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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宗羲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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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馀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书于药院。

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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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其文之变而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其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人徒见宫室棺椁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椁舆服俎豆之制宜日趋于烦,吉凶相见馈食之礼宜有加而无已,何以皮弁废为巾帻,鼎彝废为陶旊,易车以乘马,易贽为门状?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则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设折俎,荐脯醢,酒清肴干,宾主百拜而后脱屦升堂乃羞,今宾至而羞,则是古者宴饮之事矣。古者设奠于奥,迎尸于前,谓之阴厌,尸谡之后,改馔于西北隅,谓之阳厌,殇则不备,今无尸而厌,则是古者祭殇之礼也。唐有孙昌胤者独行冠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言曰:“何预我也耶?”庭中皆大笑。岂惟冠礼乎哉?凡礼之存于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贾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狭陋,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质也。当周之盛时,要荒之人,其人画革旁行,未尝有《诗》、《书》、《易》、《春秋》也;其法斗杀,未尝有礼乐刑政也;其民射猎禽兽为生业,未尝有士农工商也;其居随畜牧转移,未尝有宫室也;其形科头露紒,未尝有冕服也;其食污尊抔饮,未尝有俎豆也;其居处若鸟兽,未尝有长幼男女之别也。然则同是时也,中国之人既喜文而恶质与忠,要荒之人何独不然与?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其谓喜文而恶质与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圣人相续而治,圣功不可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圣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厉王发龙漦而使妇人裸而噪之。其非喜质之过乎?然则先王使忠之变而为质,质之变而为文,其势若此之难也!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宾服。虞舜作为食器,国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缦帛为茵,鼎食,席额缘,觞酌布采而樽俎有饰,国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为大辂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

  鸣呼!此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天下之为文者劳,而为质者逸,人情喜逸而恶劳,故其趋质也,犹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缪公之谥为“缪”,不亦宜乎!

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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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沴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徙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边尽为节度府,则衰弱之形不遗于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为所据者二百二十六年,而号为全盛之时,亦必使国家之赋税十之三耗于岁币,十之四耗于戍卒,而又荐女以事之,卑辞以副之,夫然后可以仅免。乃自尧以至于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独无此事,此何也?岂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则封建与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虏一入盗边,则征发之不暇,赋税之无度。战国之时,六国边于匈奴,当是时,秦之志在灭六国,燕赵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馀力支匈奴。当是时,未闻秦调兵食于外,燕加赋于境内,赵乞师于与国也,则一国之足以自支一国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势使之然也。

  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谓力役之征者,不用之于兴筑,即用之于攻守,故秦欲取荆,王翦度用六十万人,其汉兵以伏马邑旁者其盛,乃三十馀万,唐之兵不过百万,宋兵至庆历而极,亦一百二十五万。古今天下兵数如此,秦国虽大,非即民为兵,亦安能以六十万攻一国哉!赵至争上党之时,土宇狭矣,而赵括所将犹四十五万人;春秋,江、黄、陈、蔡之属各足自守,使其为兵者仰食于上,则国非其国矣。侯、卫既罢,秦人犹循故法,发及闾左,而疆土广大,行戍塞下,至数千里之远,于是戍卒变生。汉惩其失,谪发罪人,所谓力役者出钱以偿之,而行间之事遂不与焉。兵民为二,盖自汉始也。是故废封建则兵民不得不分,分兵民则不得不以民养兵,以民养兵则天下不得不困。贾谊曰:“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匈奴之众皆兵也。以匈奴之民与汉较,不能当百之一;以匈奴之兵与汉较,则未始不可相若矣。”何也?汉欲聚一大县之兵,势不得不发天下之卒,欲养一大县之兵,势不得不征天下之赋,故曰其势然也。历观夷狄之取中国也,其平时累入以挠之,重构以瘠之,相与守之数十年,中国未有不困绌。乘其内忧,不过一战,而天下之群县皆望风降附矣。向使列国棋置,一国衰弱,一国富强,有暇者,又有坚者,虏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岂有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而易易乎?

  呜呼!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后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于疆场,故其为治出于苟且。然则废封建之害至于如此,而或者犹以谓诸侯之盛强,使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诸侯,是犹以中国人之人治中国之地,亦何至率兽而食人,为夷狄所寝覆乎!吾以谓恶伤其类者然且不为,况乎其不至于是乎!后之圣人复起,必将恸然于斯言。

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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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唐府兵之制,称为甚善。然本朝设立卫所,其意一也。内设五府七十二卫,犹唐之十六卫也。外设卫所于险厄之地,犹唐之折冲果毅府也。有事征发,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犹唐缘部之兵被檄乃来也。既旋,则上佩印,官军各回本卫,犹唐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也。都司统摄屯田,计田授军,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馀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犹唐更番入亩,士不失业也。

  开元末,诏罢府兵,故天下之势外重内轻。今京军不历践更,未经战阵,有名无实,当其有事,选用战兵,求一二万而不足。唐以中虚而弱,今中实而亦弱。然唐自改为彍骑,诸府虽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今京军不足用,征行屯戍,一切出于召募征发,而畿辅数十万之军,仰口徒食如故。然唐之十六卫虽废,其折冲果毅府尚得调遣入伍。今卫所不事征发,即郡县有警,亦驱乡兵、召民壮以当寇,有司舍其原设之兵,而不敢蒐牧卫所,一不与郡县之利害。

  然则本朝兵制之弊,较之于唐为更甚也。当屯政举行之日,力耕积谷,其军不惟自足赡养,又以广县官之储。逮其衰也,计军九十四万,养于县官,于是战守之兵不得不加赋以食之,是以一天下养二天下之兵也。兵分于农,天下之势尚且困绌,乃又使军分于兵,为农者一,为兵者二,所谓国非其国矣。

  是故天下之害,未有盛于卫所者也。宋艺祖都汴,叹曰:“不及百年,东南之力竭矣!”本朝都燕二百九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东南之力十困。夫宋,天下方安于贪猥惽弱之中,奉此蠹朽之馀以相周旋,张而不驰,弛而不张,待其自张自弛而后已。或曰:“畿辅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辅不困,此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崇祯十四年,金陵大疫,孝陵卫军死者过半,当是时,东南之米暴贵,余谓当事曰:“道路之人皆知卫军冗食之害,而不敢议罢者,恐其变也。今乘其消耗,听而不补,不亦可乎?”未逾月而额如故。呜呼,欲国之不亡,得耶!

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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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党之祸,与国之终始,然未有本朝国统中绝,而朋党尚一胜一负,浸淫而不已,直可为一笑者也。

  初,归德沈鲤、江夏郭正域为物望所归,沈一贯承王锡爵、赵志皋之后当国,布列其私人于要地,相与扼之。妖书事起,一贯承上怒,欲陷鲤及正域,悉收其往来游客拷系之,正域几不免。部郎于玉立独左右之,亦被斥。会无锡顾宪成罢归,创东林书院讲学,讥切朝政,而玉立与焉。其后,一贯之败,攻者多讲学东林之徒也。

  宪成死,方从哲入政府,凡附东林者皆以法谪之。当是时,神宗欲废太子,而立其爱妃郑氏之子福王,王锡爵、沈一贯暇豫之,而方从哲则郑氏之私人也,故一时言国本者俱谓之东林。光宗立,郑氏自危,乃献美人以结欢于上,于是官因郑氏者得不废。光宗既为郑氏所败,宫中多郑氏之党,而魏忠贤得权于熹宗。然其时,诸为从哲所谪者皆起,遂以为东林一时之盛矣。

  魏忠贤用事,小人作点将录,进之忠贤,因之为东林党人碑,坐贬死者数百人。毅宗诛魏忠贤,凡官因魏忠贤者,定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计,导虏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时袁崇焕任边事,崇焕故附东林者也,因以计陷之,崇焕受诛。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谓东林者也,思以抑之。杨嗣昌有宠于上,夺情入相,不为黄道周所容,上因不悦道周。道周故与周之𧃍交恶,娄人张溥为复社,之𧃍以其事上之,谓复社主自道周,收道周入狱,周延儒再相,其事乃解。

  马士英立弘光,逆案之人阮大铖从中为之画计,弘光德之,且以为魏忠贤故郑氏之党,其附之者常欲立其父福王者也,于是在逆案者尽用之,而以降贼之名斩复社周锺,捕魏学濂、陈名夏,又作蝗蝻录,言复社为东林之孽。虏设伪朝,其相冯铨,故逆案人也,颇引用其类。及陈名夏亡命入虏,其酋听之,而汉人之仕于虏者,以为东林云。

  欧阳子曰:“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吾于东林观之,以为不然。东林之起,不过数人耳,未尝有名籍相标榜也。其后以言国本者归之,以劾阉人者归之,所谓党人者,乃小人妄指以实之耳。彼君子者,未尝曰“吾约党人而言国本也,劾阉人也”。复社乃场屋人习气,于东林何与,而亦归之耶?宗庙亡矣,亡日尚矣,归于何党矣?使昔之东林者果有门户,而在此为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必无朋者也。仁义何常之有?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黄允称于郭泰,邢恕学于程氏,苟必曰吾党人也,则世无小人矣;程颐之于苏轼,文天祥之于李庭芝,苟必曰非吾党人也,则世无君子矣。魏忠贤既诛,凡官因魏忠贤者,以国法斩之,可诛者半,可赦者半,其时之君子,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徒以空文锢天下之小人,别小人为一朋,真若自以为一朋者,卒使其害至于亡国,则欧阳子之一言误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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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之作史者乎!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尔。晋书变例载纪,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以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谁不欲与于篡弑乎?

  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鸣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靴笠而立于其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澄尝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者,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辩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撑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而有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夫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

  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之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嗟乎!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留书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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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馀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题。

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并且于1929年1月1日之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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