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之商榷/人性善恶之研究
社会问题之商榷/人性善恶之研究 作者:李宗吾 |
大凡研究古人之学,首先要他研究对于人性之主张,把他学说之出发点寻出了,然后才能把他学说之真相,研究得出来。我们要解决社会问题,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不可,是无从评判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二说对峙不下,是二千馀年未曾解决之悬案。所以中国学术史上,生出许多纠纷,其实二说俱是一偏之见。宋以后儒者,笃信孟子之说,一部宋元明清学案,触处皆是穿凿矛盾,中国如此,欧洲亦然。因为性善说性恶说,是对峙的两大派。所以经济学上就生出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派,一派说人有利己心,一派说人有同情心,各执一词,两派就纠纷不已了。
斯密士认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为这种自私自利之心,不惟于社会上无损,并且是非常有益的。因为人人有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开发无遗,社会文明,就因而进步,虽说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难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对方也有自私自不利之心,势必起而相抗,其结果必出于人己两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学说,俱是这种主张,他不料后来资本家专横到了极点,劳动家毫无抵抗能力,致受种种痛苦。他的学说,得了这样的结果。
社会主义之倡始者,如圣西门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悯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为共产之说。他们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类,并没有给人类罪恶痛苦,人类罪恶痛苦,都是恶社会制成的。”我们看他这种议论,即知道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
孟子主张性善,他举出的证据,共有两个:(一)“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二)“乍见孺子将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他这两个证据,都是有破绽的。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这话诚然不错,都是我们可以任喊一个当母亲的,把他的亲生孩子,抱出来当众试验。母亲手中拿一块糕饼;小儿见了,就伸手来拖,母亲如不给他,把糕饼放在自己口中。小儿就会伸手,从母亲口中把糕饼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请问孟子,这种现象算不算爱亲呢?孟子又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我也承认,但是我要请问孟子,这句话中,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卜文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举的证据,是孺子对于井,生出死生存亡的关系,那个时修,我是立在旁边,超然于利害之外。请问孟子,假使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此心作何状态?请问此刹那间发出来的念头,究竟是恻隐?是怵惕?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是有怵惕而无恻隐,恻隐是仁,怵惕断不可谓之为仁,怵惕是惊惧的意思,是从自己怕死之心生出来的。吾人怕死之心,根于天性,乍见孺子将人井,是猝然之间,有一种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我见了不觉大吃一惊,心中连跳几下,这即是怵惕。我略一审视,知道这是孺子死在临头,不是我死在临头,立即化我身而为孺子,化怵惕而为恻隐。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后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后有侧隐,天然顺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恻隐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来的。主张性善说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铲除了单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将安附?既无有我,焉得有孺子?既无怵惕,焉得有恻隐?
研究心理学,自然以佛家讲得最精深,但他所讲的是出世法,我们现在研究的是世间法。佛家言无人无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关系,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谈佛理。孟子言怵惕恻隐,我们从怵惕恻隐研究起走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恻隐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恶说;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说。我们可以说:荀子的学说,以怵惕为出发点;孟子的学说,以侧隐为出发点。王阳明传习录说:“孟子从源头上说来,荀子从流弊上说来。”荀子所说,是否流弊,姑不深论。怵惕之上,有无源头,我们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讲之恻隐,则确非源头。怵惕是恻隐之源,恻隐是怵惕之流,王阳明所言源流二字,未免颠倒了。
孟子的学说,虽不以怵惕为出发点,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恻隐是从怵惕扩充出来的,因教人再扩而充之,以达于四海,其说未尝不圆满。他的学说,纯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对齐宣王说:“王如好货,与民同之”,“王如好色,与民同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词,孟子的学说,处处顾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无何种弊害:惜乎他的书上,少说了一句“恻隐是怵惕扩充出来的”。传至宋儒,就误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动出来,即是恻隐,以恻隐二字为源头,抹杀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继其说,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总是尽力发挥恻隐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损伤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创“去人欲存天理”之说,天理隐贴恻隐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说不清,有时把怵惕也认为人欲,想设法把他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恻隐”,那就坏事不小了。程子说:“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张去人欲之人,他发此不通之论,其病根就在抹杀了己字。这是由于他读孟子书,于怵惕侧隐四字,欠了体会的缘故。张魏公苻离之败,死人无算,他终夜鼾声如雷,其子南轩,夸其父心学很精,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恻隐的根源,去了怵惕,就无恻隐,就会流于残忍,这是一定不移之理。许多杀人不眨眼的恶匪,身临刑场,谈笑自若,就是明证。
据上项研究,可知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也同是一物,犹之煮饭者是火.烧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创出“去人欲”之说,其弊往往流于伤天害理。王阳明说:“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听著,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这种说法,仿佛是见了火会烧房子,就叫人以后看见了一星之火,立即把他扑灭,新绝火种。方始为快。传习录中又说:“一友间,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寻,扫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疮否?先生正色曰: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是友愧谢。”少间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门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在坐者悚然。”我们试思,王阳明是很有涵养的人,他平日讲学,任人如何问难,总是勤勤恳恳的讲说,从未动气,何以门人这一问,他会动气?何以始终未把那门之误点指出?何以又承认说这话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为阳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明德亲民二者合而为一,能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独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这是他学说的缺点,他的门人这一问,正击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动起气来了。
究竟剜肉做疮四字,怎样讲呢?肉喻天理,疮喻人欲,剜肉做疮,即是把天理认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伤及天理,门人的意思,即是说:我们如果见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扑灭,自然不会有烧房子之事,请问拿甚么东西去煮饭呢?换言之,即是把好货之心连根去尽,人就不会吃饭,岂不饿死吗?把好色之心连根去尽,就不会有男女居室之事,人类岂不灭绝吗?这个问法,何等利害?所以阳明无话可答,只好忿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疮的工作。
我们如果知道怵惕与恻隐同是一物,天理与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截然两事。斯密士说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为出发点,讲共产的人,说人有同情心,是以恻隐为出发点,前面曾说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会主义,个人主义之放大形。
据我的研究,人性无所谓善,无所谓恶,善恶二字,都是强加之词。我举一例,就可证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来访我,坐谈许久,我送他出门去后,旋有人来报,说某甲走至街上,因事与人互殴,非常激烈,现刻正在难解难分之际。我听了这话,心中生怕某甲受伤,赶急前往,救援。请问这种生怕某甲受伤之心,究竟是善是恶?假使我们去问孟子,孟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伤,这即是爱友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善举,由此而生,古之大圣大贤,民胞物与,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现在所谓爱国,所谓爱人类,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此种心理是维持世界和平之基础,你应该把他好生保存,万不可失掉。”假如我们去问荀子,荀子一定说:“此种心理,即是性恶的明证。因为某甲是人,与某甲相殴之某乙也是人,人与人相殴,你不怕某乙受伤,而怕某甲受伤,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种心理,是从天性中不知不觉自然流出,人世种种恶事,由此而生。欧洲大战数年,死人无算,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日本在济南任意惨杀,也是从此念扩充出来的。此种心理,是扰乱世界和平之根苗,你应该把他铲除净尽,万不可存留。”上面所举之例,同是一事,两面说来,仅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恶之争,就数千年而不能解决。因为研究人性,有两说对抗不下,所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就对抗不下。
据我的研究,听见友人与人斗殴,就替友人担忧,怕他受伤,这是心理中一种天然现象,犹如磁电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只能名之曰天然现象罢了。我们细加考察,即知吾人任发一念,俱是以我字为中心点,以距我之远近,定爱情之厚薄。小儿把邻人与哥哥相较,觉得哥哥更近,故小儿更爱哥哥。把哥哥与母亲相较,觉得母亲更近,故小儿更爱母亲。把母亲与己身相较,自然更爱自己,故见母亲口中糕饼,就取来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与别人相较,觉得朋友更近,故听见朋友与别人斗殴,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爱情越笃,爱情与距离,成反比例,与磁电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种天然现象,并无善恶之可言。我所说小儿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和孟子所说孩提爱亲,少长敬兄的现象,俱是一贯的事,并不生冲突。孟子看见小儿爱亲敬兄的现象,未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故说性善;荀子看见夺母亲口中食物的现象,未看见爱亲敬兄的现象,故说性恶。各人看见半截,就各执一词,我们把两截合拢来,孟荀两说,就合而为一了,现在所讲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也就联为一贯了。
古今学说之冲突,都是由于人性之观察点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对之学说,其病根就在对于人性,务必与他加一个善字或恶字,最好是把善恶二字除去了,专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学家,研究水火之性质一般,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来,自然就有解决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说水火性善,乙说水火性恶,问他们的理由,甲说水能润物,火能煮饭,是有益于人之物,是谓性善,乙说水能淹死人,火会烧房子,是有害于人之物,是谓性恶,像这样的说法,可以争辩数千年不能解决。不幸孟子之性善说,荀子之性恶说,其争辩的方式,纯是争辩水火善恶水火之方式,所以两说对峙二千馀年而不能解决。物理学家,只是埋头研究火之性质,用其利,避其害,绝不提及善恶二字,此种研究法,我们是应该取法的。
著者尝谓小儿爱亲敬兄,与夫夺母亲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种天然现象,与水流湿火就燥的现象,是一样的,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为中心点,曾依孟子所说性善之理,绘出一图,又依荀子性恶之理,绘出一图,拿来照观之,两图俱是一样,两图俱与物理学中磁场现象相似(见拙著《心理与力学》),因臆断人之性灵,和地球之引力,与夫磁气电气,同是一物。我们把地球物质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电子,据科学家研究,电子是一种力,这是业经证明了的。吾身之物质,无一不从地球而来,将吾身之物质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是归于一种力而后止。吾人的身体,纯是电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现象,与磁电的现象绝肖,与地球的吸引力也绝肖。
人有七情,大别之只得好恶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恶者推之使远,其现象与磁电相推相引是一样的。磁电同性相推,异性相引,与人类男女相爱。同类相嫉是一样。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电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别同性异性,是知的作用。是知磁电之性与人性相同,小儿生下地即会吸乳,与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样的。小儿见了食物,伸手取来,放在口中,其作用与地心遇著物体就吸,是一样的。小儿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小儿才能生活。地球有了这种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儿夺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体,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与夫磁电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现象,不如此,即无磁电,无草木,无地球,无人类了。基于此种研究,可知孙中山说:“生存是社会问题的重心。”真是不错。
物理种种变化,逃不出力学公例。人为万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种种变化,也逃不出力学公例。著者用物理学规律去研究心理学,觉得人心的变化,处处是循著力学轨道走的,可以一一绘图说明。于是多方考察,从历史事迹上,现今政治上,日常琐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数学上,中国古书上,西洋哲学上,四面八方,印证起来,似觉处处可通。我于是创了一条臆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题曰:《心理与力学》。所有引证及图解,俱载啄作,兹不备述。我于绪论中,曾说:“治国之术,有主张用道德感化的,其说出于孔孟,孔孟学说,建筑在性善说上,性善说有缺点,所以用道德治国,会生流弊。有主张用法律制裁的,其说出于申韩,申韩学说,建筑在性恶说上,性恶说有缺点,所以用法律治国,也会生出流弊。我主张治国之术,当采用物理学,一切法令制度,当建筑在力学之上等语,我因此主张国家所订制度,当使离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犹如地球绕日一般。地球对于日,有一种离力,时时想向外飞去,日又有一种引力,去把地球牵引著,二力平衡,成椭圆状,所以地球绕日,万古如一,我们这个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国家一切制度,当采用此种原理,才能维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谓离力,而乙男之爱情,足以系著他,是谓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谓离力,而甲女之爱情,足以系著他,是谓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两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结婚之制度,是具备了引离二力的,是为最良之制度。中国的旧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无离心力,故男女两方,均以为苦。又如欧洲资本家专制,工人不入工厂作工,就会饿死,离不开工厂,缺乏了离力,故酿成劳资的纠纷。本书第五章,主张作工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力。对于作工者,优予报酬,使人见而生羡,这是一种引力。二力保持平衡,愿作工者作工,不愿作工者听其自由,社会就相安无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与力学》过后,再去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觉得他的学说处处与力学公例符合。他讲民族主义说:“世界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人为力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我们中国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应该设个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他处处提出力字。又孙中山演说集讲五权宪法说:“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里头有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样,离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离开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体里头的分子吸收向内的,如果离心力过大。物体便到处飞散,没有归宿;向心力过大,物体愈缩愈小,拥挤不堪。总要两力平衡,物体才能够保持平常的状态。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紧,便成专制,中外数千年来,政治变化,总不外乎这两个力量之往来冲动。”又说:“兄弟所讲的自由同专制,这两个力量,是主张双方平衡,不要各走极端,像物体的离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样;如果物体是单有离心力,或者是单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态的,总要两力相等。两方调和,才能够令万物均得其平,成现在的安全现象。”这简直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力学公例。
民权主义第六讲说:“现在分开权与能,所造成的政治机关,就是像物质的机器一样,其中有机器本体的力量,有管理机器的力量,现在用新发明来造新国家,就要把这两种力量分别清楚……像这样的分开,就是把政府当作机器,把人民当作工程师,人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就好比是工程师对于机器一样,有了这样的政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这就是孙中山把力学上两力平衡之理,运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说:“现在做种种工作的机器,像火车轮船,都是有来回两个方向的动力。蒸汽推动活塞前进以后,再把活塞推回来往不息,机器的全体。便运动不已。人民有了这选举罢免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这好比是新式的机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机器的自动。”推出去是离心力,拉回来是向心力,这也是应用力学原理的地方。这类话很多,不及备引。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六讲:“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甚么政治哲学家,还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我们试把《大学》这段文字拿来研究,格致诫正,是我身内部的工作,暂不必说,今从我身说起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试绘一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国,第四圈是天下,层层放大,是一种离心力现象。“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层层缩小,是一种向心力现象。这种现象,与磁场现象绝肖。孟子的学说,由怵惕扩充而恻隐,再扩充之以达于四海,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层层放大。孟子主张爱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现象,孟的学说,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相调和的。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有个人而无社会,照上面之法绘出图来,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无。墨子爱无差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会,却无个人,如果绘出图来,只有天下之一个大圈,内面各圈俱无。吾人的爱情,如磁气之吸引力一般,杨墨两家的学说,绘出图来,均与磁场现象不类,可知他们的学说,是违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为杨墨的学说不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为孔子的学说能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调和为一,故终身崇拜孔子。现在欧洲讲个人主义的和讲社会主义的,都是落了杨墨两家的窠臼,把两主义看作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孙中山不取他们学说,反而取《大学》的说法,真是卓识。
他说:“外国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弟兄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便是空的。”我们把他绘出图来,只有内部一个我字小圈和外部一个国字大圈,不像《大学》那个圈层层包裹,故孙中山说他中间是空的。孙中山又说:“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庭,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我们细绎“一级一级的放大”这句话。俨然把磁场现象活画纸上,我们由此知,孙中山的学说,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国的旧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为美谈,这种制度是渊源于儒家之性善说。欧洲社会主义倡始者,如圣西门诸人,都说“人性是善良的”,与儒家之学说相同,故生出来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张建筑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与中国家庭相似。讲共产的人,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我国圣贤所创的家庭制,即是想实行此种主张,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实行共产,能读书的读书,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馀能作何种职业,即作何种职业,各人所得之钱,一律归之公有,这即是“各尽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费,疾病时药医费,儿童的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一律由公上开支,这可谓“各取所需”了。我们试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亲,数人以至数十人,在一个小小场所,施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都还行之不通,都还要分家,何况聚毫无关系之人,行大规模之组织,怎么会办得好?中国历代儒者,俱主张性善说,极力提倡道德,极力铲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们自己的家庭,也无一不是分拆了的,这都是由于性善说有破绽的原故。
孙中山的理想社会则不然,他主张的共产,是公司式的共产,不是家庭式的共产。他建国方略之二,结论说:“吾之国际发展实业计划,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民国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对广州商团警察演说道:“民国是公司生意,赚了钱,股东都有份。”又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都是应该有权力来管理公司事务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对东路讨贼军演说道:“把国家变成大公司,在这个公司内的人,都可以分红利。”又说:“中华民国,是四万万人的大公司,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内的股东。”由此可知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是公司式的组织,绝非家庭式的组织,现在欧美的大公司,即可说是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欧美各公司的组织法,比中国家庭的组织法好得多,这是无待说的,所以我们讲共产,应当采欧美公司式,不当采中国家庭式。家庭式的共产制,建筑在性善说上,带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产制,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欧洲人的家庭组织,与中国人不同,他不知中国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会走入了中国家庭式的轨道,孙中山是中国人,深知旧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会,采取欧美公司式,真可谓真知灼见。现在崇拜欧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旧家庭,一面文主张“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产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孙中山民生主义,是建筑在经济原则上,脱离了道德和感情的关系,我这话,是有实证的。民生主义第四讲说:“洋布便宜过于土布,无论国民怎么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或者一时为爱心所激动,宁可愿意牺牲,但是这样的感情冲动,是和经济原则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即知孙中山对于人性之观察……惟公司式的共产则不然,股东中有在公司中办事的人,予以相当的报酬,不愿在公司中办事的人,听其自由,如此则“有所能而不尽”,也就无妨于事了。股东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钱来买,自然不会有“取所需而无厌”的事,这就是公司式的共产远胜家庭式共产的地方。中国的旧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欧美的公司,往往许多小公司,合并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国旧家庭,数人或十数人,都会分裂,欧美大公司,任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都能容纳,我们把这种公司制扩大,使他容纳四万万人,就可成为全国共产,再扩之能容纳十五万万人,就可成为世界共产,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国的旧家庭,看作欧洲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场所,把欧美的大公司,看作孙中山主义的试验场所,就试验的结果,下一断语曰:“公司式的共产制,可以实行,家庭式的共产制不可实行。”将来我们改革社会,订立制度的时候,凡与中国家庭制类似的制度,都该避免,遇有新发生的事项,我们即在欧美公司中搜寻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类事项,是用甚么方法解决,如此办去,方可推行无阻,著者有了此种意见,所以第五章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公司制的办法。
我著《心理与力学》,创一臆说曰:“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此发表后,很有些人说我是牵强附会的,后来我曾经考得:欧洲十七世纪时,有白克勒者,曾说:“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尝用离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释人类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初,曾有人用牛顿之引力律,以解释社会现象。可知我所说的,古人早已说过,并不是何种新奇之说。又我主张性无善无恶,这个说法,中国告子早已说了的,告子说:“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动作,纯是循著力学公例走的。我说:“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诸人之说,归纳拢来的一句话,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种学说,我这个臆说,或许不会大错。我用这个臆说去考察孙中山的学说,就觉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会的办法,确与力学公例符合。兹再举两例如下:
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他说:“令人民自已报告地价,政府只定两种条件,一是照原报的价抽税,一是照价由政府收买。这个办法,可使人人不敢欺蒙政府,不敢以多报少,或以少报多,效用是很妙的。因为人民以少报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买那块地皮,假设政府不买,要照原报之价会抽税,岂不受重税之损失吗?至于以多报少,固然可以减轻税银,假若政府要照原价收买,岂不是因为减税,反致亏本吗?地主知道了这种利害,想来想去,都有危险,结果只有报一个折中的实价,法则之善,是再无有复加的。”(见孙中山演说集第一编三民主义)他这个办法,即是暗中运用力学原理。地价报多报少,可以自由,这是离心力,但是报多报少,都怕受损失,暗中有一种强制方,即是向心力,两力平衡,就成为折中之价了。孙中山讲民权主义曾说:“机器之发动,全靠活塞,从前的活塞,只能推过去,不能推回来,必用一个小孩子,去把他拉转来,后来经一个懒孩子的发明,逐渐改良,就成了今日来往自如的活塞,推过去了之后,又可以自动的拉回来。”这是由于从前的机器,只有推出去的离心力,没得拉回来的向心力,后来经懒孩子的发明,把二力配置停匀,机器就自能运动不已,不须派人拉动了。外国对于地价一层,设专官办理,不时还要发生诉讼之事,就像从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动一样,偶尔管理不周,机器就会发生毛病,这是由于此种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匀之故。孙中山定地价的法子,内部藏有自由和强制两个力量,这两个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须派人去监督,人民自然不会报多报少,真是妙极了,非怪他自己称赞道:“法则之善,无有复加。”
更以孙中山之考试制言之,中国施行考试制的时候,士子愿考与否,听其自由,这是离力,考上了有种种荣誉,使人歆羡,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监督他,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发愤用功。现在的学生,若非教职员督课严密,学生就不会用功,就像从前机器中的活塞,要派一个小孩子去拉动一般。现在各省设教育厅,设省视学,各县设教育局,设县视学,各校又高校长和管理员,督促不可谓不严,而教育之窳败也如故,学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见了孙中山把考试制采入五权宪法,厘订各种考试制度,以救选举制度之穷,可算特识。
综上所述,可知孙中山主义,纯是基于宇宙自然之理,其观察人性,绝未落性善性恶窠臼,我们用物理学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张,无一不循力学公例而行,无一不合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