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作者：胡適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到今年整二十八年了，許多人都不記得「五四」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我要簡單的說說那一天的情形。

　　在那年5月1日至2日之間，從巴黎和會傳來的秘密消息說：日本代表團在和會提出的關於山東問題的幾種強橫要求全部勝利了，威爾遜總統讓步了，德國在山東的各種權利都要交給日本接管了。

　　這個消息傳出之後，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就在那個星期日（5月4日）在天安門開了一個大會，人人手裡拿着一面白旗，寫着「還我青島」、「還我山東」、「誅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等字樣，他們在大會上決定整隊遊行。

　　他們整隊出中華門，沿路散了許多傳單，其中一張《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有這些話：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

　　他們到美、英、法、義四國使館遞了說帖之後，學生大隊經過戶部街，東長安街，東單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走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緊閉了。有幾個學生爬上別人的肩頭，爬上牆，跳進去，把大門打開，大隊學生就擁進去了。他們尋不着曹汝霖，只碰到了駐日公使章宗祥，打了他一頓，打的皮破血流。這時候，不知怎樣屋子裡有一處起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隊趕到，大眾已散去了，警察只捉住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個人。

　　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

　　北京政府最初採用壓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監視《晨報》與《國民公報》，下令褒獎曹陸章三人的功績。學生更憤激了，他們組織了許多露天講演隊，勸國人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紛紛響應，各地都組織了宣傳抵制日貨的講演團。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之後，北京政府決心作大規模的壓迫。6月3日，警察開始捉拿街上講演的學生，一日之中捉了一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京大學法科。6月4日街上講演的學生更多了，警察又捉了一千多人。北大法科容不下了，於是北大理科也成了臨時拘禁所。北河沿一帶，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營和第十五團駐紮圍守。從東華門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帳棚了。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幾千學生的消息，學生當日全罷課了。上海的商人一致宣布罷市三天。南京、杭州、武漢、九江、天津、濟南、安徽、廈門各地的商人也都起來響應上海，宣布罷市，要求釋放學生，並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親日的領袖。上海罷市的消息傳來，北京政府才驚慌了，6月5日的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學生都出來了，又上街講演了。

　　6月10日，政府罷免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本公使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人之職。

　　自從5月4日以後，全國各地與海外的學生會與公共團體都紛紛發電報，警告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不許他們在對德國的和約上簽字。在歐洲的中國學生組織了糾察隊，日夜監守中國代表的住宅，不許他們去簽字。

　　對德的和約本決定在6月28日下午三時在凡爾賽故宮簽字的。那天下午，中國代表沒有到場，並通告和會主席，聲明中國拒絕簽字。

　　「五四」事件在當時的結果，第一使北京政府罷免曹陸章三人，第二，使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拒絕凡爾賽和約的簽字。這個青年學生愛國運動，後來大家都叫做「五四運動」。

　　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長領導之下的北京大學教授與學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所提倡的文學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的運動。五四之後，有全國知識青年熱烈參預的新文藝運動，和各種新的政治活動。

　　孫中山先生在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寫信給海外同志，曾有這一段議論：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界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遂至輿論界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中山先生這一番議論，寫在「五四」之後的第八個月，最可以表示當時一位深思遠慮的政治家對於五四運動的前因後果的公平估價。他說的「出版界一二覺悟者從事提倡」，就是指《新青年》《新潮》幾個刊物。他說的「學潮瀰漫全國，人皆誓死為愛國之運動」，「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他說的「一般愛國青年，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各種新出版物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就是指五四以後各種新文藝，新思潮的刊物（據當時的統計，民國八九年之間，全國各地的白話新期刊，至少有四百種之多）。中山先生把當時的各種潮流綜合起來，叫做「新文化運動」，他承認「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

　　孫中山先生的評判是很正確很平允的。五四運動在兩個月之中，轟動了全國的青年，解放了全國青年的思想，把白話文變成了全國青年達意表情的新工具，使多數青年感覺用文字來自由發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不是極少數古文家專利的事，經過了這次轟動全國青年的大解放，方才有中山先生所讚嘆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這是五四運動永久的歷史意義。

　　中山先生是個革命領袖，所以他最能了解這個「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在革命事業上的重要性。他對他的同志們說：「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我們在二十八年後紀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細想想我們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還「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

　　（原載1947年5月4日天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