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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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 下
[编辑]熙宁三年四月戊辰[1]，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因此用为公著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諌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升之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且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宋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
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苖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复上言乞罢诸路提举官，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徳之。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定言皆便之，无不善者，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苖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恱，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同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徼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徳之风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揺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论议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縁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以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改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初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縁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苖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縁此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辛巳[2]，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諌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諌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纷纷也。”于是専用景温。
知制诰宋敏求以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弗循官制，未厌群议，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壬午，宋敏求罢知制诰。诏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官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复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狠愎日甚。吕恵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思避，颠危莫扶。”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黜。
癸未[3]，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陜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朕见襄每引经，亦粗可取也。”【襄五奏，据襄集。司马光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必当时以此让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讲，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节度判官事，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奈何？”安石曰：“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未黜，即奨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奨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故纷纷不止也。”
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因言从諌之美，拒諌之祸，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諌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4]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㧞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抗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辞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甲，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5]谁敢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曾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议青苗之故，宁可逐臣，不可罢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祐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諌所言，朕未知，外人己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恵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五月甲辰，诏罢制置三司条例司。
丙午[6]，比部郎中、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温，权本路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如故。提点刑狱兼提举常平，自直温始。
庚戌[7]，诏欧阳修不合不奏听朝廷指挥，擅止散青苗钱，特放罪。修在青州尝奏䟽条陈三事，中书言修擅止给青苖钱，欲特不问罪，王安石论修殊不识藩镇体，乃降是诏。先是上复欲用修执政，问王安石以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安石以为胜抃，它日，又问：“何如吕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谓胜公弼，又问：“何如司马光？”安石亦谓胜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对，与论时事，更审察其在政府有补与否？”乃遣内侍冯宗道赐以太原告敕，谕令赴阙朝见讫，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虽善，然见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尽烛理，有能惑其视听者，陛下宜务去此軰。”上问：“谁与修亲厚？”良久曰：“修好有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軰，而上已默谕，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见多乖理，恐悮陛下所欲为。”上患无人可，用安石曰：“寕用寻常人不为梗者。”上曰：“亦须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与理背，即误陛下所欲为。又陛下毎事未免牵于众论，或为所牵，即失事㡬，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虑也。”时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 四月十二日 〉，上曰：“待修到，更徐议之。”于是安石知修决不附已，益毁之曰：“臣固尝论修在政府必无补时事，但使为异论者附之，转更纷纷耳！”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辞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繋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㡬至大坏。”时修方力辞新命，上未许也。
七月，新判太原府欧阳修，以病辞宣徽使至五六，因论青苖法，又移书责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从其请。辛卯，诏欧阳修罢宣徽南院使，复为观文殿学士、知蔡州。
降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陈舜俞，监南康军盐酒税，坐违诏旨，不散常平钱自劾也。其后乃上书称青苖法实便，初迷不知尔，时参知政事冯京欲縁此复用之，宰相王安石曰：“为人反复，如何可用也！”方是时畿内初置保甲，且观其端，而知宿州元积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师为之语曰：“元积中逆承保甲，陈舜俞翻悔青苖”闻者以为笑。〈陈舜俞监税在六月〉
壬辰，枢密使、刑部侍郎吕公弼，罢为吏部侍郎、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王安石变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与韩绛不恊，从孙[8]嘉问窃公弼论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辄先白上，上始不乐公弼，及胡宗愈攻绛，上疑公弼使之，上以手札谕文彦博曰：“太原重地，须谙知边事之人乃可寄委，早来已指挥中书差吕公弼，见是枢臣，故不及与卿议，要卿知耳。”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平穏。”安石曰：“京烛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䟽论薛向，上以手札谕安石曰：“试观冯京奏䟽，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患，当如何处置？”安石言：“臣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青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黜之，则内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故已尽其情状，涵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9]、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以代之者，曽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论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更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必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凖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䃅都无所知，然可托以㓜主。”安石曰：“金日䃅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凖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凖，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10]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已，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
癸已，赐秘书省正字唐坰进士出身。初，坰为北京监当官，上书言青苗不行，宜斩大臣异议者一二人，王安石谓坰宜在馆阁，故得召对。坰有才辨，韩琦甚爱之，既去，乃闻其言。坰，询子也。
癸丑，诏诸路提举常平官到阙，并令辞见，如有合奏陈乞，上殿即依提点刑狱仪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马光对垂拱殿，乞知许州或西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曰：“何故？”光曰：“臣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违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茍全素履。臣善安石岂如吕公著，安石初举公著，云何毁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后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与公著如胶漆，及其有罪，不敢隐，乃安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苖已有显效。”光曰：“兹事天下知其非，独安石之党以为是尔！”上又曰：“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鲜于侁在远，轼以奏稿传之；韩琦赠银三百两而不受，乃贩盐及苏木、甆器。”光曰：“凡责人当察其情，轼贩鬻之利，岂能及所赠之银乎？安石素恶轼，陛下岂不知，以姻家谢景温为鹰犬，使攻之，臣岂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轼虽不佳，岂不贤于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安石喜之，乃欲用为台官。”壬申，王安石独对，上谓安石曰：“司马光甚怨卿。”安石请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谢景温言苏轼，必及举主，若朝廷责范镇，臣亦住不得’，苏轼刚正，谢景温全是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称景温平直者，但见韩琦用事，朝廷士大夫号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 —— 崔公孺，独景温不肯为公孺少屈，臣以此称之。”及吴充为京西转运使，遇公孺如常人，不加礼，上因问吴充可为两府否，安石曰：“充乃臣亲家。”上曰：“不须避。”此安石曰：“若以人望言，即吴充亦合为两府。今两制，如孙永、韩维，最为可者，然其志未尝欲助兴至理也。”上曰：“充比维辈，却晓吏事。”又曰：“两府阙人多，须更得数人。”安石曰：“陛下曽说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作奸，即最难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则人虽有材而欲为奸者，亦不敢萌奸心。如司马光辈，又安能惑陛下也。”
九月庚子，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曽公亮，为司空、兼侍中、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仍五日一奉朝请。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及同执政，知上方向安石，阴助之，而外若不与同者，置条例司更张众事，一切听之，每遣其子孝宽与安石谋议，至上前无所异，于是上益专信任，安石以其助己，深徳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韩琦。御史至中书争论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厉声与之往反，由是言者亦以安石为专，而公亮不预也。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犹以公亮不尽同己，数加毁訾，公亮虽屡乞致仕，上辄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党友尤疾之。上御集英殿册进士，是以疾告，连乞致仕，于是乃听罢相。庚戌，司马光登对，乞许州及留台，上曰：“西京如何？”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辞？”因拜谢而退。癸丑[11]，司马光知永兴，及光辞，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以闻。”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敌犯大顺，赖陶得其实。”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职外事。”上曰：“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陜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癸亥[12]，职方员外郎邓绾，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绾故名维清，双流人，举进士高第，累迁宁州通判，上书言：“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臣以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一路观之，见天下皆然，此诚不世之良法，愿陛下坚守行之，勿移于浮议也。”又与王安石书及颂，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驿诣阙，又累诏趣之，比至，上使数人迎于中牟八角顺天门诇候之，抵暮入门就舍，诇候者夜飞奏于右掖门，窍中进入，诘旦召对，时庆州方有夏寇，绾进呈边事，上问：“识王安石否？”曰：“不识。”上曰：“今之古人也！”又问：“识吕恵卿否？”曰：“不识。”上曰：“今之贤人也。”绾退，见安石，欣然如旧交，安石问：“家属俱来乎？”绾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来。”安石曰：“何不俱来？君不归故官矣！”后数日，值安石致斋，陈升之与冯京以绾知边事，奏除知宁州，绾闻大恨，公语朝士曰：“急召我来，乃使我还知宁州也！我已语介甫。”甚不平，朝士问曰：“君今当作何官？”绾曰：“我不失作馆职。”或问：“君得无为谏官乎？”绾曰：“正自可以为之。”眀日，果有此命。绾自至京师，不敢与乡人相见，乡人皆笑骂，绾曰：“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须为之！”㝷又命绾兼编修中书户房条例。
十二月庚申[13]，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赵瞻，知邓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问曰：“卿为监司久，乃当知青苗法便也？”瞻对曰：“青苗法，唐行之于季世扰攘中，掊民财诚便。今陛下欲为长久计，爱百姓，诚不便。”王安石阴使其党俞充诱瞻曰：“当以知杂御史奉待。”瞻不应，由是不得留京师，瞻时出使未还也。
四年正月壬辰，鬻天下广恵仓田，为三路及京东常平本，其当赈济，即以广恵、常平等仓所贮粟麦给之。
二月辛酉[14]，知永兴军、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司马光，知许州。光在永兴，奏乞灾伤地分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仍牒所部八州军，未得依司农寺指挥催理，诏提举司催理如司农寺指挥，不得施行光牒。光知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不报，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乞即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诏光移知许州，光辞，固请留台，久之乃从其请，光自是遂绝口不复论新法。
四月丁卯，侍御史知杂事邓绾言：“知亳州[15]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下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本州签判管勾官徐公衮以书谕诸县，使勿奉行诏令，乞尽理根治。”诏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后収坐以闻。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独坐臣重责，特赐矜贷其馀官吏，兼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违犯，不以轻重，臣亦合一面招认，近又闻勘院推究职官，见行移文牒往来数次，臣窃观朝廷力行支散青苗钱斛，必谓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闻四方群议，此事害多利少，故臣愚意不愿支散，又縁臣忝为长吏，不欲眀眀废格新法，将来合散夏料之时，即指挥州司依例举行，又恐诸县便行支散，遂勘会得管勾钱斛官徐公衮、权观察支使石夷庚，各曽往诸县季点，遍识知县县令，臣因令密与书题，不得支散，兼令丁宁说向，若妄乱广行支俵，将来人户逃移，带却官本钱斛，县司上下公人，必著摊赔，兼徐公衮、石夷庚并曽执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时叱去，二人既不敢违臣指挥，各曽因书传臣之意，谕与诸县，遂亦不敢支俵，昨来不散青苗钱斛，其罪决不在他人，而臣专主其事，情状甚眀，所以臣累奏乞独坐重责，正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累奏事理，并乞降下推院，令照会取勘……臣今且说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贤不肖，皆知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无可奈何，况自初行法，内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台諌官论列不一，曲尽弊病，又闻后来弊病转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条上，但乞圣慈检聚前后臣僚理会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议，便见利害，臣如此略具辨眀者，只为因朝廷根勘，故难隐默，即非强自文餙，茍求免过，所有今来本州不敢散青苗钱斛，并是臣独见，情愿当严谴，虽死无悔，其馀徐公衮以下州县官吏，只有不合随顺臣指挥愆过，即望圣慈察其情理，别无深切，特与矜恕。”甲戌[16]，又刘挚为监察御史里行，未及陛对，上言：“亳州官吏昨以住滞俵散青苗本钱，下本路转运使，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结绝，访闻命官及干系人等，在禁者甚众，遂成大狱，惊骇物听，臣愚以谓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钱，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晦隐难穷之状，而起狱不止，有司未测朝廷风旨，张皇事势，连逮证佐，当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挥，严责勘司，须令日近圎结，其照证人逐旋先次䟽放，所贵盛暑不致淹延。”
六月乙丑，司农寺言河北提点刑狱王广廉请以广惠仓钱斛并入常平，从之。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仆射判汝州；永城等七县令佐等十八人皆冲替，坐不行新法，置狱劾治，而有是命。弼先许给假，就西京养疾，于是弼辞汝州，乞依先诏养疾西京，上不许，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签书，止令通判以下施行。他日，王安石为上言：“弼虽责降，犹不失富贵之利，何由沮奸？”又言：“行弼事要未尽法，鲧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夺使相，弼生平自以宽恤百姓为事，今所以不放税，其情可见也。”【不放税事，见二月五日，盖安石诬之也】富弼之责也，杨绘草词，云弼天付忠纯，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农寺言诸路提举常平官课绩，以岁终考校升绌，其管勾官，即令提举司保明，上司农计功酬奨，从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察访淮南两浙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授敕，专令体量官吏违慢，未尽察访之意，乞许臣采择能吏，随才荐举，其有绩行尤异者，具以名闻。”从之。
七年二月癸未[17]，上患俵常平官吏多违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县分，専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给纳役钱及常平，度不过置五百员，五百员不过十万贯，今岁收息至三百万贯，但费十万贯，置官不为冗费也。”上以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罢相，韩绛代之，吕惠卿参知政事。安石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遂求去，荐韩绛代己，仍以吕惠卿佐之，于安石所为，遵守不变，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详见信任王安石〉
是岁诏给青苗钱，陆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癸酉[18]，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戊子[19]，先是上批：“闻河北、河东上等户至今流移不绝，或縁与下户同保请常平钱榖，保内人近因乏食，多已逃散，惧将来独于户下催理，故一例迁避，宜令所在体量以闻。”时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诸路体量状进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户流移，多因灾伤阙食，或为分房减口，初不縁抱下户欠常平钱榖，馀皆云无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户有逃移，亦恐未实，縁其奏称‘或为分房减口’，岂得谓之逃移？不知当时谁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处有此事。”上曰：“忘记是谁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实，若有事实，即是州县监司合根究欺蔽，若无事，实即如此诬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达聪，则容长此辈，适足自蔽耳！”上曰：“如吴中复，即已施行。”安石曰：“两制夺一官，何足以惩奸？天下事如煮羮，下一把火，又随下一杓水，即羮何由有熟时也。”【神宗忧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载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观览也】
闰四月己酉[20]，韩琦奏：“倚阁预买䌷绢、赊买、借贷斛斗，今虽或七分熟，须五七年拖帯送纳[21]。”王安石谓韩绛：“此不可行。”绛曰：“民纳不得，须着宽恤。”及进呈，安石曰：“近岁以来，方镇监司争以宽恤百姓为事，以希向朝廷指，仓库不足，则连乞朝廷应副，如预买䌷绢，自祖宗以来，未尝倚阁，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阁，朝廷因亦从之，若言灾伤，即祖宗以来，岂是都不曽值灾伤？又赊卖银绢，本因配买伤民，遂令供抵当，情愿赊买。韩琦执政十馀年，固尝值灾伤，不知曽倚阁预买否？不知曽配卖银绢否？”上欲下监司体量相度，安石曰[22]：“近岁监司惟以媚民为事，却不斟酌有无，河北西路监司乃李稷、吴审礼、韩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阁预买，吴审礼、韩宗道亦必不肯违俗……昔苏秦说齐侯厚葬以明孝，高宫室以明得意，用破敝齐，今方镇用心有如此者，陛下岂宜不察？”上曰：“韩琦用心可知，天时荐饥，乃其所愿也。前访以北事，乃云须改尽前所为，契丹自然无事。”安石曰：“琦再经大变，于朝廷可谓有功，陛下以礼遇之可也。若与之计国事，此所谓启宠纳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
上尝与二王击球，戏赌玉带，𫖳曰：“若臣胜，不用玉带，只乞罢青苗、市易。”上不悦。二王：岐王颢、嘉王𫖳。
九年[23]十二月甲午，上批：“诸路提举管勾常平官，自来未有明降著令，画一职守，致辖下官司不知适从，凡有举动，辄与转运司一例申禀，或非本管职事，越次受理，亦有闻奏者，上下劳弊，宜参详前后指挥以闻。”于是诏常平钱糓、庄产、戸绝田土、保甲义勇、农田水利、差役、坊场河渡，委提举司专管勾，转运使副判官兼领其河渠，非为农田兴修者，依旧属提点刑狱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王安石，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十年十二月，司马光以书与吴充言：“昔周公勤劳王家，坐以待旦，䟦胡疐尾，羽敝口瘏，终能为周家成太平之业，立八百之祚，身为太师，名播无穷，子孙奄有龟蒙，与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辅，不思经国，专欲自全，置二弟于方镇，以为三窟，及晋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则圣贤之心，岂皆忘身徇物，不自为谋哉？盖以国家兴隆，则身未有不预其福者也，顾众人之识近，而圣贤之虑远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疲而不恤，万一鼠窃益多，蜂䘍有毒，则窃恐庙堂之位，亦未易安居，虽复委远机柄，均逸外藩，外藩固非息肩之处，乃至投簪解绂，啸傲东山，东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则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国家之安，更无所与让矣！救急保安之道，茍不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谋，而欲求其成效，是犹恶汤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适鄢郢而北辕疾驱也。”充代王安石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变更，尝乞召还光及吕公著、韩维、苏颂，又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十数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遗以此书，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元丰元年五月丙戌，诏诸路州军并差官一员，管勾常平钱糓，十县以上，二员分治。即广南无通判职官，州军委知州管勾其下县点检给纳，听以曹官或知县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确参知政事。时宰相吴充议变法，确争曰：“曹参与萧何有隙，至参相汉，一遵何约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协相而成之，一人挟怨而坏之，民何所措手足乎？”充屡屈，法遂不变。
五年十月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库。左藏库、内藏库[24]外，又有元丰库，杂储诸司羡馀钱，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至熙宁行役法，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售，取其价以给衙前，时则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行既久，储积赢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张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后设二十四库以储金帛，亲制库铭，其略曰：‘昔在前朝，猃狁孔炽，嗟余}小子，其承厥志’云云，诸路分将，置都作院，河北设五都仓，讲好高丽，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宾，是天未欲幽蓟之民归中国乎？元丰库或即崇政殿后库，当考。《实录》卷末云：“聚金帛内帑，每库以诗一字目之，诗凡三十二字，又别置库，赋诗二十字，但不记库名为何。”】
六年春正壬寅，户部言：“凖朝旨：‘诸路提举官散敛常平钱物，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数，取一年立为额，岁终比较増亏。’今以钱银榖帛贯石匹两定年额，散一千一百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敛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元丰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一百十四，敛一千五百万四百二十二，比较散増二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敛増一百三万四千九百六十三。元丰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六，敛一千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较散増二百七十九万九千九百六十四，敛亏一百九十八万六千五百一十五。”诏：“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俱少处，户部下提举司分析以闻。”【《食货志》同，但増“自熙宁立法之初，至元丰末，凡水旱赈恤饥馑之财用取具，至今赖焉”，今不取】
- ↑ 原作“乙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补
- ↑ 原作“范镇”，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0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1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1 补
- ↑ 原作“从子”，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 改
- ↑ 原作“难任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 改
- ↑ 原作“昔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5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6 补
- ↑ 原作“已未”，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8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0 补
- ↑ 原作“汝州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2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2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0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 补
- ↑ 原作“丙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 改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9 补
- ↑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0 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