀书存者石鼓，以其籀之所创，故名之 曰籀书。以其为太史氏而得名，又谓之曰史书。 《集古录》：石鼓文，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 而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 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 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 于民”间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磨 灭不可识者过半。予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 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距今 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 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 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其可疑者 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 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以来，博 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 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 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 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 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 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之见耶？然 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 史籀不能作也。

蔡襄《石鼓文跋》：“观《石鼓文》，爱其古迹物象形势，有遗 思焉。及得原父《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 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 来归一体，故古文所见者止此。”

《山谷集》：石鼓文笔法如珪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 《钟鼎款识》：“岐阳十鼓，周宣王太史籀所书，岁月深远， 剥泐殆尽。前人尝以其可辨者刻之于石，以甲乙第 其次，虽不成文，然典型尚在。”

按岐阳十鼓，乃周宣王内修外攘，明堂受朝，岐邑讲 蒐，海宇廓清之日，勒骏功于十鼓，以永镇于岐周者 也。其曰“我马既同”，《车攻》之徂东也；其曰“佳鱼鲂𫚈”，吉 日之宴语也。其文高字古，虽龙腾蛟跃，鸾下凤翥，亦 不能拟其万一。诚杨修不能妙其语，子云不能识其 奇者矣。摩挲徙倚之馀，虽字体不知伊谁之笔，作诵 者必当时之吉甫也。《峄山》之碑，《原庙》之彝，孰有过于 斯焉。

《金石录》：“欧阳文忠公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 而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有八九。 此鼓自宣王时至今实千有九百馀年，鼓文细而刻 浅，理岂得存？以此为可疑。”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 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麄石，如今世以为碓臼者，石 性既坚顽难坏，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 碣石虽精好，然亦易剥缺，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 类。盖！古人用意深远，事事有理，类如此。况此文字画 奇古，决非周以后所能到。文忠公亦以为非史籀不 能作此论，是也。

《倦游杂录》：“古之石刻存于今者，惟石鼓也，本露处于 野。司马池待制知凤翔日，辇置于府学之门庑下，外 以木棂护之。其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古篆刻 缺，可辨者几希。”

赵彦林《东坡诗注》：石鼓，周宣王时物，在孔子庙。东坡 先生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籀史变蝌蚪。”则石鼓之字，盖蝌蚪之变。韩愈有《蝌蚪书后记》云：“李阳冰 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蝌蚪《孝经》、汉卫宏官书两部， 合一卷。”且曰：“古书得其依据，盖可读如是。”则退之宜 识科斗书者，而《石鼓歌》乃云：“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 不类隶与蝌。先生今诗乃能通其六句，则先生为精 于字学矣。欧阳《集古跋尾》盖谓韦应物以为文王之 鼓，韩退之好古不妄者为可信。然未尝载其文。至子 由和先生诗，乃云：“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 𫚈”，先生诗注其文云：“维鲂维鲤”，而子由云“鲂𫚈”，岂各 以所辨之字言之乎？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史册无载 石鼓之事。宣王之诗，其见于经所作者，有曰《仍叔》，有 曰《尹吉甫》。今石鼓上无名氏，故又云“欲寻年岁无甲 乙，岂有名字记谁某也？”

赵夔《东坡诗注》：“《石鼓》十，其一无文，其九有文，可见者 四百一十七字，可识者二百七十二字。”

《诸道石刻录》：“《石鼓文》旧在岐阳孔子庙，世传周宣王 刻石，史籀书。大观中自凤翔迁入辟雍，后入保和殿。” 广川《书跋》：“世传岐山周篆，昔谓猎碣，以形制考之，鼓 也。三代之制，文德书于彝鼎，武事刻于钲鼓，征伐之 勋袠于兵钺，其制度可考，后世不知先王之典礼犹 有存者。凿山刻石，自是昭一时功迹。唐世诸儒以石” 鼓为无所据，至谓“田猎之碣盖”，未知古自有制也。欧 阳永叔疑此书不见于古唐，乃得于韩愈、韦应物，以 其文为《雅》《颂》，亦恨不得在《六经》推大著说，使学者肄 业及之。其惊潜动蛰，金绳铁索，特以其书画传尔，顾 未暇掎摭其文，列之部类中，后世得考详。方唐之时， 其文隐显，未尽缺落，征词索事，或可得之。而愈应物 徒知校猎受朝，宣畅威灵，憺詟夷夏，故愈谓此为宣 王时。应物以其本出岐周，故为《文王鼓》。当时文已不 辨，故论各异出也。尝考于书，《田猎》虽岁行之，至于天 子大蒐，征会诸侯，施大命令，则非常事也。故四王二 公，后世以为绝典。然则宣王蒐于岐山，不得无所书， 或史失之，其在诸侯国当各有记矣，不应遂使后世 无传，此其可疑也。当汉之时，见号奇字，如甄丰辈定 作史籀书，窦蒙以为宣王《猎碣》而曰“我车既攻，我马 既同”，张怀瓘以此本《车攻诗》，因考合前说，且曰：“讽畋 猎之所作也”，愈应物。其书藉之，则有据矣。然为讽为 美，其知不得全于文义见也。《传》曰：“成有岐阳之蒐”，杜 预谓“还归自奄，乃大蒐于岐阳”，然则此当岐周，则成 王时矣。方楚合诸侯求大蒐礼者，不知宣王尝狩于 岐山以合诸侯，况《小雅》所美，其地本东都，又选车徒， 无大号令，则不得为盛节。古者《诗》《书》不嫌同文，其据 以此，便谓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纪》曰：“苍颉造大篆”，后 世知有科斗书，则谓篆为籀。汉制八书，有大篆，又有 籀书。张怀瓘以《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 篆，而籀文盖其以名自著，宣王世所作也。如此论者， 是大篆又与籀异，则不得以定为史籀所书。叔向曰： “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当时以为 重礼，故后世不得泯没。宣王蒐岐阳，世遂无闻哉！方 成康与穆赋颂钟鼎之铭”，皆蕃吾之迹。然则岐阳惟 成王大会诸侯，则此为番吾可知。《书》言“成汤狩于亳”， 故后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记》则著敖亭《诗》 曰“选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书》记年，于蒐狩之大 皆书，则合诸侯而朌大命，亦一见于成王，此其可信 也。昔人尝怪自汉以往，好奇者不道此书迺不得秦 文若者，犹得人人录藏之。当汉号史书，以刻画奇崛， 盖亦不得尽其文，则其不见道固宜。独怪愈于唐中 世得之，乃谓勒勋以告万世，又恨圣人于诗不得见 之。石鼓之讹，自杜甫尚叹，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谓编 诗有遗也。或曰：此成王时诗，则颂声所存，圣人不应 去之。果有，岂不知耶？曰：“辔之柔矣”，“作洛《皇门》”，此“周公 作也。《诗》《书》不得尽见，将一时所训，非理乱所系，不足 施后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后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 “子信为成王颂，何前世未有考者，则其说使人尽得 信乎？”曰：“蒐于岐阳，《书》传再见，而《车攻》之猎，《诗》以为敖， 此可谓无所据乎？此余考于古而知之，世亦安得异 我说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当”有所得尔。不待此以 传也。

《能改斋漫录》：周宣王石鼓，欧阳文忠公以为有可疑 者三，惟唐以来，韦应物、韩退之尝盛称赞。予谓不特 二公，老杜固尝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陈仓石鼓文 已讹”，况苏勗《载记》亦言：石鼓文谓之猎碣，共十鼓，其 文则史籀大篆。则知石鼓称为周宣王所创者，在昔 不止三公也。

“《资古绍志》录欧阳集古所录，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 有三，磨灭不可识者过半。今资古所录，其文可见者 四百七十有四，磨灭不可识者十二三。盖予先世所 藏本，犹在《集古》之前也。国朝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 十鼓置讲堂后。予尝见之，辟雍废，徙置禁中，而岐下 有摹本，殊失古意。并录之，以见三代书踪，非后世摹” 写所能及也姚氏《残语》：“温彦威使三京，得伪刘词臣马定国文云： ‘石鼓非周宣王时事，乃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也’。” 史大统十一年，猎于白水，遂西狩岐阳。

籀史《石鼓文》，唐张彦远《法书录》载处士张怀瓘《书断 叙》：“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迹 记》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据也。韦左司《应物歌》 云：“周宣大猎岐之阳，刻石表功炜煌煌。石如鼓形数 止十，风雨缺剥苔藓涩，飞喘委蛇相纠错，乃是宣王 之臣史籀作。”韩退之又从而作歌云：“周纲凌迟四海 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 嵯峨。辞严义密读难晓，如此至宝存岂多。”岂亦以浩 为证乎？欧阳公云：“言与《雅》《颂》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 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画行笔，当行于所当行，止于 所当止。今位置窘涩，促长引短，务欲取称，如柳帛君 庶字是也。意已尽而笔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 相类，姑举一隅，识者当自神悟。以“器窾惟”字参鼓刻 “惟何”“惟鲤”之“惟”，则晓然可见矣。盖字画无三代醇古 之气，吾是以云。前辈尚疑《系辞》非夫子所作，仆于此 书，直谓非史籀迹也。

《铁围山丛谈》：宣和以后，所贮古器累至万馀，若岐阳 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像，凡所知名，罔间 巨细远近，悉索入宫禁。而宣和又刱立保和殿者，左 右有“稽古”、“传古”、“尚古”等阁，咸以贮古玉印玺、鼎彝、礼 器、法书、图画等物，自经僣乱，散落无存，言之可为于 邑。

《东观馀论》：“史籀书传世者岐、鼓耳。仆弱龄喜篆法，初 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学之，后得岐鼓坛山字及 三代彝器文识，又学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师。而汉魏 碑首印章，亦时寓目下，此者未尝过而问焉。”

《雍录》。《元和志》曰：“石鼓文在凤翔府天兴县南二十里， 石形如鼓，其数盈十盖，纪周宣田猎之事，即史籀之 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勉纪其事云：‘虞、褚、欧阳，共 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纪地理者不存 纪录，尢为可惜’。”按志此言，则知世人知有岐鼓者，自 唐而始。苏勉、欧阳、虞、褚四子实为之先，隋以前未闻 也。故欧文忠虽甚重其笔画，谓非史籀不能为，而深 疑其奇古如此。自周至隋数千百载，何以无人采录 耶？开元以后，张怀瓘、韦应物、韩退之直云宣王之鼓 也。然详考其语，实皆臆度以言，无有明著其说得诸 何书，传诸何人者，宜乎欧公之不信也。若夫窦臮、张 怀瓘所著，则特详矣。臮之言曰：“岐州雍城南有周宣 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石寻毁失。” 怀瓘《书断》曰：“甄丰定六书，二曰奇字，即史籀体，与古 文小异，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宣王畋猎之作也。” 不知二子此语，亦皆臆度之言耶？或其尝有所本也？ 欧文忠曰：“十鼓之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字，不可识 者过半，即《韩歌》所谓‘牧童敲火，牛砺角年深’”，岂免有 阙讹者也。就其文之可晓者言之，有曰“我车既攻，我 马既同”者，《车攻》语也。有曰“其鱼维何？维鲂及鲤。何以 摽之？维杨及柳”，则兼记田渔也。凡此数语之可读者， 又苏文忠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夫其语既与 《车攻诗》合，而其所记田渔文与《车攻》相似者，且其字 体又为大篆，而籀又宣王之史也。合此数者，若皆可 以归诸宣王，则无怪乎说者云然也。然古字可参例 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贻后之训，伊尹之三风十愆，又 皆成汤之本语也。此乃世臣子孙举扬先训，以明祖 述之自尔，则古语偶同，《车攻》安得便云宣诗也。惟其 字正作籀体，似为可证。而大篆未必创于史籀，古载 又有可考也。舍此二说，则无所执据以名宣鼓矣。如 予所见，则谓此鼓不为宣鼓，而当为成王之鼓也。《左 氏昭四年》，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曰： “成王归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阳。”杜预之为若言也，虽 不曰蒐岐之有遗鼓，而谓成蒐之在岐阳者，即石鼓 所奠之地也。然则《鼓记》田渔，其殆成王之田之渔也 与？宣王固尝出镐而东猎矣，其地自属东都，故曰“四 牡庞庞，驾言徂东。”“徂东”云者，以方言之，则自镐出洛 也。岐在丰西三百馀里，安得更云徂东也？则鼓辞不 为车攻之辞，亦以明矣。鼓辞既不为车攻之辞，则据 而云宣王之鼓也。今去古远，事之出于传疑者，不敢 不存其旧，等之其为可疑焉，且从一据之明者而主 之，犹愈于泛漫臆度也。故予惟《椒举》之言，既能明记 岐蒐为成王之蒐，则其不能明记此蒐之有鼓，虽为 不备，若较之《唐语》，绝无的据，而专用籀体，定为宣王 之物者，其说差有本祖也。古田猎与后世不同，名为 从田，其实阅武，其事则登兽数获，其意则致众“而耀 武。”故武王初集大统，因伐兽而陈天命，以镇抚在位 之诸侯，已遂识之于策者，所以扬威传远，使来今共 见焉尔也。此古人讲武识事之深意也。然则《岐阳》之 记蒐也以鼓，《武地》之记事也以策。以策以鼓，其物虽 异，而托物传远，则一意也。

古今常言刻石起于秦世，泰山邹峄，是其事矣。然方秦王之议刻山也，其群臣上议已曰：“古之帝者，犹刻 金石，以日为纪。”则刻石之与刻金，其所自来，皆在秦 前矣。若夫伐石为鼓，不可考击，而遂刻文其上，则三 代之前无有。非诚无也，世远故也。古之刻金者，如汤 盘、栒鼎，即其最著者矣。而盘之与鼎，皆铸金为之，则 遂可盛可烹，皆适于用，见者但玩其辞，不骇其异也。 今其此鼓则石为之质，既已不可考击，而专著其辞， 故人莫明其用，且惊且疑也。然而武城识政于策之 为物，岂其可为用器也与？盖古人托物见意，不主乎 物，而主乎所勒之辞，故在《盘》、在鼎、在《策》，皆无间也。今 其伐石为鼓，则意又可料矣。田渔必用众，致众必以 鼓，因其鼓之入用，而斲石象之，因以记事焉。是其托 物为久，正与铸金刻金共一意也。故秦臣之言铭刻 者，遂兼举金石也。古来托物记事，决不止于盘、鼎三 物矣，而此三物偶传于后焉耳。后汉桥元之庙石钲 石钺以及石鼓，而蔡邕与为铭辞，则曰“是用镂石，作 兹钲钺军鼓，陈之东阶，以勒公文武之勋焉。”邕之谓 勋者，盖桥尝克平鲜卑也。钲、钺、鼓三者，皆军旅间用 器，而三器同为一辞，则古来识事于石，岂必专为鼓 形？顾岐阳田渔，其用在鼓，而因用以著辞焉耳，而他 器自可类推也。汉距三代未远，古制犹有存者，邕最 知古，故能模肖古制，与桥勋为铭，而石鼓源流赖之 以存也。《诗》于典刑老成，配对而言，邕其兼之，可尚也 矣。

世传大篆起于史籀，是谓宣王之前，未有此体，故唐 世诸人，因其体之为籀也，而遂指之以为宣鼓，其亦 近似而实可疑也。安知成王之世，籀体不已有萌，而 史籀亦其承述此体者与？盖《艺文志》记史籀两学，曰： “《史籀》十五篇，《苍颉》一篇。”颜师古之于《释籀》，则曰：“《史籀》，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也。”于释《苍颉篇》，则曰：“上 七章李斯作，《爰历》六章赵高所作也。晋人卫恒曰：‘斯、 高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名为小篆。则小篆固出 于大篆矣。至其对鸟迹立论，则遂通指篆籀，以为古 文子孙矣，不曰史籀别为一种也。恒之说曰：“宣王时 史籀始著大篆，或与古同，或与古异。”则知史籀之体 名为大篆者，亦取古文而斟酌用之，非籀自刱也。王 莽时，甄丰考定六书目，不立籀书一体，其一曰古文， 则孔氏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 篆书，即秦篆也，秦篆即小篆也。是甄丰六书元无籀 体，而丰也亦不能即古文体中别白。何者之为籀体 也？则谓籀体刱始于籀者，未必确也。又如《汲冢遗书》， 字体最古，而自《易经》以至魏之安釐，字体数四，其变 世但见其体为数体，而无能言何体之始于何世也。 则世人岂可闻大篆之为籀体，而即谓鼓字之为籀 书、籀书之为宣王时物也？此予所以不安于唐人之 论，而详此审是也。

鼓之数十，先时散弃于凤翔之野，郑馀庆耴寘夫子 庙中，尚亡其一。国朝皇祐四年，向傅师求诸民间，得 之，而后十鼓乃足，当张怀瓘之为《书断》也。其登载能 书人姓名，至卢藏用而止，考其时，则元宗以后人也。 其曰《石鼓文》，即奇字之存者矣，则此时鼓石尚在也。 至窦臮但见墨本，而曰“石寻毁失”，则在郑馀庆未尝 寘庙之前矣。至韩退之则曰：“十鼓只载数骆驼”，则是 因馀庆收徙，而其石得存也。绍兴壬子，福唐郑昂得 洪庆善所遗石鼓墨本，即用退之石鼓诗韵，次和谢 之。其自跋曰：“昂贡隶辟雍时，常徘徊鼓下。以旧本校 之，字又差讹矣。寇难以来，不知何在。”莆田郑樵著《石 鼓考》，其文多至数百千言，谓鼓入辟“雍及保和殿”，皆 与昂同，或得之于昂也。樵之博固可重，而语多不审。 予尝论辨正之文，多不录。

韩退之但得墨本而诗之，其曰“张生手持《石鼓文》，劝 我试作《石鼓歌》”是也。及东坡苏氏则亲见《石鼓》矣。其 诗曰：“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 今见之，文字郁律龙蛇走。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 二遗八九”是也。东坡初仕凤翔府推官，《石鼓》在焉，故 得而亲见之也。予之取古辞而叙辨石鼓也，非独不 曾见石鼓，亦复不见墨本，独因郑樵模写其字之可 晓者，而随用其见以为之辨。南剑州州学以郑本锓 木，予既得版木，遂随事而为之辨。绍兴辛亥，有以墨 本见示者，建康秦丞相家藏本也。点画糢糊，皆不可 读，而其觕可晓解者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此即东 坡所谓“众星错落仅名斗”者也。郑樵《南剑木》，其成字 而粗可读者，比东坡又多，特不知郑本所传奚自耳。 东坡自记其所览曰，其词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其 鱼维何？维𫚈维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此六句可读， 馀多不可通。此二十四字，盖东坡仕岐而于鼓上见 之。其曰“何以贯之，维杨及柳”，而郑本乃作摽，盖疑郑 本不真也。又有异者，古传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间 向傅师得之，而十鼓复足。秦丞相家本有傅师《自跋》， 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类。寻访得之，形半 坏而书体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不知何世何年。好事者怅其不足，而刱为一鼓，以补足之 也。

《九朝编年备要》：“宣和元年九月，燕蔡京保和新殿，京 作记以进，略曰：‘保和殿三楹，时落成于八月，而高竹 丛桧已森阴蓊郁。中楹置御榻，东西二间列宝玩与 古鼎彝、玉芝。左挟阁曰妙有，右挟阁曰宣道，有稽古、 邃古、尚古、鉴古、作古、访古、博古、秘古诸阁，稽古阁有 宣王石鼓’。”

《通志略》：“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 鼓。”

《石鼓考序》，“《石鼓》十篇，大抵为䰻狩而作。甲言䰻，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为畋狩而 除道。戊言策命诸臣，已言亯社，而皆有事于畋狩也。 辛言䰻狩而归也。十篇而次成十目者，后人之次也。” 《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 野，郑馀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中堂，而亡其一。皇 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间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 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大观中置之辟雍，后复取入 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世言《石鼓》者，周 宣王之所作，盖本韩退之之歌也。韦应物又谓“文王 之敱，至宣王而刻诗。”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然前 代皆患其文难读，樵今所得，除漫灭之外，字字可晓， 但其文不备，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 然篆书之始，大概有三：皇颉之后，始用古文；史籀之 后，始用大篆；秦人之后，始用小篆。樵《自续汗简考古 尚书纂》分音之韵，作象类之书，其于古今文字，粗识 变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简近而易 晓。其间有可疑者，若“以”“也”为“殹”，以“丞”为之类是也。 及考之铭器，殹见于《秦斤》。见于秦权。正如作越语 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 秦乎？秦篆本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书，间用古文 者，以篆书之所本也。秦人虽刱小篆，实因古文籀书 加减之，取成类耳。其不得而加减者，用旧文也。或曰： 石鼓固秦文也，知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 皇称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 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 “文则尔也，石鼓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 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 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 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彝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 鸟兽形。爵虽”象而不适用，宣和间得地中之器为多， 故于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 之器，应知先儒之说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 几千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款识之用则亦如是。 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 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 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远矣。 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欤。然观今中原人所 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 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鼓 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鼓以铜； 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地之所出也。 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得铜鼓者。南粤与楚蜀，北连 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欤？

《书录解题》：“《石鼓文考》三卷，郑樵撰。其说以为石鼓出 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

《复斋碑录》：“《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 苏𪟝、李嗣真、张怀瓘、窦臮、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 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 小篆歌》，叙历代书，亦厕之苍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 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始设 三疑，以韦、韩之说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 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殹 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 马定国以宇文泰尝蒐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 二子固不足为石敱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说者，故 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 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尢远鼓，文细而刻浅，理岂 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 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 《诅楚文》，刻于秦惠王时，去宣王为未远，而文细刻浅， 过于石鼓远甚，由始出于近岁戕害所不及，至无一 字磨灭者。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暴于世， 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 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 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略而不道； 三疑以谓隋世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 溷于瓦砾，历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彝器 或得于近岁，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元所不知者。又 《诅楚文》笔迹高妙，世人无复异论，而历秦、汉以来数 千百年，湮沈泉壤，“近世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敱之 刻，虽载于传记，而经历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 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 记》，尢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世之不录，又无足疑 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学者不敢为臆说。自 贞观以来，诸公之说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 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时鼓，宣王时刻，言之如是之 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 本于《大篆》。“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字从“山”， 取山高奉之义，著在《说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 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 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 勗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 有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 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 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说如是之详。观其字画奇古， 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 出。好异者又附会异说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 十，因其石之自然，粗具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 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 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驼舆致太学，不从。郑馀庆 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 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 祐四年，向傅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 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墓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 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俄顷济河，遇 大风，重不可致者，皆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 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 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 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异同，并考核字书而 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 君子而质焉。

《石鼓音》《石鼓》《诅楚音》，皆直宝文阁临川王顺伯所为 书也。公稽古成癖，至忘渴饥，《石鼓考辨》尤为精诣。盖 自南渡以还，故家之藏，绝不多见，况摹有精粗，故亦 艰得往本，参校同异。宿乘传海滨，宾朋罕至，时寻翰 墨，拂洗吏尘，以先后得于北方及石林叶氏本，订其 笔意，粗得一二，乃略仿古人入行，足成是书。如《诅楚》 文，山谷先生、浮休张公皆尝有释，王氏寻访未获，比 岁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释颇备。又传从互市得《朝那 碑》，阴有毕造记。徙置宋城县治，是岁盖绍兴八年也。 先一岁为丁巳，金人既废刘豫，至己未正月尝归我 河南陕西地。碑云“岁在敦牂”，则戊午岁也。其意亦不 肯用彼年号，故为此间岁月皆并录“之。异时中原扫 清，犹可按图问此石之在否也。”呜呼！自周至战国，遗 文见于金石者，不过三数，祐陵悉萃之保和宝护，甚 至至用金填敱文，以绝摹拓。一旦四海横流，泯焉无 复遗迹，良可哀叹。此书之刻，使好古者相与读之，犹 足想绝学于千载。穆王吉日、癸巳，诸家所记，皆言在 赵州。州廨《石林跋》乃以政和五年归内府矣，其说为 信，因附卷末，庶广异闻。苐石林诸跋，其间亦有讹舛， 而无别本可证，不容臆决，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 重五日，吴兴施宿书。

《古文苑序》：“岐阳蒐狩，实肇中兴之美。勒石纪功，词章 浑厚，足以补《诗》《雅》之遗。”

“《古文苑注》：周宣王狩于岐阳所刻《石鼓文》十篇，近世 薛尚功、郑樵各为之《音释》，王厚之考正而集录之。施 宿又参以诸家之木，订以石鼓籀文，真刻寿梓于淮 东仓司。其辨证训释，盖亦详备。”按此编孙巨源得于 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录。审尔，则又在薛、郑之 前二三百年矣。详考其文，字画音训，多与郑本合，岂 郑为《音释》时尝得其本参校耶？惟《甲乙》之次，与薛、郑 本俱不同。今合诸家之说，并摘《经》《传》语可为证者载 于下。

《纬略》：“周宣王石鼓文，苏勗谓之猎碣。”“猎碣”二字甚生， 苏氏用此，必有所据。按任昉《述异记》，崆峒山有尧碑、 禹碣，亦用“碣”字。

《古文苑注》：欧阳氏有《石鼓三疑》，终则曰：“观其字画高 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苏氏《石鼓诗》则曰：“勋劳至大 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又曰：“自从周襄更七国，竟 使秦人有九有。”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 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词观 之，则石鼓为宣王时物，不必多辨矣。

黄氏《诗解》：韩文公作《石鼓歌》，以为宣王之时，未必可 信。

朱子《诗传遗说》：《石鼓》有说成王时，又有说宣王时，然 其辞有似《车攻》《甫田》诗辞，恐是宣王时未可知。 《群书考索》：岐阳《石鼓》之十章，实《雅》《颂》之遗文，残阙磨 灭，或者得之千载之后，而有周之全文尚可考，盖因 蒐狩讲武之作也。

《宋文粹孙何碑解》：“世称周宣王蒐于岐阳，命从臣刻石，今谓之石鼓，或曰《猎碣》。其事不经见，吾无取焉。” 《淮海集》：史籀书与古文时有异同。今称史籀之迹者， 惟《岐阳石鼓文》为真迹。

《韵语阳秋》·《左传》云：“周成王蒐于岐阳。”而韩退之《石鼓 歌》则曰：“宣王”，所谓“‘宣王愤起挥天戈，蒐于岐阳骋雄 俊’是也。”韦应物《石鼓歌》则曰：“文王，所谓‘周文大猎岐 之阳，刻石表功何炜煌’是也。”唐《苏氏载纪》云：“《石鼓文》 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东坡《石鼓诗》亦云：“忆昔周宣 歌鸿雁，方召联翩赐圭卣。”不知韦诗云“周文”，安所据 乎？欧阳永叔云：前世所传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谈 而难信，况传纪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有此说 也？梅圣俞亦有诗云：“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 失行。兵人偶见安碓床，云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 犹在旁，以臼易臼庸何伤，神物会合居一方。”此与延 平宝剑何异哉？ 《止斋集》：岐阳石鼓之“诗，寂寥简短，至不可考。后世以 为周宣之作，形之歌咏，极其揄扬。”

《嵩山集》：宣王尝狩于岐，《石鼓》之诗伟矣，夫子乃舍而 不录，得非岐之狩为常而东都之狩非常乎？

《字府》：周宣王时，柱下史史籀始著籀书。今六八之法 虽存，十五之篇亡矣。

唐元度《十体书：史》籀始变古文，著大篆十五篇。秦焚 《诗》《书》，惟《易》与此篇得全。

释梦英《十八体书籀文》，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周 宣王畋猎而作，今在陈仓，少人攻学。

《钟鼎篆韵》，唐初盛临摹，始有以楮拓碑碣为墨本者。 “东巡之石，偃师之槃，岐阳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 泐而墨传。”

《铁庵集》：“岐阳有鼓，中兴绩勒。”

《朱子大全集》：“唐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勗著《论岐阳猎 鼓，引》欧阳、虞、褚并称墨妙”为据。三君体法，为世楷式， 赏好为物轩轾，在当时已尔，今其故迹仅存，隋珠和 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来南方日，料检行李，流徙 之馀，岐、鼓诸碑偶无散落，为之惊喜，书以示子孙。建 炎己酉夹钟五日，洛人李处权巽伯。

《封氏闻见记》：“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然不 外六书之指，亦名《籀书》，与古文兼行。”

《中州集》：“石鼓自唐以来无定论。茌平马子卿以字画 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 据甚明，学者以比蔡正甫《燕王墓辨》。子卿姓马氏，名 定国，茌平人，金监察御史，仕至翰林学士。自号荠堂 先生。”

《陵川集》：“周宣王时，史籀变古文科斗为大篆，今存者 祇有石鼓文耳。”

《天慵先生集》：石鼓自韦、韩过于称许，适滋群疑。翟氏 评《周官遗迹》，亟称“吉日碑，而疑鼓刻于维字，疑其不 类古款；于以可疑，其意不逮笔；于柳帛君庶等字，疑 其促长引短，以取称；夹漈疑秦篆；茌平马氏疑宇文 周所为。”

道园《学古录》：“大都国子监文庙石鼓十枚，其一已无 字，其一但存数字，今渐磨灭。其一不知何代人凿为 臼，而字却稍完。”此鼓据传闻徽宗时自京兆移置汴 梁，贵重之，以黄金实其字。金人得汴梁奇玩，悉辇至 燕京。移者初不以此鼓为何物，但见其以金涂字，必 贵物也，亦在北徙之列，置之王宣抚家，后为大兴府 学。大德之末，集为大都教授，得此鼓于泥土草莱之 中，洗刷扶植，足十枚之数。后助教成均言于时宰，“得 兵部差大车十乘载之，于今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 壁下各五枚，为砖坛以承之，又为疏棂而扃𫔎之，使 可观而不可近。”然三十年来摹拓者多，字画比当时 已多漫灭者，然移来时已不能如薛尚功《钟鼎款文》 所载者多矣。大抵石方刓而高，略似鼓耳。不尽如鼓 也。

《学古编》：“史籀《石鼓文》，薛尚功《法帖》所载，字完于真本 多，故不更具。真本在燕都旧城文庙，郑樵音不可信。” 周秦刻石《释音序》：“石鼓文，前人音辨多矣，然皆以断 文连属，曲取意义。其字有不可识者，亦强为之辞，质 诸真刻，或前后相远十馀字，何其陋耶？余旧藏《甲秀 堂小谱》，图画鼓形，随缺补字。以意想像，则‘我车既攻， 维杨及柳’”之句不止乎此。因取真刻置几上，列钱为 文，以求章句。参以薛氏《款识》及《古文苑》等书，隐度成 章，因影得表。其阙文不敢以已意填补，依《穆天子传》 例，补以围方。其有重文，亦注于右，不可识者阙音，惟 郑樵《音训》最为乖诞，因削去不用。昔淳熙间，杨文昺 以《诅楚石鼓》《泰山、峄山碑》作《周秦刻石释音》，其《琅琊 之碑》不类秦文，亦与收入，似未尽善。今皆删定，止存 “泰山”、“峄山”刻字，并二世诏文正诅楚、绊遝。〈遂〉二字。 共成一卷。仍以周秦刻石为题。号云“至大戊申十二 月鲁郡吾衍序。”

《吴文正公集》六：一公谓“石鼓可疑者三：余尝至燕都 孔庙草莽间，手抚遗迹，踌蹰久之。今又见此刻文，装褙甚整，附昌黎、东坡二诗于后。余于是而深敬宗茂 之好古也。宗茂多蓄古人墨迹名画，而家无铢两资， 处之裕如。吁！是岂可为俗子道哉！”

衍，极草本隶，隶本篆，篆出于籀。石鼓旧画，蔚有奇秀， 学者不可不厌观焉。或问：“石鼓显于李唐，韩退之、韦 应物以为周文王、宣王时，欧阳永叔、苏子瞻谓非史 籀不能作，而夹漈以为秦文，信乎？”曰：“以漆文知之。” 《研北杂志》：“金人马定国尝考石鼓字画，以为宇文周 时所造，作辩万馀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帝躬承弧 矢”，射，远及一百五十步，群臣勒铭射所，此《北史·宣武 本纪》所载。今世尚有碑刻，其词有云：“慨岐阳之未训， 又有彼岐阳。”由此观之，石决非宇文周之物也。 《石鼓文音训》右石鼓文十，其辞类风雅，然多磨灭不 可辨。世传周宣王猎碣，初在陈仓野中，唐郑馀庆始 迁之凤翔，宋大观中徙开封，靖康末金人取之以归 于燕。圣朝皇庆癸丑，始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门之 左右，岂物之显晦自有时耶？鼓之所自，先儒辨证已 详，固不敢妄议。然其文曰“天子永宁”，则为臣下祈祝 之辞无疑。又曰“公谓天子”，则似是畿内诸侯从王于 狩，臣述其君语天子之言。吁！鼓之时，世虽不可必，但 其字画高古，非秦汉以下所“及，而习篆籀者，不可不 知也。迪自为诸生，往来鼓旁，每抚玩弗忍去，距今才 三十馀年，昔之所存者今已磨灭数字，不知后今千 百年所存又何如也。好古者可不为之爱护哉！”间取 郑氏樵、施氏宿、薛氏尚功、王氏厚之等数子之说，考 订其音训，刻诸石，俾习篆籀者有所稽云。至元己卯 五月甲申，奉训大夫、国子司业潘迪书，翰林侍讲学 士、通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国子祭酒欧阳元， 承事郎、典簿尹忠，承直郎、博士黄溍，奉议大夫、助教 祁君璧，从仕郎、助教刘闻，承务郎、助教赵琏，从仕郎 助教康若泰同校。

《石鼓论》，《石鼓文》始不见称于前代。自唐韦应物、韩昌 黎以为周宣王时史籀作，后人因之，遂纷然附会，以 资博古，殊无证据。余谓宣王中兴，《田狩》选徒，备见于 《车攻》《吉日》之诗，当时刻石，宜不舍此而他取也。昌黎 云：“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岂《吉日》《车攻》 乃星宿，而《石鼓文》反比羲娥乎？况《书》取《秦誓》，《诗》录《驷 铁》《车邻》等篇，使秦地有《石鼓文》，孔子何乃删去而遗 之乎？设若诚为宣王故物，距今二千馀年，秦汉碑碣 往往磨灭殆尽，岂石鼓露立野处，肤刻细文而独不 尽泯乎？欧阳文忠公固疑其非宣王时事，而郑夹漈 博考字学，以为先秦之书，温彦威使三京，乂知其为 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西狩岐阳所作，则非史籀书 文明矣。不然，乃好事者模仿籀文以欺后世。如张霸 伪《古文书》，张天觉作《三坟》，皆此类也。天台熊仁本识 《潜溪集》：宣王时石鼓文，字形多如小篆，恐当时与古 文科斗书兼行。

王忠文公集《岐阳石鼓》，三代石刻之仅存于今者也。 “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 剔取其金而弃去之。故自靖康土宇分裂之后，拓本 绝不易得，好事者以银一锭购其十纸，则其见宝于 世可知。国朝既取中原，乃辇至京师，置国学庙门下。 于是拓本日以广，而字画益漫漶不可辨矣。”至正年， 义乌王祎

“铁网珊瑚。”呜呼！三代之文字存于今者，惟《禹治水文》、 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盘铭》《延陵墓碣》 及法帖所载皇颉文二十八字，间见商、周彝款识 而已。夫苍夏之文，漫不可考，“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数 字而已。《比干盘铭》世复罕用，商周款识又不多得。法 帖所载，翻摹失真。然严正婉润，端姿旁逸，铦利钩杀， 自然而无涯，生动而神冯，机发秀出，惟《石鼓文》焉耳 矣。窦臮所谓“远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旨哉言 也。惜其岁久剥落，至唐始显，遂至纷纷疑议。欧阳文 忠谓其书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实千 有九百馀年，理岂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 以其摹拓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 然不动，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石之质顽性 坚，若世为碓硙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郑渔仲谓是秦 篆，因其以殹为也，见于“《秦斤》以”为丞，见于《秦权》。其 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为帝，亦可为王。秦自 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以为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 也。余按《易》书经文无“也”字，则知古转用殹。字正当 从“山”，取“奉。”高意：《六月》，宣王之诗也，曰“王于出征，以 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猎之诗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 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诗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 二也。温彦威《使三京》，以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 盖因史大统十一年西狩。阳之语而云也，尤为谬 妄。夫自秦、汉、晋、宋、隋、唐以来，苟能书者，如斯冰、瑗、邕 诸人，皆名后世，岂后周时有能书若此而不名乎？况 其诗词严古，尤非南北朝时所能到者。且苏、勗、韦、韩 诸公，去后周未远，不应谬称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断然以为宣王《田狩》之诗而史籀之书也。盖宣王 田狩岐阳之时，从臣赞美，刻词出于一时。若《车攻吉 日》，则田猎东都时所作者，其词多与石鼓同。如“我车 既攻，我马既同”，修备之词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 兽多之词同也。《车攻》曰：“四牡庞庞，四牡奕奕”，《吉日》亦 曰：“四牡孔阜”，盖即石鼓。“六马”“四马”，其写之谓也。 它如“驾言徂东，驾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谓也；曰“之 子于苗”，即“君子之求”之谓也；曰“选徒嚣嚣”，“徒御不惊”， 即“徒”“孔庶𨖍从”，《既简》之谓也；曰“建旐设旄，悠悠斾 旌”，即其斿鼎斿之谓也；其曰“赤芾金舄”，即“华敕填填” 之谓也；曰“会同有绎”，即“来乐天子”之谓也；曰“决拾既 佽，弓矢既调”，即〈阙四字〉“秀弓孔硕”，彤矢之谓也； 曰“两骖不倚，不失其驰”，即“左骖旛旛”、“右骖𩨃𩨃”之谓 也；曰“助我举柴”，即“我鹿允异”之谓也；曰“大庖不盈”，即 “我公谓大害不余及”之谓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以燕天子。”即“君子乃乐”，“天子永宁”之谓也；曰“吉日维 戊，吉日庚午。”即“日维丙申”之谓也；曰“田车既好”，即“田 车既安”，“我车既好”之谓也；曰“从其群丑，瞻彼”中原，其 祁孔有。即我以𬯀，于原。我戎止射，其来大有其来。 之谓也。曰“《儦儦》俟俟”，即“田若反”之谓也；曰“既张 我弓，既挟我矢”，即“秀弓时射”，“射之族族”之谓也；曰“漆 沮之从”，即“于水一方”之谓也；曰“殪此大兕”，即“我驱其 特”之谓也。又况石鼓漫灭者，其词繁而不杀，不若《车 攻》二诗严肃简洁，足该十篇之意，故偶见删削也。古 诗三千馀篇，而夫子定为三百十一篇，此类是也。若 以不见收录而遽以是疑之，则《论语》所引“素以为绚 兮”，“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诗》也，岂可以是而尽疑《论语》 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失，或前后相远者有之，或 多寡不同者有之。欧阳集古所录，可见者四百六十 有五。胡世将资古所录虽后出，可见者四百七十有 四。吾衍氏比《资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时拓本，虽不能 如《集古》、资古、吾氏所载，然比今世所有者极为精好。 因装潢成轴，每鼓后以《释文》谱之，其阙文依吾氏潘 迪补以围方，末书杜甫以下诸贤诗文，时一观焉，则 俨如对古人矣。时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后学赵古则 书。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见纪录，自苏勖而下，名公闻人 称述者始众。或以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或以为 秦人之篆，或比为西魏、后周之制作，评论纷更，莫之 适从。虽欧阳文忠公之博古，犹未免以其“文细刻浅， 历年深久而不漫灭”为疑焉。余友赵君㧑谦，独能脱 略旧闻，辨正浮议，定为籀文而不惑，其高见远识，可 谓度越前人什伯矣。然前人皆以《石鼓》为十篇，余则 以为一诗而十章，不知㧑谦以为然否？嗟乎！自周宣 王时，逮今二千馀年，《石鼓》之显晦，每有关于世运之 兴衰。今自变故以来，其存殁未可知，而毡包辇运，金 填棂护，固不可复得。乃得吾㧑谦订正而发挥之，其 亦籀文之幸也与！吴但跋。

岐阳《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为宣王时物，铦利 钩杀，为大篆之祖。自后别为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见 错出，若李斯、崔骃、蔡邕、李阳冰诸前烈以篆名家者， 率本于此。昌黎韩公、眉山苏公咏歌深致重焉。舜江 赵先生㧑谦得古刻完本，装潢成轴，躬为音注，参考 互订，用《车攻》《吉日》诗比类而同之。至谓《周雅》偶删削， “盖昔人所未发之旨。所书篆隶浑厚高古，如见史籀 于千载之上。观人文以化天下者，舍㧑谦其谁哉？时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乡贡进士将仕佐郎、广 信府儒学教授四明郑真识。

《格。古要论》：“石鼓凡十，相传为周宣王时史籀小篆，岁 久刻浅，字多不可识，非秦汉以来之人所能为也。” 《王文端公集》：永乐之初，予与馀姚柴广敬同被简入 翰林，讲学之暇，因论及石鼓文，广敬为道其师赵㧑 谦得善本，审定为周宣王时诗，史籀所书无疑。永乐 十一年，予从太宗皇帝来北京，乃得见石鼓于太学 门下，亟磨拓成卷，间一展玩，惜其讹阙已多。时广敬 去世七八年，欲求赵先生所藏卷一观，庶稍补其阙 文而不可得。今稽勋员外郎柴兰，广敬侄也。忽持此 卷云：“予阅之信为善本。而赵先生之文，援引切当，辨 论精核，真博雅君子哉。”广敬纯谨该洽，不愧其师，而 兰亦甚似之，先生之所以教者可知矣。卷留予阁中 凡两日，得从容观览，俯仰今昔，为之慨然。

《东里集》。右《石鼓文》十，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刊 附于后，在今北京国子监。此刻，郑夹漈定为秦篆，欧 阳公《集古录》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 年，且文细刻浅，理不应得存。又疑其自汉以来博古 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余谓《石鼓文》决非秦、汉以下 之人所能为，谓文细刻浅者，安知当时不深刻，历世 “久远，则磨灭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计裁三之一耳， 其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久远之验也。三代 钟鼎卣彝之属，前未尝见称于世，而后来田夫牧子 往往出之荒野埋没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独致疑于石鼓哉？

《素斋集·石鼓文》并《音训》，在今北京国子监先圣庙门 内。始余欲求之，而未知“鼓之所在。永乐七年来北京， 乃见之于此，欲摹拓其文，未暇及而归。后四年，扈从 再至，又明年始摹得之，深加爱惜。乃令工人装潢成 卷，并录韦、韩、苏之诗，欧阳公、王顺伯跋尾于后，以藏 于家。”盖自宣王至今二千二百六十馀年矣，而犹存 此刻。信物之奇古，莫有先于此者。然考其文之所存， 则其漫灭剥落已十之八九，当欧阳公为《集古录》时， 尚存四百五十六字。后二百二十八年，当元后至元 己卯，国子司业潘迪为《音训》时，所存犹三百三十九 字，当时已惜其剥落之甚。又后有七十有六年，至今 永乐十二年甲午，则仅馀二百七十八字矣。就二百 七十八字中，昏缺难辨，字或存半体，证以音训，而后 可识者，又九十八字。盖其岁月益深，则磨灭益甚，加 以摹拓椎击之多，其不能无损缺，亦理势自然也。昔 王顺伯居宋，南渡后不获见此鼓，而甚贵其文，以为 难得。况至于今又二百馀年，其可宝贵当何如也？故 并述其年岁之久近，其文之多寡，使后乎今者，得以 此参考。

《格古要论补：石鼓文》，韩文公谓为周宣王时，韩公必 有所见也。

金薤琳琅。右《石鼓文》，宋代拓本，洪武中藏于馀姚，儒 者赵古则后归予家。石鼓，昔人论之详矣。赵氏跋谓 “温彦威使三秦”，以石鼓为后周文帝猎于岐阳所作， 而断其谬妄。予按姚氏《残语》云：“彦威使三秦，此得之 伪刘词臣马定国”，然亦非金。元好问编《中州诗，定国 小传》云：“仕金翰林学士。”考石鼓字画，定为宇文周时 “所造，作文辨之，万有馀言。”元台州刘仁本为《石鼓论》， 本之定国，而断其非籀之书。二子谬妄，固不俟言。跋 复谓“苏、勗、韦、韩诸公去后周未远，不应谬称如是，而 以其言为可信。”予观应物、退之，其去后周，似为辽阔。 勗贞观时仕吏部侍郎，视后周则诚未远。又按李嗣 真《书后品》、张怀瓘《书断》，亦皆以《石鼓》为史。籀嗣真高 宗时人，而怀瓘老于开元，则称石鼓为“《籀书》者，始于 苏氏，继于李、张，而退之直据之尔。”古则字㧑谦，宋宗 室之后。读书博古，尤精字学，所著有《六书本义》《声音 文字通》二书。尝仕广东璚山教谕，卒于官。

金薤琳琅。郑夹漈谓石鼓至唐始出于岐阳，郑馀庆 取置凤翔孔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师求于民 间得之，十鼓遂足。王顺伯谓“五代之乱，鼓复散失，司 马池复辇致府学，其一巳亡，向傅师搜访足之。”二说 皆同。予近见傅师跋，谓数内第十鼓较之文亦不类。 访于闾里，果获一鼓，字虽半缺，验之书体，真得其迹， “遂易而置之，其数方备。”乃知第十鼓其先盖尝有伪 为者，至傅师而真鼓始复出。此皆王、郑之所未及，岂 其未尝见向《跋》耶？郑复谓大观中鼓置之辟雍，复取 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与否。王则谓大 观中鼓归京师，诏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异 北去，或传济河遇风，弃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后王子 充题此，谓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至元乃辇 至京师，置于国学庙门之下。予按，胡世将《资古录》云： “崇宁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讲堂。后辟雍废，徙置 禁中。”则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谓禁中，即保和殿也。 以为周成王时，以《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证之，亦一说 也。

《丹铅录》：“《石鼓文》在太学，潘迪有《音训》，凡四百九十四 字。予得唐人拓本于李文正先生，凡七百二字，盖全 文也，尝刻之木以传矣。”然都元敬《金薤琳琅》、刘梅国 《广文选》所收，仍是残阙四百九十四字，本盖亦未见 此也。

《丹铅录》“石鼓文，韦应物以为周宣王臣史籀作，韩退 之、苏子瞻皆以为然，而后或以为后周宇文时所刻， 则疑之卑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远，所用皆 科斗籀文。今观《说文》所载籀文，与今石鼓文不同，石 鼓乃类小篆，可疑一也。观孔子篆比干墓及吴季札 墓尚是科斗，则宣王时岂有小篆乎？又按《南史》，“襄阳 人伐古冢，得玉镜、竹简、古书。”江淹以蝌蚪字推之，知 为宣王时物。则宣王时用科斗书可知矣。巩丰云：“岐 本周地，平王东迁。”〈一本作徙〉以赐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属 秦，秦人好田猎。是诗之作，其在献公之前，襄公之后 乎？〈一有其字类小篆一句〉“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为秦物可知。 〈一作其为秦诗何疑〉此说合理，予窃信之，书以俟知者。 《杨升庵集》：石鼓，今在太学，其文为章十，总六百五十 七言，可模索者仅三十馀字。鼓旁刻元潘迪氏《音训》 一碑，二百年间物也，惜夫遗坠字无虑近百载。考唐 人《古文苑》，此文特轧卷首，裒录年历，远在音训之先， 然迪所遗坠者，此仍缺如也。薛尚功、郑樵二家，各有 音释，与《古文苑》所载大抵相出入，文无补缀，义鲜发 明，三家之外，见其文者或寡矣。好古者以为深慊。又 迪所训释“君子员员，邋邋员斿”二句，牵合纰缪，重堪 𠷣鄙。原古人书字，下句之首，承上句之末，文同者但 作二点，更不复书，此易见耳。迪既误读“君子员员，邋 邋员斿”，遂复臆释云：“员员，众多貌；邋邋，旌旗摇动貌。” 此岂特文法大戾，书例亦大昧矣。君子员员，成何训 诂？邋邋员斿，成何语言？不知妄作，乃所谓郢书燕说 也。一隅若此，馀奚取哉？慎昔受业于李文正先生，暇 日语慎曰：“尔为《石鼓文》矣乎？”则举潘、薛、郑三家者对。 先生曰：“否，我犹及见东坡之本也。篆籀特全，音释兼 具，诸家斯下矣。然本只字存，将恐久而”遂失之也。当 为继绝表微手书上石，又作歌一首，盖丹书未竟，而 先生已弃后学矣。去今又将六年，追维耳言未坠，手 迹莫续。天固爱宝，奈斯文何？敢以先生旧本，属善书 者录为一卷，《音释》一卷，今文一卷，韦应物、韩退之、苏 子瞻歌三首，唐愚士古诗一首，先生歌一首，附之卷 末，藏之斋阁，以无忘先生之教云。

杨升庵集慎得石古文拓本于先师李文正公窦臮， 所谓“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寿而保传。”胡世将所云“岐 下有摹”，即此是也。元至元丁未，唐愚士翻刻于太学， 作歌纪之，今本存焉。据《古文苑》所载，及王顺伯、郑渔 仲二公《石鼓音》，皆言其文可见者四百七十有四。梅 圣俞赠逸老以《石鼓文》见遗诗云：“四百六十飞凤凰。” 以兹本所载六百五十七字完好无讹，斯文所在，真 有神物护持邪？得之不啻宝玉大弓矣。欧阳公独言： 汉桓、灵世碑刻，未及千载，磨灭者十之八九，自宣王 至今千有九百馀年，岂得独存？又疑此文初不见称 于前代。又谓隋氏藏书最多，其所志所录，自始皇刻 石，婆罗门外，国书皆具，而独无石鼓。遗大录细，不宜 如此。呜呼！欧阳公所见谬矣，《隋艺文志》所收固博矣， 宁无絓万而漏一乎？试引前代名士之言所及，欧阳 公虽复生，亦必心服焉。后周吏部侍郎苏勗云：“世咸 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此 可证一也。唐章怀太子贤注《汉书邓骘传》：“遭元元之 灾，引岐阳石鼓文，凡”重言者皆为二字。此可证二也。 高宗时，李嗣真《书后品》云：“仓颉造书，鬼哭凛凛；史籀 堙灭，陈仓籍甚。”此可证三也。开元中，张怀瓘《书断》云： “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 今在陈仓县。李斯小篆，兼采其意。”此可证四也。徐浩 《古迹记》云：“史籀石鼓，李斯峄山《会稽碑》，崔子玉篆，蔡 邕并为旷绝。”此可证五也。杜工部《赠李潮八分小篆 歌》云：“陈仓石鼓久已讹。”此可证六也。韦应物《石鼓歌》 云：“周宣大邋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喘息逶 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此可证七也。至德 中，窦臮《述书赋》云：“篆则周史籀，秦李斯，汉有蔡邕，后 代师之。”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远 则虹伸结络，迩则琼树离披。”又云：“周秦汉之三贤，今 目验之所先。石虽贞而云泐，纸可寿而保传。”其弟蒙 注云：“史籀周宣王史官，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 十枝，上篆文，今见打本。”此可证八也。至《昌黎之歌》一 出，则表章称赞至矣。欧阳公尊信韩公而不从此，其 意云何？合八公纪述，及韩而九，九征至而不肖得矣。 欧、九果不读书邪？此公盖师心独见，至谓《十翼》非孔 子所作，《河图》《洛书》不足信，无所忌惮如此，何有于石 鼓乎？东坡之歌，继韩而作，先后如出一口，岂阿私所 好者邪？他若周越《法书苑》《乐史寰宇记》、赵明诚《金石 录》、王深甫《故迹遗文》、张师正《倦游录》、胡世将《资古绍 志录》所云云，不暇缕缕可覆视也。司马池待制知凤 翔府日，辇致于府学之门庑，护以一木棂。郑樵《石鼓 音》云：“鼓亡其一。皇祐四年，郑馀庆向傅师求于民间 得之，十鼓于是乎足。”梅圣俞《赠雷逸老仿石鼓文见 遗，因呈吴祭酒长诗》，略云：“我欲效韩非痴狂至宝宜 列孔子堂。”其后徽宗大观中，始移置之辟雍，复取入 保和殿。元人移之太学，刻潘迪《释文》，以毕先师之志。 遂详述其说，以印正于海内大方家云。

《金石古文》《石鼓文》，字画奇古，皆云“史籀书，不知何时 徙置北太学门庑下”，字磨漫过半矣。升庵得唐人拓 本于李文正所，凡七百二字，盖全文合于潘迪《音训》， 间有同异，然无从复考。

《金台纪闻》：“石鼓诗，先儒辨论至多，盖风雅之遗。鼓今 在北监，予为国子司业时，虑其日泐也，欲扃钥之而 不果。别有树碑一，元司业潘迪以今文写之，仍其旧 阙。潘仕大德间，《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时，尝谓十鼓， 其一已无字，其一惟存数字。潘、虞相去不远”，其言如 此。今去之又将二百年，石可知矣。诗之存者，颇赖诸 家文字集录以传石，顾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顺伯、 郑渔仲，搜访训释，靡馀力矣，咸存断阙焉。欧阳公《集 古》所录，才四百六十有五字，胡世将《资古》所录仅多 九字，乃称先世藏本在《集古录》之前，孙巨源于佛龛 中得唐人所录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视《资古》又 前矣。又前之则韩文公所见纸本，已谓毫发备尽，复 有年深阙画之叹。韦应物亦谓“风雨阙讹”，而杜工部 直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其上下世数如此。近世吾衍子行，尤号博雅，自谓以《甲秀堂谱图》随鼓形，补阙字 列钱为文，以求章句，又参以薛尚功款识诸作，斯已 勤矣，亦仅得四百三十馀字。每鼓列行，裁分为十，而 章句次第，又与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尝入燕，止于 画中见“鼓”尔，不知近日何缘得此十诗，完好乃尔耶？ 此诗出于修撰杨用修慎若所从来，果有的据，岂非 千古之一快哉！如以补缀为奇，固不若阙疑之为愈 也。

《弇州山人稿》：《石鼓文》辞既深典，出入《雅》《颂》，而书法淳 质，是史籀迹。其为宣王田猎之语可据。欧阳公独以 臆见疑之，为书家诸学士贬击，殆无地可容。若以夫 子之所不应删，则非也。诗固有夫子之所未尽见者， 此石今犹在太学，而人不知护持，岂亦所谓“舍周鼎 而宝康瓠”者耶？

《笔乘》：岐阳石鼓，唐韦应物、韩退之谓为宣王之鼓，宋 程泰之以为成王鼓，赵明诚谓决非周以后人所能 及，独欧阳永叔以为可疑。其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 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 八九，此鼓至今千九百馀年，鼓文细而刻浅，理难独 存。赵明诚谓“秦以前碑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 皆粗石性，坚顽难坏，殊未然也。至金人马子卿以字 画考之，谓是宇文周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纪，引 据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见。据《北史苏绰传》云：“周文帝 为相，欲革文章浮华之弊，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 命绰为《大诰》，奏行之。”是后文章皆依其体。而魏文帝 十一年十月尝西狩岐阳，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 月丁巳狩于岐阳，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则 《石鼓文》为宇文周所造无疑。文既仿书，则诗体仿诗 亦无疑。观武帝天和元年正月考路寝命群臣赋古 诗，亦其一证也。况《考古》《博古》二图，《集古》《金石》二录，凡 篆文出三代者，皆钟鼎器物款识，无刻石者，惟赞皇 山“吉日癸巳”四字，以为周穆王时书；《诅楚文》以为春 秋时书。世传《比干吴季子墓碑》虽皆刻石，前哲己辨 其伪。《汉书郊祀志》，起少昊、颛顼，历三代，直至秦始皇， 始有立石颂德之文。故《隋志》所收有始皇刻石，前此 未闻。则石刻当断自始皇为始始皇所以刻石者，亦 传国玺有以先之耳。韩韦臆度之语，要不足据。 《名胜志》：“石鼓在国子监文庙戟门内左右，世传周宣 王猎碣，大径尺馀，高可三尺，其形似鼓而顶微圆。 古今印史籀文比古文又殊，石鼓是也。旧本因石刻 火焚风剥，多阙而不全，乃验其真。近时杨用修刻本， 穿凿补缀，文太完备，是可疑耳。”

野获编周宣王石鼓凡十，久弃陈仓野中仅存其八。 唐时郑馀庆始徙至凤翔县。至宋仁宗皇祐间，向傅 师得其二，于是石鼓始完。宋徽宗又徙之辟雍。靖康 之乱，金人取归燕，亦置之文庙。元仁宗又移置国子 监文庙戟门左右并列，使后学得曙周世第一奇文， 即天球拱璧不敌也。因思宋世崇文好学，得此无足 怪，然而璞重难移，非他珍异可箧笥藏者。粘没罕辈 破城时，日索金银表缎，何以亦及此大骨董盖？天意 使然。他日金宣宗迁汴后，蒙古攻城，一切顽石俱充 炮用，即艮岳无片砾存者，十鼓虽微，安得自免？乃以 在燕得留至圣朝，为文艺佳话，殆有神物呵护，不可 诬也。古人如韩愈、苏轼、洪迈辈，俱有歌咏及考据，但 是时文尚多缺字。至正德间，李东阳、杨慎寻绎补订， 始称“全文灿然大备”矣。

《游鹤堂墨薮》：“史籀取仓颉形意，损益古文，或同或异， 转相配合，加之铦利钩杀为大篆。以其名显，故谓之 籀书；以其官名，故谓之史书；以别小篆，故谓之大篆。 今之石鼓文是也。”

《游鹤堂墨薮石鼓文》，“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刻文，置 保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之。靖康分裂之后， 拓本绝不可得。至元国子司业潘迪考订《音训》，刊附 于后，置北京国学，于是榻本日以广，而字画之存者 仅三之一耳。且中不可辨识者又三之一，则亦久远 之一验也。若今之转摹者，则谬甚矣。”

《五杂组》古篆之见于世者石鼓也。非独其笔画之古 雅，规制之浑厚，三代遗风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时 作者，妄无疑也。

《长安客话》：“宣圣庙戟门石鼓十，元皇庆初移于此，辞 类《风》、雅，字皆古籀文，非秦汉以下所及。然多磨灭，不 可辨矣。”

《学古绪言》：“史籀《石鼓》《皇象》《国山》二刻，晋、唐名书，皆得 此意，所以为工。二刻时代既远，犹可想见古人之遗 也。”

《金石史岐阳石鼓文》，有谓周宣王猎碣者，惟董、程二 氏以《左传》成有岐阳之搜证之，凿凿有据。其略云：考 之书，天子大蒐，会诸侯，施命令，非常事也，史不得无 书。若宣王蒐岐，即周史失之，列国不得并逸，胡后世 无闻焉，则为成王，信矣。”其言真如岳峙，不可复撼。第 广川有其学，有其识，有其辨而无其笔，故不胜藤葛纠缠，确论反晦耳。郑樵谓为《秦惠文后》及欧阳三疑， 皆瞽说迷谬，不足与辩。韦应物谓为文王之鼓，宣王 刻诗，真如少君、古强之徒，曾目睹其事也。何物又有 马子卿者，以为宇文周时作，一似无目者，益大可笑。 樵又谓石鼓者，立碑之渐，千载名言。至谓以石为鼓， 繇其土地之所出，则非也。古人制作尚象，不为虚器， 岂止以地之所出，苟且不法耶？观九州贡物，攻工制 器，无一不穷极奥渺。以石为鼓，何所取则乎？今石鼓 在太学圣庙戟门左右，宝护无人，冬辄篝火抚拓，毁 剥日甚。余曾手摩其文与鼓形了不似，其坚类玉，故 能久存。就石形之自然，少加雕琢，旋转刻文行字，或 七或六。少华山前，石之坚润者，与此无异。想当时因 有佳石，即刻置蒐所而已。第文无不典，字无不雅，民 休王游，自加宝爱。此三代有道之长也。非似后世竭 力征石，造天无极，刻龙绣螭，筑藩置守，妄意垂远。然 不一转盼，旋离野火，能得鬼神呵护至今哉悲夫！余 既装潢成而题曰“《周岐阳石古文》断以成王时物，而 不以“鼓”名，足刊古今之谬。

石墨镌华《石鼓文》，出入《雅》《颂》，书法淳质。出周宣王时， 史籀笔亡疑。都元敬、杨用修、王元美诸人辨之已详。 余借得一本，虽磨泐特甚，真三代物也。古人有以为 秦物者已非，又有以为宇文周物尤可笑。欧阳公最 号博雅，乃亦疑之，遂令后人讥驳，无地自容矣。今石 犹在太学门内。

《书画史》：“岐阳石鼓，宋东都时尝铸金填其文，移置宣 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弃去之。故自靖康土宇 分裂之后，拓本绝不易得，好事者以银一锭购其十 纸。”

《紫桃轩杂缀》：“东坡有石钩、石鼓文、篆籀全，音释备，远 胜潘迪等所录。”

《古诗纪注》：“按《古文苑》所载《石鼓文》，称孙巨源得于佛 书龛中。盖唐人所录，仅四百九十七言耳，章樵为之 考正集释。又薛尚功、郑樵、潘迪诸家咸有音训，然有 阙文，靡所增益。杨用修自言受学于李文正公，得苏 文忠旧本，盖七百馀字，易以今文传之。《陕西志》亦载 此文，其文悉与杨本同，而字画训释颇异。”

《通雅》：郑渔仲谓“石鼓有《秦权》文”，亦周时先有此文，而 《秦权》用之耳。《金马子卿》谓是宇文时造。焦弱侯以《苏 绰传》魏文十一年狩岐阳，考宇文保定元年又狩岐 阳，命绰仿《大诰》，则诗体仿之可知。然当时何以不刻 年月，岂故为此迋后世耶？

《帝京景物略》：“石鼓高二尺，广径一尺有奇，其数十，其 文籀，其辞诵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为大都 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国学大成门内。言鼓者人人殊， 谓周宣王之鼓，韩愈、张怀瓘、窦臮也谓文王之鼓。至 宣王刻诗，韦应物也谓秦氏之文，宋郑樵也谓宣王 而疑之，欧阳修也谓宣王而信之，赵明诚也谓成王 之鼓程大昌、董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