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论（吴虞）
老子日：“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李宏甫注曰：“无为也而亦无为也，是谓上德，黄帝是也。其次虽为之而实无为，是谓上仁，尧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惟为之，而且有必为之心，是上义也，舜禹以下圣人是也。夫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义，至于失义而礼，则所以为之者极矣。故为而不应，则至于攘臂；攘臂不应，则刑罚甲兵相因而起矣。是乱之首而忠信之薄也。”《礼运》郑康成注曰：“大道，谓五帝时也。天下为公，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天下为家，传位于子，谋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违大道敦朴之本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能用礼义以为治。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是谓小康。大道之人，以礼于忠信为薄，言小安者，失之则贼乱将作矣。”孔颖达疏曰：“自大道之行，至是谓大同，论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隐，至是谓小康，论三王之后。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选贤与能，明不世诸侯，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黜四凶举十六相是也。干戈攻伐，各私其亲，是大道去也。天下为家者，父传天位与子，是用天下为家也，禹为其始。五帝犹行德，不以为礼。三王行为礼之礼。故五帝不言礼，而三王云以为礼也。其时谋作兵起，递相争战，禹、汤等能以礼义成治，故云由此其选。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据李宏甫、郑康成、孔颖达之说，则老子所谓道德，乃指三皇五帝之世公天下而言，确有所指，非如谢无量所谓“仅为仁义未起以前之状态”而已。老子所谓仁、义、礼，即指三王五霸以来家天下而言。其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即指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之世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者，皆家天下之君臣，故莫不谨于礼。而以礼为人君之大柄，仅得小安，失之则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贼乱作矣。故必用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然不知道德之本，各私其私，而陈恒、齐简之君臣，晋献、申生之父子，郑庄、叔段之兄弟，鲁桓、齐姜之夫妇，不绝于世也，则礼之为用末矣。
文子曰：“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以度；心虽乐之，节以礼。趋翔周旋，屈节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束其形，内愁其德。钳阴阳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终身为哀。人何则，不本其所以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防其所乐？是犹圈兽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决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夫礼者，遏情闭欲，以义自防。虽情心咽噎，形性饥渴，以不得已自强，故莫能终其天年。礼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乐者，非能使人勿乐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窃（王介甫《礼论》曰：‘凡为礼者，必诎其放仿之心，逆其耆欲之性，莫不欲逸而为尊者劳，莫不欲得而为长者让，擎跽曲拳，以见其恭。夫民之于此，岂皆有乐之心哉？患上之恶己而随之以刑也。’），岂若使人无盗心哉（韩非曰：‘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厚薄之实异也。’盖大同敦朴，君行民近，故禅授而弗矜。小康浮薄，君责民贱，故争斗而勿绝。项羽曰：‘彼可取而代也。’英布曰：‘欲为帝耳。’是其证也）？故知其无所用，虽贪者皆辞之，不知其无所用，廉者不能让之。”又曰：“廉耻陵迟，及至世之衰，厚多而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民贫苦而忿争生，是以贵仁；人鄙不齐，比周朋党，各推其与，怀机巧诈之心，是以贵义；男女群居，杂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故仁、义、礼、乐者，所以救败也，非通治之道也。故德衰然后饰仁义，和失然后调声，礼淫然后饰容。故知道德，然后知仁义不足行也；知仁义，然后知礼乐不足修也。”故曰“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矣”。又曰：“循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性失然后贵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纯朴散而礼乐饰。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贵而天下争。夫礼者，所以别尊卑、贵贱也；义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人道之际也。末世之礼，恭敬而交，为义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积则生相食之虫，土积则生自肉之狩，礼乐饰则生诈伪。”又曰：“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又曰：“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夫文子者，老子之弟子，其分别道德、仁义、礼智之高卑深浅，与其弊之所极，可谓至明白矣。是故道家则贵道德。庄子言道德菲薄仁义是也；儒家则主仁义，孟子专尚仁义而不及道德是也；其次如荀卿，则一切本诸礼；最后如荀卿之门人李斯、韩非，则以智术为尚，而专用法（吾国法家所立之法，不过命令而已，与今世之所谓法律由议院议决者不同），而吾国专制之祸，于是益烈矣。盖自《礼运》以礼为人君之大柄，荀卿隆礼义而杀《诗》《书》。《唐律》“十恶大不敬”条疏议曰：“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兴。”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而儒家所主张礼乐仁义之效，亦可睹矣。
《隋书·礼仪志》曰：“自犬戎弑后，迁周削弱，礼失乐微，风俗雕敝。仲尼预蜡宾而叹曰：‘丘有志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秦氏以战胜之威，并吞九国，尽收其仪礼，归之咸阳。唯采其尊君抑臣，以为时用。至于退让起于趋步，忠孝成于动止，华叶靡举，鸿纤并摈。汉高既平秦乱，枚赏元勋，未遑庙制，群臣饮酒争功，或拔剑击柱，高祖患之。叔孙通言曰：‘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于是请起朝仪而许焉。犹曰：‘度吾能行者为之。’微习礼容，皆知顺轨。若祖述文武，宪章洙泗，则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汉书·叔孙通传》日：“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习之月余。通日：‘上可试观。’上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使群臣肄习。会群臣朝十月，谒者治礼。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之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是则今日礼，据《隋志》言之，更非文武洙泗之旧，仅采秦氏尊上抑下之旨。于是叔孙窃圣人之号，汉高知皇帝之贵，始溺孔氏之儒冠，终享孔氏以太牢。自汉讫今，滔滔不返，而其害酷矣。
苏明允《礼论》曰：“彼圣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权也。彼为吾君，彼为吾父，彼为吾兄，圣人之拜不用于世，吾与之皆坐于此，皆立于此，比肩而行于此，无以异也。吾一旦而怒，奋手举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则？彼其心常以为吾侪也，不见异于吾也。圣人知人之安于逸而苦于劳，故使贵者逸而贱者劳。且又知坐之为逸，而立且拜之为劳也，故举其君父兄坐之于上，而使之立且拜于下。明日彼将有怒作于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向之所坐而拜之且立于其下者也，圣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劳，是贱于彼也。奋手举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为薪，而犹且忌之。彼其始木焉而已，犹且不敢以为薪，故圣人以其微权，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权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然后君父兄得以安其尊以至于今（此即有“子其为人孝，弟则不犯上作乱”之意也），”苏子瞻《始皇论》曰：“圣人忧民之桀猾变诈而难治也，是故制礼以反其初。礼者，所以反本复始也。圣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适于四体之安也。将必使之习为迂阔难行之节，宽衣博带，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与而不可以驰骤。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视听其耳目者，莫不近于迁阔，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笾豆篮簋；其耕以井田；其进取选举以学校；其治民以诸侯；嫁娶死丧莫不有法，严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轻为奸。故日：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区区于揖让升降之间，丁宁反复而不敢失坠者，世俗之所谓迂阔，而不知夫圣人之权固在于此也。”吕东莱日（《经义考周礼》引）：“朝不混市，野不逾国，人不侵官，后不敢干天子之权，诸侯不敢浅天子之制，公卿不牟商贾之利，九卿九牧相属而听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逾，一毫分寸不敢易，所以习民于尊卑等差阶级之中（礼之精意从此求之），消其逼上无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此道德乃指世俗所谓忠孝节义之道德，非道家所谓之道德也）。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以觊觎。贱不亢贵，卑不逾尊，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寸之内（法度分寸，即指尊卑贵贱上下之阶级等差），志虑不易，视听不二，易直淳庞，而从上之令（礼之作用如此。制礼者用心之深远，魄力之伟大，吾亦不得不佩服之）。父召其子，兄授其弟，长率其属，何往而非五礼六乐三物十二教哉？观苏氏父子及东莱之言，虽未明道德仁义礼降失之次第，及礼之兴于家天下之后之故，而于制礼者偏重尊贵长上，借礼以为驯扰制御卑贱幼下之深意，则已昭然若揭矣。是故福泽谕吉之论吾国日：“支那旧教，莫重于礼乐。礼者，使人柔顺屈从者也；乐者，所以调和民间郁勃不平之气，使之恭顺于民贼之下也。”呜呼！以福泽谕吉之言，证明允子胆、东莱之说，而后知圣人之嘉惠吾卑贱下民者至矣。宜乎晋人讲老庄之学如阮嗣宗辈，谓礼非为我辈设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礼经三百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人刑，相为表里。”孟德斯鸠曰：“支那政家，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政府之功成矣。此其大经也。顾支那为民上者之治其国也，不以礼而以刑。彼欲民之由礼，而其力不能得，则相与殷然持刑而求之，使天下之民皆漓然丧其常德。夫景教宗风，以人道相亲为根本，其为仪文也，事天平等，法会无遮，故其所求于人类在合。而支那礼之所重，在严天泽之分，谨内外之防，峻夷夏之辨，故其所成于民德在分。”知分之为事，最近于专制之精神。知分之出于专制，而吾国之礼意可推矣。刘申叔《法律学史序》曰：“《汉书·艺文志》云：‘法家者流，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儒家者流，不尚成文之法典，以居敬行简临民。以为古代圣王，准理以制义，故即用礼以止刑。礼禁未然之先，法施既然之后，此儒家所由崇教化也。又儒家制礼，首重等差（《中庸》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盖儒家之论等差，一日亲疏之别，二日贵贱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别，是儒家以礼为法也），以礼定分（《礼运》曰：“礼达而分定。’《荀子·大略篇》亦曰：‘礼者，法之大分也，’），以分为理。凡犯分即为犯律（《王制》曰凡听五刑之说。’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故出乎礼者入于刑（《礼》曰：‘罪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是礼刑相与为表里也。’）。是则儒家所谓法典者，不外礼制之文而已。”观陈宠、孟德斯鸠及刘申叔之说，吾国之礼与刑实交相为用，故《礼运》以礼为人君之大柄，而《汉书·刑法志》称大刑用甲兵。专制之国，其御天下之大法，不外礼与刑二者而已。而礼、刑皆以尊卑贵贱上下之阶级为其根本，此学者所宜深求而熟考者也。
孟德斯鸠曰：“雅里斯多特穆，常穷计极思，以摧散国民之武德，以柔蛊其少壮之精神。则令国中少年，宜蓄发作髻如女子，簪花弄姿，为五色奇衣，锦檐榆，令长及踵，从师执乐器习歌舞，出必有女子为持伞执扇，熏兰麝甲煎，浴则献比疏，列青铜镜以供，号为教育。至于弱冠，然后习他业。夫以如是为教育，所深喜之者，独暴主民贼耳。彼暴主民贼，固一身之逸乐无患是求，而国权之弱且衰，诚非所计及。”严几道论之曰：“雅里氏之所为，虽秦政之销钟鏮、毁兵仗，无以过之。顾使当日秦不为彼而为此，中国之人将以为无道与否，未可知矣。何则？褒衣大褶，儒者之饰也；而五色奇服，固前代至今所不禁；而侍女添香，宫人执扇，含鸡舌，冠鵔蚁，皆先朝法制，廊庙且犹用之，况闾阎乎？”观此又知霸主民贼改正易服，制礼作乐，别有一番深意，中外所同，一经勘破，从此推寻，迎刃而解。独不知孔氏问礼于老聃，亦略闻大同小康之绪论。老聃博古达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何以孔氏背其本师，舍道德崇仁义，主张家天下之小康，而偏重于礼？殆由其以千禄为心，汲汲于从政。三月无居，栖栖皇皇。自比匏瓜，贻讥丧家之狗。下拜南子，思赴佛肸。所干至七十二君之多，急于求沽。以礼为霸者时君所须，可以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意在趋时阿世。故曰“君使臣以礼”，又曰“礼让为国”，盖专制之朝，极之由礼而止，道德非其所尚也。二千年来，儒者自尊为礼义之邦，沿流不返。曾国藩之徒，至谓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学礼焉而已。不仅宗教、法典、习俗、仪文归之于礼，即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盐漕、赋税、科学、历史，莫不萃集其中。礼之为事，宏巨如是，可谓诞谩矣。士大夫既高曾相传，视礼为天经地义，弗悟其非。茍询其何以当尊，何以当贵？亦瞠目而莫明其理，惟漫应曰“古圣人之制也”，吁可嗤矣。故夫谈法律者，不贵识其条文，而贵明其所以立法之意；言制者，不在辨其仪节，而在知其所以制礼之心。余故略举诸家之言，而论之如此，冀大雅宏达之教诲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