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章义序
《汉·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陆德明《音义》载晋、宋注《庄子》者七家，惟司马彪、孟氏载其全书。其馀惟内七篇皆同，《外篇》、《杂篇》各以意为去取。自唐、宋以后，诸家之本尽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经象删去，不可见矣。
昔孔子以《诗》、《书》、六艺教弟子，而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其得闻者，必弟子之尤贤也。然而道术之分，盖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语子游，谓“人为天地之心，五行之端，圣人制礼以达天道，顺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为大道既隐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语子夏者，以“君子必达于礼乐之原，礼乐原于中之不容已，而志气塞乎天地”，其言礼乐之本亦至矣。然“林放问礼之本”，夫子告以“宁俭、宁戚”而已。圣人非不欲以礼之出于自然者示人，而惧其知和而不以礼节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尝无圣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胜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极乎庄周之伦也。
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韩退之谓庄周之学，出于子夏，殆其然与？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窥见于道，而不闻中庸之义，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无所极，岂非“知者过之”之为害乎？其末《天下》一篇，为其后序。所云“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意谓是道之末焉尔！若道之本，则有“不离于宗，谓之天人”者，周盖以天人自处。故曰“上与造物者游”，而序之居至人、圣人之上。其辞若是之不逊也，而苏子瞻、王介甫，乃谓其推尊圣人，自居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其于庄生，抑何远哉？
若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庄子》五十二篇，固有后人杂入之语。今本经象所删，犹有杂入，其辞义可决其必非庄生所为者。然则其十九篇，恐亦有真庄生之书，而为象去之矣。余惜庄生之旨，为说者所晦，乃稍论之，为《章义》凡若干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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