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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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议
[编辑]蜀钱
[编辑]太平兴国七年八月。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钱一千，以易铜钱四百。凡银一两，直钱一千七百；绢一疋，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相乱。既平蜀，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滋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太平兴国四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己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每铜钱一，得铁钱十又四，其明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大张谔言：“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许市夷人铜，斤止给钱五百，然卒难得铜，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咏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壹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咏、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佛像、毁器用、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诏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审度利害，仲甫集诸县令佐问之，或潜持两端，莫敢正言，仲甫责之曰：“君等御前及第，天子门生，何不为长久计，反畏聂补阙、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于充用，多赋于民，益为烦扰，仲甫并罢之，承勋复命。己叩，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征铜钱，罢官酤酒禁，诸州不得擅征物价，召聂咏、范祥及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卜伦，皆下御史狱。咏，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覃、伦亦以月俸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后西川转运使刘度建议，请官以铁钱四百易民铜钱一百，既从之，盐铁使王明曰：“若此，重铜钱而轻铁钱，则物价弥贵矣。”
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赵安易言：“尝使蜀，见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疋，为钱二万，请如刘备时，改制大钱，十当百，臣愿得专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轻，货物并贱，有大功利。”诏集三省官议，吏部尚书宋琪等，咸以为刘备时患钱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请，乃患钱多，必若改制，必不能久，而安易论请不已，遂召见，安易极陈利害，事下中书，咸以为便，即遣安易驰传诣剑南，募工徒，改铸大钱，未行，监铁使李惟清言曰：“蜀土铸钱，行之已久，公私获济，官吏千百馀计，未尝有言者，安易轻恣胸臆，变易法制，若以一钱当十，贫民卖物，旧得百钱者，今但得十钱，军人官吏，受俸旧千钱者，今但得百钱，此尤非便。”上以语宰相，宰相复召安易语之，利害锋起，宰相不得决，度支使魏羽以为且可于一州铸大钱行用，以观其效，安易复私自募匠铸成大钱百馀，销炼数四，皆烂然光洁可爱，捧持求见云：“此坚好可行用。”因掷于殿陛下，示不可破者，上以其议坚，乃从之，御书钱式，遣安易与供奉官尹荣赉诏，诣川峡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钱，悉辇送，民间小钱亦许送监，计其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裁成三千馀贯，众口籍籍，以为不便，又遣使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为辞，会安易入奏事，固留不遣，即令罢冶铸。别本实录，遣安易、尹荣等诣川峡铸钱，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从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钱
[编辑]太平兴国二年。初，江南李煜旧用铁钱，于民不便。二月壬辰朔，樊若水请制监于昇、鄂、饶等州，大铸铜钱，凡山之出铜者，悉禁民采，并取以给官铸，诸州官所贮铜钱数，尽发以市金帛轻货上供及博籴榖麦，铜钱既不度江，益以新钱，民闲钱愈多，铁钱自当不用，悉铸为农器，以给江北流民之归附者，且除铜钱度江之禁，诏从其请，民甚便之。
七年四月，诏江南民私铸铅锡及轻小钱，颇乱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钱须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
太平兴国八年三月，诏虔州市铅锡六万斤，斤为钱二十九增六钱，信州市铅，斤为钱十五增五钱，饶州市炭秤为钱十增三钱，从转运使张齐贤之请也。齐贤初除转运使，辞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间不便事，一一条奏。”齐贤曰：“臣闻江南旧以铁钱为币，今改用铜钱，民间难得，而官责课，颇受鞭挞，此最不便。”上曰：“汉时，吴王即山铸钱，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初，李氏岁铸六万贯，自克复，增冶匠，然不过七万贯，常患铜及铅锡之不给，齐贤乃访得江南承旨丁钊，历指饶、信、虔州山谷产铜铅锡之所，又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齐贤即诣阙面陈其事，诏既下，颇有言其妄者，令中书召齐贤问讯，齐贤词甚确，乃可之。丁钊亦得复补殿前承旨，掌锡场，或又言新法增铅锡多者，齐贤固引唐朝旧法为言，始不能夺，然唐永平钱法，肉好，周郭精妙，齐贤所铸，虽岁增数倍，而稍为麤恶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诏以池州新铸钱监为永丰监。先是，饶州有永平监，兵匠多而铜锡不给，知州马亮请分其工之半，别置监于池州，诏从之，于是岁增铸钱数十万缗。亮，合肥人也。
农田
[编辑]何承矩屯田之利
[编辑]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沧州，即建屯田之议，上意颇向之，既而河朔频年霖雨水潦，河流湍溢，坏城垒民舍，处处蓄为陂塘，妨种艺，于是承矩请因其势，大兴屯田，种稻以足食，会临津令黄懋亦上书，请于河北诸州兴作水田，懋自言闽人，本乡风土，惟种水田，缘山导泉，倍费功力，今河北州军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获大利，因诏承矩往河北诸州按视，复奏如懋言。壬子，以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入内供奉官阎承翰、殿直段从古，同掌其事，以懋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万八千人给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虏、顺安军，兴堰六七里，置斗门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东霜晚，稻常九月熟，河北霜早，又地气迟一月，不能成实，江东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种，课令种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议，沮之者颇众，又武臣亦耻于营葺田作，既而种又不熟，群议益甚，几罢其事，及是承矩即载稻穗数车，遣吏部送阙下，议者乃息。自是蒲苇蠃蛤之饶，民赖其利。实录于是月甲午，先载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为制置使，懋为判官。按上得懋书，又令承矩按视，承矩复奏，然后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从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陈尧叟等建水利垦田之议
[编辑]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陈尧叟、梁鼎上言：“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馀粮，地有遗利，臣等每于农亩之业，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垦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讨论典籍，备穷本末，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人给牛一头，治田五万亩，虽古制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复也。亩约收三斛，岁可得十五万斛，凡七州之间，置二十屯，岁可得三百万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极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仓廪充实，省江淮漕运，其民田之未辟者。官为种植，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劝农之要道也。《傅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之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也，且蛊灾之害又少于陆，水田既修，其利秉倍，与陆田不侔矣。”上览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传往诸州按视经度其事。选，卢江人。亮，南充人也。
二年四明丁酉，皇甫选、何亮等上言：“先受诏往诸州兴水利，按郑渠元引泾水，自仲山西抵瓠口，并北山东注洛，袤三百馀里，溉田四万顷，收皆亩一锺，三白渠亦引泾水，百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馀里，溉田四千五百顷，两渠共溉田四万四千五百顷，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顷，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寖隳旧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绝少于古，臣等先至郑渠相视，用功最大，并仲山东西凿断岗阜，首尾三百馀里，连亘岸壁，𬯎坏堙废己久，度其制置之始，泾河平浅，直入渠口，既年代遥远，泾河日深，水势渐下，渠口相悬，水不能至，峻崖之处，渠岸摧毁，荒废岁久，实难致力。其三白渠溉泾阳、高陵、云阳三原、富平六县田三千八百五十馀顷，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筑堤堰，以固护之，旧有斗门一百六十七，以节制其水，皆毁坏，请悉缮治，令用水有准，渠口旧有大石门，谓之洪门，今亦𬯎圯，若再议兴制，则其工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势，别开渠口以通水道，岁令渠官行视，岸之阙薄，水之淤损，即时缮修疏治之，禁豪民无令峻渠导水，以擅其利。泾河中旧有石堰，修广皆百步，捍水雄壮，谓之将军翣，废坏已久，基址具在，社思曾献议请兴此翣，而功不克就，其后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干三百馀，数岁出于沿渠之民，涉夏，水潦荐至，渠暴涨，水堰遂坏，漂流散失，至秋复率民以修葺之，数敛重困，无有止息，欲自今溉田毕，命工拆堰木，置于岸侧，可充三二岁修堰之用，所役沿渠之民，计田出丁，凡调万二千人，谓之水利夫，将军翣可造堰，各有其利，固不惮劳，不烦岁役其人矣。择能吏专掌其事，置于泾阳县，以时行视，往复甚便。”又言：“邓、许、陈、颍、蔡、宿、亳七州之地，其公私闲田，凡三百五十一处，合二十二万馀顷，盖民力不能尽耕，汉魏以来，杜预、召信臣、任峻、司马宣王、邓艾等，立制垦辟之地，由南阳界，凿山开岭，疏导河水，散入唐、邓、襄三州以溉田，诸处陂塘坊埭，大者长三十里至五十里，阔者二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其沟渠大者长五十里至百里[1]，阔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历览，若皆増筑陂堰，劳费甚烦，欲望于堤防未坏，可兴水利者，先耕二万馀顷，他处渐图建置。”时著作佐郎孙冕摠监三白渠，诏冕依选等奏行之，募民耕垦七州之田，自邓州始，皆免赋入，复令选等举一人，与邓州通判同掌其事，选与亮分路按焉。
陈靖垦田之议
[编辑]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丰具食者，莫大于积谷而务农也。臣早任计司判官，每获进对，伏闻圣训，以为稼穑农耕，政之本，苟能劝课田亩，康济黎元，则盐铁榷酤，斯为末事。谨按天下土田，除江浙、荆南、陇蜀、河东等处，地理敻远，虽加劝督，亦未能遽获其利，况古者强干弱枝之法，必先富实于内，今京畿周环三十州，幅员三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复有匿里舍而称逃亡，弃农耕而事游惰，逃亡既众，则赋额日减，而国用不充，敛收科率，无所不行矣。游惰既众，则地利岁削，而民食不足，寇盗伤杀，无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择大臣一人，有深识远略，兼领大司农事，典领于中，又于郎吏中，选才知通明，能抚民役众者为副，执事于外，自京东西，择其膏腴未耕之处，申以劝课。臣又尝奉使四方，深见田民之利害，污莱极目，膏腴坐废，亦加询问，颇得其由，皆诏书累下，许民复业，蠲其常租[2]。宽以岁时，然乡县之间，扰之尤甚，每一户归业，则刺报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藉，追胥责问，继踵而来，虽蒙蠲其常租，实无补于损瘠，况民之流徙，始由贫困，或被私债，或逃公税，亦既亡遁，则乡里敛其资财，至于室庐什器、桑枣材木，咸计其直，或县官用以输税，或债主取以偿逋，生计荡然，还无所诣，以兹浮荡，绝意言归，奸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授臣斯任，则望借以闲旷之田，广募游惰之辈，诱之耕凿，未计租赋，许令别置版图，便宜从事，酌民力之丰寡，相农亩之硗肥，均配俾之，无烦督课，令其不倦，其逃民归业，丁口授田，烦碎之事，并取大司农裁决，耕桑之外，更课令益种杂木蔬菓，孳畜羊犬鸡豚，授桑土，潜拟于井田，营造室居，便立于保伍，逮于养生送死之具，庆吊问遗之资，咸俾经营，并立条制，俟至三五年问间，生计成立，有家可恋，有土可怀，即计户定征，量田收税，以司农新附之召籍，合计府旧收之簿书，斯实敦本化人之宏略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缗钱，或以市糇粮，或以营耕具，凡此给授，委于司农，比及秋成，乃令偿值，依时价折估，纳之于仓，州其成数，关白户部。”上览之喜，谓宰相曰：“朕思欲恢复古道，革其弊俗，驱民南亩，至于富庶，前后上书言农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阙其本，有其说而无其用，靖此奏甚诣理，可举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对奖谕，令条奏以闻，靖又言：“逃民复业及浮客请佃者，委农官勘验，以给授田土，收附版藉，州县未得议其差役，其乏粮种耕牛者，令司农以官钱给借。民输税外，有荒田愿附司农之籍者，民有牛岁责以租课愿隶籍受田者，并定其田制为三品，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有水旱之虞、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硗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一二，一家有三丁者，请加授田如丁数以给，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者给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及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二丁，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馀悉蠲其课。令常参官于幕职州县中，各举所知一人堪任司农丞者，授诸州通判，即领农田之务。又虑司农官属分下诸州，民顽己久，未能信服，更或张皇纷扰，其事难成，望许臣领三五官吏，于近甸宽乡，设法招诱，俟规画既定，四方游民必尽麇至，乃可推而行之。”吕端曰：“靖所立田制，多改旧法，又大费资用，望以其状付有司详议。”乃诏盐铁使陈恕等，于逐部择判官一人，通知农田利害者，与靖同议其事，恕与户部使张鉴、度支副使栾崇吉、户部副使王仲华、盐织判官唐尧叟、度支判官李归一共议，请如靖之奏，乃诏以靖为劝农使，按行陈、许、蔡、颍、襄、邓、唐、汝等州，劝民垦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选、光禄寺丞何亮副之，选、亮上言，功难成，愿罢其事，上志在勉农，犹诏靖经度，未几，三司以为费官钱多，万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寝。靖为劝农使在八月辛酉，今并书之。
塞滑河
[编辑]大平兴国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决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有司议大发丁夫塞之，上曰：“乡者发民塞韩村决河，卒不能成，但为劳扰。”乃令出卒数万人，赐以内府金帛，令内客省使郭守文往护其役。
九月，郭守文塞决河议久不成，上谓宰相曰：“今岁秋田方稔，适值河决，塞治之役，未免重劳，言事者言诸河之两岸，古有遥堤以宽水势，其后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当令按视，苟有经久之利，无惮复修。”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济阴柴成务 本志作太常丞刘锡，今从实录及会要 、供奉官葛彦恭，缘河北岸，国子监丞赵孚、殿直郭载，缘河南岸，西自河阳，东至于海，同视河堤之旧趾，凡十州二十四县，并勒所属官司，件析堤内民藉税数，议蠲赋徙民，兴复遥堤利害以闻，孚等使回，条奏曰：“臣等因访遥堤之状，所存者百无一二，完补之功甚大。臣闻尧非洪水不能显至圣，禹非导川不能成大功，古者泒为九河，始能无患，臣以谓治遥堤，不如分水势，自孟至郓，虽有堤防，惟滑与澶最为隘狭，于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于南北岸，各开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灵河，以通于淮，节减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远近，作为斗门，启闭随时，务平均济、通舟运、溉农田，如此则帷天惠民，茂宣于德泽，分地之利，普沦于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获富庶之资也。”朝议以河决未平，重惜民力，寝其奏焉。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谓宰相曰：“修防决塞，盖不获已，秋霖洊降，役民滋苦，岂朕寡德致其灾沴乎？”赵普对曰：“尧水汤旱，时运使然，陛下劳谦勤恤，过自刻责，下臣恐惧无所措，望少宽宸虑，以俟天灾弭息。”丁丑，上以河决未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乘传，诣白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决已塞，群臣称贺。先是，役丁夫十万馀，功久不就，议者多请罢之，殿直刘吉确称役不可罢，即令助郭守文监督，及是而堤成，未几，河复决。丙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献《河平颂》。
雍熙元年正月丙辰，遣使按行河决所坏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学士宋白乘传，祭白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决将塞故也。先是，塞房村决河，用丁夫凡十馀万，自秋逾冬，既塞而复决，上以方春播种，不可重烦民力，乃发卒五万人，令步军都指辉使田重进总督其役，供奉官刘吉自赞请行，具言若河决不塞，当夷族，上壮之，使副重进，吉亲负土，与役徒晨夜兼作，戒从吏勿言，使者至，密访乃得之，归以白于上，上甚喜。内侍石全振者，领护河堤，性苛急，号为“石爆裂”，数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与乘小艇至中流，语之曰：“君恃贵近，见陵已甚，我不畏死，当与君同见河伯尔！”将荡舟杀之，全振号哭搏颊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复敢侵悔吉矣。己未，滑州言河决己塞，群臣称贺，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赐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蠲水所及州县民今年田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