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

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
作者：李大钊　1913年

1913年10月1日

　　近者政府与国会，以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态，蓄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之谋，以求撄得宪法颁布权。叨叨絮絮，演为法理的论争，乃牵及于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之关系。此实政革以来，循辙蹈轨饶有趣味之政治的活剧，颇助吾人以研索之兴。鄙陋不敏，敢征各国宪法而略论之。

　　法律为物之产生，其程序凡三：曰提案，曰议决，曰公布。提案权各国多命议会与元首各有之（美元首无之），议决则概属之议会，独至公布权，虽亦皆属之元首，而公布之前，元首对于该法案，有足生死之者，有可与以可否者，其权之轻重又至不同。无论宪法颁布权与法律颁布权不可同日而语，即令宪法可与法律一例视者，公布权纵力争得之（实则宪法颁布权仍当属之宪法团体，而法律公布权则在宪法上元首当然独有之），亦非即大权宪法下之所谓裁可权者，可借以换法律之生命，此不可不辨也。

　　（一）裁可权 裁可原语为SANCTION，乃积极与生命于议会所可决之法案不可缺之作用。在元首膺有斯权之宪法下，其法律之成立，乃基于二种相异之行为，一为决定一定之法案，一为以一定之法案，为法律是也。元首于议会不同意之法案，虽不能裁可之使成为法律，而于议会同意之法案，非必裁可之使成为法律，且得裁可之使不成为法律。盖使之成为法律与否，纯为元首之自由，其意而采取之也，斯成为法律，其意而不欲其为法律也，斯不为法律，且终不得为法律焉。然则是权也，实具有取舍之势力，价值且超乎议会之议决而上之，则议会之议决，不过为其成立之准备。法律之所以为法律，乃端在元首之裁可，若是者则有日本、普鲁士。日本宪法第六条有“天皇裁可法律命其公布及执行”之明文，普虽未有如斯之明文，而其元首实握有裁可之权。征之事实，确无可掩，其所以不昭示于其宪法者，则更有故。其宪法第六十二条有“立法权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之”之明文，若更以裁可权另条规定其中，惧有冲突之嫌，故阙文以避之。德儒罗邦德尝释之，谓“其共同非对等之共同，乃参差之共同。法律之实质，虽依议会之议决而定，法律之效力，则缘元首之裁可始生。”斯立见其国法之奥微已。第日若普，胥君主国，其元首之膺有是权，原无足怪，共和元首之于公布法律，绝无裁可之余地无俟论也。

　　（二）批行权 批行原语为PROMULGATION（或译为批宣，又有译为亲署者），是亦消极之作用。仅于公布前举证明该法律为履宪法所定之正当程序而议决者之仪式，绝弗克如上述之裁可权之得生死议会可决之法案。果其法律为遵履宪法正轨，则仅受其检查，不受其可否，是又不克如不裁可权之得有所可否于议会咨达之法案而咨请其覆议。德意志联邦帝国之行政首长，盖有是权。考德意志立法，由联邦议会及帝国议会行之，只此二体之议决一致，法律即告成立﹔行政首长于业既成立之法律，仅行其批行之仪式而已，批行而外，更无所谓裁可权与不裁可权也。他如日、普等国，其元首既拥有裁可权矣，批行自纳于裁可之中，裁可而外，无所谓批行也。又如法、美等国，其元首既具有不裁可权矣，批行亦自函于不裁可之中，不裁可而外，亦无所谓批行也。

　　（三）不裁可权 VETO BOMER “违投”VETO字源出腊丁，训为“我阻”（PHORLICL）。凡议会议决之法律案，咨请元首公布，元首不置允诺，得于公布期内，声明理由，咨回议会，请其复议，是即不裁可权也。英伦国王实握有完全独立之不裁可权，威廉三世时曾行使之，虽后此迄未一试，而其权要仍存于国王之手而未灭也。法兰西大总统初未尝有立法权，故仅得不裁可权以求议会之复议，而美亦然。凡康格雷（CONGRESS）所通过之法案，须提交其元首，可之即署名公布，否则附以理由书咨回康格雷，俾复议之。若经一院复议，仍以该法案为然，则并其理由书提交他院，倘他院亦如之，该法案斯不待元首之署名，径成为法律，是谓制胜“违投”之通过（BASSINGA BILL OVERVETO）。若该法案经一院三分二之否决，则其生命遂立毙于复议之下，不复成为法律矣。故VETO权之于美，当其康格雷竭力通过以制胜VETO时，非至高无上，此其异于英伦者也。斯制特色有三：对于同一法案，行使不裁可权，可一而不可再，其一也﹔对于议会可决之法案，仅能为暂时之妨害，不能废抑之，使永不为法律，其二也﹔不裁可权之行使，不仅于检查其蹈宪法正轨与否，并得于其内容，指摘其不谐，其三也。推斯制之精神，一以为行政部保其宪法上之权力，俾其意思得表示于法律﹔一以防有时遭政治的激昂易为躁妄恶之立法，而以救其敝。实宪法上最完善之规定也。

　　至所谓公布权者，毫弗与于法律成立之影响。盖法律成立，乃内部之事实，法律公布，乃对于外部使发生效力之要件，俾人民以遵守之准。其实法律之成立，因不待公布始然也。公布权不问国体之何若，多操之国家元首。日本天皇裁可法律而公布之，普国国王命公布法律，德意志行政首长批行法律而公布之，法、美大总统须于一定期间公布法律，要皆殊途同归。一以公布权操于元首，罔或自外此成例者，于吾民国又何疑乎？

　　综上所述，裁可权虽无使议会否决之法案成为法律之力，而有使议会可决之法案终不成为法律之力﹔不裁可权则有使议会可决之法案暂不成为法律之力，而无使议会复议仍行可决之法案终不成为法律之力 ﹔批行权则又不过检查其是否蹈宪法之正轨，而无斟酌法案内容之余地。此其大较也。证以《民国临时约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之规定，大总统之当有法律公布权，法律之公布权亦惟在大总统也，彰彰明甚。更证以宪法草案第二十条、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大总统不容有裁可权，然亦不仅有批行权，又无庸置惑者。则政府??自持之理由，固已圆满无缺，然以仅公布权，固无生死法律之能力，而颁行法律之程序，尤非所论于宪法。政府而知此也，当亦爽然自失矣！

　　1913年10月1日

　　《言治》月刊第1年第5期

　　署名：李大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