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第二百二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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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

　第二百二十七卷目录

　杂税部汇考十一

　　礼记〈王制　月令〉

　杂税部总论一

　　管子〈八观　问〉

　　商子〈外内〉

　　韩诗外传〈王者之赋〉

　　盐铁论〈禁耕　复古　忧边　园池　轻重〉

　　册府元龟〈关市〉

　　礼经会元〈市治　山泽〉

　　周礼订义注〈陈君举论地官人　陈及之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

　　掌蜃〉

　　大全集〈乞给由子与纳税户条目〉

　　文献通考〈论征商　论关市之税　论征榷　论汉代山泽园池之税　止斋陈氏

　　论税契　叙宋经费　又论上供　止斋陈氏论市舶〉

　　群书考索〈诸路经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　两浙板帐江西月桩〉

食货典第二百二十七卷

杂税部汇考十一

《礼记》

《王制》

古者“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注〉廛市物邸舍，税其舍，不税其物，讥讥异服，识异言。征亦税也。《周礼》“国凶札则无门关之。”征，犹讥也。麓，山足也。〈疏〉“市廛而不税”者，廛谓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于中，直税其所舍之处价，不税其在市所卖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关讥而不征”者，征，税也。关，境上门也。讥谓呵察公家，但呵察非违，不税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则有关门之征，但不知税之轻重，若凶年则无税也。“林麓川泽以时入”者，谓民庶须有采取，随时而入官。不限禁之。〈集说〉长乐陈氏曰：“市廛而不税，所以宽商；关讥而不征，所以宽旅；山泽以时入而不禁，所以宽万民。《周官关氏》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此则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者，商贾恶其盛，又恶其衰，盛则去本者众，衰则货不阜通。故于其盛而抑之以征，于其衰则宽之以无征。凡因时以权之，而以《周官》皆言征，于掌交则曰九税。盖征者，税敛之总名也。”　新安朱氏曰：“廛，市宅也。张子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关谓道路之关，市谓都邑之市。讥，察也。征，税也。关市之吏，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　清江刘氏曰：“关讥而不征，谓羁旅士”民也。至于商犹征之。

《月令》

仲夏之月，关市无索。

〈陈注〉《索》者，搜索商旅匿税之物。盖当时气盛大之际，人君亦当体之，而行宽大之政也。

“仲秋之月，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

〈陈注〉《易》谓无重征以致其难也。

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地泽之赋，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

〈郑注〉因盛德在水收其税。〈集说〉严陵方氏曰：“水虞即周之泽虞也，犹季春谓山虞为野虞焉。渔师即《周官》之䲣人也，以能登鱼于水而为众所师，故谓之渔师。收水泉地泽之赋，必命是二官者，则各以其职故也。众言其同，庶言其广，兆则言其数。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称之。众庶则不止于民矣。《仲秋》言‘行罪无疑，无疑未至于无赦也。失时之罪小，故’”止于无疑；取怨之罪大，故曰“无赦。”　马氏曰：“先生之时，川有衡，泽有虞，皆为之厉禁，以平其守而共其奠，以时入之，颁其馀于万民，则剥下益上者，岂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

杂税部总论一

《管子》。

《八观》

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

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

也”，

《问》

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商子

《外内》

民之内事，莫善于农，故轻治不可以使之。奚为轻治？其农贫而商富，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故农之用力最苦，而赢利少，不如商贾技巧之人。苟能令商贾技巧之人无繁，则欲国之无富不可得也。故曰：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太重，而民不得无田，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食贵籴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故为国者，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边利归于兵者强，市利归于农者富。故出战而强、入休而富者，王也。

韩诗外传

《王者之赋》

王者之等赋正事：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贡，万物群来，无有流滞，以相通移。近者不隐而能，远者不疾而劳，虽幽间僻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王者之等赋正事。《诗》曰：“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盐铁论

《禁耕》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胊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澹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令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海内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胊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宫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养强抑弱，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胊邴如何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则五谷熟而宝路开，宝路开则百姓澹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局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校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都。其在胊邴也

《复古》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 ，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馀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 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自广进贤之途，拣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利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澹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 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兼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 者也。

《忧边》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沈溺而不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兹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澹边给战士，拯救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内论《雅》《颂》，外鸣和鸾，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圣主思念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故使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澹不足，君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于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寐，殊不足与言也。”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今公卿意” 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 同于文学之谋也。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园池》

大夫曰：“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收，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收之利，池籞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澹诸用，犹不足。今欲罢之，绝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 节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学》曰：“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澹其欲。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澹，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语》曰：‘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餧人’。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秣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澹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织，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利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臻，粟米薪菜，不能相澹；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方不尽。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籞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

妇之力尽于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则上下俱衍，何困

乏之有矣？”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

《轻重》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红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彊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彊楚而伯诸侯。今大天各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 ，非独耕桑农业也。

《文学》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私，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大夫君以心计册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谓无间矣。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猵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鉏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 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陵弱，众不暴寡。大夫各运筹册，达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馀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文学》曰：“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乏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乏而调阳，是以气脉调和，而邪气无所留矣。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今欲损有馀，补不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意者非扁鹊之用鍼石，故众人未得其职也。”

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并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蓄，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则后稷之烈军四出而” 用不继，非天之财少也；用鍼石调均有无，补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皆澹大司农。此皆《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文学》曰：“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卫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坂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繇役，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夏不失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册府元龟

《关市》

《周礼》司关掌国货之节神农为市致天下之人故出入有征交易而退将俾人知禁而物有平也。自汉兴已还国用斯广故察其过所谨其货财讥诃伪游以重其明禁增加赋算以给乎！有司斯亦因时有为以助经费者也。自兹厥后盖无改焉。

礼经会元

《市治》

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货也。太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庭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然而王后有阴阳之别，朝市有义利之分。古人先义而后利，则市之治教刑政、量度法令之设，岂无以权衡剂量于其间邪？《司市》为市官之长，故其政令为详。“质人则掌质剂”，即《司市》之“结信” 也。“《廛人》则掌敛布”，即《司市》之“行市”也。“胥师则掌宪刑禁”，即《司市》之“禁伪”也。“《贾师》则掌均市价”，即《司市》之“成贾”也。“《司虣》则掌搏其乱市者”，即《司市》之“禁虣”也。“《司稽》则搏其犯禁者”，即《司市》之“去盗”也。胥则执鞭度以守门肆，长则陈货贿以分肆，即《司市》之“执鞭平肆”也。至于泉府一官，乃敛滞货以利商，贷丧祭以利民，即《司市》之同货敛赊也。其馀司门、司关、掌节等官，皆同商贾之往来，察货贿之出入，与夫征禁符节之事，亦即司市之通货贿以玺节出入者也。然考其治市之政，大要有三：一曰均通“利，二曰禁争利，三曰二起利。朝时而市，商贾为主，以其市货之多而可卖价也。‘日趋而市，百族为主’”，以其家货所出而得卖买也。“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以其资商贾百族之货而得夕卖也。此岂非通民之利而必使均乎？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市非游观之地，而国君过焉，必有所规于民。君尊而不可行罚，故使之赦刑人而施惠以为悦也。夫人过市则罚一幕；世子过市则罚一帟；命夫罚盖，命妇罚帷。以过市而必有罚，况敢与民为市邪？此岂非争民之利而必有禁乎？凡市伪饰之禁，在民、在商、在贾、在工者皆十有二，此禁伪而除诈也。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算，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此禁物靡而均市也。又岂非民趋末利而必有抑之者乎？昔者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百物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此市之所由作也，而圣人必先之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毋亦曰生财有大道，国当以义为利，不当以利为利欤？或者则曰：“孟子尝谓市廛而不征”，又曰“关市讥而不征。” 今考之《廛人》有“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之敛”，《泉府》曰“掌市之征布”，《司门》曰“讥出入不物者征其货贿”，《司关》曰“司货贿出入与其征廛。”是市廛门关有征矣。说者乃谓孟子之说，是文王治岐之初政，姑从简易以便民，至周公始增其制。岂其然乎？不知先王之制，既税其物，则必不征其廛，既征其廛则必不税其物，二者通融而行，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是也。至《司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则司市伪饰之禁也。轻则征，重则举，不亦宜乎！司关司货贿之出入，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凡货不出于关者，举其货，罚其人，亦其犯伪饰之禁，而不敢从关出入者，轻则出征廛之税，重则行举没之罚，亦宜也。初岂于商贾之常物，既征之于市廛，又征之于门关乎？后人不明此意，徒见周人有市廛门关之征，遂以四者合取而并行之，商贾亦重困矣。故战国之时，亦有知其非义而请轻之，此所以发孟子之论也。故必有 “《关睢》《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则如刘歆之辅王莽，开五均，设六斡，长安、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诸处皆立五均，商市钱，府官列肆，里区谒舍皆有征，其下骚然受其弊矣。后来王金陵亦以《周礼》变而为新法，其害尤甚。絘布变而为房廊钱，廛布变而为白地钱，质布变而为搭罚钱，总布变而为不系行钱。有如郑侠《奏议》所谓“负水给发，担粥提茶，皆有免行”，效一廛人之法，而遗害至此。周法果如是邪？又况市易置务，而谓周人之司市，以吕嘉问为市易官，掊克细民，聚敛滋甚，内帑出钱数百万以为本，遣人于岭南诸处市货，以压商旅之利。此与汉人置均输、唐人置疾足同意尔。是岂司市之法哉？不特此尔，泉府一官，以廛人所敛市布，收其不售滞用之货，以其价贾之，使商贾之民不至失利，所以利商民也。物揭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因祭祀丧纪之费赊而贷者，则亦授之，所以利居民也。恐其不时而买者，有豪民乘急而牟利，则必从其所抵根同而后予之。又恐其赊而贷者，有奸民不急而妄用，则必与其有司辩认而后授之，所以防奸民也。若夫赊而贷者，则有期而取偿，祭祀无过旬月，丧纪无过三月，以责其必偿也。或有称贷而至久者，则以国服为之息，谓以国事之所出之税为息，如《载师》园廛三十而一，近郊十一之类是也。赊则有期以取偿，而民不至于泛赊；贷则有税以为息，而民“不至于妄贷，又所以谨民财也。” 盖泉府所敛之财，民财也，以其财而济民急，宜也。此又旅师之聚锄粟、屋粟、间粟，乃以质剂致民平，颁其兴积，施其惠，散其财，春颁而秋敛之，盖旅师所聚之粟，民粟也，以其粟而拯民艰，亦宜也。颁之以春，则民有以济其乏，而谷不至于腾踊，敛之以秋，当粒米狼戾之时，而不至于太贱伤农。颁言平者，欲其惠利之均也。然旅师不取其息，而泉府则收其息以货与粟不同也。郑康成何据而谓旅师以国服为息，岂有以粟货民而可以取息乎？刘歆谓“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遂使王莽下开赊贷之诏，月取钱三百，为害极矣。”王金陵又误此意，乃立青苗之法，春放十千，半年则出息二千；秋再放十千，年终又出息二千，岁息四千。是故《周官》一倍，而乃以国服为息。借口青苗之贷，不问其欲否而概予之，谓为“旅师之平颁；不计其远近而强责之，谓为泉府之赊贷。”假忠厚之法，以行侵渔之私，窃赒恤之名以济割剥之害，哀哉！

《山泽》

昔晏子谓齐侯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泽之蒲苇，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征；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是以民人苦疾，夫妇皆诅。”晏子之为是言也。是知山泽之利，先王未尝不与民共之也。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韩献子独不可，曰：“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献子

之为是言也。是知山泽之利，先王以来未尝禁民自

取之也。是故古之名山大泽不以封诸侯，而九州山

川泽薮之名，皆职方氏之所掌。至于山林川泽之利害，有可与侯国共者，则命山师、川师辨其名而颁之，使致其珍异之贡而已。夫不封以山泽之大者，将以弭诸侯之侈心，而谨天子之守地也。必颁以山泽之利者，将以示诸侯之公心，而均天下之利源也。先王于畿外山泽尚为之纎悉区画，而况畿内之山泽乎？大抵山林川泽，民之所取财用，利至博也。不公其财，则是山海天地之藏，而为一人之私有，是与民争利也。不为之禁，则是山泽国家之宝，而听百姓之自取，是纵民趋利也。先王不与民争山泽之利，亦不纵民趋山泽之利，是以太宰以九职任万民，而五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则是官不得私也。至地官之属，则有山虞，令万民以时斩材，泽虞颁其馀于万民。田猎者得以授迹人之令，取金石玉锡者，得以受卝人之图；羽翮齿“角之物，皆山泽之农所得取，𫄨绤草贡之材，皆山泽之农所得为，以至染草、灰炭疏材互蜃之物，皆山泽之民所得有也。此之谓与民共材。”既而太宰又以九赋敛财贿，而五曰山泽之赋，则是民不得擅也。至《地官》之属，山虞则掌山林而为守禁，林衡则掌巡林麓之禁令，以时计林麓而赏罚之；泽虞则掌国泽而为厉禁。川衡则掌巡川泽之禁令，以时执犯禁者而诛罚之。迹人则掌邦田之地，为厉禁而守之。卝人则掌金石之地，为厉禁而守之。齿角羽翮以当邦赋，则《角人》《羽人》敛之。𫄨纻草材以当邦赋，则掌葛敛之。以至“掌炭”、“掌染草”、“掌荼”、“掌蜃”之属，无不以时而征其物也。此之谓“禁民趋利。”盖古者乡遂之民皆为农，农皆受田，田皆出赋，惟知有田之可业，不知有利之可趋。独为山泽之民，不专资田亩之业以为生，往往资山泽之利以为业，利多而民必竞，末重而农必轻，故先王既许之以共财，而必禁之使不至于趋利以遂末，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此其所以无旷土而无游民欤？自齐桓公问管仲何以为国，而管仲对以惟管山海为可耳。于是盐䇲之利，始为侯国之私，而先王与民共财之意失矣，此山泽之一变也。汉人以山泽租税共奉养，归之少府，若私之也。然赋虽居上，利犹在民。至吴王国处东南，得以招集亡命，铸山煮海，以富其国，遂至叛逆，而先王禁民趋利之意又失矣，此山泽之再变也。迨失鬻？大冶如孔仅咸阳者出，乃尽取天下郡县盐铁之利，斡归公上，一孔不遗，于是山泽之赋皆变为榷利矣。此山泽之三变也。自时厥后，邦计惟盐铁之是资，国命惟盐铁之是议。吁，周人山泽之赋果有所谓盐铁者乎？

周礼订义注

《陈君举论地官人》

王荆公尝谓《周礼》一书，理财居其半。自有《周礼》以来，刘歆辅王莽专为理财，至荆公熙宁亦专理财，所以先儒多疑于《周礼》。今细考之，亦诚有可疑者。且以廛人一官论之，所谓絘布者，郑氏谓列肆之税，即今之房廊钱；所谓廛布者，郑氏谓诸物邸舍之税，即今之白地钱。又有罚布者，卖买不平之罚；质布者，质人巡考，犯禁之罚，即今之塔地钱。又有总布者，子春谓无肆立持之税，若熙宁间不系行钱人，凡屠者，敛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谓纳筋骨者；敛珍异之滞者入于膳府，则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宫市之弊，其初只教官于百姓交易，后乃用宦者为使，买之多不偿其本钱。熙宁不系行钱，郑侠《奏议》谓“负水、拾发、担粥、提茶，皆有免行。”然则廛人之弊，安得不至于此？其他自山虞以至泽虞，自卝人以至掌炭，又有上项征税如此。其未至市肆者，在川则有川禁，泽则有泽禁，金玉鈆锡则有禁，齿革羽毛则有禁，𫄨绤薪炭则有禁，所以取民者，无一不备。与夫司门犯禁之财，司关举货之罚，巾车之车折则入赍，马质之马死则物更。先王所以不与民争利者，全不见于此书。所以王莽用《周礼》，遂有五均、六斡、“列肆、里区”，无不征之。荆公用《周礼》，遂有坊场、河渡、白地、房廊、搭罚、六色、免行、市例之类，无所不有，至使《周礼》之书，后人不得尝试。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实耶？

《陈及之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

凡此皆民业以自利者也。先王之时，凡民于田税之外至有趋末作者，一切征其物，大意欲抑末重本。熙宁间，京师市井，凡贩卖小民，虽拾发、鬻薪、提茶等类，悉出免行钱，不出者毋得贩鬻市道。其意亦曰“抑末作游手之民。”然不知先王之世，民无不受田者，虽商贾家亦受田特减于农民。抑其末作，使反其本，则退有可耕之田，不至失业。饥寒自井田既坏，小民亡立锥之地，势不免贩卖以自资。今而曰抑之归农，则退岂有可耕之地哉？故重税适所以启其怨咨之心，饥寒之患，而曰使之务本，恶在其为政也。介甫常曰：“《周礼》一书，理财者几半，周公岂好利者哉！”观此言，若非为利，然安在其不为利也。

大全集

《乞给由子与纳税户条目》

一、“诸县旧例，每遇二税起催，前期印造由子，开具逐户产钱出入及合纳税物逐项数目，给付人户，以凭送纳。近年诸县间有都不印给由子，致人户无凭送纳。或有所纳过多，既成虚费；或有少欠些小，又被追呼。欲乞行下约束，依例及时印给。”

“一、诸县人户送纳税物，官司交讫合给朱钞，县钞即关主簿勾销，户钞即付人户执照，使人户免致重叠追呼骚扰。近年诸县间有受纳钱物，不即印钞，即以钞单给付人户既无官印，不可行用，及至追呼，不为点对勘断，监纳山谷细民，被害尢甚。欲乞检坐敕条行下约束，诸县仓库交到人户税物，一钱以上，须管” 当日印给朱钞，令所纳人当官交领，不得似前只将钞单脱赚人户。

一、诸县受纳，亦有即印钞者，又不即时关过簿厅。已关过者，主簿又不即时勾销正簿。虽承使府仓库发下朱钞，亦是如此怠慢，不即勾销，以致县道妄行追呼人户。虽有执到户钞者，又不与照应释放。及将乡司案吏重作行遣，却将已纳人决挞监系追胥案吏诛求乞觅，至有只欠三五十钱而所费十数千者，甚 “者又遭送狱禁系，勘断监纳，人不聊生。欲乞检坐《敕条》，行下约束，严责主簿须管依限勾销。其催税官司，如有人户执到户钞，即仰画时疏放，仍将乡司案吏重行勘断。”

右具如前，并乞行下约束，仍印小榜，简约其词，令人户通知。其有奉行违戾去处，许人户径赴使府陈诉，将官吏重作行遣。

文献通考

《论征商》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矣。”《集注》：“廛，市宅也。张子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讥，察也。察异服异言之人，而不征商贾之税也’。”又曰：“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集注》：“治之，谓治其争讼。龙断，冈垄之断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谓罔罗而取之也。‘从而征之，谓人恶其专利，故就征其税，后世缘此遂征商人也’。”按：如《孟子》之说，可以见古人关市征敛之本意。盖恶其逐末专利而有以抑之，初非利其货也。

《论关市之税》

关市之税，凡布帛、什器、香药、宝货、羊彘、民间典卖庄田、店宅、马牛、驴骡、橐驼及商人贩茶盐皆算。有敢藏匿物货，为官司所捕获，没其三分之一，以其半𢌿捕者。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须者十取其一，谓之“抽税。”自唐室藩镇多便宜从事，擅其征利，而后诸国割据，掊聚财货以自赡，故征算尤繁。宋朝每克复疆土，必下诏蠲省，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监、监押同掌之。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从地宜而不一焉。

《论征榷》

关市之征，日以蠲免。中兴列圣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间贪吏并缘苛取百出，私立税场，算及缗钱、㪷米、菜茹、束薪之属，或擅用稽察，措置添置，专拦收检，与吾民相刃相靡，不啻仇敌。虚市有税，空舟有税，以食米为酒米，以衣服为布帛，皆有税。遇士夫行李，则搜囊发箧，目以兴贩。甚者贫民博易琐细于村落指为漏税，辄加以罪。空身行李，亦白取百金，方纡路避之，则拦截叫呼。或有货物，则抽分给赏，断罪倍输，倒囊而归矣。闻者咨嗟，则指曰：“是大小法场也。”是以中兴以来，申明越津拦税之禁，其场务税赏，不许引用，其告漏税不实者坐之。其有合税者，照自来则例，不得欺诈骚扰。如例外多收投子钱，许民越“诉，其赴务投税者，不得截留收买。”列圣之禁戢吏奸也如此。是宜商贾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虽中兴再造，民力已竭，而不至于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论汉代山泽园池之税》

章氏曰：“汉之山泽园池之税，本以给供养，而少府掌之。其后仿古《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谓山林苑池之税，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犹有江海陂池属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犹掌之于少府之下，则亦不尽属之也。惟文帝时稍弛其赋，而后世犹有增益其税，而故为六筦之令，其增损行废，固有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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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斋陈氏论税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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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降指挥，应典卖物会问邻至，有不愿即书之于帐，

听即两月批印，违者依漏税法。”所以防奸伪，省狱讼，非私之也。庆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贯收税钱四十文省之条，至政和无所增。宣和四年，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贯增收二十文，充经制移用，通旧收钱不得过一百省。绍兴五年三月，敕每贯勘得产人合同钱一十文，入总制名起发。乾道七年，户部尚书曾怀奏：“人户交易一十贯，内正钱一贯，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经、总制钱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馀入总制钱帐，令项起发。”至是，牙契今为州县利源矣。

《叙宋经费》

经、总制月桩版帐等钱，所取最为无名。虽曰责办州县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尝论其事，以为自户部四折而至于县，如转圜于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势穷矣。县何所取之，不过巧为科目，以取之于民耳。而议者必且以为朝廷督责官吏补发，非有与于民也。此又与掩耳盗钟之见无异，盖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借此说以诖误朝听耳。此至当之论。昔太史公论桑弘羊之善理财，以为民不加赋而上用足，而司马温公谓其不过设法阴夺民利。然弘羊所谓理财若盐铁，则取之山泽也；若酒酤、均输、舟车之算，则取之商贾逐利者也。盖山海天地之藏，而贾贩坐笼不赀之利，稍夺之以助县官经费，而不致尽“倚办于农田之租赋，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则弘羊所为，亦理财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后世，则若茶盐，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税官既各有名额以取之，未尝有遗利在民间矣。而复别立窠名以为取办州县，所敛不及民，将以谁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刘晏所不道，虽蔡京、吴居厚之徒亦羞为之者”是也。盖宋承唐之法，天下财赋除其供辇送京师之外，馀者并留之州郡，至于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是以未尝立为定额。其留州郡者，军资库、公使库系省钱物，长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来，虽屡有拘辖此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宽大，未尝究竟到底。熙、丰以后，驱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项钱物，则州县所入亦复不少。过江以来，军屯日盛，国用大困，遂立经、总制等窠名以取之，虽曰增征商之羡馀，减出纳之贯陌，而亦所以收州县之遗利也。然倥偬之际，不暇审订，故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抛，而额之重者不可复轻，督迫之馀，州县遂至别立苛横之法，取之于民。绍兴讲和以后，至乾淳之时，诸贤论之屡矣。如赵丞相所奏，及水心应诏所言，最为详明。然言其弊而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则亦未免书生之论。盖“经”、“总”“制”等窠名，皆起于建炎、绍兴间，而彼何如时也？强敌压境，岁有荐食吞噬之谋；翠华南巡，未知税驾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将帅擅命，而却敌之功，无岁无之，固非计财惜费之时，则何暇为宽征薄敛之事？隆兴再讲和好之后，国势稍张，敌患亦息，虽曰诘戎兵，讨军实，不当废弛，然文物礼乐既已粲然承平之旧矣，则无名之征，权宜之法，岂不可讲求而蠲削之？议者必曰：“钱物数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著，未易尽捐，然酒价、牙契之利，可以增羡，则当于坊场要闹之地、人户殷实之处而明增之；不当例立此法，而使州县之凋敝无措者，不免加赋于民以取足也。官员请俸之给，可以克除，则当视其员之太冗者、俸之太优者而明减之；不当掯留头钱，而使士大夫之受俸于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实不至”之讥也。州郡桩留之财赋，可以收取，则当择其郡计之优厚者，于留州钱内明增上供，而凋敝之郡则不复责取。如此考核明白之后，则正其名色，曰“某郡酒坊牙契钱增羡几何，某郡增解户部上供钱几何，诸郡减除冗官俸钱几何”；按期申解而尽削经、总制月桩版帐之名，则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尽捐也。其未尽捐“者，明以增课、减俸等项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则州县不得借凿空取办、挨那不敷之说，而违法取财以困民，上下之间，岂不两利？盖天下之财皆朝廷之财，遮藏讳避而暗取之，固不若考核名实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羡等项，既明属版曹，则异日或有趁办不行之处，亦未尝不可明致蠲”减之请。今朝廷所以取之州县者，曰经、总制月桩版帐钱也；而州县之所藉以办此钱者，曰酒坊、牙契、头子钱也。或所取不能及额，则违法扰民以足之，曰输纳斛面、富户词讼、役人承替、违限科罚之类是也。上下之间，名目各不吻合。州县以酒坊、牙契不办诉之版曹，则朝廷曰“吾所取者经、总制钱” 而已，未尝及此而不知其实取此以办彼也。百姓以斛面罚钱等事诉之朝廷，则州县曰“吾以办经、总、制钱而已”，未尝入己，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与而实与，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实，择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经常之赋；其不应取者，削其名而可绝并缘之奸，岂非经久之计。寿王英主，乾淳间贤俊满朝，而计不及此，惜哉！

《又论上供》

“上供”之名，始于唐之中叶。盖以大盗扰乱之后，赋入失陷，国家日不暇给，不能考核，加以强藩自擅，朝廷不能制，是以立为上供之法，仅能取其三之一。宋兴，既以削州镇之权，命文臣典藩，奉法循理，而又承平百年，版籍一定，大权在上，既不敢如唐之专擅以自私，献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隳乱而难考，则虽按籍而索，锱铢皆入朝廷，未为不可。然且犹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盖有深意：一则州县有宿储，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息；二则宽于理财，盖阴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遇清介慈惠之人，则上供输送之外，时可宽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贪饕纵侈之辈，则郡计优”裕之馀，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谓“损上益下”者也。呜呼仁哉！

《止斋陈氏论市舶》

开宝四年，市舶虽始置司，而不以为利。淳化二年，始立抽解二分，然利殊薄。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已而又置官望舶，而泉、杭、密州皆置司。崇宁置提举，九年之间，收置一千万矣。政和四年，施述奏：“市舶之设，元符以前虽有，而所收物货，十二年间至五百万。崇宁经画详备，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其后废置不常。” 今惟泉、广州提举官如故。

群书考索

《诸路经总制月桩及两浙岁收缗钱》

“宋末取民多于宋初时，今上供正赋，不过缗钱二百万，如《经制》钱六百六十馀万，总七百八十馀万，月桩四百馀万，皆祖宗未尝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类，又起于近时也。姑以两浙言，在祖宗时，一岁通收缗钱三百三十馀万，而茶、盐、酒税十居其八，州县支费皆在其间。今两浙岁输缗钱千二百万，而茶盐之利又专隶朝廷，州郡支费又不预焉”，然则今之取民，不知几倍于祖宗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