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底愚昧

中秋節
作者：蕭紅

　　前一篇文章已經說過，1928年為着吉敦路的叫喊，我也叫喊過了。接着就是1929年。於是根據着那第一次的經驗，我感覺到又是光榮的任務降落到我的頭上來。

　　這是一次佩花大會，進行得很順利，學校當局並沒有加以阻止，而且那個白臉的女校長在我們用絨線剪作着小花朵的時候，她還跑過來站在旁邊指導着我們。一大堆藍色的盾牌完全整理好了的時候，是佩花大會的前一夜。樓窗下的石頭道上落着那麼厚的雪。一些外國人家的小房和房子旁邊的枯樹都膨脹圓了，那笨重而粗鈍的輪廓就和穿得飽滿的孩子一樣臃腫。我背着遠近的從各種顏色的窗簾透出來的燈光，而看着這些盾牌。盾牌上插着那些藍色的小花，因着密度的關係，它們一個壓着一個幾乎是連成了排。那小小的黃色的花心蹲在藍色花中央，好象小金點，又象小銅釘……

　　這不用說，對於我，我只盼想着明天，但有這一夜把我和明天隔離着，我是跳不過去的，還只得回到宿舍去睡覺。

　　這一次的佩花，我還對中國人起着不少的悲哀，他們差不多是絕對不肯佩上。有的已經為他們插在衣襟上了，他們又動手自己把它拔下來，他們一點禮節也不講究，簡直是蠻人！把花差不多是捏扁，弄得花心幾乎是看不見了。結果不獨整元的，竟連一枝銅板也看不見貼在他們的手心上。這一天，我是帶着憤怒的，但也跑得最快，我們一小隊的其餘的三個人，常常是和我脫離開。

　　我的手套跑丟了一隻，圍巾上結着冰花，因為眼淚和鼻涕隨時地流，想用手帕來揩擦，在這樣的時候，在我是絕對顧不到的。等我的頭頂在冒着氣的時候，我們的那一小隊的人說：

　　「你太熱心啦，你看你的帽子已經被汗濕透啦！」

　　自己也覺得，我大概象是廚房裡烤在爐旁的一張抹布那麼冒氣了吧？但還覺得不夠。什麼不夠呢？那時候是不能夠分析的。現在我想，一定是1928年遊行和示威的時候，喊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這回只是給別人插了一朵小花而沒有喊「帝國主義」的緣故。

　　我們這一小隊是兩個男同學和兩個女同學。男同學是第三中學的，一個大個，一個小個。那個小個的，在我看來，他的鼻子有點發歪。另一個女同學是我的同班，她胖，她笨，穿了一件閃亮的黑皮大衣，走起路來和鴨子似的，只是鴨子沒有全黑的。等到急的時候，我又看她象一隻豬。

　　「來呀！快點呀，好多，好多……」我幾乎要說：好多買賣讓你們給耽誤了。

　　等他們跑上來，我把已經打成縐折，捲成一團的一元一元的鈔票舒展開，放進用鐵做的小箱子裡去。那小箱子是在那個大個的男同學的胸前。小箱子一邊接受這鈔票，一邊不安的在滾動。

　　「這是外國人的錢……這些完全是……是俄國人的……」往下我沒有說，「外國人，外國人多麼好哇，他們捐了錢去打他們本國為着『正義』！」

　　我走在行人道上，我的鞋底起着很高的冰錐，為着去追趕那個胖得好象行走的駝鳥似的俄國老太婆。我幾乎有幾次要滑倒，等我把錢接過來，她已經走得很遠，我還站在那裡看着她帽子上插着的那棵顫抖着的大鳥毛，說不出是多麼感激和多麼佩服那黑色皮夾子因為開關而起的響聲，那臉上因着微笑而起的皺摺。那藍色帶着黃心的小花恰恰是插在她外衣的左領邊上，而且還是我插的。不由得把自己也就高傲了起來。對於我們那小隊的其餘三個人，於是我就帶着絕頂的侮蔑的眼光回頭看着他們。他們是離得那麼遠，他們向我走來的時候，並不跑，而還是慢慢地走，他們對於國家這樣缺乏熱情，使我實在沒有理由把他們看成我的「同志」。他們稱讚着我，說我熱情，說我勇敢，說我最愛國。但我並不能夠因為這個，使我的心對他們寬容一點。

　　「打蘇聯，打蘇聯……」這話就是這麼簡單，在我覺得十分不夠，想要給添上一個「帝國主義」吧，但是從學聯會發下來的就沒有這一個口號。

　　那麼，蘇聯為什麼就應該打呢？又不是帝國主義。

　　這個我沒有思索過，雖然這中蘇事件的一開端我就親眼看過。

　　蘇聯大使館被檢查，這事情的發生是六月或者是七月。夜晚並不熱，我只記住天空是很黑的，對面跑來的馬車，因為感覺上涼爽的關係，車夫台兩邊掛着的燈頭就象發現在秋天樹林子裡的燈火一樣。我們這女子中學每晚在九點鐘的時候，有一百人以上的腳步必須經過大直街的東段跑到吉林街去。

　　我們的宿舍就在和大直街交叉着的那條吉林街上。

　　蘇聯大使館也在吉林街上，隔着一條馬路和我們的宿舍斜對着。

　　這天晚上，我們走到吉林街口就被攔住了。手電燈晃在這條街上，雙輪的小卡車靠着街口停着好幾輛，行人必得經過檢查才能夠通過。我們是經過了交涉才通過的。

　　蘇聯大使館門前的衛兵沒有了，從門口穿來穿往的人們，手中都拿着手電燈，他們行走得非常機械，忙亂的，不留心的用手電燈四處照着，以致行人道上的短楊樹的葉子的閃光和玻璃似的一陣一陣的出現。大使館樓頂那個圓形的裡邊閃着幾個外國字母的電燈盤不見了，黑沉沉的樓頂上連紅星旗子也看不見了，也許是被拔掉了。並且所有的樓窗好象埋下地窖那麼昏黑。

　　關於蘇聯或者就叫俄國吧，雖然我的生地和它那麼接近，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我不知道。那還是在我小的時候，「買羌貼」，「買羌貼」，「羌貼」是舊俄的紙幣（紙盧布）。鄰居們買它，親戚們也買它，而我的母親好象買得最多。夜裡她有時候不睡覺，一聽門響，她就跑出去開門，而後就是那個老廚子咳嗽着，也許是提着用紗布做的，過年的時候掛在門前的紅燈籠，在廚房裡他用什麼東西打着他鞋底上結着的冰錐。他和母親說的是什麼呢？微小得象什麼也沒有說。廚房好象並沒有人，只是那些冰錐從鞋底打落下的聲音。我能夠聽得到，有時候他就把紅燈籠也提進內房來，站在炕沿旁邊的小箱子上，母親趕快就去裝一袋煙，母親從來對於老廚子沒有這樣做過。不止裝煙，我還看見了給他燙酒，給他切了幾片臘肉放在小碟心裡。老廚子一邊吃着臘肉，一邊上唇的鬍子流着水珠，母親趕快在旁邊拿了一塊方手巾給他。我認識那方手巾就是我的。而後母親說：

　　「天冷啊！三九天有鬍子的年紀出門就是這手不容易。」

這一句話高於方才他們所說的那一大些話。什麼「行市」拉！「漲」啦！「落」啦！應該賣啦吧！這些話我不知為什麼他們說得那麼嚴重而低小。

　　家裡這些日子在我覺得好象鬧鬼一樣，灶王爺的香爐里整夜的燒着香。母親夜裡起來，洗手洗臉，半夜她還去再燒一次。有的時候，她還小聲一個人在說着話。我問她的時候，她就說吟的是《金剛經》。而那香火的氣味滿屋子都是。並且她和父親吵架。父親罵她「受窮等不到天亮」，母親罵他「愚頑不靈」。因為買「羌貼」這件事情父親始終是不成的。父親說：

　　「皇黨和窮黨是俄國的事情，誰勝誰敗我們怎能夠知道！」

　　而祖父就不那麼說，他和老廚子一樣：

　　「那窮黨啊！那是個鬍子頭，馬糞蛋不進糞缸，走到哪兒不也還是個臭？」

　　有一夜，那老廚子回來了，並沒有打鞋底的冰錐，也沒有說話。母親和他在廚房裡都象被消滅一樣，而後我以為我是聽到哭聲，趕快爬起來去看，並沒有誰在哭，是老廚房的鼻頭流着清水的緣故。他的燈籠並不放下，拖得很低，幾乎燈籠底就落在地上，好象隨時他都要走。母親和逃跑似的跑到內房來，她就把臉伏在我的小枕頭上，我的小枕頭就被母親占據了一夜。

　　第二天他們都說「窮黨」上台了。

　　所以這次佩花大會，我無論做得怎樣吃力，也覺得我是沒有中心思想。「蘇聯」就是「蘇聯」，它怎麼就不是「帝國主義」呢？同時在我宣傳的時候，就感到種種的困難。困難也照樣做了。比方我向着一個「苦力」狂追過去，我攔斷了他的行路，我把花給他，他不要，只是把幾個銅板托在手心上，說：「先生，這花象我們做苦力的戴不得，我們這穿着，就是戴上也不好看，還是給別人去戴吧！」

　　還有比這個現在想起來使我臉皮更發燒的事情：我募捐竟募到了一分郵票和一盒火柴。那小煙紙店的老闆無論如何擺脫不了我的纏繞之後，竟把一盒火柴摔在櫃檯上。火柴在櫃檯上花喇喇地滾到我的旁邊，我立刻替國家感到一種侮辱。並不把火柴收起來，照舊向他講演，接着又捐給我一分郵票。我雖然象一個叫花子似的被人接待着，但在精神上我相信是絕對高的。火柴沒有要，郵票到底收了。

　　我們的女校，到後來竟公開的領導我們，把一個蘇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子弟學校」給占過來，做我們的宿舍。那真闊氣，和蓆子紋一樣的拚花地板，玻璃窗子好象商店的窗子那麼明朗。

　　在那時節我讀着辛克來的《屠場》，本來非常苦悶，於是對於這本小說用了一百二十分的熱情讀下去的。在那麼明朗的玻璃窗下讀。因為起早到學校去讀，路上時常遇到戒嚴期的兵士們的審問和刺刀的閃光。結果恰恰相反，這本小說和中蘇戰爭同時啟發着我，是越啟發越壞的。

　　正在那時候，就是佩花大會上我們同組那個大個的，鼻子有點發歪的男同學還給我來一封信，說我勇敢，說我可欽佩，這樣的女子他從前沒有見過。而後是要和我交朋友。那時候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來，現在想：他和我原來是一樣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