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溪集 (林泳)/卷十八
经筵录
[编辑]庚申七月七日。副修撰臣林泳牌招肃拜后，直玉堂。上番校理吴道一。
九日。召对煕政堂。承旨郑载禧、侍读官吴道一、检讨官泳、记事官申曅ㆍ尹弘离ㆍ尹德骏入侍。道一进读《纲目》汉景帝记自“是月晦日食”至“栗姬恚恨而死”一遍。上亲读一遍，玉音清畅渊源，俯伏以听，不胜庆喜。道一进释文义。至“以齐迫劫有谋，召立其太子”，泳曰：“以其迫劫，至立其后，汉法甚严，而亦有如此宽大处。此其长远规模也。下文除吴濞外，楚后亦立矣。”道一曰：“汉去古未远，故法虽严，而亦有宽大处也。”至“王夫人阴趣大行立栗姬，激怒景帝”处，泳曰：“此则后宫妒宠相倾之事耳。小人谗君子，其机栝深巧，亦每如此。若直指其恶而谗之者，则人主听之，亦不难辨矣。往往多为巧计，以激恼其君心，使人主不知不觉陷其术中。苟非至明，何能察之？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可谓明也已。’臣愿圣上于此等情状，宜深加察，如亲履其境，而阅其情伪，则其于明照之道，不无所益矣。”道一曰：“林泳所达是矣。谗构之说，若直指显言，则虽庸主可辨。惟其深巧，故英明之主亦不能察矣。”释义讫。泳曰：“吴道一释用传出入，误达矣。古今文字间，有乘传、驰传之语，皆指驿马为传，故吴道一释用传，以用驿马出入仰达矣。此传乃关门讥察出入之物，或用木符，或用缯帛，分而为二，一给行者，一留关门，以验其往还出入者。文帝时，四方晏然，故除关去传，及是七国初平，尚有危疑之势，故复用传讥察其出入也。臣等在外，私讲一遍，而适放过不论矣。入侍之后，臣见小注，有文帝时除关之语，即自考见，则除关之下注解如此。吴道一误达矣。”道一曰：“林泳所达是矣。”泳曰：“读史之法，当观治乱机栝，识其所由然而鉴戒之。以今日所进讲处言之，此乃吴楚七国之难初平处，此乃汉时莫大之乱。盖汉初即有诸吕内难，其后则吴、楚之难最大，今当详考其迹，而识其所以成败之理，不可徒观其已然之迹而已。吴、楚终虽破败，当时事势，极其危急。吴之富强，既甲于天下；濞老而解事，又结连六国，盖举天下之半，皆为剧贼，而其徒或有分兵入武关之谋，或有疾西据洛阳之谋。使濞听其谋，以势言之，十八、九成。汉之讨贼，周亚夫为上将，而使无赵涉之遮说，则亚夫必见擒于殽、渑间，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如是而吴终败，汉终无事者，乃有所由然焉。助顺除逆，固古今之通理。亦其汉兴以来，与民休息，政宽规远，文、景恭俭，惠政甚多，深仁厚泽入人者深，故能固结民心。民心固结，则天命眷顾；天命眷顾，则虽濒危而不亡，此必然之理也。然则人君可不务行仁政于平日，以结民心，以祈天命乎！虽有缓急，其国必可保矣。”
道一亦推说此义，仍曰：“帝王读书，只为穷理，读史之际，贵在鉴戒。自上宜深留意。”泳曰：“鉴戒之法，亦多有节目，臣敢复详达。今以汉事言之，有一代之规模，如高帝扫除繁苛，建立宽大制度，是一代之规模也。有一君之规模，如高帝之恢廓，文、景之仁厚，武帝之多事，是一君之规模也。读史之法，当先观一代之规模，次观一君之规模，以至一政一令之间，亦皆致察，深明其善恶是非之归，善而是者则慕之，恶而非者则惩之，必须反之于今，使其鉴戒之意，实见于政令注措之间，则乃有实益矣。以史传上一代规模，反观我朝立国之规模，以知其大小得失之如何，其良法美意，则必申明而修举之；其有未尽善者，变通增光，亦不可已。以一君之规模，反观今日政治之规模，以察其公私广狭之实，其善而未尽者，必推致其极；其未善者，则必决去其根。先立大体规模，而至于微细政务，亦必求尽美，则鉴戒之道得矣。”
道一曰：“史传鉴戒，不过汉、唐、宋事。为治之道，当以唐、虞、三代为法矣。”泳曰：“吴道一所达极是矣。今方进讲史书，故臣敢陈读史鉴戒之法。若论为治之标准，固当以圣王为法。后世善恶，虽亦不可不鉴戒，然当于其善之上，更求至善之道，不当便以其善为极尽之事也。但唐、虞、三代之说，古今儒臣进说之际，固多称引者，唐、虞、三代卒不可得见。此等说话，非但听之似迂，言之亦似文具，而其实有不然者。若深考唐、虞、三代所以为唐、虞、三代者，内之修身，外之治国，一一效学，则至治固可驯致。此等言语，岂归于文具哉！自上必深留意，使圣王之治复见于今日，国家幸甚，生灵幸甚。臣等区区之望，正在此矣。”仍离席起拜，曰：“唐、虞、三代之治，非他，乃治之至极者。欲为至极之治，当先勉至极之学，至极之学，自有规模。臣诚空疏，请以所窥于古书者仰达。第一当先立大志，以必作圣贤自期。才有此志，即当尊行所闻知，自身心动静之间以至政令事为之际，不容纤毫私意，必求止于至善。又当读书穷理，使知识渐益通明，则随事皆知至善之所在，亦当自然乐于为善，与勉强尊行者，意思迥别矣。先儒论学，言说甚多，而语其大要，则立志、力行、穷理此三者而已。然三者之中，立志为最初基本矣。”〈论学说话颇长，不可尽记，大槪如此，而每节致仰勉之意。〉上曰：“劝戒之言皆切当，予当各别惕念焉。”
承旨郑载禧曰：“林泳非但文才多有，儒家书工夫，举世所知。今闻劝讲之言皆切当，而自上将各别惕念，诚为幸甚矣。”上仍曰：“校理吴道一丙辰冬被史荐时，姜硕宾上疏排击，予当时不察其党同伐异之意，以为信然矣。今观筵席所为，文学卓异矣。”上又曰：“副修撰闻名久矣。今观筵席反复讨论，文学才行〈“行”字，良久下教。〉果为卓异，知之矣。”起拜辞谢讫。仍奏曰：“臣于学，实无所得，徒以掇拾见闻者仰达，而自上亦为嘉纳。若使山林遗逸工夫累积之人出入经席，则其所补益，岂浅浅哉？近日格外招延之命既下，士心方为耸动。自上宜益推至诚，期于必致，使之出入劝讲，其于圣德，必更有益矣。”上亦降兪音。
既而道一进奏主第营缮过侈，宜加节损。辞屡更端，上颇持难。泳亦进曰：“小臣章句，问学固极卤莽，而至于政体、治规，尤昧昧，故未敢遽论及矣。同僚既已发端，臣亦略有所怀，岂敢默然？臣闻节用爱民乃为国之急务，而未有不节用而能行爱民之政者，则节用尤为急务矣。道一所奏主第事，乃今日节用之一大事，自上宜速允从。臣之意则今日所当节损，又不止此。盖自更化以来，民情耸观，思见维新之治，皆谓朝廷必行非常旷荡之惠政。臣在乡曲时，闻朝家行会州县，俾各查报军丁逃故、粜赋逋欠之数。以此观之，朝家似亦有意乎慰答民望矣。臣未知前头蠲减多少，果将如何，而少减则为惠不大，多减则必妨于经费。盖不先节国用，岂能行惠民之政乎？国家之节用爱民，正如学者之克己为义。必克己无所系累，而可以为义；必节用无所拘碍，而可以行爱民之政。今宜上自宫禁用度下至诸司需费，通融商量，大加节损。只留无之不成国家模样之物，其他尽为扫去，上下同心，忍耐艰苦，则蠲减之政可行，而民心可结矣。”上曰：“待观秋事，当令变通焉。”泳曰：“蠲减可待秋为之；若节省，则宜速命大臣与有司之长，趁早酌定，庶于去取之际，无草率苟简之弊矣。盖年事虽得丰稔，若逃故、逋欠之类，将为大段荡减，则非大段节损，必不能办也。”上曰：“当徐与大臣相议变通焉。”泳又奏曰：“自古人臣进言，泛论学问之方，人主酬酢如响；言及朝政实事，鲜能夬从。此自古所闷。今臣论学之说，则幸蒙听纳，而吴道一所奏主第事及臣所达大为节用之说，皆朝政实事，而自上终无快纳之意，非所望于圣上。”上曰：“非不听纳，当从容与大臣相议而处之。”乃退出。
八月初二日。昼讲宣政殿。领事金寿恒、知事闵维重、承旨郑载禧、侍讲官崔锡鼎、检讨官泳、史官申曅ㆍ兪得一ㆍ金益九入侍。锡鼎读《多方》篇首止“大不克开”一遍讫。上亲读一遍。锡鼎读篇题苏说讫。泳曰：“为国而积德累仁，使膏泽洽于民心，如殷之七王，则虽有如文、武、周公之圣，亦不能容易代兴。宁有因一时扰乱，便致土崩之理哉！此一义也。且夫殷民挟思旧之情，累兴不靖。当时称以顽民，盖至难化也。武王、周公镇抚诰谕，如此之勤，故迨乎成、康之隆，刑措不用，未闻有复干纪者，德化之力也。德化诚厚，虽前代之顽民，犹可化服，况祖宗遗黎乎！此又一义也。伏愿如此反观而深念之。”
讲第一节、二节讫。泳曰：“殷民不服周，自周家言之，乃乱逆也。然周不以威刑制伏其馀党，必以言语戒告，非一非再，此三代忠厚之道也。盖必如此，然后人方心服，得人心服，乃王道也。若以威刑强制之，亦岂久安之道乎！”
讲三、四节讫。泳曰：“诫告之主意，专以天命为言，此非倚托玄远以欺人也。自古国家之兴废，实由于天命之去就，呼吸成败之间，有灼然可见处。所谓天命，专在人事得失，得之至者，以匹夫而膺天箓；失之甚者，家国败亡，天禄永终。此必然之理也。此数节皆以先言夏、商兴废之事，以见商、周兴废之理，亦只如此。天虽谴告降格于有夏，桀之所为如此，天命安得不绝乎！盖‘逸’之一字，乃丧邦根柢。逸与勤正相反，勤则百事举，逸则万恶生。桀之丧邦，其源亦只在此‘逸’字，可不戒哉！由其安于逸乐，故不复有忧念民生之言。夫忧民之言虽不绝，实惠未究，则亦徒然耳。况并与其言而无之乎！其全无忧民之意可知。其国安得不亡乎！淫昏是亦原于逸者。盖安逸而无所猷为，则淫欲必行。古人云‘沃土之民逸’，逸则忘善，忘善则欲心生，诚至论也。且淫则必昏。盖天理、人欲相为消长，人欲炽盛，则本心之明亦渐掩蔽，故昏矣。‘帝之迪’，如云‘上天之载’。盖日用事物之间，莫不有上帝之所启迪，凡事物当然之则皆是也。桀之淫昏已甚，虽终日之间，岂能劝勉于天理当然之则乎？大槪此皆桀之事，其曰‘逸’、其曰‘淫昏’、‘不戚言于民’、‘不劝帝之迪’，皆极甚耳。虽不至如此之极，才有怠肆之念，亦便是逸；才有偏嬖嗜欲之私，亦便是淫；才不察事理，亦便是昏；才不爱民，才不敬天，亦便是不戚言、不劝迪之渐。先儒谓‘舜、跖相去，其分甚微’，此宜深留圣虑。后节亦宜以此意推之。”上曰：“然。”
讲第六节讫。泳曰：“此节亦言桀失天命之事，与上节意略同矣。欲享天命，当务保民，而今桀则切不开达民生之所依，如重敛横征，使不得衣食是也。甚至大肆刑罚，残伤民命，其乱又益甚矣。然揆厥所因，实始于内乱，如嬖妺喜是也。内既乱，则外安能善保民乎？旅谓民也，而谓之承者，人君之所可畏，莫甚于民也。舜曰‘可畏非民’，孔子曰‘使民如承大祭’。人君深知民之可畏，而常以承祭之心使民，则又岂有不得民心之患哉？果能尽反桀之所为，便是尧、舜之事，所谓善恶皆师者然也。桀之暴虐如此，故其所尊用，乃贪滥凶暴之人，遂相与助恶，徒以残伤民命为事。盖有是君，必有是臣，不但明良之际，虽昏虐之世亦然矣。大槪此节语意，虽有反复曲折，略与上节同义。”
讲七节讫。泳曰：“桀、纣如此，故天乃别求民主，而令汤伐夏也。”
讲八节讫。泳曰：“此复申言桀所以失之之理。盖当时天下非无义民，而桀不肯用，不肯与之同享多福。惟其尊用之诸人，则乃不可与保民之人，而相为暴虐而已。以故百为之间，无一开达之处，民之穷迫极矣。”
讲讫。泳曰：“读书之法，固当逐字逐句，一一精究其指趣，又须提总大旨而深察其要领。如此然后不泥于章句，而有受用之实益矣。今以此篇言之，天命去就，是其大旨，而其去就只在人主行事之得失矣。人主之事，其大端有二，不过曰用人也、临民也。今数桀之恶，皆是虐民之事、用小人之事。所谓恶主之事，皆不过如此，贤明之君亦不过反此而已。此是君道之大节目。请留睿思，究是非利害之实，而致审于日用之间。且又有一义，不能保民用贤，又由于内乱。内乱则贤人必不见用，而民受其虐，此尤当加意者也。”〈领事因“内乱”二字，推说甚恳。〉锡鼎曰：“经固当穷，人君之学尤以看史为急。治乱兴废之迹，皆在于史矣。”泳曰：“治乱兴废之迹，固存乎史，而治乱兴废之理，则具于经。苟善穷经，不待看史，而治乱之理可明矣。且必于经中认得要约之理，然后看史，亦可得力。不然，亦恐泛滥而无实益耳。”又曰：“读经看史，虽有本末之序，亦可并致其力。进讲则书经，召对则讲《纲目》，固好矣。但《纲目》卷帙浩穰，而一番召对，不过数张，一月之间，召对不过数次。如此则几时可以究观古今成败之迹乎？此可闷矣。”上曰：“未经进讲之处，在宫中，亦尝看过耳。”泳曰：“如此则幸甚。虽非应讲之处，看到有疑处，不妨召臣等讲论。”诸公奏事，论及主第事，久未有发落。泳进曰：“此必仰体慈圣之意，故自上持难如许矣。凡人以亲命所为之事，则虽闻人言，亦难便从，势固然也。臣请以诸臣所奏之意，仰白慈圣，务得至当焉。今日异于常时，百姓方且拭目冀见非常之德政，而姑无实惠及民之事，但为公主，大治居第，则岂不失望乎？民心一失，收拾未易，此其所关，岂不重乎？且俭约乃享福之道，邪侈岂是好事？为公主养福之道，亦当以节俭为务，岂宜不思节损之道乎？宜以此意入告慈圣。慈圣圣明，岂终持难乎？”上曰：“大臣、儒臣之言如此，当入禀而处之。”
泳又曰：“《书传》既已毕讲矣。古人云：‘《书》以道政事。’盖二帝、三王群圣人德业事功皆在此书。若果于此深究得力，则帝王之治，岂不可做？程子论学者不善读书之弊曰：‘如读《论语》，未读是书，是此等人；既读是书，是此等人，虽多，亦奚以为？’非但《论语》，凡读书皆然。圣明天纵，典学勉勉，卷多之书，既已毕讲，其间要切之义，必多体之身心，施于政事之间者矣。然读书大益之法，专在以圣贤之事必责于己。且如此书开卷第一义，是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必须深思如何是钦，如何是明，尧所以钦明者如何，又欲法尧之钦明如何而后可及。‘钦’字是钦敬之意，则精察持敬之方，专一不懈；‘明’字是明睿之明则从事于明理之方，积累贯通。下文文、思、恭、让，亦以此例求之，而必以此德之光四表、格上下为准的，无或有毫发退托，则只二典、三谟中为帝为王之规模门路，固已备具矣。尧之明峻德而自九族至万邦，舜之命九官、咨十二牧而成内外之至治，此其德化治功之条理明白处。亦以向上所达之意，深究其义，必责于己，则学问之功，必有不浅浅者矣。此乃以必学圣人为志者也。必有此志，方无书自书、我自我之弊矣。臣不敢久稽天听，略论其梗槪端緖如此。虽毕讲之后，温故之际，更以此意理会，恐非小补耳。前日李端夏以明经科文义为主之意仰达，其意固好。但无教养之法，只于科目间，略有变通，恐不足以作成人材。人君固以治人教人为职，况今日士习，日益衰弊，作成之道，诚不可少缓。而学校兴废，不系于规范节目，其要专在择师久任矣。凡官庶职，必须久任而后可以责效，况成就人才乎！闻今大司成颇留心学政，特为久任责成，效于数三年之后，则与今朝迁夕除，似不侔矣。询问大臣处之，如何？臣闻祖宗朝人才多因师儒之得人久任，如金泮、金末、尹倬诸人久为国子之长，实多成就之效，一时名人多出其门。以近世事言之，郑晔为大司成，阶资宪尚令仍带，亦颇有成效。至于选士课学之法，师儒既以成就人才为己任，则自当讲定矣。臣观程子论学制之说，欲延邵雍、张载，处于学校，俾为士子矜式。此最根本要道也。今日山林之士，既方招延，自上必尽诚礼，期于必来。既来之后，不但出入经幄，辅导圣学，又使兼带馆官，俾掌教士之任，其有补于养士之方，亦不少。此事预留圣意。而未出身人为馆官，只是司业一员，随人多少，或二或三，不限员数之意，亦与大臣相议讲定，如何？”
十月十四日。召对思贤殿。领府事宋时烈、侍读官泳、检讨官洪万锺、承旨洪万容、史官三人入侍。进讲《纲目》四中。至“淮南王安来朝”，泳曰：“安属为诸父者。高帝子淮南厉王长为文帝之兄，安是长之子，故于景帝从兄弟而于武帝属为诸父也。有才能、文章矣。”时烈曰：“孔子答哀公问政，论九经，而亲亲居第三矣。”上曰：“然。”时烈曰：“帝王家，此事最难。一于亲爱，无所裁制，则其弊必至于骄邪，而不能保全亲亲之谊。淮南王后亦不善终矣。”上曰：“淮南后谋叛伏诛矣。”时烈曰：“九经论亲亲曰‘尊其位，重其禄’，此所谓尊重者，似出于九经耳。”泳曰：“此尊重只是尊待重待之意，与九经尊位重禄，语意差别。而领府事所达亲亲之义甚当，自上宜特留心矣。”
至“赵绾、王臧下吏，石庆为郞中令，建为内史”，泳曰：“绾、臧之所谓儒术，不过议明堂历服，而其言议事业，更无可观，其儒术固不大段矣。其得罪之际，亦有未善者。但武帝因此遂疏弃儒术则过矣。当时儒者如董仲舒，若敬信委任，则岂绾、臧之比哉？不此之图，只取石建辈。建之家行，固为过人，然此是无学识徒善之人耳。后为相，全无可观之事，武帝号为好儒，而用舍如此，岂真知儒者之可好哉？”又曰：“石建在上侧，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此启人君厌忤直言之心矣。谏者明言直谏于大廷广众之中，人君容受改过，则此正是好事。今建屏人则恣言，廷见则不言，已有苟且取容之意。而武帝以是亲之，亦可见其不悦直谏，岂明王之事乎！”上曰：“然。廷见则不言，亦不直矣。”时烈曰：“《尚书》‘成王以“斯谟斯猷，惟我后之谋猷”戒其臣’，正与此事相类矣。”泳曰：“成王则以此戒其臣，石建则以此事其君，君臣之言虽异，其意同矣。”
至“以卫青为太中大夫”，时烈曰：“人君创业垂统时事，必为后王之所视效。此后成帝之得赵飞燕与武帝之得卫子夫，其事正同。成帝之崩，《通鉴纲目》虽不明言，而以《汉书ㆍ赵飞燕传》观之，极有愁惨者。盖当初得之不以正，故其祸如此矣。”泳曰：“今此子夫后为皇后，生子曰据，是为戾太子。武帝终以此遭父子之变，是亦不能正始，故其终之弊至此矣。”时烈曰：“不以正道得之，故其祸如此矣。”泳曰：“武帝元年，志在好儒，故策贤良，罢杂术，皆是美政。至于明堂历服，虽非急务，犹是讨论礼乐之事。及绾、臧罪废之后，疏弃儒术，故耽乐女色，至以嬖幸之母弟擢为大夫。卫青后虽有击凶奴之功，此时擢用，则必是以子夫之宠爱故耳。武帝之心，自此始荒，而此后年年渐有不好之事。此皆疏弃儒术之致，而由其内多欲，故亦不能久好儒术耳。”上曰：“然。”
至“中山王胜来朝”，泳曰：“鼂错为汉设策，因谗见戮，固为冤痛。而议者因此裁抑诸侯王已甚，至使诸侯王莫不悲怨，则亦太过矣。大槪矫枉，则必有过直之弊，此不可不审察而得中矣。”时烈曰：“鼂错之策，亦未尽善。吴过固可削，其他侯国又以小事侵削，使叛者益多，与吴同起。古人以错为不识利害矣。”泳曰：“吴党益多，非汉之利，利害固如此矣。帝王驭下，当主宽大，不录小过，以微细事侵削诸国，以义理言之，亦甚不是矣。”
至“大饥，人相食”，泳曰：“武帝若能用董仲舒之言，正心以正朝廷，至于正四方万民，则阴阳和、风雨时，乃必然之应也。今不能然，至有大饥，可胜叹哉！设或遭遇凶荒，当时席文、景富厚之业，若发廪倾囷，汲汲赈救，则亦何至人相食哉？于此可见当时君臣无意于恤民之政，尤宜深戒。”
至“救闽越，徙其众”，时烈曰：“此事在汉全盛之时，故幸得无事。晋武帝杂置诸羌于中国，遂成五胡之乱，汉虽偶得无事，亦非善处也。”泳曰：“《春秋》之义，以救为善，今救闽越可也，至于徙众则不可，故《纲目》‘从众’之上，下一‘遂’字，此是书法，盖不许也。”时烈曰：“‘遂’字是支离之意。”泳又曰：“武帝新即位，不欲劳师动众，则不发宜矣。今不以虎符而以节，亦何异哉？”上曰：“以符以节，兴兵则同也。”泳曰：“不以虎符，故会稽守距法不发，至斩一司马，而后乃兴师，则会守之距法为是，司马之见斩为枉。此则不以虎符之致也。岂但兴师之无异？亦有弊也。”
至“日食”，时烈曰：“上知日食之理乎？”上曰：“卿宜仔细陈之，以诲寡昧。”时烈陈日食之法颇详。泳曰：“所谓同度同道者，度者天之度数。天之度数，东西南北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此所谓度，主东西度数而言也。道则日月之行，南北每异，同道则南北同道。盖一东一西，或南或北，则不相值，而无薄蚀矣。晦朔之间，则东西必有一番相合之时，而或南或北，不正相合，则亦不食。若同度同道，东西南北正相撞着，则食之矣。如是而犹或不食，则日阳月阴，阳盛阴避，则亦不食矣。”时烈曰：“此所谓当食不食者也。人君修德，使阳盛而阴微，则当食不食。故日食虽有常法，而衰乱之世，日食每多也。交食之法，历家推算预知。若使历官布算于榻前，而下览，则可知之矣。”泳曰：“历家只依假令布算出来，实未知交食之理。其理则《诗传ㆍ十月之交》注详言之。自上若详考其文，有疑则下询诸臣，可知其大纲也。”上曰：“《十月之交》注详论此事，予亦观之矣。”时烈曰：“程子有言‘读史，当观治乱安危之几’，‘几’字最当精玩。此是‘一日二日万几’之‘几’，治有治几，乱有乱几。几虽微而其归大异。自上读史，最宜深察其治乱安危之几。几者固有在于事为之间者，尤当密察于此心萌动处矣。”泳曰：“读史，固以察几为要法矣。为学之要，亦只在几处着力，《大学》所谓审其几，《中庸》所谓谨独，皆是于几处用功。至宋濂溪周子乃作《太极图说》者，〈方请进讲《太极图》故云。〉其论学，说‘几’字甚力，故朱子称之曰：‘濂溪一生，只管说一“几”字。’大槪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皆从一念萌动处分去，于此着力，则得效殊绝矣。”时烈曰：“从上圣贤论学，每有各别主张之要法。濂溪每说‘几’字，程子则每说‘敬’字，横渠则每说‘豫’字，至于朱子，则每说‘诚’字矣。”泳曰：“晦庵说诚处固多矣。然周、张、二程皆知道之先觉，晦庵皆师尊之，而学问门程，专用二程之说。故晦庵论学，每以居敬致知为言，如程子所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之语。晦庵常常引喩，晦庵论学，似以此为主矣。臣自初陈达为学规模，辄以立志为先，而居敬致知为实下手处，此亦依仿程、朱说而云然耳。”上曰：“然。”是日继讲《太极图西铭通解》。上命时烈解释大文文义，泳解释通解文义。
十六日。昼讲钦政殿。领府事宋时烈、领事金寿恒、知事金锡胄、特进官申汝哲、承旨郑载禧、侍读官泳、检讨官宋光渊。读《诗传》序一遍。将释文义，时烈顾寿恒，曰：“领事宜释文义。”寿恒曰：“玉堂宜释。”泳曰：“昨日进讲《太极图西铭》时，自上命领府事释文义矣。”上曰：“玉堂释文义，有未尽处，领府事解释为好。”泳将释序文，时烈曰：“宜先白大旨。”泳曰：“《书》云‘诗言志，歌永言’，此言诗之所由起也。”未及毕辞，上曰：“然。”时烈曰：“宜白‘思无邪’。”泳曰：“‘思无邪’，朱子谓读《诗》者当思无邪，此是有《诗》后事，故先白诗之所由起矣。”仍曰：“诗所以言志，人之志不同，其言亦异。其言之善者，其思固为无邪，而读之者亦可以感发善心，则其思也亦自无邪矣。至于其言之不善，则其思不可谓无邪，而读之者因此惩创其逸志，则是亦所以为无邪也。故此《三百篇》有正有变，不能皆正，读者慕其善而惩其恶，则无所往而非思无邪也。是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乃《诗》之大旨也。”
始释序文曰：“朱子之文，平易明白，别无文字难晓处，要当先察其大体节目也。以‘或问’起头者，设为问答，以明己意也。初问‘诗何为而作’，答之以‘此诗之所由作’，此是一节。”上曰：“《中庸》序亦云‘《中庸》何为而作’，与此相同耶？”曰：“同。但《中庸》则只起头如此，此序全篇皆问答耳。”仍曰：“或又问《诗》之所以为教，答之以‘《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此是一节。或又问《诗》之体不同，其答之如此，虽不明言此《诗》体之所以不同也，如上文之云。然历历指言风、雅、颂之体如此，则其答之详矣。此又是一节。或又问学《诗》之法，所答又如此，此又是一节。看得节目分明，则大体意思已可领会矣。”上曰：“然。”
仍从头更释曰：“‘人生而静’，此《乐记》语，盖将言诗之作本乎性情，故从性情上说去也。人心静时，只是天理，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动，则是乃性发而为情也，大意如此。”仍暂停止，俟时烈更释。时烈曰：“《乐记》说乐，先论性情，诗者亦乐之类也。故朱子于《诗》序，引此为言，尤为切当矣。人心未动之时，一性浑然，物来相感，性便发动。此所谓欲，非人欲不好之‘欲’，只是‘情’字之意。”泳曰：“此‘欲’字，朱子尝曰‘此亦未是不善’，可见其非指不善之欲也。”锡胄曰：“辑注，朱子曰‘性之欲，即所谓情也’，其意可见矣。”
泳又释至‘诗之所以作也’，却曰：“自‘人生以静’至‘不能无言’，是乃‘诗言志’之意也。自‘既有言矣’至‘音响节族不能已’，是乃‘歌永言’之意也。合诗与歌言之，然后说诗之意备矣。臣初以《尚书》‘诗言志，歌永言’为诗之所由起，乃举此节意思而言之也。”上曰：“然。”泳曰：“性之欲，便是情矣。今曰‘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以欲与思作层节言之者，欲是泛言性之发动，思则又指情之专向一事处言之也。”
又释至“是亦所以为教也”，寿恒曰：“‘形于言之馀’，与‘咨嗟咏叹之馀’相应矣。”时烈曰：“‘所感’之‘感’，当更详玩。‘所感’及‘其言’皆通上下。圣人感物，无不正，而时人之所感发，亦无不正矣。圣人之言皆足为教，而时人之言亦可为教，下文文势亦仿此。上之所以自反者以此故也。此说与泳初释不同。”泳曰：“推而言之，虽可谓通上下，观此文势，只是言作诗之人耳。”时烈曰：“觉得如此矣。但作诗者，亦有在上之圣贤也。”寿恒曰：“通上下似是矣。”泳曰：“‘感’字可以通上下，至于‘其言皆足为教’之云与夫‘所发不能无可择’，则分明指诗人之言也。盖圣人在上，则一时之人，其心所感皆正，而其言皆可为教矣。不然则其所感杂，而其发于言者，不能无可择矣。‘其感’、‘其言’似皆指在下之诗人耳。”锡胄曰：“此说似然矣。”上然之。泳曰：“‘皆足以为教’与‘是亦所以为教’当参看。盖所感正而其言善者，固皆可以为教，或所感不能皆正而言有不能皆善者，上之人能因以自反，劝其善者而惩其恶者，则是亦所以为教。若参看，则意思自明矣。”寿恒曰：“参看宜矣。”
泳又释至“黜陟之典”，时烈曰：“天子五载一巡狩，观列国之诗，诗善，则知其国之治而陟之；不善，则知其国之乱而黜之。我朝祖宗立制，亦有此意。监司巡行列邑，则校儒必陈其邑所作诗词歌谣，壬辰乱后，仍废不讲云矣。”
泳又释至“示久远”，时烈曰：“周之文物，多在于鲁，故孔子得举其载籍而删定之。史传谓古诗三千篇，孔子删为三百云矣。”泳曰：“史只言孔子删诗而已，其间去就之法，有不可考。朱子以义理推之，知其如此。当删定时，重复者在所必去，纷乱者在所必正，善恶之不足为鉴戒者，在所当刊。如此然后简约而可传示久远矣。”
又释至“所以为教者然也”，时烈曰：“先王黜陟劝惩之政，固是教也。孔子删定，使学者师善而改恶，亦教也。”
又释至“于此焉变矣”而曰：“此言风之正变也。”
又释至“所能及之”而曰：“此言雅、颂之正及变雅也。”至“其语和而庄，其意宽而密”，时烈曰：“此与《书》九德、命教胄子意相似，和矣而能庄，宽矣而能密。”上诵“宽而栗”数语而曰：“然。”至“尤”字，泳曰：“‘尤’与‘犹’字相近，‘尤’必作‘犹’，意乃明白矣。”时烈以文义明之，锡胄以字画告之。又释至“无一理之不具”，时烈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是人事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是天道也。”泳曰：“事君、事父举大者，其间夫妇、兄弟、朋友之伦以至人情、物态细大曲折，无不该焉。而天道亦然，如‘昊天曰明’、如‘天生烝民’之类，不一而足矣。所以谓‘无一理之不具’也。”
又释至“学诗之大旨也”，时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二《南》乃正闺门之诗，故曰‘求其端’矣。颂者美盛德之形容，皆赞美之辞，故曰‘和之于颂’矣。”泳曰：“此‘和’字，乃学颂者之事，非谓颂之和也。然颂和故，学颂者亦可以和矣。”
又释至终篇，时烈曰：“释言曰训，释语曰诂，此指古注矣。”泳曰：“朱子虽指古注，今则以朱子训诂用功宜矣。”上曰：“然。”时烈推言察之情性隐微之义颇切。寿恒曰：“不独曰情性，而必曰情性隐微，盖隐微处，人所易忽，必察此然后德乃纯粹耳。”泳曰：“昨日所达‘几’字之意是也。”上曰：“然。”时烈仍复诵濂溪说‘几’字、程子说‘敬’字、横渠说‘豫’字，一转语。泳曰：“读《诗》之法详矣，而其中‘讽咏以昌之’，最为要法。盖他书孰不言善之当为、恶之当去？唯《诗》则出于咨嗟咏叹之馀，故学之者熟读而讽味之，则尤有感发兴起之益。朱子谓‘学《诗》，专在讽诵处得力’，岂不信哉！孔子曰‘兴于《诗》’，苟善读《诗》，必有兴起之心，兴起则乐于为善，而与勉强者不同矣。程子亦曰‘学《诗》，便使人长一格价’，言读《诗》，则人品长得一层矣。”时烈曰：“一格犹言一等也。价以俗语形容，则如人初直百金，读《诗》后，可直二百金耳。”泳曰：“《诗》之为益如此。但必善学，如朱子说熟读、深体、力行，然后方有此益。若不如此，则亦难有益矣。程子尝言学者不善学《诗》之弊曰‘未读《诗》时，是此等人；既读《诗》后，是此等人’，古今如此者多，而不如此者鲜矣。自上宜深念之。”上唯唯。〈讽咏数语，解得相承，知事以为不然，泳亦旋觉，又以金意推说而白之。〉
十七日。昼讲。领府事宋时烈、知事闵维重、特进官南龙翼、侍读官泳、检讨官宋光渊入侍兴政殿阁门外。讲定“匹处”之“匹”、《关雎》哀乐是文王之哀乐诗人形容之义。讲读毕。释《国风》篇题而曰：“风者被上化而有言，言又足以感人。由其被上化而有言，是以考俗尚而知政治。由其言又足以感人，是以化天下而垂鉴戒，上下文义自相照应矣。”释《周南》篇题，释首章训诂而曰：“雎鸠以谚解所释物名观之，则似是鸳鸯。然鸳鸯之性，雌雄相爱则有之矣，过于狎昵，决非挚而有别之物也。雎鸠，朱子亦未亲见其鸟，只云‘淮上人传言如此’，则其非鸳鸯，又明矣。”时烈曰：“鸳鸯可谓之情义深挚，不可谓之有别矣。”泳曰：“‘匹处’之‘匹’，以‘匹偶’之‘匹’言之，则雎鸠元是两两相随之物，岂不是匹处？‘匹’字如‘匹夫’之‘匹’，言未尝群居，亦未尝独处也。”上曰：“然。”
又释至“文义皆仿此”而曰：“兴者先言他物以起实意，而其语势文法，上下相同。如此章‘关关之雎鸠则在河之洲，窈窕之淑女则君子之好逑’，是乃兴体也。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与淑女之和乐而恭敬相似，则亦可谓之比矣。但比体则暗贴实意而言之，更不说破实意，此章说破实意，而文势语脉上下和应，则谓之兴中带比意则可也，不可谓比也。”时烈曰：“古礼，后妃与君王同助祭事，故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礼今虽废，既配合至尊，则便是为宗庙主也。”泳曰：“匡衡当时有‘说诗解颐’语，故朱子谓之善说诗，语有所本矣。”
释第二章大文及注而曰：“‘寤寐思服’与下章所谓‘友之’、‘乐之’者，泛观集传，则似是宫中人之事矣。辑注，朱子说以为‘妾媵形容得寤寐反侧之事’，则盖文王之事，而宫中人形容之矣。”时烈曰：“文王未得太姒之前，似已有妾媵，而欲得贤德之配，故忧思如此矣。”
释三章大文及注而曰：“此诗乃太姒始至时，宫中人所作。上章追言未得之时，故曰‘本’；此章正言始至时事，故曰‘据’。”上曰：“然。”释章下注而曰：“后妃则和乐而恭敬，只是乐不淫一边事，故曰‘见其一端’。诗人所谓寤寐友乐，则哀不伤、乐不淫之义备焉，故曰‘全体’。哀不伤、乐不淫，固是文王之事，而以诗人言之者，文王性情之正，在不须言，宫中作诗之人性情全体亦皆正矣，则尤可见文王德化之至隆矣。盖必诗人之性情得其正，然后能形容如此矣。”讲毕。
左右无言。泳又阅《诗》序，指言“圣人在上”以下一节曰：“此一节，昨日筵中，群臣所见各异，未知圣上其已领会耶？时烈以‘感’字、‘言’字、‘所发’字皆通上下言之，小臣专以在下之诗人所感所发言之，锡胄以臣说为然。‘圣人在上’，臣以为‘其义当止于“皆足为教”，而寿恒以为当通下文，其时槪以后出之说为定矣。臣退而详之，‘所感’及‘其言’及‘所发’分明是指在下诗人而言之矣。独‘感之’之‘感’，当以在上之人为主而看之，至于‘圣人在上’，则当止于‘皆足为教’，亦甚明白。”仍指画而明之。时烈曰：“此说是矣。”上曰：“然。”
泳曰：“凡文义读得熟后，与初看时自别。初无疑者，或熟读则生疑；初有疑者，或熟读则无疑。只如此一节文义，臣退而详考之后，始得其正。上圣聪明，固非群下所拟议，而古之贤儒如朱子平生读书，始终所见不同处甚多。自上若有熟读之功，其间必有渐生疑难之处，亦必有前疑顿释之处。而讲筵之规，前受之文，只为读过，更无讨论之事，此甚无味。此后则自上讲前受音后，如有疑难及自得，或以下谕甚为好矣。”上曰：“唯。”
泳进白曰：“近日之事，可谓甚盛矣。延礼儒贤，逐日开筵，乐善好学之诚心，至矣尽矣。第念好学将以致用于政令听纳之间也，而昨今两司之臣入侍所启，皆不允，恐非从谏不咈之道也。”上曰：“台启，赵䌹事、追录事、姜万铁事，而所以不从者，皆有由焉。䌹则配享事重，既入还出，恐妨事体。追录则明有勋劳，岂无酬报之典？万铁则初既许以贷死，今不可失信矣。”光渊进陈黜享追录之意；泳因反复开陈缕缕数百言，以及万铁之终不可不正法。上曰：“终难听从，不须烦论。”退出。
辛酉三月七日。昼讲进修堂。知事金锡胄、特进官具镒、侍读官泳、检讨官朴泰辅、承旨郑载禧、假注书赵锡周、史官郑济先、兼春秋金益九入侍。
《葛覃》讲释讫。又曰：“葛叶始萋萋，而黄鸟方喈喈。则是时葛未可刈也，而已形于咏歌，于此可见其勤勤矣。大凡勤于事，则必有每怀靡及之念，而先事而警觉。怠者反是，常有来日尚存之意，以至失时而无及。凡事皆然，为学为治，无不然也。愿留圣意。”上曰：“唯。”泰辅曰：“小注丰城朱氏说，其曰‘动女工之思’者，似已得此义矣。”泳曰：“固已微发此意，而臣之意则又尝谓：‘此非但动其思想而已也。玩其辞旨，依然是耳闻目睹之物色。当是亲往，闻见其如此而直叙之耳，尤可见其勤之至矣。’或疑后妃虽勤，何至自往中谷而刈葛乎。臣谓‘此必苑囿之内，有如后来公桑之类耳’。”上曰：“然。”泳又曰：“‘服之无斁’，是乃所以能俭也。凡人之悦新奇、好奢靡，皆出于厌斁其弊朴也。真能无斁于弊朴，则自然能俭矣。传谓‘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故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此又说出所以能服之无斁之意。盖亲执其劳，然后知其成之难；知其成之难，然后能心爱之而无厌。古者王侯亲耕，后夫人之亲蚕，皆所以亲其劳而欲知其艰难也。然后世亦有行此礼者，而亦不过为文具美观而已，则亦何有深益哉！古人诗如‘谁知盘中粟，粒粒皆辛苦’、‘窗下掷梭女，夜织寒无衣’等语，时时讽诵，常常体念，数引外臣，访问民间疾苦，则不待身执其劳，亦庶几知其艰苦之状矣。苟能深知供御凡物皆赤子艰苦而得之物，则自能务为节约，而无伤财害民之患矣。”上曰：“然。”泳又曰：“后妃德性至矣，而一动一静，必告于师氏。此敬之至而圣益圣者也。古昔圣帝明王皆有所师，以成就其德业。至于宫闱之内，亦置女师，俾教以妇道。此其所以治化之盛，后世莫及也。凡观古事之盛美，不当但知其如此而已也。必思所以追踪，方可谓之能稽古矣。臣愿圣上尊贤礼士，待以宾师，延访咨扣，以成圣治，以至内间，亦择宫中之人忠实谨饬、通晓礼法者，俾赞内教，庶几古道渐可驯致矣。章下小注总说一篇大指，发明甚好，最宜深味。人情贵则易逸矣，已贵而能勤，是真勤也；富则易侈矣，已富而能俭，是真俭也。长大之后，易于自行己志矣。每事必咨于师傅，是其敬之不弛也。既嫁之女，异于在家，而归意眷眷于父母，是其孝之不衰也。此皆人所难能，而为德之至厚也。德厚则福厚，周家之膺受天禄，绵历八百，其兆于此矣。小注南轩张氏栻，乃朱子志同道合之友也。此其说乃告其主宋孝宗之言。当时栻以讲官，适讲此章，为之说如此。其曰：‘治常生于敬畏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怠织纴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此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从而生？’盖其所谓此心者，乃仁义本然之良心。人心才敬畏，本然之善自然发用；才不敬畏，放僻邪侈亦无所不至矣。身之安危，国之兴亡，恒必由此，可不戒哉！政使栻复生于今日，所以为殿下讲说，亦必如此。愿更留睿念而深察之。”上曰：“唯。”
《卷耳》讲释讫。泰辅曰：“此诗乃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也。”泳曰：“不然。微有不同矣。‘发乎情，止乎礼’，始发于情欲，而终止以礼义者也。此则所谓哀而不伤者也。始终一于天理矣。”锡胄曰：“林泳说是矣。‘发乎情，止乎礼义’，乃变风之谓耳，恐不可以说此章矣。”泳曰：“此诗别无逐章推衍之义。而大槪一篇则后妃思念君子，终始切至，反复不释，至于如此，而略无私昵之意、急迫之辞，情性正大，音旨纡馀，可见其情挚而有别矣。盖思念之深，终始不释，情之挚也，而其无私昵之意、急迫之辞，由其有别也。章下注以‘贞静专一’言之，熟玩味之，可知其气象矣。且此诗所言‘采卷耳、陟崔嵬、酌金罍、仆痡、马病’，皆假设之言，与上篇直叙其事者不同，盖赋之一体也。辞虽假设，而实情自寓于其间。盖以假设之辞，形容其实情，后世辞赋亦有此体矣。”
《樛木》讲释讫。泰辅曰：“此虽兴也，亦有比义。樛木下曲，故葛藟得累而蔓之，犹后妃能逮下，故众妾得上附而事之也。”泳曰：“此古注说也。凡诗有比意，而句语为兴体，则以兴名之，是乃兴中有比也。如关雎之类后妃之德，可谓比也。以其上下二句首尾和应，合于兴体，故谓之兴，若此类多矣。此章则樛木之下曲而葛藟累之，正如君子之和德而福履绥之，此可谓兴中有比矣。若如古注说，亦是一义。但如此则上句意思自成一义，不复与下句相应，非兴中之比矣。若存此说，当云‘或曰比也’，朱子不用古注说，岂以此欤！”锡胄曰：“下曲与逮下，意甚相贴，虽未必为正解，亦可为一说矣。”泳曰：“君子有仁厚之德，使人心驩喜尊奉，则福履之降，理所必至。当时众妾之为此诗，只为乐其德而赞颂之耳，初不问理如何也。以理言之，是必至之事也。《中庸》曰：‘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理固然也。故引《诗》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夫德足以宜民宜人，则天必保祐命之矣。”上复诵《嘉乐》诗数句曰：“然。”泳曰：“葛之累、荒、萦，福履之绥、将、成，语皆有浅深次第，章下小注辅氏说可考也。”上曰：“所谓一节深于一节者也。”
《螽斯》讲释讫。曰：“此诗五章九句皆专指螽斯言之，而其意则实指后妃，此乃比体也。或有一两句为比体，而其下句直叙者，亦可谓之比也。若其上句与下句呼唤相应，则虽有比意，亦谓之兴也。比、兴之体，以此求之，庶乎得矣。”又曰：“螽斯和集，则宜子孙之众多，后妃之有是德有是福，亦犹是也。大槪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心和气自和，心不和则气亦乖。子孙众多，吉祥之最重者，而皆由‘和’之一字而致之。自一家而言，则嫡妾和而子孙众多；以一国而言，则君臣和而万民安，亦一理也。但所谓和者，又有其道，以嫡妾言之，则尊卑之分正，而后上下之情孚；以君臣言之，则君乐闻乎警戒，臣不惮于矫拂，而后契合深而庶事兴。若嫡妾之间，礼貌不严，君臣之际，务相容悦，则目前虽若和同，而终必至于大乖，乱家亡国，大抵由此。此义当深念也。先儒论礼乐曰：‘礼先乐后。’必有礼之敬，然后方有乐之和，和固生于敬也。”上皆唯。
掩卷后，泰辅进曰：“讲论之际，自上有听受而少问难，讲学求益之意，似未尽矣。”泳曰：“此言是矣。小臣亦曾屡以此义仰达，上教未尝不以为体念，而酬酢问难，终觉稀罕，非但讲学之方，有未尽也。君臣上下之间，识虑所及，亦终不能相知，名虽开筵，而每如此而已，则岂有深益乎？”上曰：“此后当益加体念焉。”泳曰：“自上问难之罕，臣以为圣心非必以下问为惮也，恐是无可问之端緖而然也。圣学于文字章句之间，似已无甚滞碍，而臣等进讲之际，浅近文义，又已详释，自上必以为无复可问，而自然无下询之处耳。然念为学求益之道，不但在于解释章句而已。必须因文穷理，稽古反躬，而后学问始有大益。若以此为心，则文虽粗通，而理未尽明，古虽如彼，而今难遽同者，莫非可疑之端。既有疑端，其必有不容不下询者矣。且以《关雎》一章言之，章下朱子说曰：‘学者即其词，玩其理以养心，则可以得学诗之本矣。’夫所谓词者，自‘关关雎鸠’至‘锺鼓乐之’，皆词也。所谓理者，未知指何而言乎？一句一字，固皆有理，而语其大体，则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是其理之总要也。寤寐、反侧，固所谓哀也。哀而不至于伤者，因何而然乎？琴瑟、锺鼓，固所谓乐也。乐而不至于淫者，又因何而然乎？所谓哀乐，皆是宫中诗人之哀乐，则文王后妃德化如何，而能使宫中妾媵亦得哀乐之正如此乎？徐讽而潜思之，深味而久体之，或有可悦，或有可疑，必不但泛然而已。臣所谓因文穷理者盖如此矣。然此皆古人之事，又必反以求之于今日圣躬，必期以宫中之人皆得性情之正，则其道又当何为而可也？宫中之人乃殿下家人。《大学》之道，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则今欲使宫中之人皆得性情之正，其本又岂不在于殿下性情乎？殿下于此当又自省性情之间，何者为得其正，何者为不得其正；得其正者多少几何，不得其正者多少几何；得其正者因何而得其正，不得其正者，因何而不得其正；欲使皆得其正，其道又当如何。如此曲折，反复思量，则圣质高明，必多自得之妙，亦岂无可以下询者乎！臣所谓稽古反躬者如此。臣姑陈其梗槪端緖。伏愿圣上审察之，实验之。”上再三嘉纳。锡胄进曰：“林泳所达，甚为勤恳，各别体念似当矣。”
仍达尹拯、朴世采两人居中荡涤之事。泳又进曰：“荡涤居中，是亦圣朝好贤礼士之意也。此意甚盛，但期于必致，俾任启沃之责，乃有实益。此又当加意处也。”仍陈朴、尹学行之详。泰辅亦陈尹情势。泳曰：“情势固异于他人，而自上怀以至诚，则亦无不立本朝之义矣。”
泳又曰：“《甘棠》诗，文王固有盛德，而宣布之官亦得其人，德化流行，至于如此。且此诗虽不及文王，但爱召伯，则愿戴文王之意，亦在其中矣。今如外官举职爱民，则德归于朝廷，不尔则便归怨于朝廷。《野有死麇》，此与《行露》大意略同，犹《周南》之有《汉广》也。但其被化有浅深，其风俗不能如《周南》之粹美，其势固然也。人见三代盛时风俗之美，便谓古昔民俗自然粹美；见后世人心薄恶，便谓世降俗末不可复善。此皆不察之论也。文王之时，其民俗非本美也。染于纣恶，淫风大行，而惟文王有诚意、正心、自家及国之道德。故民从而化之，始虽未纯，终归尽善。以此观之，古之俗岂是本美，今之俗岂不可复变乎？只在君上躬行以率之耳。此义合宜深察。”上曰：“唯。”泳又曰：“《何彼秾矣》‘曷不肃雝’，肃敬是礼之本，雝和是乐之本。礼乐之本，不过如斯，而古人云‘礼先而乐后’。盖先有肃敬之意，凡事一遵礼法，则虽若过于严截，无和易之气象，而其实自有和意矣。”
九月二十八日。宣政殿昼讲时。讲毕，进曰：“小臣向者数月退蛰郊外，仍复奉命，往来湖南。其间不无道路闻见，而顷日入侍时刻甚久，未敢仰渎。今请略陈矣。国家自去年更化以后，民情想望德惠，而终无大段宽恤之典，远近人心盖皆觖望。此非细故，不可不深念也。今年农事，臣所见者，自京畿至湖南一千馀里耳，所接公私人员多矣。皆言此地尤甚，而臣以所见参之，大抵同然矣。盖畿甸则得雨于五月下旬，而节气常早；湖南则节气差晩，而得雨又在六月；湖西北境大类畿甸，其南境与湖南同。自非有水根处，则皆因晩雨，始得移秧，故皆未及熟，苗短穗单，甚者全未发穗。盖秋间，大风千里同吹，故受灾如此矣。年事如此，而该曹事目初不给分灾，事极寒心。后因大臣、台谏之请，始有分等给分灾之命，比当初事目，固为优矣。但念分等者乃分郡邑等第之谓也。今年年事，苟非灌漑之处，皆可给分灾，逐州逐县，无不然也。分等而给之，终有不均之患矣。我国水利，不比中原，灌漑之处，在一州未能什一。以臣往来处言之，湖南之长城最名有水利，而问之邑宰，则不能居半云。以此推之，他可见矣。若不遍给分灾，必有偏苦之地，民之觖望，必益甚矣。臣赴史局，适见湖南方伯状启，以分等为难之意措辞，请朝家申饬敬差官，其以分等为难者诚然矣。若申饬敬差，则亦是文具耳。敬差官复审，本是文具，况如今年大同之灾，敬差亦何由精分等第乎？臣意以为特降德音，令勿分等第，遍给分灾，则庶可以慰疲氓悬望之心矣。”上曰：“当初庙堂与该曹熟讲而定之。盖以不分等第，则恐有虚实相蒙之弊耳。”臣曰：“分等第，乃反有虚实相蒙之弊矣。盖同然被灾之邑，或入于灾邑，或不入于灾邑，或给灾，或不给灾，其虚实相蒙，岂不甚哉？若下遍给之命，虽亦不免有相蒙之弊，然在朝家事体，固为得矣。先正朝家事体，而严敕州县，俾勿混杂，乃为政之体，岂可先虑其虚实之或相蒙，而先为大不均之政令乎？且庙堂、该司之意，必不但虑虚实之相蒙也。其必以遍给分灾，则国入必少，故不得不为不均之事也。国入若少，则经用难支，是固可虑。然只当量入为出，倍加节损而已，岂可以此取不当取之物乎？当给灾而不给，仍征其税，岂非不当取者乎？匹夫之家虽贫，苟知自好者，犹不肯取不当取之物，堂堂大朝反不如乎？臣窃记戊午秋，自上特降‘虽非尤甚处，亦给分灾’之命。臣时在田间，窃仰圣智之出天，而乐与田夫野老传诵道说矣。其事竟被有司沮格，臣诚至今恨之。圣明学问日将，励精图治，视顷年亦益勤矣，奈何此事反不及戊午乎？”上曰：“该曹颁降事目后，节次增添，已有分等给灾之命，即今秋事已晩，更难续续变通矣。”
又进曰：“国家赋税外，未尝有侵征烟户之事，以此立法，而州县种种侵征之事，尚多有之。况国家先自侵征，其弊又当如何耶！臣闻湖南沿海州县调发驱马军时，大同事目许给人米日九升。一人一日之食，不过三升，而必给九升者，盖有给价募使之意焉。其意甚美也。窃闻今年驱马时，将不给九升米云。是亦节损之事，而但所贵乎节损者，为其节用而爱民也。今之节损，反坏爱民之良典，所得几何，而失民心则大矣。此亦合宜仍旧。”上曰：“此则曾因吏判建白，已令仍旧矣。”
又进白顺天府使赵时瑗事。上曰：“罢职不叙可也。”〈右一款出举行条件，不复详记。〉
又曰：“朴性义疏语之丑悖无伦，圣明既已洞烛，而即者筵臣〈承旨李濡〉亦颇详陈矣。臣不必更有烦达，而性义等陷溺迷惑之状，实有可哀可笑者。请复明其大槪焉。李珥之从事禅门，成浑之不为扈驾，乃此辈从前诋诬之一大标的，而其间事迹，筵臣固已备达矣。以臣之见，此亦无事于多辨。李珥入山归后，即访李滉于礼安。李滉以当世儒宗，身任斯文，且生并一时，闻见必详，而其许待期望之隆，见于诗文者，尚可考也。其诗曰‘始知名下无虚士，堪愧年前阙敬身’，其书曰‘高才妙龄，发轫正路，他日成就，何可量也’，此外推重之言，又不可胜记。夫李滉殁于党论未作之日，故此辈犹知尊崇，而乃不信其言，顾反祖述宋应漑、郑仁弘等馀论，肆然笔之于书，恬不知愧。人心之陷溺，一至于此，不惟可恶，实亦可哀也。成浑本是山林之士，平生难进，宣庙致敬尽礼而后，仅乃致之，而终亦未尝久留。方壬辰难作之时，又被党目，久在退遁之中。朝廷若无招致之举，岂可诿以有难，而轻身自献哉？徒以受恩已深，忠爱难忘，念欲伏哭道左，以俟君父之进退，而事势卒迫，未及就意。此则一时形势之适然者也。夫执羁靮以从君，凡夫皆得为之，非必忠节过人者为之也。安有一生蹈履绳墨，师慕圣贤之人，乃以此常节为难之理乎？以此而为浑之疵病，实不满识者之一笑矣。丑正之徒，互相传述，极意捃摭，而乃其为说，不过以此两款事为两贤第一累。则其他傅会之辞，尤有不足辨明者矣。方今公议大定，成命既下，而此辈犹不知悛，敢肆丑诋如此，诚极可骇矣。然其植根流波，非一朝一夕之故，此非一时威刑所可镇服。要在明立标准，以一士趋，倡起师学，以正人心，使之日迁善革心，而后庶其有翕然大定之时耳。”
十月初二日。昼讲宣政殿。进讲《魏风》。至《园有桃》大旨，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泳曰：“魏以小国处于秦、晋之间，而又无政焉，是不能自强者也。其后果为晋所灭，诗人之忧，不亦宜乎！夫魏亦诸侯之国也，当其未灭，亦岂无循例政事哉！想其君臣上下朝会接见之仪、百官有司趋走供给之节、朝廷州县表里维持之具、簿书期会出纳酬应之事，亦必有之矣。然而谓之无政者，谓其无扶颠持危之政也。向使魏君预知其国之将亡，而深忧长虑，赫然奋发，能为扶持之政，岂遽至于灭亡哉？孟子有言：‘国家间暇，及是时，修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苟能为政，虽大国必畏之，况敢灭之乎！自上试于此处，深留圣意而思之。当时魏国如何作为，乃可以扶颠持危，而可谓之有政乎？于此深思而有得焉，则今日国家，其亦庶几矣乎！”良久复曰：“为魏君当日之计，固非寻常作为所可得而扶持也。为政，必先正规模。昔者齐桓致霸，子产治郑，亦皆立一个规模，故终有所树立。进此，则孔子所谓期月、必世，孟子所谓小国七年、大国五年，是皆定规模而为之者也。故一年有一年工夫，时至政成，治道定矣。不然，而只就一事一令，区区着力，则卒亦无救于危亡矣。”又曰：“论古所以反今。今日国事亦甚可忧。愿圣上深致思焉。此诗落句曰：‘其谁知之？盖亦勿思。’凡事思则知之，不思则不能深知。苟能常以国势为念，思之复思，则自然知其可忧，而其于救之之策，亦必有自得于心者矣。”仍陈“思”字为致知之要之意。
修撰金镇龟进请朴性义等加罪事。泳进曰：“小臣则曾以此非一时威刑所可镇服之意，仰达矣。此事若是性义等若干人性行悖恶，为此诋诬之举，则严治性义，便可帖然矣。今则不然。一边之人举皆陷溺，世代既久，愈益沈痼，乃至于此。今虽刑一人，岂能禁其接迹而起者乎！以事体言之，成命既下之后，则两臣者便是文庙之先贤。到今丑诋，实与前日一边尊崇、一边诋诬之时不同，其罪尤重矣。然臣之愚意，此终非威刑之所能服。惟在圣上加意于作兴之方，期以久远，俾渐迁改之为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