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作者：孙中山
1914年5月11日

本作品收录于《孙文选集》

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见于实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辟利源，为大陆之富国。从此辅车相依，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益人道之进化。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机会已熟，时哉勿失。今特举其理由，为阁下陈之。望加意详察，两国幸甚。

支那曩者苦满清虐政，国民共起革专制为共和。而民党笃信人道主义，欲减少战争流血之惨，故南北议和，使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亦誓守约法，矢忠民国。乃自彼就任以来，背弃誓约，违反道义，虽用共和民国之名，而行专制帝王之事。国民怨怒，元所发舒。乃其暴虐甚于满清，而统驭之力又远不及，故两年之间全国变乱频起，民党之必兴，革命军之必再见，无可疑者。^[1]

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预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巨大之牺牲，对外亦五种种之困难。日本与支那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启发，均<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种同文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系，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日本既助支那，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而政府，下而人民，相互亲善之关系必非他国之所能同。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盗狱，既藉日本指导而改良，即领事裁判权之撤去，日本可先承认之，因而内地杂居为日本人，于支那之利便而更进。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固定之权，则当与日本关税同盟，日本之制造品销人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例如英国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人莫不知，其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始莫与争。日本地力之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馀地，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之政策，则决不足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亦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使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援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论，即袁或自倒，而日本仍无以示大信用于支那国民，日本不立于真辅助支那之地位，则两国关系仍未完满，无以共同其利益也。就他一方言，则支那革命党无一强国以为事前之助，其成功固有迟速之不同，即成功后而内政之改良，外交之进步，苟无强国之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或谓外交上日本未取得英国之同意，不能独力解决支那问题。然此不足虑也。支那问题近始露其真相，当袁世凯就职之初，大放金钱以收买欧洲一部分新闻记者、通信员，故其报告与评论皆极推重袁，而英国政府亦信之。近则英之舆论已变，《泰晤士报》已评袁为无定乱兴治之能力矣。英与佛邦交最善，而近日佛政府与国民皆已不信袁氏，故取消佛支银行借款之保证。夫英于支那以求真正之治安为目的，前误信袁氏有保持支那之能力，今既知其不然，将与佛国渐同其趋向。若日本导以真正解决支那问题之策，俾使支那得永久之治安者，则英必同意于日本之行动无疑。关于支那同题，日本当欲得英国之同情，而英国亦实视日本意向为转移也。夫惟民党揽支那之政柄，而后支那可言治安。

以支那人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馀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等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覆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此深察支那之情形，当能知之。而欲维持东亚之真和平，则其道固在此，而不在彼矣。

要之，助一国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文为支那民党之代表，故敢以先有望于日本者，为阁下言其概。且观于历史，佛曾助米利坚矣，英曾助西班牙矣，米曾助巴拿马矣。佛之助米独立，为人道正义也；英助西班牙以倒拿破仑，为避害也；米助巴拿马，为收运河之利也。今有助支那革命倒暴虐之政府者，则一举而三善俱备，亦何惮而不为乎？若夫几事之密，更有以避外交之猜疑而神其作用，此又不待论。区区所见，实为东亚大局前途计，惟阁下详察而有以教之。

孙文（盖“孙文之印”）大正三年、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

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脚注

1. 孙中山自一九一三年八月到日本后寓居东京，继续策划武装反袁。大隈重信系孙中山旧相识，于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第二次组阁。此件为密函，未对外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