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章太炎与余订交始末
余之识章太炎先生在于己亥（一八九九年）夏间，其时梁任公函托横滨大同学校，选择优级生至东京小石川区梁宅讲授中国文史学，余及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四人预焉，时馀年十八耳。太炎莅东京亦下榻梁宅，是为馀二人订交之始。先是太炎于丙申戊戌（一八九七<六>年至一八九九<八>年）间，尝为上海《时务报》撰文。会戊戌八月，清室政变，党狱大兴，凡前与《时务报》有连者，咸在通缉之列。太炎因是避地台湾，依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以居。间在台北新报为文劝告康、梁辨别种族，勿再效忠虏主，自贻伊戚。任公方主办《清议报》于横滨，与孙总理过从颇密，渐醉心民族真理，得太炎书，乃函约赴日，谓将介见孙某同计议国是。太炎闻之甚喜，因有扶桑之行。太炎与孙总理订交即在此时。余与太炎同居梁宅十日，晨夕聆教，获益良多，惜馀当日犹未谙国语，恒假笔谈达意。犹忆太炎于纵论黄梨州<洲>、王船山二人学术笔谈末，附语曰：“足下聪颖如此，卓公之衣钵有传矣。”云云。庸讵知数载后，余与任公因政见冲突，师徒遽成永不可解之仇敌耶。壬寅（一九〇二年）春，太炎以厕名上海张园国会案，为苏抚恩铭<寿>指名通缉，遂再东渡。受任广智书局修纂，与余同税居东京牛込区旅舍。太炎夙患羊痫疾，有一次自外返寓，甫入门即昏厥仆地，馀为之延医诊治，一日而愈。时余为广智书局翻译日本帝国大学教授德国那特硁博士著《政治学》一书，全文四十万言。太炎为馀润辞，维时译事初兴，新学界对于日文名词，煞费斟酌。如社会一字，严几道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经济一字，有人译作生计或财政，馀则勉从东译。太炎于此不置一辞。然社会、经济二语，今已成为吾国通用名词矣。是年三月，太炎约余及秦力山、马君武、朱菱溪、周宏业、王家驹、陈犹龙、王思诚、李群等九人，于明崇祯帝殉国忌日，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孙总理、梁任公均署名为赞成人。是为吾国留学东学界组织爱国团体之滥觞。开会前一日，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钧要求，遽以强力制止；太炎及馀等均被日警署传往严辞告诫。届期上野精养轩之预定会场有无数警吏监视，孙总理及留学生数百人来会皆不得入。孙总理乃面邀太炎及余等数发起人至横滨永乐楼召集华侨兴中会会员及中和堂会员多人补行纪念式。是夕觥筹交错，席间孙总理倡议各敬太炎酒一杯，凡七十馀杯，太炎亦不觉醉。此会虽以外力压迫，未能如期举行，然大义所被，深入人心，太炎之有造于青年学子，非浅鲜也。
癸卯（一九〇三年）上海《苏报》案起，太炎以序邹容著《革命军》及《驳康有为政见书》，被判监禁三载。及丙午（一九〇六年）狱满，同盟会本部预派党员迎至东京，聘充《民报》总撰述。时馀已至香港主《中国日报》笔政。其间函牍往还，叨教不少。丁未（一九〇七年）夏秋间，吾党谋在粤南钦廉大举，初拟从日本雇船运械至钦州防城附近之白龙港接济党人起义，时孙总理方驻越南河内主持大计。担任钦廉军事之主将为王和顺，担任在日雇船购械之责者为日人同志萱野长知，馀则驻香港专司筹运饷械及传达消息任务。正进行间，太炎在《民报》社偶闻日人平山和田等言，谓吾党所购枪械属明治十八年式，陈旧不堪作战。遽用《民报》社名以明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谓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余得电，乃转告孙总理。总理以事属军事秘密，而太炎竟以明码出之，深为不怿，故其自传中有“不期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而武器购买运输之计画，为之破坏，至时防城已破，而武器不来”之记事。（事详拙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载王和顺、许雪秋事略）然据此事经过而言，当时吾党虽有运械至白龙港之计画，但后经孙总理、王和顺、萱野长知及馀等再四研究，以钦州党人无法与日本通电，自不能依时接卸船械，而香港与钦州经由河内辗转传递消息，亦必迁延时日，贻误戎机，遂废此策不用，而改从运械至惠州汕尾卸岸之议。是即丁未八月汕尾一役，党人许雪秋等接收而未得手之武器也。故平情论事，责太炎以不谙军事，冒昧发电则可，若加以泄漏秘密破坏戎机等辞，则容有未当。盖太炎生平秉性戆直，稍有感触，辄一吐为快。顾以书生而好预兵事，则无心之失，自不可免。况此役运械至钦州海岸之原定计划早已抛弃，更不能为太炎咎也。
民元南京政府建立，孙总理遣使迎太炎至总统府。馀与太炎不相见者九载，至是始复聚首话旧，互数当年亡国纪念会之十发起人，则化为异物者殆及半数。至民二十四年六月，太炎亦逝，则存者仅馀等二三人耳。当民十三年春，国民党改组容共，馀以反赤被谴去粤。全党骚然，太炎惄焉忧之，乃约余及马君武、田梓琴、居觉生、刘禺生、茅咏薰、周道腴、谢良牧、焦子静、管鹏、但植之等十一人，于是冬会于上海南阳桥寓所，主张集合同盟旧人商讨护党救国之策。各方老友闻而感奋，三年后遂有实行清党之举。是则太炎以德望感人之力为不少也。民二十年九一八祸作，余时居哈尔滨，仓皇去满，抵沪，具告太炎以当局不抵抗情况。太炎大愤，移书切责典兵者立功自赎。及民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沪变起，益形焦灼。以当局举棋不定，乃自北上，教北方诸将以恢复失地及备边守险之策。以主者阳奉阴违，惘然返沪，自是日以国事为念，居恒书空咄咄，如有所失。卒从李印泉言，移家吴门，以讲学自遣。民二十四年一月二日，为其六十八岁寿辰，各省同盟老友，不期而集合苏城，同伸庆祝者二百馀人。咸谓非太炎之德望，不足以聚无数之破铜烂铁于一堂。宴饮时，馀出示近作时事新诗若干首（略载《大风》旬刊第五十五号），太炎颇为称许，笑谓足与饮冰室诗集先后媲美，盖重申三十八年前在日同居梁宅时之旧话也。是日称觞后，太炎忽在礼堂昏厥，须臾清醒，众从后掖之。太炎反顾曰，我非孙凤鸣，尔非张溥泉，况又无汪精卫在前，何故抱我弗释耶。仍欢笑如故，余乙太炎于病后，犹能作此雅谑，绝不料其寿之不永也。不图是年六月十四日，太炎遽捐馆舍，国丧典型，万方同慨。余时挽之曰：“大军已溃八公山，怜当局责重忧深，雪耻不忘王丞相。与子昔倡亡国会，叹此日人凋邦瘁，伤心重作汉遗民。”闻太炎于未病时，已预作遗言，谓设使异族入主中夏，后世子孙，永不得受其官禄。又在逝世前一月，尝致书蒋委员长痛陈抗战御侮大计，辞甚激切。蒋委员长特覆书慰之，其眷眷于宗国之安危有如是焉。太炎殁后二年，事变丛生，果不出太炎所料。幸而敌忾同仇，举国一致，最后胜利，为期不远。太炎其或可以瞑目矣乎！
（《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