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书

留书
作者：黄宗羲　清

自序

　　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馀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则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书于药院。

文质

　　苏洵曰：“忠之变而入于质，质之变入于文，其势便也。及其文之变而欲反之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是犹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恶质与忠也，犹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为不然。其自忠而至于文者，圣王救世之事也；喜质而恶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趋而之于质，虽圣贤亦莫如之何矣！人徒见宫室棺椁舆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见馈食之礼，殷之时备于夏，周之时备于殷，遂以为自忠而入质，自质而入文，由人之喜恶而然也。人诚喜文而恶质与忠，则宫室棺椁舆服俎豆之制宜日趋于烦，吉凶相见馈食之礼宜有加而无已，何以皮弁废为巾帻，鼎彝废为陶旊，易车以乘马，易贽为门状？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则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设折俎，荐脯醢，酒清肴干，宾主百拜而后脱屦升堂乃羞，今宾至而羞，则是古者宴饮之事矣。古者设奠于奥，迎尸于前，谓之阴厌，尸谡之后，改馔于西北隅，谓之阳厌，殇则不备，今无尸而厌，则是古者祭殇之礼也。唐有孙昌胤者独行冠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言曰：“何预我也耶？”庭中皆大笑。岂惟冠礼乎哉？凡礼之存于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贾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狭陋，吾见世运未有不自文而质也。当周之盛时，要荒之人，其人画革旁行，未尝有《诗》、《书》、《易》、《春秋》也；其法斗杀，未尝有礼乐刑政也；其民射猎禽兽为生业，未尝有士农工商也；其居随畜牧转移，未尝有宫室也；其形科头露紒，未尝有冕服也；其食污尊抔饮，未尝有俎豆也；其居处若鸟兽，未尝有长幼男女之别也。然则同是时也，中国之人既喜文而恶质与忠，要荒之人何独不然与？是故中国而无后圣之作，虽周之盛时，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后圣有作，亦未必不如鲁、卫之士也。其谓喜文而恶质与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圣人相续而治，圣功不可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圣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厉王发龙漦而使妇人裸而噪之。其非喜质之过乎？然则先王使忠之变而为质，质之变而为文，其势若此之难也！

　　昔者由余之语秦缪公曰：“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宾服。虞舜作为食器，国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缦帛为茵，鼎食，席额缘，觞酌布采而樽俎有饰，国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为大辂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

　　鸣呼！此由余之所谓道，戎狄之道也，而缪公以为圣人。天下之为文者劳，而为质者逸，人情喜逸而恶劳，故其趋质也，犹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缪公之谥为“缪”，不亦宜乎！

封建

　　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矣，遂以为五德沴眚之运。然以余观之，则是废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为患于中国也，不过侵盗而已，至甚者杀幽王于骊山，奔襄王于汜邑。然幽王之祸，申侯召之，襄王之祸，子带为内应，其时之戎狄皆属于申侯、子带，非自能为主者也。及秦灭六国，然后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徙徒谪戍以充之，于是天下不胜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并力于胡，即秦不以胜、广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当不下于胜、广，彼秦王岂得已而为之乎？

　　是故汉之天下，非武帝远略，破碎其种落，使十世之后不能复振，则怀、愍之祸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边尽为节度府，则衰弱之形不遗于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国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为所据者二百二十六年，而号为全盛之时，亦必使国家之赋税十之三耗于岁币，十之四耗于戍卒，而又荐女以事之，卑辞以副之，夫然后可以仅免。乃自尧以至于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独无此事，此何也？岂夷狄怯于昔而勇于今哉？则封建与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虏一入盗边，则征发之不暇，赋税之无度。战国之时，六国边于匈奴，当是时，秦之志在灭六国，燕赵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馀力支匈奴。当是时，未闻秦调兵食于外，燕加赋于境内，赵乞师于与国也，则一国之足以自支一国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势使之然也。

　　若封建之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谓力役之征者，不用之于兴筑，即用之于攻守，故秦欲取荆，王翦度用六十万人，其汉兵以伏马邑旁者其盛，乃三十馀万，唐之兵不过百万，宋兵至庆历而极，亦一百二十五万。古今天下兵数如此，秦国虽大，非即民为兵，亦安能以六十万攻一国哉！赵至争上党之时，土宇狭矣，而赵括所将犹四十五万人；春秋，江、黄、陈、蔡之属各足自守，使其为兵者仰食于上，则国非其国矣。侯、卫既罢，秦人犹循故法，发及闾左，而疆土广大，行戍塞下，至数千里之远，于是戍卒变生。汉惩其失，谪发罪人，所谓力役者出钱以偿之，而行间之事遂不与焉。兵民为二，盖自汉始也。是故废封建则兵民不得不分，分兵民则不得不以民养兵，以民养兵则天下不得不困。贾谊曰：“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匈奴之众皆兵也。以匈奴之民与汉较，不能当百之一；以匈奴之兵与汉较，则未始不可相若矣。”何也？汉欲聚一大县之兵，势不得不发天下之卒，欲养一大县之兵，势不得不征天下之赋，故曰其势然也。历观夷狄之取中国也，其平时累入以挠之，重构以瘠之，相与守之数十年，中国未有不困绌。乘其内忧，不过一战，而天下之群县皆望风降附矣。向使列国棋置，一国衰弱，一国富强，有暇者，又有坚者，虏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岂有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而易易乎？

　　呜呼！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于礼乐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后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于疆场，故其为治出于苟且。然则废封建之害至于如此，而或者犹以谓诸侯之盛强，使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诸侯，是犹以中国人之人治中国之地，亦何至率兽而食人，为夷狄所寝覆乎！吾以谓恶伤其类者然且不为，况乎其不至于是乎！后之圣人复起，必将恸然于斯言。

卫所

　　有唐府兵之制，称为甚善。然本朝设立卫所，其意一也。内设五府七十二卫，犹唐之十六卫也。外设卫所于险厄之地，犹唐之折冲果毅府也。有事征发，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犹唐缘部之兵被檄乃来也。既旋，则上佩印，官军各回本卫，犹唐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也。都司统摄屯田，计田授军，正粮十二石，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馀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犹唐更番入亩，士不失业也。

　　开元末，诏罢府兵，故天下之势外重内轻。今京军不历践更，未经战阵，有名无实，当其有事，选用战兵，求一二万而不足。唐以中虚而弱，今中实而亦弱。然唐自改为彍骑，诸府虽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今京军不足用，征行屯戍，一切出于召募征发，而畿辅数十万之军，仰口徒食如故。然唐之十六卫虽废，其折冲果毅府尚得调遣入伍。今卫所不事征发，即郡县有警，亦驱乡兵、召民壮以当寇，有司舍其原设之兵，而不敢蒐牧卫所，一不与郡县之利害。

　　然则本朝兵制之弊，较之于唐为更甚也。当屯政举行之日，力耕积谷，其军不惟自足赡养，又以广县官之储。逮其衰也，计军九十四万，养于县官，于是战守之兵不得不加赋以食之，是以一天下养二天下之兵也。兵分于农，天下之势尚且困绌，乃又使军分于兵，为农者一，为兵者二，所谓国非其国矣。

　　是故天下之害，未有盛于卫所者也。宋艺祖都汴，叹曰：“不及百年，东南之力竭矣！”本朝都燕二百九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于京师，东南之力十困。夫宋，天下方安于贪猥惽弱之中，奉此蠹朽之馀以相周旋，张而不驰，弛而不张，待其自张自弛而后已。或曰：“畿辅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辅不困，此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崇祯十四年，金陵大疫，孝陵卫军死者过半，当是时，东南之米暴贵，余谓当事曰：“道路之人皆知卫军冗食之害，而不敢议罢者，恐其变也。今乘其消耗，听而不补，不亦可乎？”未逾月而额如故。呜呼，欲国之不亡，得耶！

朋党

　　朋党之祸，与国之终始，然未有本朝国统中绝，而朋党尚一胜一负，浸淫而不已，直可为一笑者也。

　　初，归德沈鲤、江夏郭正域为物望所归，沈一贯承王锡爵、赵志皋之后当国，布列其私人于要地，相与扼之。妖书事起，一贯承上怒，欲陷鲤及正域，悉收其往来游客拷系之，正域几不免。部郎于玉立独左右之，亦被斥。会无锡顾宪成罢归，创东林书院讲学，讥切朝政，而玉立与焉。其后，一贯之败，攻者多讲学东林之徒也。

　　宪成死，方从哲入政府，凡附东林者皆以法谪之。当是时，神宗欲废太子，而立其爱妃郑氏之子福王，王锡爵、沈一贯暇豫之，而方从哲则郑氏之私人也，故一时言国本者俱谓之东林。光宗立，郑氏自危，乃献美人以结欢于上，于是官因郑氏者得不废。光宗既为郑氏所败，宫中多郑氏之党，而魏忠贤得权于熹宗。然其时，诸为从哲所谪者皆起，遂以为东林一时之盛矣。

　　魏忠贤用事，小人作点将录，进之忠贤，因之为东林党人碑，坐贬死者数百人。毅宗诛魏忠贤，凡官因魏忠贤者，定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计，导虏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时袁崇焕任边事，崇焕故附东林者也，因以计陷之，崇焕受诛。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谓东林者也，思以抑之。杨嗣昌有宠于上，夺情入相，不为黄道周所容，上因不悦道周。道周故与周之𧃍交恶，娄人张溥为复社，之𧃍以其事上之，谓复社主自道周，收道周入狱，周延儒再相，其事乃解。

　　马士英立弘光，逆案之人阮大铖从中为之画计，弘光德之，且以为魏忠贤故郑氏之党，其附之者常欲立其父福王者也，于是在逆案者尽用之，而以降贼之名斩复社周锺，捕魏学濂、陈名夏，又作蝗蝻录，言复社为东林之孽。虏设伪朝，其相冯铨，故逆案人也，颇引用其类。及陈名夏亡命入虏，其酋听之，而汉人之仕于虏者，以为东林云。

　　欧阳子曰：“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吾于东林观之，以为不然。东林之起，不过数人耳，未尝有名籍相标榜也。其后以言国本者归之，以劾阉人者归之，所谓党人者，乃小人妄指以实之耳。彼君子者，未尝曰“吾约党人而言国本也，劾阉人也”。复社乃场屋人习气，于东林何与，而亦归之耶？宗庙亡矣，亡日尚矣，归于何党矣？使昔之东林者果有门户，而在此为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必无朋者也。仁义何常之有？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黄允称于郭泰，邢恕学于程氏，苟必曰吾党人也，则世无小人矣；程颐之于苏轼，文天祥之于李庭芝，苟必曰非吾党人也，则世无君子矣。魏忠贤既诛，凡官因魏忠贤者，以国法斩之，可诛者半，可赦者半，其时之君子，居前不能令人轾，居后不能令人轩，徒以空文锢天下之小人，别小人为一朋，真若自以为一朋者，卒使其害至于亡国，则欧阳子之一言误之也。

史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吾谓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者，其后之作史者乎！

　　夫纪者，犹言乎统云尔。晋书变例载纪，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则传之，入乱中国者则纪之，后之夷狄，其谁不欲入乱中国乎？五代之君，其地狭，其祚速，与十国无以异也。守其疆土者则世家之，与于篡弑者则帝之，后之盗贼，其谁不欲与于篡弑乎？

　　宋之亡于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国二年，降，书瀛国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纪，其崩也，皆书曰“殂”；虏兵入寇则曰大元，鸣呼！此岂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为怪也。许衡、吴澄无能改虏收母篾丧之俗，靴笠而立于其朝，岂曰能贤？衡之言曰：“万世国俗，累朝勋旧，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所甚难。”夫三纲五常，中国之道，传自尧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为亡国之俗，虽曰异语，衡独不畏得罪于尧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澄尝举进士于中国，变而为夷，贞者固如是乎？今传衡、澄者，一以为朱子，一以为陆子，后世之出而事虏者曰：“为人者得如许衡、吴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则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辩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是故即以中国之盗贼治中国，尚为不失中国之人也。徐寿辉改元治平，韩林儿改元龙凤，吾以为《春秋》之义将必与之。使天地亟去撑撑区脱之号，彼史臣从而贼之伪之，独不思为贼为伪有甚于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诏修元史。当时之臣，使有识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顾乃帝之宗之以为一代乎！

　　难者曰：“若是则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尧舜相传之统，至元而绝，高皇帝驱毡裘之属，还衣裳之旧，是百王之嫡嗣也。犹祖传之父，父传之子，若孙不幸而有春申、不韦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孙复而嗣之，乃责其不从异姓以接夫本支乎？此愚儒之论也。

　　难者又曰：“元之享国也久，其祖父皆尝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殴汉人，汉人勿得还报，蒙古人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彼方以禽兽加之人类之上，何尝以中国之民为民乎？顾中国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闻猎者张机道旁，虎触机矢，贯心死，有僧道男女举群至，号哭曰：“杀我将军！”猎者叱之曰：“尔伥无知，生为虎食，死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于是诸伥奔散，不知将军者虎也。则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异于是！

　　嗟乎！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

留书题辞

　　癸巳秋，为书一卷，留之箧中。后十年，续有《明夷待访录》之作，则其大者多采入焉，而其馀弃之。甬上万公择谓尚有可取者，乃复附之明夷待访录之后，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择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