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八书
《礼》《乐》《律》《历》四书，或曰褚少孙所补，或曰盖子长为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礼》《乐》，用意尤深。盖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历书》及《封禅书》；至宗庙百官之仪，则袭秦故，不合圣制者。汉之乐，自文、景以前，习常肄旧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虽尔雅，然自《青阳》《朱明》《西曌》《玄冥》而外，多谀诞，且非雅声。其甚者，如《太乙马歌》，则汲黯所谓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复排纂为书。盖伤汉之兴，几无所谓礼乐也。故于四时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论。”则非为之而未具，明矣。其续以《戴记》、荀卿之文，或乃少孙所为邪？汉之乐既无可次，而律则往古成法，故独著其通于兵事，以为法戒。武帝改历，虽由公孙卿札书，而洛下闳运算，日顺夏正，于历术则无可议者，故直述其事。由此皆著书之义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
其后四书，论系于书后，亦各有义焉。盖《河渠》《平准》，非若《礼》《乐》《律》《历》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数次列于后者。《封禅书》所载诸畤诸祠，虽有方色牲币之数，而皆秦、汉间妖妄不经之制，且与封禅无与也，故其事并详于书，而略见己意于后。惟《天官》宜与《律》《历》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独传其精义者；灾异之变，有亲得之见闻者；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次众法于前，而以己意详论于后，所由与《律》《历》二书异也。七书皆通古今，而《平准》则汉一代之制，故独以古事附论于后而志慨焉。
《乐》《律》《天官》三书之末及《律书序》前后各附赘一节，意义无可推者，或亦少孙所为。然《秦纪》亦别载襄公后二百馀年事。岂子长摭拾旧闻，始将采用，后复置之，而录者不知而妄附与？是未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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