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郎案与国民党
孙中山死了,段祺瑞可以无顾忌的卖国了。这是我们早已料得到的。
当孙中山初抵天津时,许世英以执政府答复外交团尊重条约的覆文征求中山同意,中山拍案怒曰:“如果这个卖国媚外的覆牒发出去,我马上晋京声讨段祺瑞。”段祺瑞慌了,左右献计,一面以东交民巷空气不佳为词阻中山晋京,一面在覆牒上加希望列强实行华府会议条约一节,哀求中山不加反对。可见中山在日,段祺瑞无论怎样勇于卖国,却不得不提心吊胆有所顾忌。
现在呢,中山去世不满二旬,而金佛郎案公然决定签字解决。正在这个卖国大案的关头,日本东方通信社忽宣传国民党决定全体回粤。
距今不久,国民党不曾正式宣言反对金佛郎案么?国民党这个反对宣言是在中山垂死期中发出的,我想现在决不因中山之丧而停止他的反对。
我们只听见孙行辕治丧事务所宣告结束,幷未听见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全体出京,所以我们对于日本通信社的宣传不敢相信。但是日本通信社这种宣传一定有作用,至少也是卖国不眨眼的段祺瑞急于需要反对金佛郎案的国民党无奋斗无抵抗的退出北京,庶几他能安然自在的去卖国。
然则在反面看来,我们便可知道:假若国民党还留在北京,至低限度也要使卖国的人不能安然自在。在这一点上,我们敢断言全国人民都是希望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中山的后身——留在北京奋斗的。
我们固然知道段祺瑞早已准备严厉对付中山的后身,我们固然知道段祺瑞又已收买冯自由派捣乱政治委员会使他在北京不能有所作为;但我们更应知道全国新丧领袖的人民实指望中山的后身一刻不停的承继中山北上的志愿去奋斗,——奋斗到山穷与水尽。
现在或还未到山穷水尽人事终了的时期。不仅金佛郎案一发千钧,便是中山垂死时闻之色喜的全国国民促成会代表大会也还没有开完;真正的国民会议,人民还是希望中山的后身有以促成;段政府虚伪的国民会议,人民还是希望中山的后身领导他去应付;段政府治丝益纷的时局纠纷,人民也还希望中山的后身不冷火气地即谋真正的解决。
现在安福政府有三计:国民党自行离开北京为上计,收买叛徒捣乱为中计,高压辇走为下计。所以国民党此时不仅不应离开北京,而且应在民众之前公然阻止临时政府祸国卖国的行为。
现在全国的人民都起来哀悼中山,这决不是一种感情的现象,乃是一种政治的现象。这种现象一面是表现人民的要求,一面是表现中山的权威。在这种现象之中,在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必须以最善的努力成就中山之政治的遗嘱,决不要悄悄的退出了北京。即使退出是终不可免的,也须是战斗的退出,才不违中山北上奋斗之精神。
同时全国哀思中山的民众,也应把你们的哀思发而为普通的具体的政治行动;立刻起来反对临时政府一切卖国祸国的勾当,要求真正国民会议之实现,拥护中国国民党在全国——尤其北方之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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