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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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作者:恽代英
1925年8月8日
本作品收录于:《中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87期,署名:代英。

  此书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这是相从孙先生十余年的成绩,他以为在今日国民党员中同时有老衰病和幼稚病两种,“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济之实不举,革命势力之统一无望。”所以他大发宏愿,著了这本小书,想统一国民党员的思想。

  在这书中我相信戴先生注重建设人民的权力,尤其注重建设在政治上、经济地位上立于被压迫地位的农工阶级的权力;说明不为三万万七千万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没有救国的意义,便没有革命的意义。有智识能力不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与过去二千年一切堕落了的儒者丝毫没有两样,这种侧重农工阶级利益与权力的态度,是很值得钦佩的。但谈到中国固有文化问题与发展阶级势力问题,我却疑惑戴先生引申孙先生的学说,未免有过当之处。

  孙先生有时亦讲到中国固有文化,这是不错的;但若因此便说不相信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便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创造文化,那便中国人只好束手待毙,没有存在于世界的权利,甚至于说便在全世界社会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民族亦只有化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于灭亡,这些话未免太过火而不近情理了。戴先生痛心于一般人认中国的文化都是反科学的而加以排斥,他说,象这样下去,在思想上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别,几乎变成中国的与非中国的区别,如果中国的一切真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还要做甚么革命呢?我觉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为甚么不象戴先生一样赞美中国文化,便是认中国“一切”是毫无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无”存在的意义呢?为什么那样便一定会没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创造文化呢?固然我们要排斥“反科学的”中国文化,这亦犹如要排斥“反科学的”别国文化一样,我们认“中国的一切”亦不过与任何国的“一切”一样的有价值,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犹如犹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样,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但这与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没有什么必要的关系。

  革命的能力,发源于主义的信仰与群众的党的组织,若说必须先承认自己文化的价值才配谈革命,请问非洲里孚人中间并不曾产生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们不应拿一国的文化来决定他的命运,这样才不至于因赞羡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国化的留学生),亦不至于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认有任意蹂躏宰割的权利(如一般人对蒙、藏、苗的观念),更用不着因不愿屈服于人家而虚骄恃气将自己的文化高举起来。而且戴先生所谓中国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爱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择善固执贯彻始终的诚,如戴先生所说,不过是中国少数圣哲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既不是全中国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我们决不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文化,列宁的学说是俄国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却要咬定二千年来无人理会的所谓“正统”思想是中国的文化,我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

  戴先生以为阶级斗争的思想有纠正的必要,以为我们要促起全国国民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我颇觉他不能自圆其说。戴先生说,中国现在并不是对资本主义宣战,只是把一个刚受孕的资本主义堕了胎罢了,堕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国虽不能有很清楚的两阶级对立,然而一则外国资本家移殖资本于中国境内,财政资本有汇丰、花旗等银行,工业资本有内外棉纱厂、英美烟公司等工厂,津、汉、青、沪的工钱奴隶已数十万人,对此等资本主义不应宣战吗?再则中国资本家资力虽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将来决不能很爽快的屈服于国民党节制资本的政策之下,对这种人不应当“预备”宣战吗?戴先生以为资产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真正站在利害敌对地位的不过百分之一,最没良心和知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实站在利害敌对地位和没良心知识有何分别。即欧美资产阶级之反动,其酷待劳工又何尝不可说是没良心?其违背进化潮流何尝不可说是没知识?不过他们站在与劳工利害敌对的地位,使他们不易有良心有知识耳。戴先生知道要解决民生问题必定要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才是正确。但戴先生却又要阻止阶级势力的扩大,要各阶级的人抛弃他的阶级性,似乎无产阶级的势力与阶级性的发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阶级“为”被治者阶级的利益来革命,要支配阶级的人抛弃他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这若不是一个空想,自然是没有人反对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认要农工阶级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无产阶级不应抛弃他自己的阶级性;而阻止无产阶级势力之扩大,绝对不是相信民生主义的人所应有的态度了。戴先生又以为只有生活优裕的人才能得着革命的智识与觉悟,去“为”不觉悟的人革命。其实,倘若靠生活优裕的人去“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经验已证明是靠不住的了。孙先生说要多数不知不觉的人实行革命,其实这些人决不是完全不知不觉,乃因受了革命的宣传从生活上得着觉悟;这种从生活上得着觉悟的人比那些从知识上得着觉悟的人要勇敢坚决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数治者阶级的“士大夫”,来包办革命的事,而有意无意中似乎反对农工阶级势力的扩大与他们的阶级性的发展,这与戴先生自己所说要靠人民自身来解决才是切实正确之说根本矛盾,亦决不是孙先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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