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兰州等地状
右臣窃见先帝因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鄜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者讲求利害，久而不决。其一曰：兰州、五寨，所在崄远，馈运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国，羌人得以养勇，窥伺间隙。要之久远，不得不弃。危而后弃，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犹足以示国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边要害，朝廷用兵费财，仅而得之，聚兵积粟，为金汤之固。兰州下临黄河，当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障，可以招募弓箭手，为耕战之备。自开拓以来，平治径路，皆通行大兵。若举而弃之，熙河必有昼闭之警，所谓借寇兵资盗粮，其势必为后患。此二议者，臣闻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虽屡有信使，而未修臣职，未请侵地，则弃守之议，朝廷无因自发。今闻遣使来贺登极，归未出境，而使者复至，讲和请地，必在兹举。虽庙堂议论已得详熟，而小臣忧国不能嘿已。辄尝核实其事，以为前件弃守之议皆非妄言，然而朝廷当决从一议。欲决此议，当论时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诚使三者得失皆见于前，则弃守之议，可一言而决也。
何谓时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谅暗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帘帏之中，举天下事，属之辅相。当此之时，安靖则有馀，举动则不足，利在绥抚，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与西戎，必至于争。甲兵一起，呼吸生变，缓急之际，何所谘决。况陕西、河东两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匮，疮痍未复，一闻兵事，无不狼顾。若使外患不解，内变必相因而起。此所谓时可弃而不可守，一也。
何谓理之曲直，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虽梁氏废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须治以中国之法。先朝必欲吊伐，但诛其罪人，存立孤弱，则虽犬羊之群犹将伏以听命。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虽吾中国之人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义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见。盖古之论兵者，以直为壮，以曲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在后，虽捐骨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怨，天下谘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
何谓算之多寡，弃守之议，朝廷若举而行之，其势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论，于守则言其幸，于弃则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实。今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顺，求助北虏，并出为寇。屯戍日益，飞挽不继，贼兵乘胜，师丧国蹙，兰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仓庚有素，兵马有备，戎人怀惠，不复作过。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复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决也。若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战，西戎怀怨，未能忘争，时出虏略，胜负相半，耕者不定，馈运难继，耗蠹中国，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戎据兰州之坚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师不利，复以秦、凤为境，修完废垒，复置烽候，人力既劳，费亦不小。此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虽幸，然兵难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馈粮，无有休日，熙河因此物价翔贵。见今守而不战，岁费已三百馀万贯矣，战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赐随亦增广，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弃之虽不幸，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秦、凤之间，兵民习熟，近而易守，转输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兰，难易十倍。有守边之劳而无腹心之患，与平日无异也。夫以守之幸，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虽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纵使酋豪内怀不顺，而国恩深厚，无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间，其势必未能举动。万一不然，而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
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然后慎择名将，以守熙河，厚养属国，多置弓箭手，于熙、兰往还要路，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明敕将佐，缮完守备，常若寇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至，庶几可以无后患也。臣自闻西使复来，谨采众议，以三事参较利害，反复详究，理无可疑。是以辄献狂言，惟陛下裁择。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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