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事应慎订和约疏
吏科掌印给事中臣孔宪瑴等跪奏，为法事有可乘之机，和约尤宜详慎，以杜要挟而防后患，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法人倾国之力，图占越南，外彊中干，势成羝触，内则议院疑沮，外则兵士愁怨，商货不得流通，炎瘴难于久驻，土匪煽扰，新附未安，水师阑入各洋，兵力又分，其焰甚张，其情则屈。中国此时，或由越界暗行进攻，或由海道明示牵制，沈机观变，制胜不难，即海口兵船，意在恫喝，实亦能暂而不能久，使其约战，我军但坚持不动，以逸待劳，彼粮竭计穷，终必受创以遁；此其可乘之机也。臣等正拟密陈，适奉传赴内阁，恭读谕旨，并钞单二件，始知福禄诺已议定和约五条，由李鸿章奏呈御览，观其词意，要挟较轻，证以前次所投密书，狡猾之情，业已尽露。其急欲求和，巧于自谋，所当深究其隐微而不可忽者也。夫以事势方棘，李鸿章宛转联络，曲意周旋，得此作一结束，固臣等所甚愿，而论法人心腹之隐，舞其黠诈，遂得借风收帆，转博美利不居之名，使我入彼彀中而不觉，实又臣等所难安。但彼既以不欲开衅为词，有当于朝廷保境息民之心，不得不俯如所请，然所关甚大，诚如圣谕所云，此事为各国观瞻所系，若办理稍不合宜，此后洋务更不可问，不得不倍加慎重。仰见宸虑周详，莫名钦悚。臣等识见迂疏，懔承训示，窃以即就和论，尚有必当首议者，有不可轻许者，有不应含混者，有宜早声明者，有要在豫防者，敬为我皇太后、皇上陈之。
一、和约之立，境土为重，福禄诺第一款，但云中国南界，毗连北圻，不知北圻竟将谁属。李鸿章视弃地犹弁髦，谓中国所争在体制，不在区区一越南，实为舛谬。争全越不得，必不获已，且当中分越地，画界保护，永远不得侵犯，此亦足以餍法人之欲，而偿其穷兵黩武之劳，似觉平允。
一、保胜、宣光等处，其为越守者尚多，该约中曾未议及。中国固不利此土地，然亦断不能取以附益法人，其应如何定议，不宜缓置。
一、法人此时所急者，欲我速撤防越之师，但疆界未定，则撤师之后，皆为敌有，难保其不逼我门户。且中国洋面，尚有彼国兵船，岂有我先撤防，使彼得专力一方之理，应俟和议既成，彼船尽退，再行减撤一半。
一、约内兵费一节，据称法人情愿让免，系属节外生枝之语，殊于事理不合。盖彼自首祸称兵，何预中国事。若彼之兵费，当取偿于中国，则中国办防等费，先当取偿于彼。李鸿章既明知不应提到此节，何以犹立专条，殊不可解。我既无所用其赔，彼即无所用其让，必应删去此条，以免后来挟为取偿地步。
一、属国二字，法国不肯明认，而任其朝贡中国，掩耳盗铃，殊非正大之体；不若申明中国非利其土地，而法国不禁其职贡，各为得理。此亦有何关碍而必依违其词乎？
一、越人朝贡，仍循旧制。倘其朝贡愆期，中国自用中国之法，兴师问罪，法人不得干阻。
一、在中国保护地面，许法人运销货物，不准驻兵；亦不准藉护商为名，时来时往一、该约第三条，法国情愿不向中国索偿赔费，中国亦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运销等语。此即图入滇境，垂涎矿利之端，此二语必须駮正，只可许其于中国南界外运销货物，不得入内地互市，尤不准买运铜铁等类，杜渐防微，庶利源不为所夺，而各国眈眈矿利之谋，亦可不戢自靖。
一、刘永福归义天朝，效忠本国，劳勚足嘉，决不可负；越疆残破，将无立身之所，当与法人约明，其在越地，法不得与之为仇，其来中国，法不得藉为口实，庶以作天下忠义之气，坚率土敌忾之心。
一、见既议和，法国水师兵轮，即应开回本国，不得仍驻中国洋面。若正在义和，而复添船进口，许各海口开炮轰击，有约在先，不得指为中国有意开衅。
以上各节，或宜严词拒绝，或宜虚与委蛇。李鸿章习识敌情，必能因势利导，使之就我范围，其愿从者随时奏明，其不从者设法笼络，一面益修战备，严固根基；一面密谕沿海各大臣，使将法人穷蹙之情形，宣示各营，以励士气。万一彼中途翻覆，各省得以踊跃从事，不至中馁。盖法人势成弩末，虽所共知，然困兽犹斗，亦当深虑。且其言甘词下，正恐中藏叵测，古人受降如受敌，况于和议，何可深恃！谕旨谆谆，以整兵备边仍不宜懈为念，是诚战胜庙堂之至计。然使李鸿章果知机会一失，不可复得，仍当议战而不议和，乃不至顾一指而失肩臂，必若专主和议，亦当不讳言战，然后和约可成，和局可久。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密陈，伏乞圣鉴。
再，臣等非不知任事甚难，言事甚易，而顾为是哓哓不已者，诚以辨论不申于今日，则祸变将贻于他年。谨即法越情形，另画为三策，如蒙采择，固期稍于国事有裨，即未施行，亦幸得以敌情上达。在法人此次兴兵，筹饷艰难，早已势成孤注，不索兵费，汲汲欲和，固已情见势绌。我能借口越南两属或两不属之说，姑与往复，迁延时日，俟左宗棠、张之洞、鲍超、刘铭传等来京，从长筹画，在我则谋定后动，防备已周，在彼则瘴疠方兴，师老饷竭，乌合之徒将溃，新附之众必携。刘永福及南圻义旅，均为彼肘腋之患，瓦解土崩，翘足可待。此时以战则克，以和则固，操纵之权，悉在于我；策之上也。否则竟与约和，画定红江为界，江以南归法人保护，江以北归中国保护，各守定界，不相侵扰，彼欲屯兵，我亦屯兵以防之，彼欲通商，我亦通商以制之，内既塞中国之漏卮，外复杜他邦之欲壑，以防边固圉，为兴亡继绝之谋，以敦谊睦邻，为形格势禁之道；策之次也。如仅就此所议各条，为之申明利害，计较毫芒，则见在虽可遵守，而数年之后，仍复借端构衅，越南不复可问，滇省又将被侵；是谓下策。中外喜于和议之成，不复措意，谓其所求不过尔尔，亦何妨取怀予之，不知彼见我厌兵怯战，将复从而生心，不需索于条约之外，必刁难于条约之中，虽欲据理駮正，必更以用兵索费等词，转相恫喝。且法人彼时立脚已定，锐气方新，较之此时，难易天渊；是谓无策。臣等为大局久远起见，不避烦渎，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再，福禄诺所呈和约第二条内，有法越所有已定未定各条约，中国概置不问之语。臣等再四思维，确系中怀叵测，自应先与订明，以期防微杜渐。假如法人逼胁越南立嗣后侵犯滇境，越人即为先导之约，中国能明知而不过问乎？且法越换约后，越人即将各约呈请中国查阅，有何损于法人，而必禁中国之概不过问。是何居心？况法越同治十三年之续约，中国并未向法诘问，乃其驻京公使罗淑亚，曾经备文照会总署，而此时与中国换约，转云概置不问，是其鬼蜮伎俩，矛盾情形，一一呈露矣。应情敕下李鸿章将此层与之详晰辨论，以免堕其术中，致贻后日之悔，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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