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汉集/卷十

江汉集
卷十
作者：黄景源
1790年

记

清州皇庙诗记_丙寅

臣自清州入华阳，祗见皇庙，退就斋次。祀之日，与州之士三百人，皆适位，北面行事，自祼献，至于彻俎，士无不屏气肃雝，若身履天子之庭而望清光者。

臣闻王者施仁于下，必受报礼，礼之轻重，视其仁之深与不深。经：“天子畿内之民，为天子齐衰三月，诸侯之大夫，为天子穗衰七月，诸侯之士与天子畿外之民，皆无服。”然天子施仁也深，则畿外诸侯之国，虽士庶人之无服者，亦皆怀之。故《书》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

仁施于天下，而民不怀者未之有也。密须氏距周之命，伐阮国，遂入共邑。故《诗》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此阮国最大之菑也。于是文王整六师，往遏密人。故《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仁至深也。夫天下诸侯之国，未有不怀文王者也。而阮国遇最大之菑，被至深之仁，虽百世其可忘邪？

明兴，倭奴受约束。至万历世，平秀吉大治舟兵，自釜山疾趋平壤。神宗皇帝痛藩辅二千馀里没于倭奴，诏大将军李如松，率师渡辽，破秀吉兵二十万于𬇙水上，遂定三都，复社稷。及秀吉复犯釜山，诏大将军刘𬘩、麻贵、陈璘之属，拔曳桥，围岛山，遮露梁，焚其舳舻以千数，倭奴震惧，弃辎重夜遁海中。盖是时，中国将士连七岁战戍不辍，费八百万，至今藩辅赖馀烈，东南无事，则神宗救菑之仁，诚可谓至深也已。

其后崇祯中，沈阳骑，自义州入围南汉。毅宗皇帝躬大义，恻怛东顾，欲为藩辅救其急，命陈洪范率青州、济南、蓬莱楼船之卒出长山，命金日观、楚继功率东莱、即墨、昌邑之卒出东江。盖是时，天下之力，东敝于虏，西罢于盗，公侯助战马，卿士佐军食。子弟之国虽不守，无以救焉，而悉举山东之众，远赴于大海之外，则毅宗救菑之仁，亦可谓至深也已。

夫神宗有所成功，而毅宗亡所成功。然至仁被于藩辅，则二帝未始不同也。且毅宗之死社稷也，自京师至于四方，凡里巷耆老、百姓、戍卒、战士、怨女、孤子与被发、文身、穹庐、左衽之人，皆哭失声，而逆贼亦为之泫然流涕。是至仁溢于天下，岂独救一国之菑也哉？故文正公宋先生时烈命门人建二帝庙于华阳，祀之以四笾四豆，不敢忘二帝之仁也。

《周官》曰：“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礼。”宗者庙也，都之庙，祀古先王。故《春秋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都宗之祀，皆赐禽。故《周官》曰“王之所不与，则赐之禽”，重其祀也。夫先王去民之菑，有大仁于天下，其世已绝，而都宗得主其祀，古之礼也。

《春秋传》曰：“临于周庙。”周庙，文王之庙也，鲁立周庙祀文王。而周既亡，咸阳又有周庙，何也？盖文王既遏密人，作程邑，其地于今为咸阳。故咸阳有文王庙，岂非以共池之上、阮水之旁，周师所临而遗民不忘其仁哉？

明制，州县祀帝王凡三十六，每三岁，有司卜日，出祝册、发礼帛，遣太常寺、乐舞生，函之以行，与《周官》赐禽之礼，不殊也。伏惟二帝于藩辅，皆有至仁，庙食百世也宜矣。然有司不出祝册、不发礼帛、不遣舞生，非所以尊厚先帝光昭报礼也。

《王制》曰：“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夫因国，犹可祭之，况二帝无主后者！庙虽在于山谷之中，岂不得比于因国邪？臣从州士，过华阳，因得以将事庙下。乃具著二帝之仁及文正公建庙之义，为歌诗，告于有司。

其诗曰：

肃肃皇庙，邦人来假。既戒既宿，既扫既涤。以其豆笾，与其铏簋。以旅以将，以飨天子。天子齐圣，曰明二后。保玆邦人，树仁维厚。神宗为祖，毅宗为孙。世树厥仁，靡溺不援。有毚岛夷，自彼出日。沦釜及汉，焚我京室。谁拔箕墉？少保子茂。神宗命之，王国是救。岛夷不顺，荐作寇虐。穴居海漘，以噬以攫。谁拔顺墉？少保子绅。曰陈曰麻，咸奏厥勋。三年于戍，四年于攻。疆土既定，神宗之功。於乎神宗！仁洽箕方。比于毅宗，克绍其光。沈人来侵，围玆南汉。毅宗肫肫，闵我多难。乃命虎臣，太师金公。爰及洪范，鞠旅徂东。戈舟三千，率彼鼍矶。合甲交韔，朱英祈祈。既进尔众，其仁则骏。岂尔御侮，必接尔刃？自古有国，皇不死社。烈烈毅宗，蹈仁维果。彼蛮与貊，靡不永伤。矧伊邦人，曷其敢忘？于赫神宗，仁此下国。毅宗笃之，亦仁斯则。其顾其呴，其勤其拊。允也二后，邦人之父。翼翼文正，二后是怀。训其弟子，祠以明粢。文正有道，百世之师。弟子温恭，不坠训辞。串山峩峩，有柏有松。乃虔乃度，建玆庙宫。维此串山，文正栖迟。文正攸宁，二后维归。清酒既聂，大羹既饪。三月维丁，享于路寝。维臭孔远，靡所不通。肵俎加匕，四簋伊饛。神宗维右，毅宗维左。邦人踖踖，稽首于下。二后昭明，监我顺德。报以多祉，俾尔保极。念彼程邑，文王是祠。制帛在篚，太常所釐。今我太常，亦有制帛。庶享二后，世世无斁。

秋水亭记_丁卯

景源至顺之七月，溯顺江入蒹葭中，见人烟隐隐而近，心异之。乃泊东津，得小洲，洲有板屋十馀家，望之萧然。其南园嘉木交阴可百本，水环其下，凡渔父乱流之舟，出没于洲之西北者，可俯而瞰也。于是始命洲中人，修广南园卉之蘖者，焚其丛石之奰者，折其芒然后，作亭十二楹，周以短垣为一门，以达东津。

案图记，顺江之东，其洲曰“卧龙之洲”，洲南十步为葭潭，潭之上为峰者七在洲内，皆削奇石以为壁。舟由葭潭行壁下，七峰之影见于水。又西二里，为露潭，潭之右为峰者五在洲外，亦削奇石以为壁。舟由露潭行壁下，五峰之影见于水。自洲以北，溯洄之入于凝江；自洲以西，溯游之出于横谿。洲四面皆临澄江，而一面可泊舟者，谓之东津。东津者，晏平津也。

亭既成，秋水方涨，故名之曰“秋水之亭”。景源尝读《蒹葭诗》，惜其“所谓伊人”者，居蒹葭中，不显于世，而独使水中之沚，为诗所称也。然当时作此诗者，慕悦伊人，而往求之，上下水湄，不知白露之未晞也，岂不贤哉？顺于西方，为名郡，而卧龙洲，亦水中之沚也。“所谓伊人”，其必有隐居于此者，而今之人未尝求之，与《蒹葭诗》固异矣。

景源来此，从渔父乱流之舟，入洲中，窥其林园、临其板屋，求所谓隐居之人，而莫之见也。于是乎东并长杨，北绝凝江，南抵蚕墅，西穷横谿，溯洄焉既不可得，溯游焉又不可得，而徒见白露之光在蒹葭也。

顺人皆曰：“卧龙洲，发自景源。”然景源得水中沚，而不得“所谓伊人”，是可恨也。因为之记，置亭壁，使洲中人知景源慕悦之心，而无自匿焉。

清远楼记

𬇙水东出狼林山，西流五百三十里，为顺北江，上有斜滩，下有岐滩，其南流为城岩津入禹渊。顺之为郡，处顺江岐滩之阳，其东曰龙驻之山，其西曰凤栖之山。由𬇙水，逆流而上者、顺流而下者，风帆相属，皆出于两山之间。郡南有楼，名之曰“清远”，以山水之清且远也。

顺故属唐安东府。安东者，高宗所置也，总章元年，取高氏四十二州，命左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率师二万以镇之。自总章以来，地入中国，三十年，高氏民俗，犹未变也。今国家，修明礼乐、褒隆道德，于今三百五十年，闾巷之士，耻武力而慕儒学。远徼之人、深谷之民，家必有塾，乡必有庠，讲习周公、孔子之书，地非中国，而弦诵同于中国者，岂非以圣人在上，民自化为中国哉？

余蒙恩来守是郡，喜山水之清远。乃治此楼，而引诸生燕飮其上，见诸生揖让周还、俯仰进退，皆有礼。考其行，则子能孝于其亲，弟能友于其兄。过其所居，则芦苇百里之间，学舍相望。虽地入中国之时，未闻教化之至于此也。然余未尝劝诸生，而诸生乐于弦诵，有不能自已焉耳。

夫小邑僻陋之乡，风俗淑美，与国无极，而太守不能记述，非所以布扬先王之烈也。乃为之记。

云汉阁记

文正公宋先生作岩栖斋于清州东华阳洞，后十馀年，得毅宗皇帝御书，刻于石壁，直岩栖东百馀步，为禅院曰“焕章”。焕章之旁，有大石，长二十尺广十二尺，石上为阁凡六楹，御书藏焉。故山中人，取《诗》所谓“倬彼云汉”，而名之曰“云汉之阁”。

始沈阳移书王朝，请为其主进大号，王不受，奏于毅宗。及奴儿围南汉城，毅宗诏遣陈洪范，率师往救。是时奴儿入济南，执德王由枢，而毅宗未尝救之，独于吾邦有难焉，出师救之，岂不盛哉？

夫下有至诚，而上不格者，未之有也。《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谓诚之上格也。故先王北绝沈阳，立奏毅宗，而毅宗为救其难，诚之所格也。

今华阳既刻御书，又建阁而藏之，一邦之士，过其下者，未尝不歔欷而流涕。是徒知毅宗之恩厚于藩辅，而不知先王至诚感通于千里之外，启毅宗拯救之心也。

今年春，余自焕章禅院，宿岩栖，登云汉阁，观先帝御书而归。居月馀，华阳诸生，请为记。余谓先生为先帝求御书，藏之华阳，盖将使山中之人，追先王事明之诚，而致敬于是也。今山中之人为之阁，以尊御书，非特不负先帝也，庶可以不负先王之诚也。故余为之记。

靖远楼记

二十五年夏六月，景源来守东莱府，治靖远楼，召父老，问城之可以坚守而不拔者，曰：“兵少谁与守之？”于是乃牒观察使，请予之兵。观察使申闻于朝，而大臣持重不许，其秋，始令节度使，以东莱府兵一千及梁山郡兵四百、机张县兵一百，属之莱府。然景源尚恨兵少，不足以守莱府之城也。

明年春，与父老语曰：“吾府南接倭奴，而士卒不满二千，有如倭奴绝大海阴袭吾府，则不逾日而城必陷矣，其可以拱手而死之邪？吾府虽小，吏士子弟亦众矣。及其未乱，而子弟合为一卫，能驰射者，受弓矢；能击刺者，受剑矛。府中无事，则农不失其为农，工不失其为工，商不失其为商。如有事，则四境之内，无非兵也。家出一旗，人持一戈，趣王事，如趣其父母之事，若是则不出吾府而兵自足也。”父老皆曰：“诚如侯言。”

乃具状，上观察使，观察使驿置以闻，公卿以为不可，其事遂寝。故莱府虽曰列镇，而兵甚少，无以城守也。其七月，景源将归，从父老飮于楼上。父老皆曰：“节度使所将卒千五百人，赖侯一言而来属焉，靖远之策诚善矣。且此楼侯之所治也，侯何可不为文辞，刻示后世乎？”景源曰：“吾未能辑而子弟，以壮南边，是吾恨也，得节度兵千五百，何足道哉？然事或有屈于前而伸于后、出于己而成于人者，后之太守继吾言而请于朝，幸而得成，则南边可以无忧，而吾亦可以无恨矣。”因书其所与父老言者，藏于壁。

夫郡县不养兵久矣，使吾说行于朝廷，则人人皆可为兵，自一府达之一国，孰谓郡县无兵邪？

𬘫扇楼记

釜山浦与对马州，烟火相望，帆行一日可通，而莱府将士，晏然无所御守，岂非以百年无事哉？然倭奴为国家患，万历时，秀吉之船，自对马直抵釜山者，且万艘，而莱人弦歌未辍也。今南边赖上威德，无鸡鸣狗吠之警，已百年矣，倭奴多诈，又安知秀吉之船不渡海也？

景源守莱之明年，治城南楼，而名之曰“𬘫扇”，𬘫扇者，候风之扇也。楼无𬘫扇，而犹以𬘫扇为之名者，虑倭奴之患而候天风也。盖倭奴出入之候，皆在风。

风自正西，则笠户之帆入向浦。风自正东，则牛窗之帆出韬浦，韬浦之帆出忠海，于中国，或犯钱塘，或犯福建。风自正北，则镰刈之帆入津和，津和之帆入上关，上关之帆入笠户。风自东南，则赤关之帆出蓝岛，蓝岛之帆出一歧，于中国，或犯杨州，或犯登州。风目西北，则兵库之帆入室津，忠海之帆入镰刈，向浦之帆入元山。风自东北，则河口之帆出兵库，室津之帆出牛窗，元山之帆出赤关，一歧之帆出对马，于中国，或犯温州，或犯台州，于外国，或犯琉球。

此所谓出入之候也，而自对马，犯莱府者，用南风也。古者船上有𬘫扇，以候天风。《淮南子》曰“若𬘫之候风”，此之谓也。夫倭奴善行舟楫，春下海自清明始，未小暑而归焉；秋下海自寒露始，未小雪而归焉，工于候风也。今莱人防于春者，先清明而为之备；防于秋者，先寒露而为之备，然后倭奴可制焉。

天虽不风，而𬘫扇固不可辍也。《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今莱人守国边境，而不思候风，与重门之不击柝者，无异矣。后之君子，登斯楼而考其名，则景源之所以虑患者，庶可知也。夫天风利，而倭奴不来者，几希矣，非特为莱府之患而已也，凡天下滨海之邦，皆可以知所虑矣。

落月堤记_庚午

东莱府南十五里，有堤曰“落月”，故弘文馆副提学尹公文举知东莱时所作也。堤形外横如落月，故州人谓之落月。尹公当崇祯之际，固守大义，屏居田里者，十馀年，出知东莱，作此堤，以防海水，何哉？岂国家不可有为，而欲自试于一堤欤。

始王朝广聘儒学，以师礼，迎文正公宋先生于岩穴之中，又征尹公，欲与之议国家事。宋先生既至王京，乃使人造尹公之庐而固请焉。尹公谢曰：“信大义于一世，文举之愿也。而小人外谗于虏、内谗于朝者，固多矣。子虽欲彰明大义，焉可得也？”卒不就。

夫尹公，贤大夫也，宋先生，百世之师也。诚使尹公辅翼王朝，与宋先生相先后，则国家事，必有施为矣。然虏人百万之卒，临境上，以胁王朝者，小人之谗，行于外也。谗行于外，而不行于内者，未之有也，宋先生乌得在于先王之侧哉？

呜呼！小人不可去，则国家不可有为也，此尹公之所以不就者欤！今之人见公之堤，皆称其有功于民。然公以经世之材，试于一堤，而不得与宋先生，出入帷幄，谋国家事，岂不惜哉？

今年夏，余知此府，求公所作落月堤而改修之。岁大疫，死者相属，而诸生慕公之风，恐不得相其役焉。役之五日，堤遂成，是可书也。

堤高几尺，长几尺。公之所垦若干畒，在堤西南，为忠烈宋公象贤庙田云。

烈武亭记

星州东八莒城者，明故特进光禄大夫、前军都督府左都督、南昌刘公视师之地也。公少果敢，始出师，从李如松，追平行长于闻庆县，如松还，独戍星州八莒城。及班师，行长复叛，公又出师，与陈璘击行长于顺天府。璘扼海口，公围曳桥十馀日，行长遁去。

凡东师始终七年，公功居多，后二十年，入深河，以忠死之。故天下言烈丈夫，未尝不称刘公也。公为将，数遭废斥，而神宗心爱其勇，辄复召用。在云南时，坐事革任，未几诏授广西参将。又以事尽革功级，已而特授总兵官。公由是，日夜歔欷，恐不得自尽其忠。然则死事非适然也，其志素定也。

初行长兵至𬇙上，公忧愤，请以步卒五千人，逆折其锋，神宗壮之，遂诏公往御行长。中国人或以出师为失策。然公与神宗，岂爱藩辅而忘中国哉？嘉靖时，倭奴数为中国患，自杭州入江宁，直犯南京。又自丹阳袭通州，窥桑河之口，北京遂震，而诸将莫之能御，中国之耻也。

义州北距辽阳城，堇四百里，倭奴过海，不数月疾趋𬇙上者，将由义州而入辽阳也。诚使中国不出师，则义州破矣，义州破，则辽阳危，辽阳危，则关内必不守也。神宗之圣，其虑之也诚深；而公之智，其计之也诚熟矣。

夫暴天下之师，战守海隅，而不惮万里之远，七年之久者，盖欲存藩辅，以捍中国也。公于斯时，虽请行，上无神宗，则恶能成其功乎？倭奴既平，告于太庙，中国之耻始雪，而南、北京不复有倭奴之祸，此神宗之所以为神也，呜呼盛哉！

昔吉甫六月出师，而《小雅》不刺宣王者，狄当伐也。故《诗》曰：“薄伐𤞤狁，至于大原。”狄入泾阳，而周师不出大原，则中国亡矣。由此观之，神宗命公御倭奴，乌可谓之失策邪？

今年七月，某侯出为星州牧，登八莒城，观刘公视师之地，思其功烈。乃修府馆，改东亭曰“烈武”，属余志之。余谓刘公平倭奴，保中国，全安吾邦，振天子之威，而吾邦不褒大之，无以章神宗之烈也。乃为记，置于亭壁。

公讳𬘩，字子绅，喜用大刀一百二十斤。征缅甸、罗雄、播州、建昌，皆有成功，而于东感愤请行，故功尤大。天启元年，赠少保。

诗曰：

有烈其武，少保于征。彊理百蛮，既告厥成。以徒五千，爰伐岛夷。匪天子命，自求出师。岛夷不庭，东海以为岨。昔在世宗，侵我帝都。今玆来寇，辽阳方棘。藩辅先拨，震惊中国。天子有戚扬，孰其持之？少保桓桓，徂征不迟。帝曰：“是寇，皇祖之雠。女不执讯，万邦其羞。”少保启行，初戍于莒。二年在野，不振其旅。维顺之垣，少保是围。镔刀幡幡，乘马如飞。临冲既设，钩援既张。襄彼群丑，用威四方。岛夷既平，献功于庙。雠之复矣，天子克孝。莒山之下，少保所临。有亭奕奕，永怀德音。六师徂东，天子劬劳。虽曰劬劳，令闻以昭。

繁露堂记

景源治庆之十月，改作北堂，为小寝，以䜩宾客。堂之东，有葵十本，杂植于土，虽童子朝夕采叶而不禁也。然葵之性，随日景以倾其叶，君子未尝不称之也。《尔雅》以葵为繁露。故景源名其北堂曰“繁露之堂”，取其倾阳也。

《泮水》之三章曰：“薄采其茆。”茆，凫葵也，叶大如手，有赤文，而凫葵，非繁露也。《东门之枌》卒章曰：“视尔如荍。”荍，荆葵也，华联如钱，有紫文，而荆葵，非繁露也。郭璞知草谓：“承露，大茎小叶，华紫黄色。”承露者，繁露也。

前山既曙，启明初见，连茎而东向者，倾朝阳也。广庭回廊，云气山影，晻暧而将暮，无一叶不指西方者，倾夕阳也。然日在九天之上，安知繁露之倾与不倾也？且朝阳有时不见，则东倾固可止也；夕阳有时不见，则西倾亦可止也。而繁露常倾不止，岂非其性邪？

景源蒙恩，尹此州，获从宾客䜩游焉，见繁露方向日光，凄然久之。昔董仲舒论《春秋》，乃以繁露，名其书，盖仲舒之所自见者，景源亦欲自见也。宾客或曰：“繁露，百菜之主也，公独取倾阳何哉？”景源曰：“古之圣人，于繁露，所取不同。《七月》诗，以菜见者仅六七，葵居其一，是周公取其功也。《春秋传》，孔子称葵能卫足，是孔子取其智也。然繁露不知倾阳，则虽有养人之功、保身之智，不足贵也。自古君子有大节，然后才美为可爱，奚徒繁露而已邪？

集清亭记

庆州南七十里，有飞来峰，故益阳伯文忠郑公梦周之所经游也。峰高十仞，从平原崭然特起，而寒泉萦洄其下，凡九曲，缀以疏松，布以白砾。其深潭，则浸云景涵日光，而纤文发为涟漪。其激湍，则冲奔倾折，多远响，日入尤驶，铿铿然终夜不绝。有大石，错置泉上，修竹环之。文忠公甚爱，于是而盘桓焉。

然峰南有庙八楹，祀文忠公，而峰北未尝有亭也。处士崔君过泉上，慕文忠公之名，而思其馀烈，乃作小亭于峰之北，以临九曲，名之曰“集清之亭”，谓其集九曲之清也。

始文忠公事王氏，为益阳伯，置学校、明儒术，用中国礼，王氏将亡，守大义，至死不变。后中国得其遗稿，而录之《列朝诗集》，又书其大义甚详，行于天下。于是天下士大夫，知文忠公之为仁贤也。

夫君子出于四海之外，声名达于中国者，诚寡矣。然其道足以动天地，其德足以感鬼神，则不求中国之知，而中国卒皆知之，近者百年、远者千岁，无不传也。故君子之可以不泯者，天地鬼神必传之，国无内外、地无东西，不重译而通，不待舟车而行也。文忠公生于海隅，其道德不见于中国之书，而中国论次其诗，褒显其美，至于今，传之天下，岂人力之所能为哉？

自文忠公死于国，遗事零落，凡二百五十馀年，赖中国，得传后世，莫之传而传焉者，天地鬼神使然也。夫中国虽好仁贤，然论次文忠公事，如此其详，使天下万世之人有所考信，文忠公庶无遗恨，而四海有志之士，亦可以特立不惑也。

今年秋，余至庆州，登所谓飞来峰者，攀松树、披竹林，览文忠公盘桓之石，遂自泉上，谒于庙门，宿于亭榭。崔君属余为之记。余谓王氏尊释教，用元之礼，而文忠公明儒术，以从中国，秉大义而死之，道之正也。今崔君为文忠公，构斯亭而居之，象其道也，后之君子，如能求乎公之道，则崔君之所以为亭者，庶可知矣。

李侯阁记

济州牧安侯某，图所谓李侯阁者，遗景源曰：“阁故牧使李侯时昉，燕居之阁也。始光海君在济州时，王朝命侯为牧使，朝夕飨君甚谨，戒庖人刲牛杀豚，具酒浆而躬进之。故光海君虽居绝海之外，愉愉然如在宫中，不知雾露之为毒，而蛇龙之为虐也。呜呼！非侯之义，恶能安养光海君哉？今年正月，治斯阁而名之以李侯之阁。阁既新矣，不为之识，不足以扬李侯之义也。”

景源曰：“李侯之义诚高矣。而光海君廪食不绝，得终天年，先王之于光海君，何其仁也？”光海君始居宫中，先王命尚食进献常膳，下教曰：“今之公卿大夫，皆服事光海之臣也，其尽心护视毋忽。”光海君出居于外，又为之厚其簋食，殷其肉修，春秋候问，中贵人不绝于道，虽光海君，亦无憾焉。然则李侯之所以安养光海君者，不忍伤先王之仁也。

吾闻中国太史氏，疑光海君不得安养。然福建、浙江之船，由海门而来泊济州者，相属也，如从济人望斯阁，则不特观李侯之义也，先王之保全光海而不绝其养者，亦可知也。《孟子》曰：“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吾将见先王仁声，与福建、浙江之船，入中国矣，百世之下，太史氏岂不释疑邪？

蟋蟀亭记

余友人光州金侯出守安边，治西园，构亭四楹，而未之名也。今年八月，余又蒙恩，来守此府，从宾客射于西园，万松环合，而蟋蟀终夕哀鸣，故名其亭曰“蟋蟀”。

豳国之诗，歌虫者七，蟋蟀其一也。然蟋蟀与时变化。夏五月，以其股鸣，谓之斯螽。至六月，以其羽鸣，谓之莎鸡。冬十月，乃入床下，谓之蟋蟀。自斯螽而化为莎鸡，自莎鸡而化为蟋蟀，蟋蟀者，其初莎鸡也；莎鸡者，其初斯螽也。然斯螽不知其身之化为莎鸡，而莎鸡不知其身之化为蟋蟀也。夫蟋蟀，百虫之小者也。其变化不见于经，而豳诗具著其名者，岂非以阴气之渐长也哉？

盖阴气始生于下，积分寸而长之，达于远近。故易象自尾而始，遁是也；自拇而始，咸是也；自趾而始，艮是也；自足而始，剥是也；自臀而始，困是也。今蟋蟀，感于阴气，自股始，股动然后能振羽，羽振然后能在野，在野然后能在宇，在宇然后能在户，在户然后能入床，自夏至冬，凡六见。

然股动者，一阴生也；羽振者，二阴生也；在野者，三阴生也；在宇者，四阴生也；在户者，五阴生也；入床者，六阴生也，蟋蟀非能自化也，阴之化也。夫阴盛而天地不闭者，未之有也。故君子必塞北牖，以御阴气。今北方地迫大荒，大荒阴也。而铁岭不置城郭，非所以塞北牖而御阴气也。

余登斯亭，闻蟋蟀而名之，忧阴气之无月不长也。然金侯始建斯亭而不名焉，岂其心不待蟋蟀而忧者欤？呜呼！余之所以名之者，与金侯之所以不名者，无非忧也。然而金侯已去矣，余不名之，无以见金侯之心也。古之君子闻蟋蟀，不胜其忧。故《诗》曰：“职思其忧。”夫置城郭，御外侮，吏之职也。余于是彷徨西园，望铁岭悄然久之。

楚冠堂记

楚冠堂者，会宁府康氏之堂也。会宁当豆江之口，去荆门可万馀里，而康氏犹冠楚冠，岂其心眷眷于楚邪！

盖康氏世家荆门，万历时，国泰坐法，徙辽阳，都督刘𬘩征深河，国泰战死。子世爵，时年十七，能徒步潜入深河，求父尸，藏于山趾，即变服亡归辽阳。兵部侍郞熊廷弼，置之麾下，辽阳陷，世爵走马登山上，夜泅壕水，南出塞保凤凰城。城陷，亡入金石山，日食木叶，得不死，间走义州，见虏彊大，遂避地入会宁府，作堂于豆江之口以居之。

自明南徙，公大夫出奔缅中，皆见杀，而亲王子八十人入暹罗国，不断发而文身者几希矣。独康氏家会宁府，以天年，终于田里，而楚冠尚不改也。

余尝谓自古属国亲近于中朝者，惟吾邦与明为然。吾邦之士如奔明，则先帝必相容也；明之士如奔吾邦，则先王必相容也。故康氏自凤凰城来吾邦，不忧其身之不见容也。

惜乎！中朝公大夫出七星关，奔缅中而不来吾邦，亲王之子，过越裳入暹罗国，而不依归于吾邦也，岂东海崄远，而风帆浪舶，卒不可通邪！岂天下已易正朔，而吾邦亦不足居邪！

夫明之士居南夷，能全其身者诚寡矣。若康氏者，居吾邦，优游田里六十年，竟以寿终，则天下孰谓吾邦不能容明之士也？呜呼！康氏离荆门以居吾邦，则九疑不可复登，而湘水不可复溯，彼荆门不必怀也。然康氏生长荆门，虽老矣，不能忘情。故燕居未尝不冠楚冠也，《诗》曰“其容不改”，康氏之谓也。

康氏既死，会宁之人皆怜之，因以楚冠，名其堂，属余志之。康氏二子，善骑射，好气义，有楚士之风云。

灵源石记

枫岳山，在淮阳府东一百六十里，人人皆可得而至焉。然道家以枫岳山谓之蓬莱，岂信然邪？世称枫岳永郞岾，有笙箫声，隐隐往来。盖永郞东游枫岳，可千馀年，笙箫声，至今往来。元碑云“指为仙山”，此之谓也。

其后府使杨士彦入钵渊，刻于石壁曰“蓬莱岛”，亦见其妄也。《山海经》称：“蓬莱山在海中。”注曰：“上有仙人宫室，皆以金玉为之。鸟兽尽白，望之如云。”今枫岳山在于海上，自万瀑东至九渊，泉脉相通，人人出入其中焉，未尝有金玉宫室，而鸟兽又无白者，乌在其为蓬莱也？

今上二十有一年，景源以吏曹佐郞，奉使东方，跻毗卢之峰，窥真珠之渊，临铜柱而望香城，则枫岳山，非道家所谓蓬莱也，彼杨氏刻于石壁者，岂不为天下笑邪？《尔雅》释枫曰“欇欇”。郭璞注：“枫树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香。”《楚辞》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枫。”夫枫脂可以为香，《尔雅》释之，《楚辞》歌之，则玆山故号甚美，不必改也。

后十年，景源出守安边府，复入枫岳，刻诸石曰“枫岳之山”，命山僧立于灵源，盖欲驳杨氏之刻也。自古玆山多枫树。其为号也，虽出于樵童牧竖之相传，然因其俗，不去故号而已矣，又奚用道家蓬莱而改之邪？

石门山水记

石门山距昌平州，可百馀里，皇朝诸陵之所在也。山之西南有清泉，出于九穴，故谓之“九龙之池”。景源奉使如燕都，赵君国柱由昌平，入石门山，汲其水，以遗景源。

石门者，天寿山也。诸峰逶迤，为虎峪，虎峪之东，有庄曰康家，陵曰长陵，成祖皇帝葬焉。自康家一里半，有山曰皇山，陵曰献陵，仁宗皇帝葬焉。自皇山三里，有山曰黑山，陵曰景陵，宣宗皇帝葬焉。自黑山六里，是谓之石门，陵曰裕陵，英宗皇帝葬焉。自石门二里，有山曰宝山，陵曰茂陵，宪宗皇帝葬焉。自宝山二里，有山曰史家，陵曰泰陵，孝宗皇帝葬焉。自史家三里，有山曰金岭，陵曰康陵，武宗皇帝葬焉。自金岭山，十有六里，有岭曰阳翠，陵曰永陵。世宗皇帝葬焉。自阳翠九里，有山曰大峪，陵曰昭陵，穆宗皇帝葬焉。又一里，有山亦谓之大峪，陵曰定陵，神宗皇帝葬焉。自大峪五里，有岭曰皇山二岭，陵曰庆陵，光宗皇帝葬焉。自阳翠东北一里，有山曰双锁，陵曰德陵，熹宗皇帝葬焉。此所谓十二陵也。

世传明兴有鸽十二，自南方集天寿山，其后天子弃群臣，皆葬于此。及明亡，十二陵为火所烧，岂不悲哉？今赵君，明之旧民也，以九池清泉之水，遗于景源者，所以慰思明之心也。景源在燕月馀日，虽不得拜十二陵，因赵君始得斯泉，与登石门而临九池，无以异也，遂录其水，以见其思明之心焉。

白云先生画像记

白云先生姓许氏，金华人也。元延祐时，入华山，终身不仕，年六十八以疾卒，学者称白云先生。

初宋处士金吉父，从婺州王柏、何基二人者，得中国道德之传。及先生游吉父门，尽通其书，号曰“儒宗”。自吉父没，三十年，学者甚众，而先生最为纯粹。是时，蒙古有天下，弦诵绝而仁义丧，士君子居于斯世，学圣人而得其宗者，诚寡矣。

先生以草茅处士，唱道东阳，使天下经术之士，皆宗吉父，其有功于圣人之学，岂不伟哉？然或谓：“先生之志，未尝为宋信大义，不可与吉父比也。”夫吉父上牵制策，欲信大义于天下者，宋未亡故也。至先生时，宋已亡，则大义安所信乎？然先生论次古史，起伏羲氏，止于宋元祐元年，其尊宋也，亦至矣。然则先生信大义，比诸吉父无愧也。

先生温恭善教人，蒙古诸生，或自幽、冀，或自齐、鲁，或自荆、杨，或自吴、越，师事者且千馀人，各随其才而成就之。或谓“先生不当以中国之道，传于蒙古”，是不然。昔殷太师不事周，而犹以洪范之道，传于武王。于是武王建皇极，以正天下，则武王垂拱之治，其有所自也明矣。

先生章六艺之道，以教诸生。故三代仁义之学，明于天下，不数十年，圣人出，遂定海内，是先生有以启之也。方先生之入华山也，蒙古使者刘庭，直论荐于朝，而莫能致。

或又谓：“先生之贤，不及许衡，虽彊仕，亦不足以济天下。”夫仕者，将以行义也，蒙古时，其可仕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彼蒙古起自沙漠，而为之君，宁使中国亡天子，不可北面而事蒙古也。若衡者，问学诚博，道德诚高，亦可谓北方名儒也。而委质蒙古之庭，以自辱焉，孰谓衡贤于先生也？

先生讳谦，字益之，入华山者四十年，足不出衡门之外。其门人朱彦修等，集其文章，传于后世。然先生上不逮宋、下不及明，遗世而独立，孔子所谓“逸民”者，先生是也。

今年冬，余入燕都，得先生画像而归，悬之堂中，其容貌，何其癯也？先生闲居忧天下，邑邑不乐，或问曰：“岂食不足邪？”先生对曰：“天下饥，谦能独饱乎？”盖其身虽在岩穴，而其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也。先生没且四百年，而遗像尚有忧色，岂画者能得其心欤！

燕都人怪余来求先生像。然先生不事蒙古，凡天下学士大夫不幸遭极乱之世，皆宜以先生为法，百世之下，乌可以不传其像乎？乃为记，以示学者。

《毗卢图》记

景源入燕，从老僧得洪光寺千佛图，熟视良久，谓老僧曰：“此枫岳山也，非洪光寺之千佛也。”老僧曰：“明中贵人郑同，尝奉使入枫岳山，及其归也，刻千佛于洪光寺，以象毗卢。明亡，燕都诸禅院灰烬者多，而郑氏所刻千佛，妙丽如故，画者相传以为图。今子徒见枫岳山，而不知山之变为千佛也。”景源曰：“吾离父母之国久矣，得此图，何其奇也？”于是案图而序次之。

盖枫岳为峰一万有二千，而其最高者曰毗卢，上隆而圆，其色白，望之若霰。峰之南，有众香城，城皆削镂以为雉，日出烁烁有光。众香之东为九渊，九渊之水，出自毗卢，为大瀑焉。其一峰在东北者曰须弥，其形孑然锐以高，类博山焉。下有㙮，自㙮而西为圆通，圆通西南有台焉，青鹤来巢。西有门，由碧霞、真珠之渊，仰视铜柱，摇摇然立天汉中。其西北有天一台，地开廓以临三方，所谓一万二千峰，皆见其顶。台北有寺，于神山得其中央。其一峰在东南者曰昙无朅，与众香城相向立。其西有台曰望高，由石栏以达松萝，然诸峰愈邃愈奇，其嵯峩者，不特为一万二千，则画者乌能尽其变哉？

景源少好枫岳山，尝夜与客，登天一台，听弹琴，未尝不怡然而乐也。今景源留滞燕都者三月矣，病未之归，幸从老僧得斯画，则如复登天一台焉。老僧名某，洪光寺，距顺天府可几里。夫佛像虽不足记，然景源，行人也，见其图而思其父母之国，遂为之记。

耶稣像灾记

利玛窦出于西方，倡所谓耶稣之教，上托神天以惑众。万历九年，以耶稣被发之图，浮西南海九万里，献之天子，留京师二十九年，京师之士，宗耶稣者以百数。耶稣之教入中国，自玛窦始。

然玛窦称：“汉哀帝元寿二年，耶稣生于大秦国，行教于西海之外。”自元寿至万历凡一千五百八十年，耶稣之教，不见于中国之书，岂耶稣出自远戎，而中国未之闻欤！抑中国闻耶稣之教也久矣，而史不书之欤！抑大秦国，未始有耶稣之教欤！

案大秦一曰拂菻。洪武四年，捏古伦，自大秦国入京师，见于太祖高皇帝，而不言耶稣之教，则大秦国未始有耶稣之教，而玛窦上托神天，以惑中国也无疑矣。

夫佛与耶稣之教，俱出西方而乱天下。佛之教，以形为妄。然《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从佛之教，则烝民无物无则也。耶稣之教，以理为气。然《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从耶稣之教，则上天有声有臭也。佛、耶稣，皆叛于道。而儒者徒知斥佛，不知耶稣之为异教也，可胜叹哉！

自天下尊事耶稣，耶稣盛，而佛不得擅天下。然则耶稣非特叛先王之道也，亦可谓佛之蟊贼也。《易》曰：“其所由来者渐矣。”耶稣)之教，行于中国六十年，中国大乱，是耶稣被发之图，为之渐也。

蓟州人图耶稣像，置诸室，朝夕拜焉，今年室火而像亦灾。余谓耶稣主神天，以张其教，自中国至于海外红毛之国，皆尊之。然耶稣获罪神天，则其像乌得无谴邪？遂书之，以记其灾。

有鸣斋记

丰滨大海，多斥卤，野不生蘩，而四境桑树尤少。景源始至，令府民女子治蚕，率一里植桑一株，自府中至于四境，桑初生猗猗如也。岁三月，府东斋成，名之曰“有鸣之斋”，取《诗》所谓“有鸣仓庚”也。

古者宅里皆有桑，以供蚕食。故《记》曰“风戾以食之”，此之谓也。然《豳风》采桑有三。始女子执其深筐，由小径而四求之，其原隰，桑叶穉生而未齐，谓之柔桑。治蚕之月，持斧斨，往伐桑枝之远扬者，谓之条桑。其小者不可条取，于是乎取叶存条，谓之女桑。

柔桑者，蚕之始也；条桑者，蚕之中也；女桑者，蚕之终也。以月考之，则仓庚飞鸣之时也。景源治丰未逾月，既令树桑。故欲因仓庚之声，以劝蚕事也。夫始蚕而鸣焉者，仓庚而已矣；始绩而鸣焉者，伯劳而已矣。故二鸟见于《豳风》，所以告蚕绩之候也。

然而东斋独著仓庚之鸣，而不著伯劳之鸣，何也？蚕事重于天下也。《夏书》曰“桑土既蚕”，土不树桑，恶在其治蚕事也？故《周官》：“宅不毛者，有里布。”不毛也者，不树桑也。今丰人家家树桑，何患蚕事之不治乎？

夫仓庚之鸣与不鸣，固不足称。然景源朝闻仓庚，而令于民曰：“曲薄何不具也？”暮闻仓庚，而令于民曰：“斧斨何不备也？”因其声以警其民，则东斋为之名也亦宜矣。《尔雅》“仓庚曰黧黄”，黧黄者，黄鸟也。故《葛覃》、《凯风》、《绵蛮》皆称“黄鸟”，惟《小雅ㆍ豳风》称“仓庚”。然《豳风》详于蚕事，以及仓庚，为州者，宜有考也，是为记。

明馀楼记

丰川府馆，有所谓皇华门者，明洪武时，王朝使者入登州，常留府馆，经数月然后下海。明亡百年，门尚存，甚可异也。门之上有楼十楹曰“明馀”，谓是门之表“明馀”也。

《春秋》之义，存亡国，国虽已亡，而书之，如未尝亡也。故昭公八年十月，楚师灭陈为属县，而九年四月之灾，犹系之已亡之陈，是圣人不忍亡陈也。不然则楚之属县，凡有灾，书楚可也，乌可以已亡之陈书之乎？

明，故父母之国也。自洪武时，至于今三百馀年，而国中妇人孺子，无不称明以尊之，不知天运之已移，而民俗之已变也。今丰之馆为门楼，以国书之，欲将存已亡之明，以慰民心，亦《春秋》之义也。

景源至丰，升此楼以望海口，云日之融朗、烟霜之澄明、星月之光润，与夫山林、岩石、川泽、原野、草木、鸟兽、虫鱼、龟龙，皆洪武太平之遗也，岂特一门之为明馀哉？然此楼不书国名，无以见存明之意也。自古国家，天道之所当亡者，则《春秋》从而革之，圣人之心与天道，何以异哉？

夫虞舜昭明之德，被于天下，其子孙得封陈国，而不能保其宗庙，其非天道也无疑矣。故圣人之作《春秋》也，陈既亡而书其国，以示天道之不当亡也。

今天下正朔已改，欲求“明馀”，而不可得。独丰人追思洪武如父母，门楼之上，犹书有天下之号，大统虽绝，岂天道之不当亡者欤！故为之记，令刻焉。

丈人台记

镇抚使治江华府，有士卒一万六千二百人，而城上不设将台。岁春秋，大阅诸军，升南山以帷为台，故军中不见威重。今圣上三十七年，大学士赵公观彬，为镇抚使，慨然叹曰：“将无台，不足以肃三军也。”乃具财，谋建高台于南山之上，未几解去。

今年夏，景源叨拜镇抚使既至，卜日启筑之。上初不许，有旨停，会大臣为上开陈，始许之。于是景源令守城将黄仁煐等，以十月庚申复筑，既九日戊辰而毕。盖为台凡十六楹，高十三尺，广二十三尺，阶二成，广二十九尺。台既成，取《易》所谓“丈人吉”者，名之曰“丈人之台”。仁煐等请为之文。

案图记，南山距府可四里，一名花山，于内城一千八百十二堞，居其中焉，其大阅临于山上，则士卒一万六千二百人，缘城而布陈者，皆可数也。其东大海，抱文殊山而为甲津，甲津之上，有门焉，高可百尺者，济物镇也。其北四墩，自鸺岩至于宿龙，声章相应者，升天镇也。东北列舶，由岭外过湖西南，而交于燕尾亭下。女墙翼然，俯临万帆者，月串镇也，至于白岳二三峰，削立天中，汉水朝霞，隐隐可见，则京师虽隔百里，而山川如在咫尺也，玆山乌可无台邪？

然景源闻之，昔高克将清邑之兵，屯于彭，相与游乐。故清人之诗曰“左旋右抽，中军作好”，言高克在鼓之下，居车之中，与之作好也。今南山始建此台者，为大阅也，非为游乐也。而将士苟登此台，“左旋右抽”，与之作好，则三军大阅之场，适足为游乐之所也，何异于清人之诗哉？此景源之所大惧也，乃为记，以戒将士。

悟修堂记

昌原黄君运祚士用，工于书，贤士大夫碑与表，往往临石而写之，笔墨淋漓，有神画，虽古名家，不能加也。尝为余言曰：“吾少时，梦先人名吾之斋曰‘悟修之堂’。吾不肖既无所悟，又无所修，不足以绍先人之美。而先人梦告丁宁，请赐一言，以发挥先人之意也。”

余以为六艺之道，得于心然后能悟，能悟然后能修之。故君子不悟而修者，未之有也。王羲之，圣于书者也。然极东方、出沧海，以穷万变，故能悟书之妙焉。及其临池学书也，日夜不辍，而池水为之尽黑，则羲之于书之道，亦可谓能修也欤。

今士用学羲之书，且十年，神与墨融，气与画化，人以为酷似羲之，岂不奇哉？然士用不出沧海而能悟，不临池水而能修，盖于书，亦天性也。其先人梦告士用，以冀其昭明心知，有所悟，然后修之，非独谓书之一艺而已也。

夫仲尼七十弟子，未尝不身通六艺。然学礼、学乐、学射、学御、学数，而不学书，则六艺犹未具也。故先王六书之法，七十子无不通也。而《论语》称七十子，或以文行、或以忠信，曾不言其工于书者，一艺不足以名后世也。今士用敏于文行、笃于忠信，无徒以一艺自足。使后之君子，称之曰“士用，忠信之人、文行之士也”，则士用先人之意，庶可以无坠也。

夫士用先人，讳尚敬，世家江华，文敏公慎之玄孙，忠烈公一皓之曾孙也。余既感士用之梦，故录之，以为堂记。

保勤堂记

金述夫留守开城之明年，即其治所，为寝堂凡十五楹，缭以周墙。堂之阴，为阶九成，上有燕宾之台、讲武之坛。改作正门，正门之上，为鼓角楼，凡八楹，下建石柱，以承之，高皆丈馀。自四月辛丑，始事，至六月壬戌，落成。于是述夫名其堂曰“保勤之堂”，属余记之。

盖《召诰》谓：“予小臣，敢以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孔氏传》曰“民在下，自上匹之”，是不然。雠，校也。周公用书，令庶殷、侯、男邦伯，以威命案校役民，非匹之也。友，顺比也。服殷御事，比介于有周御事，以明德，节性日迈，故庶殷化为友民也。

召公相宅，以庶殷，攻位洛汭，五日位成，此所谓“保勤”之实也。然召公不以位成，自大其保民之功，亦不以天之成命，自矜其勤民之德，岂不贤哉？开，西京也，犹周洛邑，而述夫为之留后，与周公治为四辅，未尝异也。居岁馀，经营寝堂，升降有阶，出入有门，燕有崇台，射有疏坛，凡用工八十二日而毕焉，谓之“保勤”也宜矣。

然开城在王氏时为王都，荐绅先生，上文学、修仁义，斐然有君子之风，及国亡，引节不仕，老死于委巷之中。而子孙或为商贾，居货物，与时俯仰，不得齿朝者三百年，虽有贤材，无所用也。

今述夫诚举贤才，使比介于本朝卿士，以节其性，而日进于昭明之德，则不待将币之礼，而所谓“祈天永命”者，固在于是矣。此述夫保勤之功，有终始也，岂直为堂、坛、台、门，案校役民而止哉？乃为之记，以警之。

《水嬉图》后记

水嬉之制，象九州四海之山，刻之沉香，高二尺，承以竹版，下凿奇木为方池，盛水其中以汎之。虞舜所封医巫闾、岱宗、太华、会稽、嵩高、衡岳、恒山，此七者，最为隆高。至于崆峒、太行、琅邪、匡庐、孟门、伊阙、底柱、王屋，与夫剑阁之险、巫峡之壮、天台ㆍ雁宕之奇、九疑ㆍ罗浮ㆍ武夷ㆍ四明之秀，各得其形。竹板动则山辄移，类大舟载木假山，而游于水，谓之“水嬉”。燕城人图而传焉，盖中国太平之戯也。

然吴伟业所为诗称“烈皇帝苑内水嬉”，是不然。先皇帝燕居庄敬，每晨起，盥漱栉发，冕服佩玉，见上帝，然后视朝，闵仁元元，纲纪庶政，未尝有一日之怠，虽天下无灾异焉，吾知先帝之不水嬉也。

自山西兵兴以后，先帝疏食，容貌憔悴，周皇后具馔将进，会瀛国夫人奏言：“夜梦孝纯太后流涕曰：‘为我语帝，食无过苦。’”馔方进而奏亦至，先帝追念孝纯太后，于是再拜举匕箸，与皇后相向而泣，何暇悬金石之乐，而作水戯哉？

尝朝昭妃刘氏于慈宁宫，辄坐而睡，昭妃怜之，戒勿惊，乃命尚衣谨护之。已而，先帝摄衣冠，起而谢曰：“每夜目不交睫，今在太妃之前，困不自持。”昭妃为之泣下。

先帝享国十七年，忧劳如此，则所谓“苑内水嬉”者，其不可信也明矣。夫水嬉者，雕天下名山之形，以见一统之大，非为戯也。而先帝犹以兵荒，不敢观焉，德至盛也。然伟业为之歌诗，以嬉游，上诬先帝，岂不痛哉？余因使事见此图，乃辑遗闻而纪之，以辨明先帝之诬云尔。

奎章阁题名记

圣上即位教群臣曰：“先大王文章炳烂，如云汉昭回于天也，宫车晏驾，而弓剑虽不可攀，御制文集在宫中，与古诗书所载圣帝明王之作，未之有殊也。宜建阁而藏之，垂于无穷也。”群臣对曰：“诚如圣教。”

居数月，奎章阁成，乃命印先王御制以藏之。又置阁臣曰提学、曰直提学、曰直阁、曰待教，凡若干人。臣猥以蝼蚁之贱，受知圣上而首尘提学之选，为内阁，羞其仰累日月之明，固已多矣。

臣伏闻宋朝故事，真宗时，建龙图阁，藏太宗御制文集，举杜镐以为学士。仁宗时，建天章阁，藏真宗御制文集，举王挚以为学士。英宗时，建宝文阁，藏仁宗御制文集，举吕公著以为学士。

今殿下圣孝出天，既践阼，乃建此阁，藏先王御制文集，呜呼，盛矣！臣愚陋固，不足与杜镐、王挚、吕公著比。然圣上临摛文院，讲周子《太极图说》，臣蒙恩为侍讲官。分东西，上殿论说，炉烟初升，钟鼓在庭，诸讲官各陈文义，而圣上虗心听纳。自阴阳动静之微，至性命仁义之源，无不论列，不知日之将夕也。此龙图、天章、宝文诸阁之所未尝有，而杜镐、王挚、吕公著诸学士之所未尝遇也。

臣不学无所通晓。然伏睹圣上好学，与阁臣，从容讲义，国家文明之治，自此而始，臣不胜欢欣鼓舞，朝夕就尽，亦无憾矣。阁臣将成题名案，圣上命臣为之序。臣伏惟上有殊礼，下必有作人之效。昔汉孝武皇帝开石渠阁，征五经讲义之士，列于左右，宠遇旷绝。故其后儒者，出自石渠阁者为最多。今圣上宠遇阁臣，如家人父子之亲，异日阁臣，明五经辨论同异，何遽不若石渠阁诸儒者邪？

艺文馆题名记

英宗十七年三月，议政府左议政宋寅明言：“党议出于名官，请罢史荐，更立馆阁会圈法。”英宗从之。

臣待罪艺文检阅，上疏言：“国制，史官议荐时，不谋于宰相、不告于人主，其意可谓深且微矣。今殿下更定馆制，乃使宰相，主其圈而进退之，有如奸臣窃国柄，欲掩其迹千万世，则必将以私意取舍，而传授寖广，以至于秽乱史法而后已，虑患之道，不可以不远也。”英宗赐对，即下教，特罢臣职。居三日，英宗大悟，立召臣，复授检阅，遂寝馆阁会圈法。其后大臣力争之，卒罢史荐。然英宗听臣之言，命寝会圈，则圣意亦可知矣。

今殿下嗣位之初，修明旧章，乃追思先王遗意，益峻史选，岂不休哉？臣闻之，践先王已修之政，而继其治者，孝之经也；遵先王不显之志，而改其制者，孝之权也。孝之经者，行之也可谓易矣；孝之权者，成之也可谓难矣。

呜呼！先王寝馆阁会圈之法，恶在其罢史荐也？大臣力争而罢史荐，国人皆知其非先王之意也。今圣上益峻史选，其有光于圣人之孝也，亦大矣。

旧荐检阅，自臣祖故领议政翼成公喜，始见于案，历三百五十年，止于臣身。及圣上即位元年，正史选，然后以新圈艺文检阅，继于旧荐，岂非天哉？且臣以先朝检阅，老而不死，改制之四十三年，复见史选绝而复续，其亦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