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
自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划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乃于己亥（一八九九年）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少白莅港后，先向老友何启、区风墀查探地方官吏对于我国革命党人之态度。时区方任华民政务司总文案，何则任议政局议员，在香港政界均有相当之信用，因悉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期仍未满限，而少白则可不受拘束。于是租定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门牌为报馆发行所。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定名《中国日报》。所有机器铅字，概由总理在横滨购办。初出版时，少白自兼任总编辑。先后助理笔政者，有洪孝充、陆伯周、杨肖欧、陈春生诸人。英文翻译则为郭鸿逵、周灵生等。经营数月，至是年十二月下旬始告出版。初以不审英人对华政策所在，一时未敢公然高唱革命排满之说。半载后措辞始渐激烈，乃惹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从前各地中文报纸排印俱用直行长行，不独香港一地为然。独《中国日报》始仿日本报式作横行短行。初时人多异议，《中国日报》毅然不屈。未几，香港、广州、上海各报陆续改用横行短行，是亦报式之革命也。此报除日报外，兼出十日刊一种，定名《中国旬报》。篇后附以鼓吹录，专以游戏文章歌谣杂俎讥刺时政，由杨肖欧、黄鲁逸任之。是为吾国报纸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时革命党财政并不丰裕，开办数月已感困难。任厨役者为横滨同志陈和，报中买菜钱亦时由陈代垫。陈复假诸编辑部中人，其拮据可知矣。翌年（一九〇〇年）总理派少白及杨衢云、郑士良、史坚如等经营广州、惠州军事，报中来客顿形热闹。在馆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坚如、苏卓南、张硕臣等。时到谈者有杨衢云、郑士良、宋少东、黄福、练达成、邓荫南、冯镜如、冯自由、李自重、梁麒生、杨襄甫、李纪堂、毕永年、钟荣光、陈典方、王煜初、伍汉持、李竹痴、方毅父、区凤墀、朱通孺、张智若、日人原口闻一（东亚同盟会员）、宫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福本诚、伊东正基、清藤、末永、英人摩根等，可谓一时之盛。及庚子惠州、广州二役相继失败，义师将士群至机关部狼狈求助。报中经济能力大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幸是时富商李纪堂早由杨衢云介绍入党，于接济军饷外，尚能担负报馆度支。《中国日报》赖以维持不坠者，李之力为多焉。
辛丑（一九〇一年）春，报社迁移至永乐街。时郑贯公适因发刊开智录，为横滨《清议报》所摈，总理特介绍至《中国报》充任记者。郑归自日本，绍介欧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于读者，持论新颖，极受社会欢迎。时距庚子汉口失败一役未久，留日志士沈云翔、朱菱溪、秦力山、苏子谷（曼殊）及余等次第至港，多在报社下榻。沈与粤督陶模之子拙存（葆廉）友善。陶督笃信新学，葆廉更以新党自居，延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大兴教育。沈每至广州，陶父子礼之甚优。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馀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又有广西志士余化龙者，因事系南海监狱，屡寄稿《中国报》，揭示监狱黑暗，狱吏畏之如虎，事事恒迁就之。化龙竟借势强奸狱吏之妇，尤属罕闻。及为《中国报》所知，因据实加以纠正，化龙卒不免伏法。是年十二月初九日，总理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港，挈眷寓报馆三楼。自乙未广州失败以后，港政府即不许总理入境。此次适禁限期满，故总理得暂寄居。不数日，警长亨臣奉命讽使总理出境，总理遂于是月十五日赴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前后居港仅一星期耳。
郑贯公为人豪迈不羁，交游日广，与少白意见颇不相投。是年七月，因与郑士良、陈和等饮于水坑口宴琼林酒楼，士良卒然暴毙，深为少白所不满。故郑任笔政不及一载，即辞职另创《公益报》，继之者为陈诗仲及黄世仲。
壬寅（一九〇二年）陶模解职离粤。十二月，洪全福、李纪堂、梁慕光、谢缵泰等，谋于除夕日在广州举义，不幸事泄失败，梁慕义等八人殉焉。是役，李纪堂独任军饷数十万元。总理、少白均不与谋。事后，广州《岭海报》主笔胡衍鹗竟大放厥词，痛诋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中国报》陈诗仲、黄世仲等乃严词辟之。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中国日报》因拥护革命与他报笔战，此为第一次。
癸卯（一九〇三年）春间，《中国日报》以留日学界之革命思潮异常蓬勃，特聘余为驻东记者，故国内各报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日报》为最详。是年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苏报》主人衡山陈范（梦坡）亡命至港，少白款之于《中国报》。陈嗜酒如命，一夕夜起觅酒不得。乃取案头医生给予少白之药酒作鲸饮尽之，一时传为笑谈。章炳麟入狱后，时作政论寄登《中国报》，读者视同拱璧。甲辰（一九〇四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扶满保皇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是时郑贯公主办之《世界公益报》及《广东报》先后出版，民党在言论界渐占势力。惟《中国报》以维持困难，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迁于荷理活道。公司设总理三人，以李纪堂、容星桥、陈少白三人分任之。李司财务，容司印务，陈司报务，报社组织为之一变。此三年间，陈诗仲已赴南洋就星洲《图南日报》之聘，黄世仲亦改任《公益报》记者。在《中国报》先后承乏笔政者，自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卢信、廖平庵诸人。时有伍宪子者，藉卢信介绍，将人《中国报》为主笔，后乃致书卢信，谓因康党《商报》多出每月笔资五元，故已改就《商报》之聘云。可见当日新学志士对于革命保皇二说，尚多未能划分界线也。
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成立。总理以庚子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而少白与港、粤浩同志复不能融洽一致，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余至香港组织同盟会，兼任《中国日报》记者。时任笔政者为卢信、廖平庵、陈春生三人，翻译为冯扶，余有长篇论文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凡二万馀言，为我国言论界畅论民生主义之嚆矢。东京《民报》第四号及三藩市《大同日报》均转录之，香港同盟分会即于此时成立，众推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余为书记。是年下半期港、粤间革命派报纸异常发达，香港《中国日报》之外，有《公益报》、《广东报》，及郑贯公新创之《有所谓报》、黄世仲新创之《少年报》、广州有《群报》、《亚洲报》、《时事画报》。适是时美国新颁禁制华工苛例，冯夏威自杀于上海美领事署前，以警国人。于是港、粤人士大愤，商工学报各界同组拒约会，以抵制美货相号召。美国商会乃举派代表与港、粤各界会商修约问题，经何启、陈少白二人从中斡旋，略具端倪，即世称十二条款是也。十月，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越南西贡，船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其时，《中国日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余多方调处无效，总理乃约少白、贯公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十一月，黄克强自日本来，下榻《中国日报》，旋赴广西桂林，访巡防营统领郭人漳有所活动。十二月，《中国日报》复由荷理活道迁至上环德辅道。
丙午（一九〇六年）春，粤督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为粤路股东黎国廉等反对，遂捕黎下狱，并禁止粤中各报登载反对言论。香港股东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乃在香港组织粤路股东维护路权会，函电清廷及各方极力抗争。香港各报均力助股东，攻击岑春煊之违法占权，尤以《中国报》最为激烈。盖陈、杨等深佩少白才识，特聘充保路会顾问，故陈、杨等一切策划皆少白为之谋主也。岑于莅粤之初，颇重视《中国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及为港报反对，遂下令禁止各报入境，《中国报》在粤之销场由是断绝。识者以《中国报》被禁之原因，不在于高谈革命，而在于维护路权，咸引为绝大憾事。陈、杨等初语少白，谓《中国报》如有困难，当以万金助少白向文裕堂承购该报，以酬该报协助之力。其后竞食言而肥，民党中人咸不直之。未几，黄克强在桂林以郭人漳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不睦，屡劝二人合力反正，均不见听，遂怏怏归香港，仍寓《中国报》，旋赴南洋。鄂同志吴昆时奉日知会刘家运、冯特民命至港，欲访黄协议鄂省军事。因黄未返，乃在《中国报》守候两月。黄回，以饷项不足，令吴返鄂传语各同志静候。黄此次赴星洲，仅筹得千数百元，《中国报》时在窘乡，竟向黄借资购买纸料，其困状可见一斑。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余于事前预向文裕堂以五千元购取《中国报》，故得免于此厄。先是，《中国报》尝于乙巳冬记载康有为之女同璧在美洲行骗华侨事。康乃委托保皇会员叶恩在香港法院，控《中国报》以毁谤名誉之罪，要求赔偿损失五千元。此案涉讼经年，迄未解决。《中国报》搜罗康有为师徒棍骑证据，极为充足，颇有胜诉之望。惟英律凡被告无能力延律师抗辩，即等于败诉，讼费例由被告负担。《中国报》原属文裕堂印务公司产业之一部，文裕堂如破产，则《中国报》亦须拍卖，以供讼费赔偿之需。少白初以陈赓虞、杨西岩等曾有斥资万元协助《中国报》之约，至是重申前义，竟为陈、杨所拒。一说谓陈、杨前允协助之万元，乃以之酬报少白两年来策划争取路权之劳，并非以之协助《中国报》。故少白是时不便向陈、杨进言，以免损及个人权利。后一年，陈、杨三人合酬少白九千元，即是此款云。余以《中国报》势濒危殆，于民党名誉关系至巨，乃商诸外舅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文裕堂购得之，始得免于拍卖。新股东为李煜堂、李纪堂、伍耀廷、伍于簪、吴东启、麦礼廷、李亦愚、潘子东诸人。众举余任社长兼总编辑，新报社于八月迁于上环德辅道三〇一号。时总理在南洋，对于康同璧讼案主张继续抗诉，特汇款三千元于少白，使延律师力争。少白以讼事牵缠费时失事为辞，不欲再事兴讼，故此案结果遂为无形之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