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在继续

阶级斗争在继续

——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
丁学雷
1970年1月24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近来，围绕着为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以下简称《早晨》）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在上海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人民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写的《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一文。这篇文章，是学习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批判中的许多好意见写出来的。发表不久，上海市煤气公司即跳出一个人来，名曰桑伟川，写了一篇唱对台戏的文章，为大毒草《上海的早晨》翻案，为毒草的作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翻案，为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文汇报》将这篇奇文加了按语，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来。桑伟川的专业不是文艺工作而是煤气技术。然而，他却很懂得利用文艺评论的武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服务。他的文章的出现，博得了阶级敌人的喝采，也使我们队伍中某些患伤风感冒的人鼻子开通起来，懂得了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新形式。这场斗争使我们进一步领会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受到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码头工人说得好：“太平洋从来不太平，上海港也决不是避风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谁想要把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大批判停止下来，想要把枕头塞得高高的蒙头睡觉，那就十分危险。

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路线斗争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观点：重新提起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都是为着现实中的阶级斗争。透过毒草小说《早晨》以及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场已经延续了整整二十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明确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国内的基本矛盾始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怎样对待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就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两条路线的鲜明分界线。毛主席号召全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则狂叫资本家“剥削有功”，“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而“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公开煽动资本家“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五反”运动，既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一次全国规模的大较量，也是党内两条路线的一次大较量。这种斗争，特别是在工人阶级力量最为强大、资产阶级势力也十分集中的上海，表现得更为尖锐和复杂。

上海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就在这里安插了他们的代理人饶漱石、潘汉年、陈丕显等。他们对伟大的“五反”运动进行百般的阻挠、破坏和反攻倒算。他们鼓吹对资产阶级要“团结合作”，把“民主改革”运动篡改为“民主团结”运动。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刘少奇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种种阻挠、破坏活动和反攻倒算的阴谋以后，取得了“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取得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次伟大胜利。

《早晨》就是肆意歪曲这场伟大革命的一部小说。《早晨》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出笼，是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二年之间。这时候，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已被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由于失败而更猖狂。特别是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配合美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逆流以后，国内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刘少奇一伙的策动下，更是嚣张一时，妄图把他们的复辟欲望变为复辟行动。

在这样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下，用文学艺术来反映“五反”运动的伟大斗争，有两种根本对立的立场和方法：一种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着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努力塑造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鼓舞革命人民去同阶级敌人进行勇敢的战斗。另一种则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着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捏造资产阶级的“英雄”形象，以对抗工人阶级，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煽动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起来“变天”：把他们的“黄昏”变为他们的“早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是站在什么立场、运用什么方法来创作《早晨》的呢？我们就拿《早晨》中的资本家徐义德这个形象来作回答吧！

资本家徐义德是贯串《早晨》全书的主人公，其他人物都是作为他的陪衬而存在的。此人不仅是“五毒”俱全的反动资本家，而且是“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就在上海、香港、纽约设下“三道防线”，妄图同社会主义祖国顽抗到底的叛国分子。可是，周而复不仅把他描绘成为“养活”工人的“实业家”，而且是“象将军”一样威武、“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的“功臣”。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在这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用尽修正主义那一套腐朽的表现手法，美化他的丑恶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当席卷上海每个角落的伟大的“五反”运动向资产阶级进行冲击的时候，作者特意让徐义德在江边对着流水徘徊，长夜望着南天兴叹，通过几次“生离死别”式的家庭聚会，猖狂地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出反革命控诉。最后，又让他的假坦白、真反扑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通过”，并用“水红色的月季花”和“暴风骤雨般的掌声”来赞美这个所谓“伟大的历史性变化”。

如果说，徐义德是周而复理想中的资产阶级“英雄”，那么，完全是为着说明徐义德“剥削有功”而存在的汤阿英，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丧失了革命斗志的、背叛工人阶级利益的奴仆。作者硬要她把恶霸地主残酷迫害的深仇大恨忘个精光，对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剥削却又感恩不尽。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城都没有激起她一点起码的阶级觉悟，却为死了一个“双眼皮”的宝贝儿子而疯疯癫癫。她的参加“斗争”徐义德，也仅仅因为徐义德和她宝贝儿子的流产有关。什么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统统都没有放在她的眼里。

为着按照徐义德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需要，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调和”起来，作者又编造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区委统战部部长、“五反”检查队队长杨健。名为“五反”队长，却不反资本家的“五毒”，进厂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着刘少奇的腔调，对资本家的“功绩”“给予足够的评价”，“很体贴地”劝资本家为自己“好好打打算盘”，以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向“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的指示；又根据刘少奇发明的“资本家老婆”“比两个副总理还厉害”的怪论，把资本家的心腹、小老婆、贪污分子等等统统收集拢来，组织起一支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以对抗毛主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至于对工人阶级，杨健又换了一副嘴脸，他反对工人干社会主义革命，训斥工人批判、斗争反动资本家是什么 “理亏”、“违法”。这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徐义德说：“这个人倒不错，我们工商界有什么事找到他，倒是肯帮忙的”。从反动资本家徐义德的赞扬声中，不是已经活画了他一副丑恶的工贼嘴脸了吗？杨健，就是小刘少奇！ 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样一个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极其激烈的重要时刻，《早晨》把徐义德这位资产阶级“将军”及其所率领的那一帮人物，召唤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大地上来，究竟想干什么？！作者借“红色小开”即资产阶级政客马慕韩的嘴说出了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资产阶级达到“中国哪个朝代”都没有过的“显赫地位”，那就是要照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但是，桑伟川却跳出来说，不！你们说的完全不对，《早晨》说得完全都对，现在就应当按照《早晨》的那一套得出“统一认识”来！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的重要阶段，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时候。桑伟川的阶级敏感性比我们有些同志要强得多，他很能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目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所谓按照《早晨》来“统一认识”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统统翻过去，把《早晨》里的反革命阶级路线、阶级关系、阶级专政统统搬过来，资本家一个个都象徐义德那样成为耀武扬威的“将军”，劳动人民又一个个都象汤阿英那样成为逆来顺受的奴仆！怪不得在翻案文章发表后，上海就有那么几个反动资本家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或以马慕韩自居，或以徐义德自况。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利令智昏”！

林副主席在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对反革命分子是这样，对反革命的思想和言论也是这样。

驳桑伟川为资产阶级翻案的三论

所谓写翻案文章是“落实政策”论。

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既然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必然就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政策。无产阶级为着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坚定地落实毛主席规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但是，桑伟川要落实的是什么政策？他肯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是《早晨》的“主流”，那就说明他要落实的是《早晨》所鼓吹的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反动政策。这还等你今天出来叫喊吗？资产阶级已经叫喊了整整二十年。

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的这个基本纲领也就是它对资产阶级的总政策。在这个总政策的指导下，根据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斗争形势，制定相互衔接的具体政策，以逐步实现总路线、总政策。在全国解放初期，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实行这样的政策不是为了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恰恰是为了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是总政策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我们在粉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同时，对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继续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使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由剥削者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便最后消灭资产阶级及其一切影响，实现无产阶级的总路线、总政策。

无产阶级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具体的工作路线、具体的政策，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长期和短期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的统一。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就是把无产阶级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政策和它的总路线、总政策对立起来，进而又把具体政策歪曲成适合资产阶级的东西。《早晨》炮制者及其翻案者运用的正是这种反革命手法。资本家可以猖狂地破坏“五反”，群众要针锋相对斗争，那就是“左倾盲动”；资本家有严重“五毒”也只是“认识”问题，你要追查下去就是“违反政策”。就这样，党的“利用、限制、改造”的革命政策，被《早晨》歪曲成为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包括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都正在进一步全面落实的时候，突然跑出来大叫要“落实”《早晨》中所提出的听任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策”，这就不仅想把“五反”的案翻过来，把社会主义改造的案翻过来，还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也翻过来，一句话，就是想把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案全部翻过来！——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所谓宣扬修正主义路线是“客观如实”论。

《早晨》是“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这种调子早已唱烂了！无论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还是文艺黑线头目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都曾拼命鼓吹过这种反动的“写真实”论，即所谓“艺术的最高原则是真实”。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决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一定的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而抽象地“客观如实”的反映。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才能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无产阶级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五反”运动，是我国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好得很。这就是对这个伟大运动的科学的“客观如实”的评价。但资产阶级站在它的反动立场上，却认为“五反”运动实在是一场大灾难，糟得很，还硬要说这才是“客观如实”的评价。持后一种观点的确实大有人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而复就是其中一个。但他不是明白地说出，而是通过曲曲折折的反革命手法，把这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完全颠倒过来，描写成为是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控制下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胜利。为《早晨》翻案的桑伟川却说，如果“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话”，“根本不会举行‘五反’”。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把所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滔天罪行都一笔勾销了，还谈什么“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呢！——不错，这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即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拍手叫好，为复辟资本主义三呼万岁，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尽忠效劳！

其实，所谓“客观如实”论者，也明明知道世界上并不存在超阶级的“客观如实”，但他只承认资产阶级那一家的“客观如实”，决不承认无产阶级这一家的“客观如实”。有谁胆敢运用无产阶级的观点说句话，他马上给你扣上一顶帽子，叫作既不“客观”也不“如实”。如果这种不问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不分表现哪条路线的反动“客观如实”论能够成立，那么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都将被说成是“香花”了。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都是“客观”存在，既然“如实”地写出是“艺术的最高原则”，那就怎么美化这些敌人都可以。象这样的要为一切毒草、一切牛鬼蛇神翻案的反革命理论，我们革命的人民难道还能容忍吗？桑伟川之流的所谓“客观如实”论，最近终于露出了马脚。他公然叫嚷：不但要“重新评价”已经被革命群众批臭的《上海的早晨》，而且要“重新评价”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的反动影片《林家铺子》和《不夜城》。可见，这个新跳出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那些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的大毒草是何等的爱；他对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四条汉子”的衣钵，可以说是原原本本“客观如实”地继承了下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 所谓对毒草应“自由开‘放’”论。

多么熟悉的声音啊！仔细一查，原来反革命大党阀彭真早在《汇报提纲》中就作过这样的叫嚷。

“放”，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坚持“放”这个长期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方针，就是表明要长期坚持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如果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和反动思想的批判对立起来，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只许资产阶级自由进攻，不许无产阶级自由还击，那还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 “你们不是主张放吗？编者按已经点明人家的文章是毒草，有谁还敢放？”

那么请问：在《文汇报》的编者按之前，工农兵群众大量的批判文章早就“点明”了《早晨》是株大毒草，为什么还有人甘愿冒着“被认为是毒草”的危险，抛出翻案文章，大叫要“参与战斗”，即向无产阶级进攻呢？既然明明是毒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报纸，理当明确表态，以动员革命群众锄此毒草。为什么这一“点”点得你如此不舒服呢？

我们历来主张“放”。禁止人民群众同谬论、同丑恶的东西见面，不组织革命的人们同反面的东西作斗争，识别并战胜它们，是不能够深刻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只有经过同反动的思想进行斗争，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在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不搞革命的大批判，不重视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锄新长出来的毒草，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因此，允许毒草出笼，就是为了要使它成为肥料。发出编者按影响了“放”这种议论的人，事实驳斥了他们的观点。令人担心的倒是这些同志自己，已经当上了毒草的义务保护员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哩！

“你们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这不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吗？”

不是我们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你在故意混淆视听，混淆思想批判和政治处理的区别。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来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上纲上线”吗？这种正确的“上纲上线”正是客观存在最科学的反映，非此不足以说明问题。“一棍子打死”吗？我们倒没有这个奢望。孔子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他的反动思想尚且阴魂不散哩，何况是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它的反动思想决不是一棍子、两棍子打得死的。有时看是死了，其实是装死，一有机会，即行反扑。因此，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千钧棒，不断地打，狠狠地打，打它几十年、几百年，直到确实打死为止。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既然出现了《早晨》这样的反革命毒草小说，必然会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文章。有批判，还会有反批判，又会有再批判，思想的仗，是永远不会“停火”的。这种批判、反批判、再批判，还将随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而不断出现。正如同这一次资产阶级搬出来同我们纠缠的这一套谬论，不过是二十年来早已遭到多次批判的那些货色的改头换面一样，今后，它们还会作各式各样的乔装打扮，再度登台表演，我们必须有所准备。人，也会换的。这一回，资产阶级推举一位名叫桑伟川的，以后还会出现张伟川、李伟川。经过这么一段斗争，我们再来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指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感到多么亲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