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论下
呜呼！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此所谓正赋十而馀赋三者与？此所谓国中饱而奸吏富者与？此国家之所峻防，而污官滑胥之所世守，以为子孙之宝者与？此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而庸懦在位之人所目睹而不救者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婪。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增一代，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征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馀。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之长老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而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于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单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谘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其二言：“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使以钱谷定税。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白居易集》有《赠友》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以重，农力日以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
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之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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