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申谦居书
李渭占至京师。见足下所为《圣木行状》，无世俗芜浊之气，因谓如此人当益劝学，俾治古文。适得来示，乃复记忆丙戌之春，圣木为言生徒中有秀出者，即足下也。
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魏、晋以后，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瞒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故自刘歆承父之学，议礼稽经而外，未闻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传述者。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姑以世所称唐、宋八家言之，韩及曾、王并笃于经学，而浅深广狭醇驳等差各异矣。柳子厚自谓取原于经，而掇拾于文字间者，尚或不详。欧阳永叔粗见诸经之大意，而未通其奥赜。苏氏父子则概乎其未有闻焉。此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者也。韩、欧、苏、曾之文，气象各肖其为人。子厚则大节有亏，而馀行可述。介甫则学术虽误，而内行无颇。其他杂家小能以文自襮者，必其行能少异于众人者也。非然，则一事一言偶中于道而不可废，如刘歆是也。然若歆者，亦仅矣。以是观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若夫《左》《史》以来相承之义法，各出之径涂，则期月之间可讲而明也。
来示云三至京师，闻仆避客，次且而不进。仆敢自侈大哉？凡叩吾之庐，多汲汲于名称，而欲仆为之羽翼者也。如是，则务学之根源绝矣。仆疾病衰疲，安能舍己所务，与之估估而喋喋乎？若足下资材既有可藉，而渭占又极言内行之修，固所愿见而重以此事相勖者也。八家集，仆无暇点定。足下所知识有在京师而能任此者，当以旧本付之。是不可得，则俟会面而讲以所闻。仆尝为《仪礼丧服或问》，《戴记》附焉。此人道之根源，以足下方读《礼》，录其易忽者数条以质，惟切究之。馀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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