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

举一个例
作者：汪精卫
1939年3月27日

曾仲鸣先生弥留的时候，有郑重而简单的两句话：‘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曾先生对于国事的主张，与我相同；因为主张相同，常在一处，所以此次不免于死。曾先生之死，为国而死，为对于国事的主张而死。他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他他所念念不忘我的朋友，我已经应该更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何况这主张的实现，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

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于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日举一个例罢。

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

时间 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

地点 汉口中央银行

出席 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

列席 陈果夫，陈布雷，徐堪，徐谟，翁文濒，邵力子，陈立夫，董显光

主席 汪副主席

秘书长 张群

秘书主任 曾仲鸣

徐次长谟报吿

‘德国注华大使陶德曼，于上月二十八号，接得德国政府训令，来见孔院长，二十九号下午，又见王部长。据称“彼奉政府训令云：德国驻日大使在东京曾与日本陆军外务两大臣谈话，探询日本是否想结束现在局势，并问日本政府欲结束现在局势，是在何种条件之下，方能结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条件数项，嘱德国转达于中国当局。其条件为

(一)内蒙自治。
(二)华北不驻兵区域须扩大，但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中央，惟希望将来勿派仇日之人物为华北之最高首领。现在能结束，便如此做法。若将来华北有新政权之成立，应任其存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尚无在华北设立新政权之意。至于目前正在谈判中之矿产开发，仍继续办理。
(三)上海停战区域须扩大；至于如何扩大，日本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权仍旧。
(四)对于排日问题，此问题希望照去年张群部长与川穗所表示之态度做去，详细办法系技术问题。
(五)防共问题，日方希望对此问题有相当办法。
(六)关税改善问题。
(七)中国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国之权利’云云。陶大使见孔院长王部长后，表示希望可以往见蒋委员长，遂既去电请示。蒋委员长立即覆请陶大使前往一谈。本人乃于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与陶大使私人谈话：陶大使谓，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自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徳国不能不接受。陶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见，希望中国考虑；并谓在彼看：日本之条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本人先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对本人所述加以考虑后，谓要与在京各级将领一商。下午四时又去，在座者已有顾墨三白健生唐孟潇徐次辰。蒋委员长叫本人报吿德大使来京的任务。本人报吿后，各人就问有否旁的条件，有否限制我国的军备。本人答称，据徳大使所说，只是现在所提出的条件，并无其他别的附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委员长先问孟潇的意见，唐未既答，又问健生有何意见，白谓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委员长又问次辰有何意见？徐答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墨三，顾答可以答应。再问孟潇，唐亦称赞同各人意见。蒋委员长遂表示：

(一)德之调荐不应拒绝，并谓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
(二)华北政权要保存。

下午五时，德大使见蒋委员长，本人在旁担任翻译。德大使对蒋委员长所说，与在汉口对孔院长王部长所说者相同，但加一句谓：如现在不答应，战事再进行下去，将来之条件恐非如此。蒋委员长表示：

(一)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但对德是好友，德如此出力调停，因为相信徳国及感谢德国调停之好意，可公将各项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及范围。但尚有两点须请陶大使报吿德国政府：

(一)关于我国与日谈判中，德断要始终为调停者，就是说，德国须任调人到底；

(二)华北行政主权须维持到底：在此范围内，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惟日本不可自视为战胜国，以为此条件乃是哀的美敦书。德大使乃问可否加一句？蒋委员长说：可以。德大使说：在谈判中，中国政府宜采取忍让态度。蒋委员长云：两方是一样的。蒋委员长又谓：在战争如此紧急中，无法调停，进行谈判，希望德国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战。陶大使称：蒋委员长所提两点，可以代为转达；如德国愿居中调停，而日本亦愿意者，可由希特勒元首提岀中日两方先行停战。蒋委员长说：如日本自视为战胜国，并先作宣传，以为中国已承认各项条件，则不能再谈判下去。在归途中，陶大使表示，以为此次之谈话有希望。在京时，陶大使并对蒋委员长说：此项条件并非哀的美敦书。陶大使在船中既去电东京及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复，此后发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注一 国防最会议主席是蒋中正，副主席是汪兆铭，当时国府表面上由南京迁往重庆，实际上在武汉办公，蒋主席因军事指挥，留在南京，故国防会议，由汪副主席代理主席。
附注二 外交部长王宠惠，亦为常务委员之一，是日因感冒请假，故由次长徐谟列席，且徐次长新偕德大使由南京回，亦有列席报吿之必要。
附注三 徐次长报吿所说，是顾祝同；健生，是白崇禧；孟潇，是唐生智；次辰，是徐永昌。

看了以上的报吿，则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国防最高会议函中所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内容具如此。

此外还有证据没有呢？何止千百，但其性质尚未过去，为国家利害计，有严守秘密之必要；而德大使调停之事，则已成过去，故不妨举出来作一个例。

于此便会发生以下三个疑问：

第一，德大使当时所说，与近卫内阁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声明相比较，德大使所说，可以为和平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声明，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

第二，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已经认为和平谈判可以进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

第三，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对于以上三个疑问，我不欲答复，但对于和战大计，却不能不再为国民一言。

有人说道：‘既已主战，则不应又主和’。此话不通！国家之目的，在于生存独立，和战不过是达此目的之手段；到不得不战时则战，到可以和时则和；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和。‘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言犹在耳，试问主和有何不可？

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勤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会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有人说：‘如果主和，共产党立刻捣乱’。我以为共产党是以捣乱为天性的，主战也捣乱，主和也捣乱。共产党的捣乱，如果于主和时表面化，比现时操纵把持挑拨离间的局面，只有较好，没有较坏。

有人说道：‘国际并不盼望我们和’。我以为和与战是国家民族生存所系，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立于主动的地位，以运用外交，求国际形势有利于我，决不应该俛仰随人；何况现时除第三国际外，并没有其他国家反对我们和。

如上所述，已经明了。还有郑重声明的：甲午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庚子战败之后，有屈辱的讲和：这是说起来就难过的，我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大战之后吐气；大战之后，德国有屈辱的讲和，直至今日而后吐气：这是说起来就得意的，我也不愿这一次的讲和是如此。因为这样的循环报复，无有已时，决非长治久安之道。我所诚心诚意以求的，是东亚百年大计。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伤，和平则共存；两国对于和平只要相与努力，必能奠定东亚百年长治久安之局；不然，只有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这种看法，两国人都有怀疑的，然而也都有确信的。尤其二十个月的苦战，日本的消耗，不为不大；中国的牺牲，不为不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的一条路，与共同生存共同发达的又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面前。两国有志之士，难道怵于一时之祸福毁誉，而徘徊瞻顾，不敢显然有所取舍吗？我希望大家本着独立不屈不挠的精神干去。和平建议之第一个牺牲者曾仲鸣先生，已将他自己的血，照耀着我们，往共同生存共同发达之大路而前进。

末了，我还有几句话。当二月中旬，重庆曾派中央委员某君来，给我护照，俾我出国；我托他转致几句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以上几句话，定然是构成三月二十一日事变之原因。所可惜的，曾伸鸣先生比我年青，却赍志以殁，先我而死！

我这篇文字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我所盼望的，我死之后，国人能留心看看我这篇文字，明了我的主张，是中国生存独立之要道，同时也是世界与东亚长治久安之要道。我的主张，虽暂时不能为重庆方面所采纳，终有一日，为全国人民乃至中日两国人民所采纳，则我可以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