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的起原
长短句的词起于何时呢？是怎样起来的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至早不得过西历第八世纪的晚年。旧说相传，都以为李白是长短句的创始者。那是不可靠的传说。《尊前集》收李白的词十二首，《全唐诗》收十四首，其中多有很晚的作品(如《尊前集》收的“游人尽道江南好”一首《菩萨蛮》乃是韦庄的)。长短句的《忆秦娥》,《菩萨蛮》,《清平乐》皆是后人混入的作品；据《杜阳杂编》及《唐音癸签》,《菩萨蛮》曲调作于大中初年(约850),李白如何能填此调呢?《乐府诗集》遍载李白的乐府歌辞，并收中唐的《调笑》,《忆江南》诸词，而独不收《忆秦娥》诸词，这是很强的证据。并且以时代考之，中唐以前，确无这种长短句的词。我们细考《乐府诗集》所收初唐及盛唐的许多歌词，——除那些不可歌的拟题乐府之外，——都是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诗，没有长短句的词体。《表异记》记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三人在旗亭上听歌妓唱的词也都是五言和七言的绝句。再看各家文集里所载的乐府歌词，自李白的《清平调》到元结的《欸乃曲》,都是整齐的近体。张说集子里有几首歌词，注明乐调的，更可为证。如《苏摩遮》(后来词调中有《苏幕遮》)五首，每首下注“臆岁乐”三字，其词皆是七言绝句。又如《舞马词》六首，前二首各注“圣代升平乐”,后四首各注“四海和平乐”;而其词皆为六言绝句。又《破阵乐》二首，是舞曲，其词皆为六言律诗，与后来词调中所谓“谪仙怨”相同。(旧说《谪仙怨》是唐明皇幸蜀时所作，说见《全唐诗》百二十册。此说大谬。张说死在开元十八年，在明皇幸蜀之前二十六年。)
总观初唐、盛唐的乐府歌词，凡是可靠的材料，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或六言的律绝。当时无所谓“诗”与“词”之分；凡诗都可歌，而“近体”(律诗，绝句)尤其都可歌。
中唐的乐府新词有《三台》,《调笑》,《竹枝》,《杨柳枝》,《浪淘沙》,《忆江南》:这六调是可信的。馀如世传白居易的《长相思》二首，《如梦令》二首，皆不见于《长庆集》的前后集；他最后的自序明明的说“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我们岂可深信?又如刘禹锡的《潇湘神》等，宋本《刘梦得集》有“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今附于卷末”一行跋语(《四部丛刊》本);或有“右已上词，先不入集；伏缘播在乐章，今附于卷末”一行跋语(《结一庐剩馀丛书》本),所以我们也不可深信。
我们且看这可信的中唐六调。
《三台》与《调笑》始见于韦应物的集子里。《三台》是六言绝句，与张说的《舞马词》相同，不算创体。《调笑》,《韦江州集》(《四部丛刊》本)作《调啸》;一名《宫中调笑》,一名《转应曲》,一名《三台令》。《调笑》之名可见此调原本是一种游戏的歌词；《转应》之名可见此调的转折似是起于和答的歌词；《三台令》之名可见此调是从六言的《三台》变出来的。今举一例：
胡马，胡马，
远放燕支山下。
跑沙跑雪独嘶，
东望西望路迷。
路迷，——
迷路，
边草无穷，日暮。
《竹枝》,《柳枝》,《浪淘沙》皆是七言绝句。《竹枝》是扬子江上流的民歌，刘禹锡记他在建平所见云：
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刘宾客集·竹枝词序》)
民间的《竹枝》,今有两首，误收在刘禹锡的集子里；我们抄一首为例：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晴字双关“情”字)
白居易、刘禹锡极力摹仿这种民歌，但终做不到这样的天然优美。
《杨柳枝》也是一种舞曲。当时还有一种舞，名叫《柘枝》;白居易、刘禹锡有诗摹写那种舞态。《杨柳枝》大概与此相近。白居易晚年病中有《卖骆马》,《别柳枝》两诗；《别柳枝》云：
两枝杨柳小楼中，袅娜多年伴醉翁。
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
两个舞妓必无同名柳枝之理；可见“柳枝”是一个类名，凡能舞《柳枝》的就叫柳枝。《柳枝》词与《竹枝》同体裁，今不举例。
《浪淘沙》也是白居易、刘禹锡唱和的歌词。白作六首，刘作九首。后来皇甫松又作二首，也是七言绝句。皇甫松是晚唐人；这可见此调变成长短句乃是五代时的事。
《忆江南》是中唐的创调。《乐府诗集》八十二云：“一曰《望江南》。《乐府杂录》曰：‘《望江南》本名《谢秋娘》,李德裕镇浙西，为妾谢秋娘所制。’”此说不知可信否。今本《李卫公集》(《四部丛刊》本)之别集卷四(页三)有“锦城春事《忆江南》五言三首”一题，题存而诗阙。然题明说“五言三首”,是李德裕初作《忆江南》,还用五言旧体。他同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方才依曲作长短句。白词第一首云：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后来刘禹锡和他的春词，即用此调：
春去也，
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
最可注意是《刘集》中这首词的标题：
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这是依调填词的第一次的明例。
中唐的初期(八世纪的下半)还有一位张志和，放浪江湖，曾作了几首《渔父词》,流传人间；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是：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与韦应物同时。此调也可算是中唐的创体。但此调的曲拍不传于后，宋人如苏轼等都说此调不可歌。苏轼添上一些字，用《浣溪沙》歌之；他的表弟李如篪说，“《渔父词》以《鹧鸪天》歌之，甚协音律，但语少声多耳”。以此看来，张志和的《渔父》只是一首诗，只是一首变态的七言绝句；只可与盛唐的七言歌词看作一类，未必是有意的作长短句。
以上说长短句的词调起于中唐。《调笑》与《忆江南》为最早的创体；刘禹锡作《春去了》,明说“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填词的先例。
其次，我们要问，长短句的词体是怎样起来的呢?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诗如何会渐渐变成不整齐的长短句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最有力的是朱熹的“泛声”说。朱熹说：
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百四十)
清康熙朝编辑《全唐诗》的人，在“词”的部分加上一条小注，说：
唐人乐府元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全唐诗》函十二，册十，页一)
这就是用朱熹的说明。清歙县方成培著《香研居词尘》,论词的原始云：
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引见江顺诒《词学集成》一，页五)
以上引的几条，都是同一说法。依这种说法，词的原始是由于：
(1)唐人所歌的诗虽然是整齐的五言，六言或七言诗，而音乐的调子却不必整齐，尽可以有“泛声”,“和声”或“散声”。
(2)后来人要保存那些“泛声”,所以连原来有字的音和无字的音，一概填入文字，遂成了长短句的词了。
对于第一层，我们没有异议。对于第二层，我们嫌他说的太机械的了。我们不能信这种“泛声填实成长短句”说，因为词的音调里仍旧是有泛声的。证据甚多，随手拾来皆是。如《思帝乡》一调，字数多少不等；试取晚唐、五代人做的四首，列为下表： 温庭筠 韦庄 韦庄 孙光宪
又如最通行的调子之中，《生查子》下半的起句可作五字，可作两句三字，也可作七字；《临江仙》每半阕的起句可作六字，亦可作七字；结两句可作五与五，亦可作四与五。至于《河传》等调，变化伸缩更多，更不消说了。宋末沈义父《乐府指迷》说：
古曲谱多有异同：至一腔有两三字多少者；或句法长短不等者。盖被教师改换，亦有嘌唱一家多添了字。
这都是词调有泛声之证。我们更看后来词变为曲的历史，更看元人小曲中衬字之多，每调字数伸缩的自由，更可以知道词调中“泛声”或“散声”之多了。
那么,长短句的词调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长短句之兴，自然是同音乐有密切关系的。唐人的歌词虽多是整齐的律绝，然而乐调却是不必整齐的，却可以自由伸缩。换句话说，就是：乐调无论怎样自由变化，歌词还是整齐的律绝；作歌的人尽可不管调子的新花样，尽可以守定歌词的老格律。至于怎样把那整齐的歌词谱入那自由变化的乐调，那是乐工伶人的事，与诗人无关。这是最初的情形。长短句之兴，是由于歌词与乐调的接近。通音律的诗人，受了音乐的影响，觉得整齐的律绝体不很适宜于乐歌，于是有长短句的尝试。这种尝试，起先也许是游戏的，无心的；后来功效渐著,方才有稍郑重的，稍有意的尝试。《调笑》是游戏的尝试；刘、白的《忆江南》是郑重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是要依著曲拍试做长短句的歌词；不要像从前那样把整齐的歌词勉强谱入不整齐的调子。这是长短句的起原。
我们要修正朱熹等人的说明，如下：
唐代的乐府歌词先是和乐曲分离的：诗人自作律绝诗，而乐工伶人谱为乐歌。中唐以后，歌词与乐曲渐渐接近：诗人取现成的乐曲，依其曲拍，作为歌词，遂成长短句。
刘禹锡集中“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一语，是长短句如何产生的最可靠的说明。向来只是诗人做诗而乐工谱曲；中唐以后始有教坊作曲而诗人填词。晚唐以后，长短句之盛行，多是这样来的。温庭筠为晚唐提倡长短句最有功的人；《旧唐书》(一九〇下)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就是说他“能依著弦吹的曲拍，填侧艳之词”。这不是明显的例证吗?
唐末苏鹗的《杜阳杂编》有一段说：
大中初，女蛮国贡双龙犀。……其国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故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菩萨蛮”曲，文士亦往往声其词。(卷下)
这也是乐工作曲而文士填词的一个例证。
依现成的曲拍，作为歌词，这叫做填词。
凡填词有三个动机：
(1)乐曲有调而无词，文人作歌词填进去，使此调因此更容易流行。
(2)乐曲本已有了歌词，但作于不通文艺的伶人倡女，其词不 佳，不能满人意，于是文人给他另作新词，使美调得美词而流行更久远。
(3)词曲盛行之后，长短句的体裁渐渐得文人的公认，成为一种新诗体，于是诗人常用这种长短句体作新词。形式是词，其实只是一种借用词调的新体诗。这种词未必不可歌唱，但作者并不注重歌唱。
唐、五代的词的兴起，大概是完全出于前两种动机的。《竹枝》 起于民间，有曲有词；但民间的歌词有好的，也有很“伧伫”的，所以刘禹锡、白居易等人试作新词，以代旧词。《调笑》、《忆江南》之作也许是不满意于旧词而试作新词的。
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词，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文人是守旧的，他们仍旧作五七言诗。而乐工歌妓只要乐歌好唱好听，遂有长短句之作。刘禹锡、白居易、温庭筠一班人都是和倡妓往来的；他们嫌倡家的歌词不雅，——如刘禹锡嫌民间的《竹枝词》“伧伫”一样，——于是也依样改作长短句的新词。欧阳炯序《花间集》云：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这是文人不满意于倡家的歌词的明白表示。沈义父《乐府指迷》云：
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闹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甚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凉；如《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之中，颠倒重复；如《曲游春》云，“赊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浑无气力”,结又云，“满袖啼红”。如此甚多，乃大病也。(《四印斋》刻本，页四)
这虽是南宋的情事，然而我们可以因此推想唐、五代时的倡家歌词也必有这种可笑的情景。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五代的文人填词，大概是不满意于倡家已有的长短句歌词，依其曲拍，仿长短句的体裁，作为新词。到了后来，文人能填词的渐渐多了，教坊倡家每得新调，也可迳就请文人填词。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说：
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叶德辉刻本，下，页一)
大概填词之起原总不出于这两种动机之外：或曲无词而文人作词，或曲已有词而文人另作新词。后来方才有借用词调作诗的，如苏轼、朱敦儒、辛弃疾皆是。南宋姜夔、吴文英等人自己作曲，自己填词，那又是第一种动机了。
以上论词的起原，初稿写成后，曾送呈王静庵先生(国维),请他指正。王先生答书说：
尊说表面虽似与紫阳不同，实则为紫阳说下一种注解，并求其所以然之故。鄙意甚为赞同。至谓长短句不起于盛唐，以词人方面言之，弟无异议；若就乐工方面论，则教坊实早有此种曲调(《菩萨蛮》之属),崔令钦《教坊记》可证也。
我因此检《教坊记》,其中附有曲名一表，共载三百二十四调，果有《菩萨蛮》、《忆江南》等曲调。崔令钦的年代，《四库提要》无考；王静庵先生据《唐书·宰相世系表》说崔令钦乃隋恒农太守宣度之五世孙，而唐高祖至玄宗五世，因此考定他是玄宗时人。《教坊记》记事迄于开元，不谈及乱离时事，似他不曾见天宝之乱(755)。但《教坊记》中的曲名表，我却不能认为原书的原文，不能认为开元教坊的曲目。我疑心此表曾经后人随时添入新调；此种表本只供人参考，以多为贵，添加之人意在求完备，不必是有心作伪。正如玄奘的《西域记》里忽然有明成祖时代的西洋地理，那也是求完备，并非有心作伪。所以我以为《教坊记》中的三百多曲名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我的证据是：
(1)表中有《天仙子》。段安节《乐府杂录》说，“《万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进，此曲名即《天仙子》是也。”(《古今说海》本，页七)《唐书》二十二也说，“会昌初(约843),宰相李德裕命乐工制《万斯年》曲以献”。是此曲制于会昌初年，崔令钦何以能列入表中?
(2)表中有《倾杯乐》。《乐府杂录》云：“宣宗喜吹芦管，自制此曲”。(页二四)此曲是宣宗(847—859)制的，如何得入此表?
(3)表中有《菩萨蛮》。《词源》引《唐音癸签》说，大中初(约 850),女蛮国入贡，其人危髻金冠，璎珞被体，人谓之“菩萨蛮”,当时倡优遂制此曲。《杜阳杂编》也说此调作于宣宗时。(引见上)
(4)表中有《望江南》。《乐府杂录》说此调“始自朱崖李太尉 镇浙日，为亡妓谢秋娘所撰”。(页二四)
(5)表中有《杨柳枝》。《乐府杂录》说此调是“白傅闲居洛邑时作，后入教坊”。(页二四)
段安节为段文昌之孙，段成式之子，成式曾在李德裕浙西幕府中(见《酉阳杂俎》续四),所以安节谈会昌、大中两朝的故事，应该可信。此外如《乐府杂录》记《望江南》即《梦江南》,而《教坊记》曲目中既有《望江南》,又有《梦江南》;又如表中有“大曲名”一个总目，而其下的四十六曲不全是大曲：这也可见此表有后人妄加的痕迹。
王静庵先生二次来书说：
弟意如谓教坊旧有《望江南》曲调，至李卫公而始依此调作词；旧有《菩萨蛮》曲调，至宣宗时始为其词，此说似非不可通，与尊说亦无抵牾。
王先生承认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以后，但主张《望江南》、《菩萨蛮》等曲调乃教坊旧有之调。此说与我的主张固然没有抵触；然而《教坊记》中的一表却不能就证明盛唐教坊实有某种曲调。况且我们看《乐府杂录》,《杜阳杂编》,《新唐书》等书所记，似乎《天仙子》,《倾杯乐》,《菩萨蛮》等皆是武、宣两朝新制的曲调，不单是新词。我们绝对承认调早于词；但依现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词调是盛唐教坊的旧物，我们只知道《忆江南》,《天仙子》,《菩萨蛮》,《倾杯乐》等调是九世纪中叶制作的。
(收入胡适选注：《词选》,1927年7月商务印书馆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