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登堡
| 兴登堡 作者：胡适 |
德国大总统兴登堡在8月2日死了。全世界对于这位八十七岁的大老，无论是他的同国人或异国人，无论是当年的同盟国或协约国，都表示最深厚的敬礼与哀悼。他的死，使德国失掉了一个重镇，使世界失掉了一个最伟大的人。
兴登堡的一生（1847—1934）亲眼看见普鲁士的强大，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德国的强盛，欧战的始末，霍亨梭伦皇朝的颠覆，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希忒拉政权的突起。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的一身经过这样热闹而又重大的长期历史，而在每一个重要阶段上都出过大力，做过主角，并且能保持荣名，像他这样的。
他的一生可分作三个大段：从少年时代到他六十七岁为第一段；从他六十七岁再出来任第八路军总司令（1914）到欧战终了后他二次退隐，为第二段；从他七十八岁被选为德国第二任大总统（1925）到他死时，为第三段。他的第一第二两段的历史，有他的“自传”（Aus Meinem Leben，1920年出版；中文译本《兴登堡自传》，魏以新译，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价一元六角）最可供爱敬他的人的玩读。
他生于普鲁士东部的波森，他的家族有了几百年的骑士遗风，父亲是个步兵少尉，母亲是个军医总监的女儿，所以他十一岁就进了军官学校。他在自传里说：
1859年一个春天的晚上，我那时是个十一岁的男孩，在瓦尔斯达军官学校栅栏门口，向我父亲告别。泪珠从我眼睛里滚下来。我看见泪落在我的军衣上，忽然想道：“穿著这种衣服不准人孱弱，不准人哭。”我从小孩的痛苦中振作起来，虽然有点害怕，也就混到我那时的同学当中去了。（页一）
他不讳他自己“在最初绝不是一个模范学生，又很少特别研究学问的倾向”。但后来
我的好名心唤醒我去致力学术，结果一年好一年：最后竟给了我一个有特别天才学生的名誉，实在是不应得的。（页十二）
1866年他离开军官学校，以少尉资格入禁卫步兵第三团；几个月之后，他就参加普鲁士定霸的对奥战争了。四年之后（二十三岁），他又参加了德意志定霸的对法战争。战事终了之后，他考进陆军大学。大学的特别勤务完了，1877年他被调到参谋本部。在以后的三十四年中，他担任过陆军的各种职务，后来做了八年多的第四军团长，在1911年辞职退休，那时他已是六十四岁了。近日中国报纸上常提到他因为大操与德皇意见不合，所以退休；但他在“自传”里对于这一点有特别声明：
我在我军事履历上，达到的地位远超过我自来所敢希望的。目前没有战争，所以我承认给少年人让出路来，使他们上去，是一种义务，遂于1911年请求辞职。因为外面对于这事件有错误的传说，所以我明白宣言，我采取这个步骤并不是因为在军事或个人方面有任何间隙。（页六五）
他在这第一大段的陆军生活里，有许多观察是值得我们的记忆的。对于参谋本部的工作，他说：
参谋本部要算德国全部军队范围内一个最可注意的机关。……由参谋将校平时的训练，可以担保在作战时所有高级官长都有一致的心情，一切官长的思想都为同一的液质所灌注。参谋本部的人对于官长的影响不是由章程规定的，多半要看各人的军事学的造诣及人格的特质，其程度至为不同。参谋将校的第一要件是在大众面前不要显出个人自身和个人的行为。他应该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做事，有其实而无其名。（页五）
对于做步兵团长的职务，他有这样的观察：
我很努力在军官团中使他们具有中古骑士的思想；在各营中使他们习惯实际作战及严格纪律；但是除养成严格勤务观念外，也随处使他们喜欢勤务和独立自主。（页六十）
他这样一面注重严格训练，一面又鼓励独立自主，所以他在陆军大学五年训练出来的人才有许多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军事领袖，其中还有两个土耳其的参谋将校，后来一个做到元帅，一个做到上将。（页五八）
他做到军事最高长官（军团长）时，他说：
我总是十分重视部下爱我，因为我把这一点看作服务成绩善良的根基之一。（页六二）
这句名言是可以做一切做领袖的人的座右铭的。
他在退休的闲逸生活中，全欧的大战忽然爆发了。在西线大胜利时，俄国用最大的兵力来压迫东普鲁士。东方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已主张放弃外悉塞尔河以东的地方了。最高统帅部不主张放弃，所以决定撤换第八路的统帅。8月22日下午三点钟，德皇的一封电报来问兴登堡愿不愿马上去任职，他的回答是“愿意”，夜里三点钟他已到了火车站等候他的新参谋长鲁登多夫（Ludendorff），23日下午他们已到了第八路军的总指挥部了。
他的盖世英名起于松山（即是丹能堡，Tannenberg，松山是译意【意译？】）的大战。那时俄国已运了八十多万兵，一千七百尊火炮到东普鲁士；而德国方面只能有二十一万兵，六百尊火炮。兴登堡到军中的那一天，即决定在三日后举行总包围攻击。8月26日开始大战，三天的血战消灭了三索诺夫（Samsonoff）将军的俄国大军。是为“松山之战”。
9月7日开始“马苏尔湖（Mazurian Lakes）之战”，打到9月10日，勒嫩坎夫将军（Rennenkampf）的二十多师大兵都败退了，兴登堡的军队不但完全解了东普鲁士的大危机，还一直追击到俄国的境内。
这两场大战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不用我们的详述。我们只引他的自传里的最可以表示他的风度的一段话：
恰恰一年之后，我打了一天的猎，星期日回来，经过音斯忒尔堡。我的汽车在市场上被拦阻了，据说因为那地方正在举行纪念本城解脱俄患一周年的感谢节。我只得迂道，人没有认识我。（页九七）
这两次大战以后，他又在波兰和俄国军队作战，把俄军打的大败，是为“洛治（Lodz）的大战”。
1916年8月，兴登堡被召为“野战参谋总长”，这是德国的最高统帅。（名义上德皇为大元帅。）鲁登多夫又做了他的次长。从此以后，直到战事终了，兴登堡主持了两年多的最高统帅部。这两年的历史的生活，我们也不用详记。我们从他的自传里，抄出他在大本营的日常生活如下：
我普通的日常事务，大约上午九点，即早晨报告之后，到鲁登多夫将军那里去，同他讨论情势的变化以及应付的方略。大半关于这方面的谈话都不很久，我们两人在战局中的生活未尝间断，互相认识我们的思想，所以往往几句话便决定了，甚至往往只需几个字，就可以确定我们的同意，他就拿去做继续筹画的底子。
在这项讨论之后，我到野外作一小时的运动。我回到办公处后，继续同鲁登多夫将军讨论，然后各课长在我工作房直接报告。
除开这种勤务工作之外，还须料理给我个人的信件。（信件的数目实在不少，其中有诗歌，有散文，也有想像不到的请求，例如住在智利的一个德国妇人失去了洗礼证书的事！）
中午时我照例到皇帝陛下那里被告。有必要时，请求皇帝批准我们的计画。中午时间有时也作与政府代表讨论之用。
向皇帝陈述完了，参谋部的军官都联合在我周围午餐。吃饭时间只限于绝对需要的限度。
下午的经过与上午相似。八点钟开始的晚餐，给我一个最长的休息。餐后大家坐在侧屋里，到九点半钟，鲁登多夫将军按时做个休息终了的记号。我们团体中的谈话大半都很活泼，无拘无束，愉快的时候也有。我以为辅助愉快是我对于同事的义务。
聚会之后，我们一齐到办公处去，那时每日的最后报告到了，于是绘定各战线的情况。参谋部的军官们现在从新开始工作。多半到了这时候才有起草和发出决定命令的最后根据。
日常工作从没有在半夜以前完结的。（页一六〇——一六三）
1918年7月以后，局面完全变坏了，不幸的事件接连的到来。11月初，德国革命开始了。在德皇还没有决定退位以前，“祖国”的人就宣布他退位了。兴登堡只有这样简短而光明的记载：
也有人想到用我们正面队伍回到国内去创造秩序。但是许多司令——都是值得十分信任和有极深刻见识的人物——宣言，我们队伍不要把正面移向本国。
我在那几小时内在我大元帅旁边。他把班师回国的任务付托与我。他走了，为的是节省祖国的新牺牲，为的是让它造成比较顺利的议和条件。（页三六〇）
他把全军班回国，交付给革命政府。到1919年6月，他才辞去德国陆军统帅的职务，回到退休的生活，那时他已七十二岁了。
1925年2月，德国第一次总统爱柏特死了，国内党争很激烈，右派各党没有适当的候选人，海军大将狄尔披兹主张只有请“老头子”出来。当时谁也不料兴登堡肯出来，所以他宣布肯出来候选时，全国都吃一惊。他得了二千四百多万的票，当选为第二任总统。起初人们都疑心他的当选暂时过渡的，他对皇室的忠心必定可以使他利用他的权力来做到帝制的复辟。但他就职时，他毫不迟疑的宣誓拥护祖国的宪法。无论是谁，凡知道他的人格和他对于宣誓的重视的，到此都相信他的誓言是不会改变的；都相信这位七十八岁的老军人在总统任内必定要维护民主宪法的。
果然，他在九年总统任内，从没有利用他的声望和地位来做危害宪法的行为。他屡次宣言，他是始终忠于旧皇室的，但国民的多数既然把维持宪法的大任付托给他，他不能不尽他的职任。他的光明磊落的态度，使许多当日拥戴他的王竟朋友离开他，可也使无数的德国人更诚恳的爱敬他。
他的最大雄心是要用他的声望维持德国的统一，奠安国家的地位。所以他就职以后，每年到各地去游行演说，他的演说总是劝他的国人：“忘了你们的党争，同心协力的来造成一个统一的祖国!”
他在他的自传里常说他自己不懂得政治，甚至于说他厌恶政治。但这九年的历史使世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有远识的政治家。最可注意的是他曾用全力赞助司脱累斯曼（Stresemann）的协和外交，终于做到“洛加诺”的条约，做到德国加入国际联盟。
1927年10月2日，他的八十岁生日，全德国的人民疯狂也似的到处举行盛大的庆祝，人民自动的捐集了一千万金马克，作为“兴登堡基金”，用来救济大战时的伤兵家属。
近年极端的国社党在短时期之中取得德国政权，他们的极端主张是兴登堡所不能赞同的。但他是一个守法的总统，他不肯滥用他的地位和声望来做违背一个时代的民意的行动。他很镇静的把政权交付了希忒拉。近日中国报纸颇说希忒拉的极端政策所以不曾全见于实行，是由于兴登堡的影响。这种看法也许只是一种猜测。但这样一个“中流砥柱”的大老，他的道德上的镇定在那个不幸的国家之中必然有绝大的精神上的影响，是毫无可疑的。
他在他的自传的末尾，很坚强的表示他对他的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信心。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在这种信心之中，从手里把笔放下，坚定的信赖你——德国少年！（页三六四）
1934，8，6 兴登堡国葬之前夜
（原载1934年8月12日《独立评论》第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