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第5卷

姊妹計劃: 數據項

雙方的情況以及獨立派的興起——在牛津的行宮的行動——國王與愛爾蘭人訂立停戰條約——議會在牛津——皮姆之死——1644年之戰——馬爾斯頓澤地之戰——埃塞克斯在康沃爾之敗——長老會派領袖與克倫威爾之間的誤會——嘗試談判——自我克制的法令。勞德受審和死亡——在阿克斯布里奇議和——整頓議會的軍隊——費爾法克斯受任將軍——埃塞克斯辭職。

長老會會員的高興達到極點：議會得救了，這全虧他們的領袖；他們的仇敵悶不吭聲了；蘇格蘭軍隊相離不遠，已應允幫助他們，他們是決不會食言的。因此今後將單靠他們來處理改革和戰爭之事，而且由他們隨意處理，或是繼續改革和打仗，或是停止一切。

在議會內外，在倫敦或在各郡，不久就有一陣宗教狂熱和專制風氣瀰漫於各處。教士大會奉命起草一個管理教會事務的計劃（10月12日），四個蘇格蘭大臣奉命協同教士大會準備該黨的一個宏偉規劃——以便兩國的禮拜儀式取得統一（10月20日）。各郡所派的調查在職教士行為及他們的宗旨的委員會，加倍努力，幾乎有二千名牧師從所在職位上被驅逐，有許多人被控告，說他們是再浸禮派，或布朗派或獨立派等等。他們得知送他們進牢的人就是不久以前與他們一同咒罵他們公敵的那些人。在倫敦市里，無論什麼人，凡是拒絕在盟約上面簽名的都不能當市政會的會員，連選舉市政參議員時亦無權投票（12月20日投票）。自從打仗以來，議會曾命令各劇院關門，卻沒有從宗教立場上宣布過反對演劇。僅僅說，國家多難，人民應該多悔罪及祈禱，不宜將時光糟塌在娛樂上（9月2日）。全國素來在星期日或節假日所玩的各項民間遊樂全被禁止了，無論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或顯然沒有什麼害處的，全在嚴禁之列，一種也不能倖免。冬去春來，自古豎起的五朔節花柱（作為人們歡樂的象徵）全被拔掉了，不許再立新的，即使是小孩子們犯了這條嚴令，也要重罰其父母，以贖子女娛樂之罪。大主教勞德已經被監三年，無人過問，現在忽然傳他到上議院受審，且受命答覆下議院所控的諸多條款（11月13日）。狂熱把仇恨和報復看作自己的天職。

對於戰爭也表現出了同樣的狂熱。本市的長老會派，因為在新近幾次戰役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勞，就洋洋自得，不再談和平了。有許多富裕市民出錢為士兵供給軍裝，還有自願親身入伍的。其中有一個名叫羅蘭·威爾遜的，是一所很大的企業的既定繼承人，擁有每年有二千鎊收入的不動產，投到埃塞克斯麾下，帶領一營自己招募及自己裝備的隊伍。甚至有幾個領袖人物，如霍利斯、格林·梅納德等人，向來對於談和是很表友好的，現在卻對市政會大聲疾呼，鼓動他們作出最大努力。這個黨從來沒有象這個時候這樣活力充沛，也從來沒象這個時候這樣大權在握。

但是這一派離垮台不遠了。從一開始，這一黨就擔任宗教與政治的雙重改革，但不是用相同的觀點辦這兩方面的事。對於宗教方面，這個黨的信仰是熱誠的，信條是簡單的、堅決的、連貫的。長老會的體制，是由平等的牧師們管理宗教事務，共同開會議事。從這個體制看它的本身，它不是人定的，不是軟性而是硬性的，不是人們可以任意修改以適應時勢與環境的。它自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體制，是奉神旨而存在的，簡直可說是根據基督的法律而存在的。這一黨堅持要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它的無限制的勝利，認為自己所進行的是一場神聖的及必不可少的革命。其政冶觀點卻與此相反，不管該政黨的語言和行為是怎樣的嚴峻，它的思想卻是空洞無物，它的動機也是穩健的，並未被系統的信仰和真正的革命激情所推動。它雖然出兵抗拒國王，但心裡卻愛獨裁；雖然要君權受其節制，但還是尊重國王的特權；雖然只相信眾議員，卻並不怨恨或藐視貴族；既服從維新的需要，又服從古老的習慣；對於其自身並沒有什麼明確的看法，無論其宗旨或其行為的後果均是如此。它認為它只企求合法的改革，如此便於願已足。

長老會派就這樣交替地被傲慢或動搖、狂熱或溫和的截然相反的思想所支配，它從來不曾從自己隊伍中湧現過一個領袖，而只是一貫地從和該黨意氣相投的情緒中得到鼓舞。它跟隨着政治改革家的足跡，這些改革家是民族運動的最早的闡明者，又是他們的真正代表。這樣的同盟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何謂自然？因為這兩黨有共同的目的，都是只求改革，而並不要求取消政府。何謂必要？因為政治改革家們擁有大權，而且以他們在階級、地位、財富和知識上的優勢，維持這個權力。在這些優勢方面，即使是最熱心的長老會會員也決不會想到同他們爭高低。大多數的政治改革家們雖然接受長老會的支持，甚至在必要時，還大作讓步以收買他們的支持，但對於教會事務，卻不能與他們的意見及觀點取得一致。政治改革家們一向是滿足於一個溫和折中的主教制，其功能限於按照法律來管理教會事務。因此他們是十分勉強地支持長老會的，而私下裡則盡力阻止他們的發展。這麼一來，主張宗教革命的那一黨的精力就被一些領袖們所抑制，這些領袖們既非該黨所能拋棄、亦非該黨所願拋棄的。只有在政治改革問題上，兩黨的聯盟才是完全而又是出於至誠的。換言之，在這樣的事業目標上，領袖們和該黨既沒有什麼奔放不羈的激情需要滿足，亦沒有什麼一成不變的絕對原則必須遵循。

到1643年的年底，政治改革——至少是合法的政治改革——已經大功告成了。弊端已不復存在；他們以為必須改革的法律也已經改革，又曾竭盡所能改造了許多制度；凡是以保護古老權利為己任的人及拒奉國教的長老會員們所共同企求的，以及能夠協力造成的，都完全辦到了。但是宗教革命卻幾乎還未開始，而政治改革則正在動盪不定，缺少保障，大有變作一場革命之勢。現在到了這樣的時刻：迄今為止的占統治地位黨派的內部缺點以及它們在結構上、綱領上以及在計劃上的矛盾重重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了。這一黨每天不得不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並嘗試進行各種不適當的努力。它想在教會中尋求的，卻在政府中予拒絕，它所持的立場與所發表的言論，往往先後矛盾；一會兒宣揚民主派的原則與感情，以反對主教制，一會兒又宣揚專制獨裁制及貴族制的教義和影響，以反對正在上升的共和主義。同是這一群人，一隻手在推倒，另一隻手在破壞——今天提倡新事物，明天又咒罵維新派；有時敢作敢為，有時又縮手縮腳；有時做叛逆，有時又實行專制；有時以自由的名義去迫害主教們，有時又以權力的名義去制裁獨立派。簡單地說，這一派一面無日不大喊大叫反對專制和反叛，同時卻自命有天生的造反和專斷的權利，人們看到這一切都不得不嘆為奇事。

這個時候這一派覺得已被他們的幾個領袖拋棄、否定或被牽連，有些象拉迪亞德這樣的人，原是最富自尊心最講道德的，現在卻不肯挺身出來奮鬥，或要經過許久時間才偶露一面。即使露面也只肯抗議，而不肯採取行動。其餘不甚誠實的人，如聖約翰等，或更為堅忍和有膽略的如皮姆等，或只是專顧他們自己的個人安全，要同新黨妥協，言歸於好，否則至少也不願同新黨失和，因為他們已認定新黨將要很快地獨攬大權。許多腐化墮落的人已經放棄一切愛國的希望。這些人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名利富貴，在管理事務的委員會中，他們形成一個貪污集團，專以分配官職、徵用物品，互相勾結，坐地分肥為事。過去參與過這次民族鬥爭事業的貴族中，前文已經說過，有人已經背離了，他們前往牛津向國王討好。其餘的貴族們則歸隱於他們的鄉下住宅，不問國事了，以免再受蹂躪，再遭沒收財產，他們輪流同議會或同宮廷談判條款。9月22日，上議院只剩下十個貴族，到了10月5日，只剩五個了。於是每次開會都要點名，有幾個人惟恐有人曉得他們不曾出席，又只好回到威斯敏斯特。但是較為高級的貴族，日益被人民大眾懷疑，而且日益脫離人民大眾，不獨不再是長老會的支持者，而且成為他們的障礙了。他們的信教狂熱使有才能的保護民權的人同他們脫離關係。而他們的溫和的政治觀點，卻使他們擺脫不開不甚可靠的以及將會危害他們的同盟們。

況且這一派地位上升已有三年了，無論它在教會中或在政府中是否完成其計劃，但是在這三年裡頭的公共事務都是由於得到他們的助力和同意才得以進行。只此一端，便足以使許多人討厭這一派。人民就將所受的許多痛苦，及所遭遇的許多失望，都歸咎於這一派。人民譴責他們，說他們慣好壓迫人，不亞於主教們，說他們習於專橫，又不亞於國王。一追憶到該派的自相矛盾，及該派的脆弱無能，就令人痛恨不已。而且姑且不問這種種不滿人意的情況，又姑且不問黨見及偏私，單從事態與意見的進展來說，人們暗地裡都覺得需要有新的原則和新的統治者。

兩派都準備就緒，力圖爭奪指揮大權，現在只在等待時機。早在這許多糾紛開始以前，長老會派還只是剛剛流露它的意向，企圖強迫國教會採用一種共和制，並且利用那種形式來保持權力和信仰的運用，以與主教制爭奪繼承天主教的遺業，獨立派、布朗派以及再浸禮派，即已公開質問，為什麼讓國教會存在下去？無論是天主教士還是主教派，或者長老會派，它們究竟有什麼權利可以自封為有壓制基督教徒的信仰，使其受一種虛偽統一的束縛？它們說，凡是信徒在一塊聚會，凡是同一地方或鄰近地帶幾個地方的居民，因為信仰相同而自由集會來讚美上帝，他們就是一個真正教會，任何別的教會都沒有統治這個教會的合法權威。這個教會自己有權選擇牧師，有權規定自己的禮拜儀式，有權用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良心自由的原則（這是地位微賤的新教徒在盲目熱情的錯誤行動中對人宣布的）剛一出現，就被人們看作是犯罪或瘋狂。主張這種原則的人好象並不十分了解這個原則，就竭力擁護它。主教派與長老會派，牧師們和地方官都一齊要求嚴禁這個原則，他們之所以要反對，並無多少理由，不過認為有禁止的需要而已。應該怎樣管理基督的教會，以及歸誰管理，這兩個問題幾乎一直是需要討論的唯一問題。大家都認為，他們只需要在教皇的絕對極力與主教們的貴族制、長老會的民主制之間任擇其一就可以了。卻並沒有人追究這幾種體制的起源、它們的形式或名稱是否合法。

但是這時有一個偉大運動在動搖全局，儘管從外表上看有些事物似乎未受其影響。每天都出現任何一種體制都不能避免受其影響的考驗，每天都出現一些爭論，即使當權的黨派試圖阻撓進行爭論，也是徒勞。全國人民的心力每天都被召喚來考慮社會的新問題，來衡量意見，來駁斥前所未聞的大膽僭妄的主張，這些都使全國人民得到思想上的解放，並利用其新得的自由，飛躍到與人文和社會相關的更廣大的思想領域去，或是立刻大膽地擺脫所有的古老成見，所有的清規戒律。與此同時，關於奉行信仰與禮拜方式的自由，幾乎成了絕對的事；但現在還沒有用司法權或壓制權來取代主教的大權。議會在忙於制服其仇敵，無暇過問它的黨人在宗教方面脫離常軌的問題了。長老會派的熱情有時叫兩院發出帶威脅性的宣言，以反對新的異派；有時政治改革者的恐懼及仇恨，與他們的奉教誠篤的盟友們的恐懼及仇恨合流，他們一同設法嚴厲地反對他們的共同對手。有一條法令的序文說明，它立意「禁止近來對宗教和政府名譽肆意毀謗的報紙、書本、小冊子」。這條法令嚴禁出版自由，而在這以前是容許的。無論什麼出版物都要先接受嚴格的檢查（這是1643年6月11日的事）。但是權力不能阻止那些走在運動前面的人（運動自身被權力推向前進）。幾個禮拜之後，只有保王黨及主教派受到這條禁令的限制。反之，新教派對此不是設法規避，就是置之不理，於是布滿全國的都是數目日多、門類更繁、狂熱更高漲的新的教派，例如獨立派、布朗派、反浸禮派、反童年洗禮派、貴格派、唯信仰論派、基督的王國派等。在長老會居支配地位的情況下，這次革命同時喚起了許多狂熱教徒、哲學家和自由思想家來反對長老會派。

從此以後，全部問題面目一新，社會的動亂改變了它的性質。勢力一向強大、素來受人尊敬的傳統，過去曾經指導並限制政治改革家及宗教改革家的觀點；對於政治改革家而言，這些傳統就是古代英格蘭的法律，至少是他們所設想的古代法律；對於宗教改革家而言，這些傳統就是教會的組織方式，有如實行於蘇格蘭、荷蘭和日內瓦的一樣。這些古代制度既是一種典範又是一種約束。無論他們的事業是多麼冒險，雙方都不曾讓步於空泛的願望，也不曾讓步於無限的要求。他們的計劃並不是一切革新；他們的希望也並不是出於猜度。如果說他們在行動的趨向上有誤解的話，他們至少是能夠指出行動的目標的，而他們的勁敵卻沒有一定的目標來作指導，又沒有歷史的或法律的傳統來限制他們的思想。他們自信有力量，以為自己有高尚的理想、神聖的品格和大無畏精神而自豪。他們賦予革命以決定的權利，以管理一切事物的權利，且以革命作為他們的唯一指導。在革命指導下，哲學家們不惜任何代價追求真理，狂熱的教徒不惜任何代價尋求上帝，自由思想家不惜任何代價追求成功。於是調動制度、法律、習慣、事件等等，按照人的理性或人的意志來控制革命。一切都變作新的聯合的項目，變作有學問的創造。在這樣的大膽的事業裡頭，一切都是合法的，不管是根據於對一個原則的信仰，或出於一種宗教的狂熱，或以需要的名義行事。長老會派現在在教會裡頭嚴禁君主制與貴族制，那麼為什麼在國家體制里還保留君主制與貴族制呢？政治改革家們曾透露出他們的意見說，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如果國王或貴族堅決地拒絕同意一個於民有利的議決案，眾議員們就應該運用其自身的權威，強行通過它。眾議員們既有這樣的意向，那麼為什麼不明明白白地公開地說出來呢？為什麼一定要等到事機緊迫以及抗拒為法律所許的時候，才請出民權來，其實早就應該以民權為合法的權力，且應該作為政權本身的基礎了。國人擺脫天主教教士們的束縛和主教制教士們的束縛之後，國家難保不會有受長老會教士箝制的危險。這對教士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教士們依靠什麼權利才可以形成一個永久性的、闊綽的、獨立的集團？他們依靠什麼才可以有權要求地方官相助？如今試從他們手中收回全部司法之權，甚至收回貶逐教徒出教之權，只給他們留下可以影響人的勸導、講經、教訓、祈禱的職能，那麼所有一切濫用宗教權威，所有令宗教與政治格格不相入的困難，當然會立刻停止。再有一點，關於信仰等問題的合法權力，本來是屬於信徒而不屬於教士；選擇及委派牧師的權利，本來是屬於信徒們的；牧師們並無互相選派之權，選定之後亦無權迫使信徒們承認。不獨這樣，一個基督信徒本來就是一個牧師，就是他自己的牧師，就是他家庭的牧師，就是所有被他的語言所感動的人的牧師，這些人會因此而承認他是受感於天的，願意和他一同祈禱上帝。上帝有權喜歡賜誰的福就向誰賜福，喜歡怎樣賜，就怎樣賜，有誰敢同上帝爭呀？無論是講經抑或是鬥爭，惟有上帝才能選擇並賜封他的聖徒，等到上帝已經選定了，他就將他的事業付託與他們，而且單向他們啟示應該用什麼方法才能使上帝的事業得到勝利。自由思想家們聽了這番話大喝其彩。對於他們來說，不管用什麼方法，亦不管出於什麼動機，都要實行革命。

於是獨立派興起了，他們比長老會派的人數少得多，在英國土地上的根基也沒有長老會那麼深固，但他們卻已有了蒸蒸日上的勢頭，這都是從一種系統的和具體的事業目標來的，是由於在任何時候都不隱瞞自己的主張，也由於它膽敢毫不退縮地承擔一切後果。英格蘭此時正處於一個光榮的而又令人畏懼的危機之中，在此時際，人們忘記了自己的脆弱而只記得自己的尊嚴；既有隻服從純粹真理而不服從其他的雄心壯志，又有認定只有自己的意見才有權代表真理的那種不可理喻的自豪感。無論是政客抑或是信奉異派的信徒，亦無論是長老會派抑或是獨立派，沒有一派敢於認為本派用不着表明自己是有權利的，也沒有一派敢於承認自己沒有能力證明自己是有權利的。長老會派卻經受不起這樣的考驗，因為他們的智慧是建立在傳統和法律的權威的基礎上的，而不是根據於原則的，因此他們不善於用專靠講原則講道理的方法來駁倒他們的勁敵的論據。只有獨立派一家端出一條簡單的主義（或原則）來，這個主義的形式是嚴格的，這個主義認可了他們的全部行動，足供他們在所處地位中的全部需要；它也使有毅力的人不至陷入自相矛盾，並使誠實的人不致假冒為善。只有他們一派開始發出一些強有力的號召，無論聽者懂與不懂，它們都以最崇高的希望的名義，在人們心中喚起了昂揚的熱情。這些號召是：權利平等，公道地分配社會財富，取消全部弊端。在他們的政治體制與宗教體制之間並無矛盾，在一般成員與領袖之間又沒有秘密鬥爭，既無排他性的信條，又無嚴格的考驗使人們難以加入該派。他們與他們的教派一樣（他們也因這個教派而得名），以信教自由為一條基本大法，由於他們所建議的改革是那麼規模巨大，他們的計劃是那麼廣泛而尚待確定，就容許許多目的歧異的人投到他們的旗幟下來：律師們加入他們的團體，希望從他們的對手即教士們手中奪去全部司法權及管轄權；酷愛自由的立法家正在考慮在他們的幫助下製成一部新的、明晰的、簡單的立法計劃，以便從律師們手中奪去他們的巨大利潤和過大的權力。哈林頓可以夢想在他們之中有一群聖人；西德尼可以夢想斯巴達的自由或羅馬的自由，利爾伯恩可以夢想古代薩克森法律的恢復；哈利森可以夢想基督再來到世上，甚至那不講原則的亨利·馬丁和彼得·溫特沃斯，也由於考慮到他們的大膽而受到人們的容忍；無論是共和派或是階級平等派，無論是推理派或是理想派，無論是信仰狂徒或是有大志的人，都在兼收並容之列，並把這些人的憤怒，這些人的學說，這些人的想入非非的幻夢，這些人的陰謀詭計，通通積聚起來變成一個集體；只要同對保王黨和長老會派懷有深仇大恨的各群人物能抱着同樣的熱切心情，一齊沖向那情況不明的未來，這就足夠了。

儘管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在戰場上和在威斯敏斯特的大廳上打了勝仗，但卻不能平息更不能長時期地壓制這些內部鬥爭，這在牛津或倫敦早已成為眾所周知的事了。所有明智的人，無論是議會派抑或是保王黨，都利用黨爭做他們聯合的基礎。國王從各方面得到關於這方面的消息，左右也力勸他利用這些分歧。無論是宮內大臣抑或是內閣大臣，無論是陰謀家抑或是真誠的朋友，各有各的私人情報來源，各有各的建議或辦法。有人勸告應該不間斷地把仗打下去，認為互相衝突的各派不久必定會只顧私鬥，不顧公敵；也有人反對這個主意，他們勸國王不如叫在牛津躲避的貴族，特別是霍蘭伯爵及貝德福德伯爵，出來調停，應該同埃塞克斯和他那一派談判條件，因為他們那一派事實上從來沒有放棄談和。甚至有人提議，莫如試探一下先同獨立派的領袖們談判條件，因為同他們談和，能夠得到較好條件。洛夫萊斯勳爵已得到國王的許可，同哈里·文爵士很親密地通消息，而他根本不知道哈里·文卻是奉了他自己一派的訓令來摸宮廷的底的。但是國王並未採用這些建議。事實上，那些背離了議會的貴族，即使求見牛津要人一面，也要費很大氣力。這些要人一聽見貴族來到，就大聲表示對他們的憤怒。內閣鄭重開會，詳細地討論應該怎樣接待他們，雖然海德提過較為謹慎的辦法（他新近奉派為財政大臣）。查理一面允許接見他們，但卻決定要冷冷地相待。霍蘭伯爵是一個最利落最精明的廷臣，他在傑明的幫助下，設法重得王后的歡心，卻無效果。他用盡他的巧妙手段要恢復從前與國王親密的地位，有時他裝作和國王附耳低聲說話，有時借詞引國王到窗口說話，以便有機會示人以他能夠同君主說私房話，但也是枉然。在紐伯里之役作戰的時候，儘管他曾經自告奮勇，親臨前線，勇敢打仗，以他的血作誓言，作為重新效忠於國王的證據，但是，傲慢而沉默的國王卻絲毫不為所動。宮廷對霍蘭伯爵也是嘖有煩言。這兩個來牛津躲避的伯爵，看到宮廷執意不肯要他們效勞，現在惟有考慮怎樣以最好方式脫離這種難堪的處境了。向國王建議努力打仗當然更為動聽，但也無大結果。圍攻格洛斯特的失敗使得牛津陷入萎靡不振的無政府狀態和公然結黨營私；彼此以這次的致命失敗互相責難，內閣對於陸軍的無紀律頗有微詞，陸軍卻很無禮地責罵內閣；魯珀特親王雖然在打仗時可以堂而皇之地不聽除國王外任何人的號令，卻很妒忌統帥；統帥與重要的貴族也口出怨言，大叫大喊地反對魯珀特親王的獨立行事與下賤粗鄙。國王很尊重自己親人的尊榮，因此也尊重他的外甥魯珀特親王，他下不了決心去責備自己的骨肉，而優待一個區區臣下；他寧肯這樣荒謬可笑地維持王族體面，而不惜犧牲掉他的最有用的朋友們的權利甚至效勞。只有海德一個人曾經直率地嘗試改正他的國王的錯誤，有時也有成功，但是海德在宮廷畢竟是一個新進，他並無職守以外的名望和權力，還不時需要國王助他一臂之力以抵制王后的脾氣，或抵制有妒忌心的廷臣們的陰謀。他尚能維持作為一個有勢力的樞密顧問官及一個明智之士的聲譽，但並不處於任何真正的優越地位，亦不能獲得任何重要的結果。簡單地說吧，牛津與倫敦，同樣地存在內部不和，但牛津的不和更能產生致命傷，因為在倫敦的不和推動事態的往前進展，而牛津的不和則反使事態更進一步陷入癱瘓。查理就是在這種一切都窒礙難行的情況下，在他內心深處厭倦他自己的那一班人馬，如同他厭倦他自己的人民一樣的時候，他才得知議會與蘇格蘭已結成新聯盟，這樣就又有一個王國準備同他打仗了。他於是命令漢密爾頓公爵（他重新得到國王的信任）做駐紮蘇格蘭京都愛丁堡的委員，準備不惜任何代價，都要阻止這兩者的聯盟。據說公爵奉命向蘇格蘭建議，將來內廷的官職，將以三分之一派給蘇格蘭人，從前原屬於蘇格蘭的諾森伯蘭、威斯特摩蘭及坎伯蘭各郡又交給蘇格蘭，國王答應定居於紐卡斯爾，而威爾斯親王及其王廷則駐在蘇格蘭。即使國王真的答應過這幾條，那也顯然不是出於真心，而且顯然也是辦不到的。即使蘇格蘭議會傾向於不把它當作國王的欺騙手段，新近出的一樁事件也使這樣一種欺騙成為根本不可能。安特里姆伯爵新近在愛爾蘭被駐紮在北愛爾蘭的蘇格蘭軍隊拘捕（那時他剛從船上登岸之後不過幾個小時），在他身上搜出一個計劃的幾項證據。這個計劃是他和蒙特羅斯二人同王后住在約克時所定的，預定要裝運很多愛爾蘭天主教徒進入蘇格蘭，又在北方召募高原的人，這就能夠很有力地分了敵人的兵力，以利於國王。這個計劃顯然即將實行，因為蒙特羅斯是在圍攻格洛斯特的時候回到國王這裡的，而安特里姆則是剛從牛津來此。國王這個時候與他上一次前往蘇格蘭一樣，正在計劃最黑暗的計謀，以反對他的人民，同時，他正在對人民提出最動聽的建議。在蘇格蘭京都的議會同在倫敦威斯敏斯特的議會訂好了條約，並將這些詳情通報倫敦。

這時它又將所打聽到的一件更重要的事的詳情告知議會。安特里姆伯爵的文件，顯然暴露了國王同愛爾蘭叛黨保持經常通信，揭露他有好幾次接受他們的建議以及他們的貢獻。他甚至正在同叛黨訂立停戰條款，他希望從這樣的安排中，在下次交戰中會得到最有利的結果。下列情況是完全真實的：當查理同英格蘭對話的時候，總是對愛爾蘭痛加咒罵，但他早已和愛爾蘭談判了很久的時間。叛亂所點燃的戰火，已經在這個不幸的地方接連發生，但是沒有達到目的。士兵共有一萬名或一萬二千名，餉既不厚，也很少有輪休的機會，平亂是大大不夠的，但是卻夠阻止人民得到解放。1642年2月，在內戰未起之前，議會期望付出一番大力平亂，於是借了一筆款項以供一場決定性的征伐之用。至於叛黨的財產，反正早晚是要充公的，最後免不了要變作國王的財產，於是用預先徵收的辦法，依照一定比例以便償還借款。果然湊成了一大筆款，並送若干贈款給愛爾蘭，不料內戰爆發，議會自顧不暇，極少想到愛爾蘭。即使想到，也不積極，更無成果，只能在該地的基督教徒鬧得厲害的時候，對他們的怨言說幾句安撫的話，而最要緊的還是要愛爾蘭曉得，所有一切禍害都要國王負責。查理對於愛爾蘭人民的利益很少注意，亦很少為愛爾蘭的基督教徒作出犧牲。他責備議會不該動用一部分為安撫愛爾蘭人民而抽收的款項，但同時他卻截留解往愛爾蘭的糧食，又從都柏林的軍火庫裡頭取走了愛爾蘭本身所急需的槍炮及子彈。但是愛爾蘭的重要基督教徒是貴族，都親附主教制及王室，陸軍的軍官們中有很多人是保王黨，是議會急於驅逐的，他們的將軍奧蒙德伯爵，有錢有勇，慷慨大方，又是人民所愛戴的。他打勝叛黨兩次，但將勝利完全歸功於國王。愛爾蘭的議會黨衰落得很快；親附議會黨的地方官全被保王黨換了，議會曾派兩個下議員前往愛爾蘭當委員，要恢復已失的勢力；可是奧蒙德不許他們入市政會。到了第四個月底，他覺得勢力充足了，竟逼這兩個議員回英國（2月）。從這個時候起，所有軍政民政的大權都集中在國王手中。現在國王已擺脫了麻煩的卻是無效的監察，就不復遲疑不決了，他就放手進行他的意向及他的困難促使他要進行的計謀。王后本已按期同愛爾蘭的天主教徒通信，對此查理無疑是知曉的。現在，愛爾蘭的叛亂不象它初起的時候那樣，僅僅表現出一群野蠻的暴民的狂怒的迸發和可怕的過火行動了。自從1642年11月14日以來，在基爾肯尼設立了一個操統治大權的二十四人的議會，審慎地井井有條地管理亂黨，對國王已不止一次地表示服從與親密，力勸他不要再與他的只願效力於他的忠誠人民為難，以使他的仇敵快意。這個時候，查理還不認為他自己已處於很危險的境地，亦不能完全置和緩英格蘭輿論的需要於不顧，所以尚不能公開同愛爾蘭叛黨聯盟，但是他認為，他至少可以向愛爾蘭表示一些好意，把用他的名義同愛爾蘭打仗的軍隊撤回英國，轉用來攻打更惡劣以及更可怕的反叛。奧蒙德奉命按照這個意思同基爾肯尼的議會進行磋商，與此同時，為了講出一個理由，或者至少提供有個藉口，於是不談別的而只談基督教的事業及其捍衛者在愛爾蘭所處的困境（事實上也不假）。軍隊寫了一篇長而悱惻動人的抗議，向都柏林的大堡陳訴，歷數軍人的疾苦，宣布他們決心不願再當軍人，因為他們已無法克盡厥職。同時將這樣的備忘錄送交牛津與倫敦，要國王及議會都曉得他們的痛苦。談判正在進行；當安特里姆被逮捕的時候，正要達成協議。快到9月底的時候，也就是議會在威斯敏斯特鄭重地接受它與蘇格蘭新訂立的條約的幾天以前，英格蘭得知國王剛剛同愛爾蘭叛黨訂立了停戰一年的條約，調回前往平亂的英吉利軍隊，還得知不久就有十個團的部隊回英，五個團將在切斯特登岸，五個團將在布利斯托爾登岸。

各方面一片喧譁；愛爾蘭人成了英國人蔑視、仇恨和恐怖的對象。甚至在牛津城裡，保王黨也顯然心懷不滿，有幾個軍官離開紐卡斯爾勳爵的軍隊，向議會投降了。霍蘭勳爵回到倫敦，他說天主教徒在牛津的確大有勢力，說他的良心不容許他再在那裡逗留下去。貝德福德勳爵、克萊爾勳爵、佩吉特勳爵和愛德華·迪林爵士，還有其他幾個紳士，全學他的榜樣，用同樣的藉口掩飾他們的三心二意，或他們的膽小怕事。議會卻是十分歡迎後悔回頭的人們歸來。國王的行為變成大家各式各樣咒罵和挖苦的對象，他們追憶他最近剛剛鄭重發布的誓言，又追憶他提出答覆時的盛氣凌人的腔調，那時已有人抱怨宮廷與叛黨私通消息了。此刻人人都自以為有功，人人以為自己是頭一個機敏地窺破國王秘密舉動的人，人人對於國王居然自認為有本事能愚弄他的人民，且妄想這樣的徹底背信棄義會得到成功，而感覺無比的氣忿。人民得知在調回的軍隊裡頭雜有為數可觀的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又得知軍隊裡頭居然有許多女人身穿野蠻的奇裝異服，手執長刀，就更加憤怒不止。國王對於被屠殺的愛爾蘭基督教徒，不獨不替他們報仇雪恨，反而收留那殺害英格蘭基督教徒的萬惡兇手在他的軍隊服務。有許多較為優秀的人士，本來不會染上群眾的感情用事的偏見的，從此以後也深深恨上國王，有的是因為國王言行不一，有的是因為他寵待聲名狼藉的天主教徒，向來尊敬國王的人，現在提起他來常常用起侮辱性言詞。

查理很快就曉得這種情形，並且知道議會在背後煽風點火。查理認為無論何人，居然敢不以他的言詞而以他的行動來判斷他的動機，這簡直是侮辱。他在盛怒之下打發人去請海德來，他說，他認為在他的全部宣言中，他曾提到過議員們是議會的一部分，這未免給威斯敏斯特的反叛者太多的面子了！因為他說他們是議會的一部分，那麼，只要人們認為自己是這樣的，他們在最初奉命召集的地方就應有更多的權力，多過於在別處召集的其他議員們。國王又說，許可他們繼續存在的法令，從一開頭就是無效的，因為一個國王無權取消自己實行解散議會的權力。無論如何，他們既已通過自己的反叛放棄了所有任何權利，因此他想命人寫一篇通告，宣告他們在實際上已被解散，從而明文禁止他們集會，並嚴禁任何人承認他們是議會，或把他們當作議會來服從。海德聽了國王的這番話，大為驚詫，又很着急，因為據他看來，只要稍微提出這種措施的設想，就是一種瘋狂行為。他答道：「我曉得陛下已經周詳地考慮了這個論點，我自己卻未曾考慮過這個。它是需要很認真考慮的。我個人無法想象，由於陛下禁止他們再在威斯敏斯特開會，就可以阻止任何人前往那裡去。反之，陛下的嚴令也許會教許多從前已經脫離他們的人再回去。也許議論中的法案歸於無效，至少我希望它歸於無效，但是這要等議會去宣布它才行，不然的話，無論什麼法官，且不說無論什麼私人，都絕不會宣布法案無效。最初的有力指責是說，他們收買人心，使人民反對陛下，這個指責又說陛下立意解散這個議會，立意取消這個議會所通過的全部其他法令，而其中有許多在人民來說是寶貴的。既然陛下常常否認有這樣的意圖，現在這樣的一個宣言就足以證明現在挑起的全部妒忌與害怕是有道理的，這個宣言也使陛下的許多忠良人民感到心煩意亂。我懇求陛下在實行這個計劃以前先要鄭重思考。」

內閣的大臣們一聽到海德對國王如此坦白陳詞，幾乎都表示同意海德意見。查理雖然驕傲，但一同這些大臣在一起，就搖擺、膽怯起來了。有人表示反對，他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即使在他同自己的樞密顧問官們會議的時候，在他不知道怎樣回答，或不曉得怎樣結束使他不愉快的討論的時候，他多半就會讓步。他遲疑了幾天之後（只是外表上的遲疑，其實並不是真正遲疑），就放棄了這個計策。但是此時看來有必要採取一些決定性措施，即使僅僅為了使保王黨保持警惕，並不讓議會在此和平間歇期間得到便宜，贏得不耐煩的人民的注意，也有必要採取這些措施。有人提議說，既然議會的名義具有如此的號召人民的影響，那麼何不在現在召集那些曾經退出威斯敏斯特的兩院的議員，在牛津開會，用這個由於國王出席已毫無疑問地成為合法而正式的議會，來反對他們那個叛逆的及破裂的議會？查理不歡喜這個建議，因為一個議會，無論它怎樣忠君，終是可疑的，不合他的口味的。既有議會，他就得聽議會的建議，受它的勢力所左右，也許要屈尊相就，從其所欲，與敵談和，他認為這就有損於君王的尊榮了。王后反對得更堅決，她認為一個英吉利議會，無論怎樣熱心幫助國王，都斷不能不反對天主教徒和她所寵待的人。但是，一旦大家知道有這個提議，就難以拒絕它了。保王黨極其歡迎它，甚至內閣亦強調指出其種種優點。新議會將議決以款項支持國王，當大家看到有多少議員同威斯敏斯特議會脫離關係時，威斯敏斯特的議會將會喪失名譽。所以查理雖然心存不滿，也只好同意了；而當日輿論看法的趨勢是，若是打算解散一個桀驁不馴的議會，其所得的唯一效果不過是成立第二個議會。

這個措施起初在倫敦引起一番焦慮。倫敦知道保王黨那時要在倫敦再作嘗試，又聽說保王黨企圖同市民們直接談判和約，不要議會干預其事。又聽說這個和約的基礎已經商量好了，其中有一條就是承認在倫敦辦成的借款。議會在付息方面每每脫期，而國王則願保證到期清償。又有人揭露在倫敦出現的另一個陰謀，據說是溫和派與幾個無名的獨立派搞的，要阻止蘇格蘭人進入英格蘭，而且準備以任何代價擺脫長老會黨的束縛。最後，下議員們哀悼他們喪失了一個最老的、也許是最有用的領袖：皮姆剛剛於12月8日逝世了——他病了幾天就逝世了。他的才華雖不及漢普登，但是在私下的評論及公開的辯論中，很有功於議會黨，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漢普登。他為人堅決，耐煩，能幹，他善於攻擊對方，善於布置辯論或對策，他善於鼓動人民的義憤，又善於取得搖擺不定的重要貴族們對他的事業的決心支持。他幾乎是各個委員會的不辭勞苦的成員。本黨的決議案幾乎全出於他的手筆，凡是他人所視為畏途因而規避的任務，他都慨然擔任。一句話，他不怕辛苦，不怕麻煩，不要錢，不求名，他的雄心壯志完全注在他的黨的成功上。他在得病之前不久，刊行過一本書為他自己的行為辯護，它是專門對主張秩序與和平的人立言的，就好象他對於已往有所遺憾，對於將來會發生的事又隱約地怕人責怪他似的。他死了，與漢普登之死相同，一方面既免得他受作出違心行動的痛苦，一方面又免得受違反過去一貫的生活的痛苦。現時正在要變改良為革命的人物，如克倫威爾、文、哈斯利格等人，不僅沒有心懷惡意地指出這位維新老將接近晚年時略有遲疑的表現，他們還帶頭向他表示悼念和崇敬。皮姆的遺體停放了幾天，以便成群結隊的人前來瞻仰，也是為了要反對保王黨傳播說他死於特別病症的謠言。有一個委員會奉命調查他的身後遺產情況，且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為他建碑紀念。全體議員送殯，過了幾天，全體議員承擔代他償還一萬鎊的債務，據說是他因國事而積欠下來的。

當下議員們通過上文所說的幾個提案的時候，市政公會派遣一個代表團來上議院，感謝議會出力，感謝勳爵將軍的勇敢，在議會面前重新宣誓，表示對於議會的神聖主張死生以赴，且請全體議員赴大宴會，以示團結（這是

1644年1月13日事）。

議會又恢復了信心。在牛津議會預定開會的那一天（1月22日），威斯敏斯特的議會點了名，上議院只有二十二個貴族到會，下議院卻有二百八十人出席。在缺席的人之中，有一百人是奉議會之命辦理公務的。兩院決議，不容許對他們的權利加以懷疑，並決議，他們將以輕藐的態度拒絕和反對與他們的對手們通信。機會不久就來了。不到一個星期，埃塞克斯轉交給上議院一件不曾拆封的文件，是保王黨軍隊的統帥福思伯爵剛才送給他的。於是指派一個委員會來審查信的內容，委員會的報告迅速而簡單，報告說這件公文並沒有向議會說什麼話，貴族院的將軍只好送回原寄處，埃塞克斯立刻聽命（2月1日）。

原來這封信是專門寫給埃塞克斯本人看的。有四十五個貴族代表及一百十八個下議員聚集在牛津；信件告訴他，他們已經就任，還告訴他，他們願意講和，而國王也有意贊成，力勸他運用他的影響「促使信任他的議員們也趨向於議和」。這種說法係指在威斯敏斯特的上下兩院，而查理已堅決不再承認他們是議會了。

到了2月18日，又有一封信送到埃塞克斯。這是福思伯爵請發通行護照給兩個人，國王想派遣這兩個人前來倫敦，奉命談和。埃塞克斯答覆道，

「伯爵，等到你有信來要求一張通行護照給你前次信內所提的兩個人，說明他們是奉國王之命前來倫敦議會的，我將很高興地表示我樂於促進一切忠誠的人們馨香禱求的那種歡樂的實現，那就是，在國王與他的忠誠的和只此一家的議會之間的一種真正的諒解。」

查理發現他的對手如此地絲毫不肯通融，反而私自慶幸起來，認為如此他這邊的人就可寄一切希望於一戰。但是在牛津的議會究竟與國王的脾性不同，這個議會充分明了自己的弱點所在，對於自己地位的合法性大有懷疑，所以他們不敢自稱為議會——這個議會且私下懊惱國王不准稱威斯敏斯特的兩院為議會，從而在議和的路上設置這樣的障礙。這個議會力勸國王，請他無論如何在和解的路上再前走一步，求他多少退讓一點，以平另外一方的氣。查理答應寫信給兩院，提議談判。他信上的稱謂是：「致在威斯敏斯特集會的貴族們和下議員們。」但是在信里，查理說到「在牛津聚集的議會的貴族們及下議員們」，作為與他們平等的一方（3月30日）。埃塞克斯派往倫敦的一個號手不久就帶議會的回信來了。這封信說道，「當我們考慮陛下信內所用的字眼的時候，我們對於和平的獲得，感到比任何過去時代都更悲觀失望，因為你的詞句使現在聚集在牛津的人（他們做了違反他們職責的事，背棄了陛下的議會）置於和議會同等的地位。這個現存的議會，原是照着眾所周知的基本法律而召集的，是照着陛下所批准的一條法令而得以繼續存在的，現在陛下反而不許以議會的名稱稱呼他們。我們就不能不讓陛下曉得，我們不能不克盡職責，因此我們決定以我們的生命財產，保衛並堅持這個議會的正當權利和全部權力。」

牛津的議會完全失去了重修舊好的希望，從那以後就認為自己這個團體儘管待在那裡，卻已無什麼目的。但是他們繼續開會，開到4月16日，刊布了幾篇長而無聊的宣言，投票議決幾種捐稅與借款，對威斯敏斯特議會說了許多責難的話，通過了幾條重重疊疊的議案，聲明效忠國王。但是貫串這些決議的是它的忸怩，它的無所作為，以及它對於自身的弱點的惶惑不安。由於多少也要保全外觀的面子，因此只好當着國王的面，有意地表現其保全法律秩序與和平的急切願望。國王本來就害怕這許多策士們的監督，不久以後又發現他們不但討厭而且是一無用處。他們自己也厭倦於死板的、既無目的又無結果的會議。在鄭重宣布他將要繼續按照他們的意見來約制自己的行動以後，查理於4月16日宣布議會暫時休會。議員們只好散了，議會的大門還沒有關閉，查理就對王后自我稱慶，說他終於擺脫了這個雜種議會，說它不過是作出膽怯的、煽動性的動議的巢穴。

戰事發生在即，而戰幕揭開之前已有一些不祥之兆。儘管在冬天的時候，雙方的主力軍隊還沒有什麼行動，在國內其他部分卻已打了幾仗，戰況頗為有利。從愛爾蘭撤回來的軍隊在西北地區打了六個星期勝仗之後，卻被費爾法克斯在柴郡的南特威治城打得幾乎潰不成軍（1月25日）。在北面，有利文伯爵所統領的蘇格蘭軍開始向英格蘭進軍（1月19日）；紐卡斯爾勳爵上前迎戰，但是當他不在那裡的時候，費爾法克斯在塞爾比（4月11日）打敗了許多保王黨。為了鞏固約克要塞以免為敵軍所破，紐卡斯爾自己就不能不在這裡閉城堅守。東面則有曼徹斯特勳爵和克倫威爾練就的一支一萬四千人的新軍，幾已準備就緒，無論議會要他們前往那裡就開往那裡。南方則有威廉·沃勒爵士在漢普郡的阿爾雷斯福爾德，出其不意地打勝了拉爾夫·霍普頓爵士（3月29日）。魯珀特親王在諾丁漢郡及蘭開夏打過幾次勝仗，卻補不過這重重的失敗。保王軍越來越無紀律，無秩序，誠實的士兵日益感到憂愁和厭憎，其餘的人則肆行蹂躪，作為他們的有勇無德的報酬；國王愈來愈節制不了他的軍官，軍官也愈來愈管束不了他們的士兵。倫敦卻與此相反，所有的措施都是很正常的，比過去任何期間都執行得好。有許多人說些不滿的話，說議會辦事不迅速，而且計議不能保密，議會有所決定，國王便立刻得到消息。於是以兩王國委員會的名義，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其中有七個貴族，十四個下議員，四個蘇格蘭委員，管理戰時兩王國間的關係，與外國書信往來等事，幾乎握有絕對的權力（2月16日）。有許多家庭很是熱心，每星期少吃一頓飯，省下錢來送與議會，於是通過一條法令，把這種樂捐改作強迫捐款，凡是倫敦及四郊居民都得照納（3月26日）。一向未曾徵收過的國內消費稅現在開始徵收了，它們是葡萄酒稅、蘋果酒稅、啤酒稅、煙稅及其他好幾種貨物的稅（這是1643及1644年的事）。有一個委員會專管沒收的財物，現在倍加嚴酷。初開戰的時候，議會有五支軍隊，即蘇格蘭軍、埃塞克斯所統率的軍隊及費爾法克斯所統率的軍隊，這都是公款所供給的。此外還有曼徹斯特所統串的，及沃勒所統率的，這是本地捐稅所供給的，每星期在某某等郡抽收，遇有必要時，這幾個郡還要募兵，這些軍隊共計有五萬多人，全部歸兩王國的委員會指揮調度。

儘管牛津一片高傲的氣派，但不久又表現出不安的景象。宮廷不復得到倫敦的準確消息，看見議會辦事那樣秘密就很驚慌，牛津所知道的不過是倫敦正在那裡積極籌備戰事，大權都集中於幾個最有膽力的領袖手中。他們談論着決勝的措施，一言以蔽之，他們的情況很不妙。突然間傳播一個消息，說埃塞克斯與沃勒帶兵前來圍攻牛津。王后已有七個月的身孕，立刻聲稱她要走開。有幾個顧問鼓足勇氣指出了這樣決定的不良效果，也是枉然。查理自己也說，他希望她改變她的決定，可是無效。她說她一想起關閉在一個圍城之中就受不了。倘若不讓她向西方躲避，住在一個離戰場很遠的地方（遇有危險她就可以坐船回法國），那麼她就寧願死。她一聽到反對的建議，她就十分生氣，又是哀求，又是痛哭，各方面後來只好依了她，擇定埃克塞特做她的躲藏地點。快到4月底，她就與丈夫分手，此後他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使王后感到這樣恐怖的消息是很有根據的。埃塞克斯與沃勒果真領兵來封鎖牛津了。費爾法克斯、曼徹斯特及蘇格蘭人，約好從另一方面在約克城下會師，共同包圍該城。保王黨的這兩個重鎮，及兩支保王黨大軍，國王和紐卡斯爾勳爵，於是同時受到議會的全部軍隊同時進攻，兩王國的委員會最近所採納的就是這個簡單而大膽的計策。

快到5月底，牛津幾乎整個被包圍了。國王的軍隊原駐在附近好幾處地方，現在很輕易地被敵人驅逐了，他們被迫後撤，有的退入鎮內，其餘退入一個有堡壘的地點，那個地方在市鎮的北邊，城牆之外。援兵不能及時到來，魯珀特親王正深入蘭開夏內地，莫里斯親王正在包圍多塞特郡的萊姆港口，霍普頓勳爵在布里斯托爾，正在要從敵軍手中奪取該地，敵軍曾設法與城裡幾個重要居民通了消息。有八千名倫敦民團的生力軍來援，使埃塞克斯能夠完成封鎖行動。國王的處境此時危險萬分，因而有一個最忠誠的樞密顧問官勸國王向伯爵投降，查理大怒道：「也許我有落到埃塞克斯伯爵手中的一天，但是那是我死了之後的事。」當下倫敦流行一個謠傳，說國王不知道怎樣逃走，就決計出其不意地回倫敦來，否則就是請埃塞克斯保護他。下議員們很是恐慌，與國王的憤怒程度相同。他們立刻寫信給埃塞克斯說道，「伯爵，我們這裡得到報告，說國王會來倫敦，我們奉本院命令請你竭力找出這種謠言的根據；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如若你獲悉國王有來這裡或到你軍隊的意圖，你就必須告訴兩院，若無議會的指示，你不得採取任何行動。」埃塞克斯曉得在這一番說話的字裡行間，藏着不信任他的意思，他就答道，「議長，國王回到倫敦的消息是怎樣來的，我全不知道。我將盡力追查這個消息的根源，但是好象倫敦是最可能知情的地方，而我們軍中這裡卻並無這樣的消息。等到我一曉得國王果然有意要回到議會或軍隊中，我必定有報告，我不能想象真的有什麼根據，但是即使有的話，我相信我也將是最後一個聽見這種消息的人。」

議會和軍隊隨後忽然得到一個很不相同、卻是更可靠的但大出他們意外的消息，他們聽說國王已離開他們，逃走了。6月3日晚上9點鐘，他撇下第二個兒子及身邊扈從，帶了威爾斯親王離開牛津，穿過兩個敵軍營盤之間地帶，同在市鎮北等候着的一支輕兵會合，迅速跑了，追不上了。

大家非常驚愕，顯然需要立刻作出決策。現在再圍攻牛津，就沒有目的了。兩軍之間也沒有需要共同努力的事了。國王既得自由，馬上就變成很可怕的人物了，最要緊的是必須阻止他同魯珀特親王聯合在一起。

埃塞克斯開了個大型作戰會議，提議既無大炮及輜重拖累的沃勒，應該追趕查理，他本人則統軍西行，以解萊姆之圍，平息這一片地方，使它處於議會的權力之下。沃勒反對這個計劃，他說如果兩軍需要分開行事，兩王國的委員會所分配給兩軍的任務並不是以此為目標。統兵西行，原是他的責任。但作戰會議表示同意元帥，埃塞克斯很高傲地要求他服從。沃勒服從了命令，開始出發，但卻先對委員會表示了滿腹牢騷，說伯爵太藐視委員會的指令了。

在盛怒之下，委員會立刻報告議會，議員們經過辯論之後，就下達命令給埃塞克斯，叫他掉頭去追趕國王，而讓沃勒獨向西行，因為當初本應這樣辦的。

伯爵參加作戰，心情本來就不愉快。儘管他的仇敵在短時期中曾被他們的危險處境及他的勝利弄得十分膽怯，但是到了冬天，他們又重新開始懷疑他，攻擊他，給他造出千百件的麻煩。當他快要出發的時候，有一份群眾請願書要求改組他的軍隊，而下院收受請願書時，並未表示什麼不快。沃勒的軍隊經常得到更好的供應，軍餉也較能按期發給。曼徹斯特勳爵正在成立一支新軍，顯然也是為了反對他的，且準備在必要時，代替他統率軍隊。他在倫敦及在他自己陣營的朋友都很氣憤，很怪那班不懂軍事的人，居然膽敢從威斯敏斯特大廳指揮軍事，並且向將軍們發號施令，教他們怎樣動作。他回答委員會道：「你們的命令，既違犯軍紀，又於理不通。我若現在回去，就只會鼓勵各處的敵軍。你們的受到懷疑但是無辜的埃塞克斯呈復。」他又繼續前進了。

大為驚奇的委員會停止爭執了，而且壓下他們的怒氣。埃塞克斯的仇敵覺得自己的力量還不足，不能把他搞下台，而且現在還少他不得。他們暫時只好敷衍他，不過在給他的答覆裡頭，說了幾句責備的話，告誡他以後不要再用這樣的語氣。他奉命前進，而從前的命令卻是要他放棄前進的。

從沃勒軍中傳來的消息與這樣謹慎的步驟大有關係。沃勒是委員會所最喜歡的將領，他追趕國王毫無結果以後，現在輪到他受即將到來的危險的威脅了。查理得知議會兩個將軍已分開，並得知他只需對付其中之一，於是他暫停前進，寫信囑咐魯珀特親王立刻往援約克，他自己卻勇敢地順着由牛津逃來的路往回走，再度回到牛津，那是在他離開牛津十七天之後的事。現在國王自己統率軍隊，採取攻勢。當時沃勒在伍斯特郡尋找國王。沃勒一聽到國王這樣的舉動，就兼程回頭，因為留下來把守通往倫敦大路的只有他一人了。他得到一些生力軍以後，不久就以他慣有的自信前去赴戰，或至少迎戰。查理及其臣下，在經歷許多危險而意外地得到成功後，自然就更熱衷於同對方交火。6月29日，兩軍戰於白金漢的克羅卜雷迪橋，沃勒雖然抵抗得很出色，但到底還是打了敗仗，其失敗的規模甚至超出了勝利一方的估計。

查理走了好運，居然表現出他向來不曾表現過的勇敢和技巧。他從容不迫地應付沃勒，他決定向西方前進，傾注他所能調動的全部軍力進擊埃塞克斯。最近敵方兩支軍隊圍困了他許久，使他幾成釜中之魚，現在他想以這樣的兩下重擊，摧毀這兩支敵軍。除此而外，埃塞克斯也兵臨埃克塞特城下。王后住在城中，分娩不過數日，尚不知道她丈夫的大勝，她又將恐慌萬狀了。查理打勝仗後兩日，又出發了，他首先需要與人民言歸於好，卻不是真想議和，因此就從伊弗夏姆給兩院發去一信（日期是1644年6月4日），他雖不以議會名義稱呼他們，但要求和平之意溢於言表，再次請開和平談判。

但是查理剛剛離開牛津，在他的求和信息尚來到達倫敦以前，議會的恐懼之心已消散了，形勢改觀了。他們並不認為沃勒的敗仗有什麼重要意義；議會剛剛得到消息，說議會的將軍們在約克附近打了一個極漂亮的勝仗，約克獻城即在旦夕，簡而言之，在北方的保王黨軍已瀕於完全消滅了。

事實上，7月2日在馬爾斯頓澤地，在晚上7時至10時之間打了一個迄今未曾有過的決定勝負的一仗，帶來了這些重大結果。三天前，魯珀特親王統領二萬人向約克進發，當他快到的時候，議會的將軍們曾經決計解圍，希望至少也要做到阻止親王送給養入城，不料魯珀特挫敗了他們的這些策略，不戰而進入約克城。紐卡斯爾力勸他滿足於這次勝利；紐卡斯爾說，敵人軍中不和，蘇格蘭人與英吉利不和，獨立派同長老會派不和，克倫威爾中將與克勞福德少將不和，他若一定要打，至少也要等三千援軍到來才好打，援軍不久就可到達。魯珀特不肯聽他的話，很無禮地答稱，他接到國王的命令；於是他派軍隊追趕正在敗退的敵軍。他們不久就趕上敵軍的後隊。兩方的軍隊都停下來，調回前哨，準備打仗。兩軍只相隔幾道壕溝，相距都在步槍射程之內，寂然不動有兩個小時之久，互相等待對方先動手。紐卡斯爾勳爵問親王道：「殿下分派我什麼任務？」魯珀特答道：「我不準備在明天以前開仗，你先去休息吧。」紐卡斯爾走上馬車，他幾乎還未坐下，就有一排槍聲，告訴他仗已打起來了，他立刻回到戰場。他並不統率什麼軍隊，只帶領幾個紳士（他們與他一樣都生親王的氣），與他們同做志願的戰士。不過幾分鐘，這片窪地變作一片混亂，兩軍相遇，沖入彼此的行列，紛紛擾擾，亂成一團，議會黨人與保王黨人，騎兵與步兵，軍官與軍人，或獨自一人，或幾人成群，在戰場上亂走，請命令，找尋自己的隊伍。各方遇見敵人就拚打起來，完全無計劃，無結果。最先是議會軍隊的右翼潰敗，隨後就是蘇格蘭騎兵被保王黨一陣猛攻，也被擊散了，費爾法克斯竭力聚攏他們，也是枉然。他們四面八方亂跑，喊道：「我們真倒楣，我們打敗了！」他們傳播他們打敗的消息，傳播得如此之快，以致有一個人從紐瓦克送信息到牛津時，這個地方以為打了勝仗，僅在幾小時前點燃篝火，慶賀傳聞的勝利。但是保王黨的軍隊從追敵回來時，很詫異地發現，他們剛才所占據的地方，現在已被得勝的敵人占了，在蘇格蘭馬隊僅在他們面前逃走的同時，右翼雖然是魯珀特所統率的，也遭遇同樣的失敗命運。他們激烈戰鬥之後，就被克倫威爾和他的馬隊的堅韌不拔所敗。曼徹斯特的步兵完成了對敵軍的挫敗。克倫威爾看見已打敗親王的馬隊，便很機巧地重新聚集他的士卒，立刻回到戰場，確證已取得勝利之後，這才想到祝捷。遲疑了一會之後，兩軍又開戰，到了10點鐘，戰場上沒有留下一個保王黨，只有三千個戰死者及一千六百個俘虜。

魯珀特和紐卡斯爾夜半再入約克，彼此未相見，也未交談。他們一到就互換信息，親王送信息給伯爵說道：「我已經決定今早帶着我的馬隊和剩下的步兵走了。」紐卡斯爾答道：「我到海邊去，從那裡登船前往大陸。」兩人都說到做到，紐卡斯爾果然在斯卡巴勒登船，魯珀特前往切斯特帶着他的殘軍走了。兩個星期內，約克就投降了（7月16日）。

獨立派十分高興，充滿了希望。這次光榮的大捷應該歸功於他們的將軍及戰士。克倫威爾的才略決定了勝利，這是議會軍第一次擊散保王黨的馬隊，打大勝仗的都是克倫威爾所統率的聖騎士軍（Saints of the Cavaliers），他們都是小鄉紳，在戰場上他們和他們的將軍得了「鐵甲軍」的外號。他們奪到魯珀特親王的大旗，就陳列在威斯敏斯特，以顯示勝利。假使他們沒有在一陣熱烈情緒中把奪來的一百多面敵人的旗幟撕碎了裝飾他們的盔甲的話，他們原可以多送些敵軍的旗與議會的。埃塞克斯也確曾打過兩次勝仗，但是好象是出於勉強，只是為了拯救議會免其受臨頭的大禍而不得不戰的，並無其他效果；而克倫威爾的聖騎士軍則處處求戰，敢於勝利。在今日這樣偉大的一天裡，蘇格蘭人表示出這樣的怯懦，從今以後，是不是仍舊假裝他們是在受制於長老會派的虐待？還要再說和平是必要的嗎？勝利與自由是唯一的需要；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要爭得勝利與自由，以便充分實現那種為人民造福的改革；這些改革往往被只顧私利的人以及畏縮不前的人置於險境，而上帝之手則常常挽救這些人。到處都聽到這種話，到處都有獨立派、自由思想派或狂熱信仰者、市民、講經師或軍人大聲疾呼地表示他們的激情與願望，到處都聽到克倫威爾的名字，他的話比所有的人都激烈得多，同時他又以最善於創造最深遠的謀划著稱。該黨現時仍相信曼徹斯特勳爵。克倫威爾有一天對他說道：「勳爵，你完全成為我們自己人了吧，不要再談預備議和的事了，不要再談同貴族們保持良好關係了，也不要再談怕被議會拒絕了。我們與和談及貴族有什麼關係呀？你在不再稱自己為曼徹斯特勳爵、而只稱蒙塔古先生以前，你的事情是不會辦得順手的。只要你和誠實老百姓站在一起，你不久就會統領一支軍隊，這支軍隊將把法律帶給國王及議會。」

克倫威爾雖然存了膽大無比的希望，自己卻一點未料到他這一派人已是勝利在即；亦絲毫未料到多快就有一場大禍臨到他所最怕的對頭身上。

埃塞克斯被輕易得來的勝仗所鼓舞，絲毫沒有覺察到後而的愈積愈大的危險，只管往西挺進，越進越深。他在三個星期內解了萊姆之圍，攻下韋茅斯、巴恩斯塔普爾、蒂弗湯、湯頓，幾乎用不着一戰就打散了試圖攔阻他的保王黨軍隊。當他快到埃克塞特的時候，王后打發人去要通行護照，以便前往巴思或布里斯托爾，為的是產後需要調養，他答道：「王后陛下若是喜歡的話，我不獨送陛下護照，我還要自己親送王后到倫敦，到了那裡，你要無論什麼好醫師或調養品都有，至於陛下所想去的那一兩個地方，我未得到議會命令，就不能從命。」王后害怕起來，就逃往法爾默思，由此登舟往法蘭西（7月14日）。埃塞克斯繼續前進。他在還看得見埃克塞特的時候，就得到消息，說國王打敗了沃勒，正迅速進軍前來打他，國王在一路上收集他所能統領的軍隊。於是立刻開作戰會議，決定究竟應該繼續前進，在康沃爾築溝據守，還是回師去尋找國王，與他開仗。埃塞克斯主張同國王一戰，但是其中有幾個軍官如哈里·文爵士的朋友羅伯茨勳爵，原在康沃爾有很多的田產，租錢久已不付，他們原要借這次出兵收租，所以他們反對回師。他們說，康沃爾的人民久受保王黨壓制，大軍一到，必定群起響應，埃塞克斯就會得到從國王手中奪回這一郡的光榮，這一郡一向是堅定地支持國王的。埃塞克斯果然聽了他們的話，先打發人往倫敦請援，就走入康沃爾的山隘。可是人民並不曾起來響應他，軍糧行將告竭，國王已經逼近他了，他再度寫信給倫敦，說他所處的地位極其危險，必需要沃勒和他人出兵攻打國王的後方，以分國王的兵力，才可使他的軍隊脫險。兩王國委員會對於這件不幸之事，象煞有介事地喧鬧一番，仿佛是滿腔熱血地要救他，號召人民為他祈禱，又命沃勒和米德爾頓，甚至加上曼徹斯特（他帶領他的一部分軍隊已經從北方回來了），往救埃塞克斯。現在輪到他們表示極端的熱烈了，沃勒寫信說道：

「只要給我錢，給我人，上帝可作見證，如果我未能更快地前進，那決不是我的過錯；但願惡名與鮮血，濺在在前進的路上設置障礙的人頭上。若是找不到錢，那麼我沒錢也前進。」但他並沒有前進。米德爾頓也說一樣的話，並揮師前進，但遇到第一個障礙就停步不前了。曼徹斯特根本不曾分兵赴援，獨立派的領袖如哈里·文、聖約翰、艾爾頓、克倫威爾等因為在馬斯頓澤地打了大勝仗，就信心十足，很高興地以擊中要害的攔截，贏得他們的仇人的破滅。他們都不曾想到，正在這個時候，處於極端困難中的埃塞克斯也許已將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的手中。8月6日，國王有一封信送到他的大本營，講了許多敬重的話，又給他許多希望，敦勸他給他的國家帶來和平。送信來的就是伯爵的侄子比徹姆勳爵。他軍中的幾個上校好象對此信表示贊成。埃塞克斯說道：「我不給答覆」，「我只有一個勸告，我勸國王回到他的議會去。」查理不再強求他。他雖然在馬斯頓打了敗仗，也許並不十分願意用這樣的一個人居間調停，但是他的左右卻有很多人願意講和。保王黨到了這個時候頗有獨立和調查的精神，國王的御名現在不復如從前那樣在他們身上具有潛力了。當他們聚會的時候，許多軍官們很自由地討論公共事務與國王的行為，他們相信埃塞克斯之所以拒絕議和，是因為他認為國王的諾言好象是缺乏保證。於是他們決定作出他們的保證，請他與他們會面。在力持這個計劃的人當中，為首的是威爾莫特勳爵與珀西勳爵；一個是騎兵將領，一個是炮兵長官；一個是大膽的有識之士，卻性好飲酒，軍隊因為他的樂呵呵的一片和氣，很愛戴他；一個是冷淡而倨傲，但說話卻很勇敢，席上常有美酒佳餚，有許多軍官們常與他分享。查理聽見他們的舉動，以及用他們的名義所傳閱的那封信，就大發脾氣。雖然有人不滿他們用這樣的方法，卻喜歡他們的用意。國王不敢禁止，便決定贊成此事，這封信變作正式文件，經他的允許，由莫理斯王子及統帥布倫特福伯爵及最初的那兩個發起人的簽字。一個號手送書到敵營（8月9日的事）。埃塞克斯答道：「諸位勳爵，來函開端便表明你們致函前來是奉什麼權威之命，可是我是議會所派，而議會卻不曾授權我議和，我若同你們議和，就是違令。埃塞克斯復。」這樣乾脆利落的拒絕議和，頗令保王黨難堪，於是放棄了所有的議和的念頭，下令解除威爾莫特和珀西的兵權，雙方又繼續敵對下去。

埃塞克斯不久就發現他自己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他每天打仗，越打越注入危境，他的士兵已經厭戰，隊伍中醞釀許多陰謀，國王引兵圍他，越圍越近，在四面八方築起了台壘，伯爵的馬隊已經沒有多少地方可以取得糧草了，他同海上也幾乎斷絕了自由交通，而他惟有依靠海道才得到給養。總之，到了8月底，他被團團圍困，保王黨已能在附近高地上俯瞰他軍中的全部行動。他處於這樣極其困難的地位，只好命威廉·鮑爾弗爵士所統領的騎兵，盡一切可能突圍而出，自己則統領步兵向福韋海口走去。騎兵利用夜深多霧，居然在兩師保王黨軍隊中間穿過。步兵在狹窄泥濘的路上艱難行進，後有國王率領的全部軍隊的追趕，只好一邊走一邊扔下大炮行李，後來就完全失去安全的希望了。此時眾人都表示願意投降。埃塞克斯灰心了，迷惘了，又急於要避免那樣做的奇恥大辱，於是並不同任何人商量，只帶着兩個軍官，突然離營，到了海邊，登舟向普利茅斯行駛。他將他的軍隊交與斯基龐統領。

軍中得知他已走了，斯基龐就召開一個軍事會議，他說：「諸位，你們已經曉得我們的將軍和幾個重要軍官撇開我們不管就走了，我們的騎兵也走了，現在只剩下我們去抵禦敵軍。我現在向你們提議，我們的勇敢並不亞於騎兵，同一個上帝會一樣地幫助我們，我們還可以試試我們的運氣，努力從敵軍中突圍，如同騎兵一樣。我認為與其含羞忍辱而生，不如抱着廉恥與忠信而死。」可惜斯基龐未能把自己的英勇傳給軍事會議。有許多軍官，原是忠勇軍人，卻是長老會派，如同埃塞克斯那樣溫和，也象埃塞克斯那樣地憂愁，且垂頭喪氣。國王勸他投降，給他意想不到的優厚條件，國王只要他們繳出槍炮、彈藥及軍械，全數的軍官戰士們將可保留他們的自由，且保護他們平安出走，到最近的議會軍所在地去。9月1日，議會軍如約投降，議會軍受國王的騎兵保護，沒有將軍，沒有武器，走過不久以前他們曾以征服者姿態所走過的地方。

這期間，埃塞克斯在普利茅斯登岸，寫報告把他的敗績告訴議會，他寫道：「本黨所受的最大打擊，莫過於這一次了。我一心想回來接受審判，這樣的大敗是決不可加以隱瞞的。」一星期後，他奉到倫敦的回文道：「伯爵，兩王國委員會把你從普利茅斯的來信告訴兩院，今奉兩院命令讓你得知，他們完全了解這次偶然事件的不幸，也認識到，天意既然如此，只好忍受，所以他們還是一樣地敬愛你，還是一樣地信任你忠於所事，為國宣勞，不減於從前。議會決計竭盡力量補救這次的損失，召集軍隊仍交你統領。上帝賜福，望你恢復到一種比前更好的情況，因此他們已經寫信給曼徹斯特勳爵，命他統帶全部騎兵步兵，即速向多爾切斯特進發。威廉·沃特爵士亦奉命趕快前往多爾切斯特，也教他統領全數騎兵步兵前往。兩院已經派人押解六千步兵軍械，五百支手槍，六千套軍衣等等前往普利茅斯交與伯爵閣下，以鼓勵你的軍隊，且使他們有軍械使用。兩院深信你在那些地方，招齊軍士人們成為一軍，加以部署，將於公家有利。」

埃塞克斯奉到公文，不勝詫異之至。他本預料必定會受彈劾，至少也要受嚴厲斥責。但是由於新近得到證實的他的忠誠，由於這次災禍規模的巨大，又由於必須給點顏色給敵人看看，因此就導致那些一向猶豫不決的人在這種情況下對他的下屬講求團結一致，而他的對手們也決計不攻擊他了。埃塞克斯已經被他自己的不幸與過失弄得很狼狽，因此他的對手們不再當他是個危險人物。他們深知他，他們預料他不久就會辭職歸田，以免他的尊嚴受到這樣的激烈震撼。直到這時，他們依然體面地對待他，他們自己也就得到了體面。他們避免追查埃塞克斯打敗仗的真正原因，因為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於他們自己也有所不便。還有一層，主和的人現在不能不重新努力主戰。獨立派的領袖們既誠摯又有手段。他們仍是一言不發，看來議會全體都很莊重地忍受了這次大敗。

開頭，議會的活動及其堅決態度使國王的步調遲緩下來了。他給兩院送去了一件和平的信件。在三個星期之中，他曾在普利茅斯、萊姆、朴次茅斯等處露了面，甚感滿足。這幾處地方都是不曾投降的。但是到了9月底，國王聽說那個早已聲言要在蘇格蘭境內倡亂的蒙特羅斯，終於成功了，並已一連打了幾個勝仗。蒙特羅斯在馬爾斯頓澤地戰役之後，扮成一個僕人，只有兩個同伴相隨，步行通過蘇格蘭的邊界，前往斯特拉森，那是他的表兄帕特里克·格雷厄姆的家，並在高地的人口處等候安特里姆送給他的愛爾蘭援軍登陸。他晝伏夜行，晚上走進四圍的大山，到處親自從他的黨羽口中探聽消息。他不久就聽說愛爾蘭隊伍已經登陸（7月8日），往內地前進，沿途擄掠蹂躪，卻不曉得住什麼地方去尋找那個答應他們的將軍。當他們正在阿索爾的邊界上的時候，蒙特羅斯帶了一個隨從，忽然出現於他們的營中，作高地人打扮。他們立刻承認他作領袖，有幾族的人聽見他來了，也來參加，他立刻領他們去打仗，只要他們奮勇打仗，就隨便他們去亂搶。他在兩個星期內，打了兩次勝仗，占據了珀思，並在一場突然襲擊中攻下了阿伯丁。北方部族紛紛舉兵響應，威聲遠震，轉瞬到了蘇格蘭京都愛丁堡城下。

查理得到這個消息，就很高興，以為挽救了馬爾斯頓澤地之敗，以為議會不久將在北方發現一支勁敵，且以為他不必再畏懼，只管在南方乘勝進軍好了。他決計領兵前往倫敦，他因為要師出有名，且要表示決絕，在出發的時候，到處播傳他的一篇宣言，其中號召南部及東部人民響應他，教他們自選軍官，在路上加入他的軍隊，同他一起前進，並傳議會來接受議和條件。

但是議會已經採取措施：曼徹斯特、沃勒、埃塞克斯的聯合軍隊已經從西面控制了倫敦。議會從來沒有集中過這麼多軍隊於一個地點。一聽說國王快到，就有詹姆士·哈林頓爵士所統領的五個團的倫敦民團加入。同時抽收新稅。下議院命人把存貯於倫敦塔的國王的金銀器皿，熔化變賣，以供軍需。等到後來終於得知兩軍已經列陣相對，店鋪都關了門，人民跑入教堂，命人恭敬禁食，求主福祐即將到來的戰爭。

城裡與在營中一樣，天天都預料到戰事行將發生，只有埃塞克斯一人疾病纏身，心灰意懶。他雖然奉命統領全軍，但仍留在倫敦城內毫無行動。議會聽說他尚未出城，就派一個聯合的代表團前往見他，重新聲明兩院熱情信任他。埃塞克斯多謝代表團，卻仍不到軍中。10月27日在紐伯里開仗，他並不在軍中。一年前，當他從格洛斯特回來的時候，就在幾乎同一地點打過一個很光榮的勝仗。埃塞克斯既不在軍中，就由曼徹斯特勳爵指揮軍隊，這一仗打得很久，兩方都拚命地打，埃塞克斯部下的士卒尤其奮勇建功，他們一看見他們不久以前在康沃爾所失去的大炮，就很勇猛地沖向保王軍，奪回他們的大炮，送到他們自己陣中，欣喜若狂地摟抱這幾尊大炮。可是曼徹斯特的部分軍隊受了嚴重的挫折，有一個時期，兩方各稱得勝，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國王放棄攻打倫敦的計劃，開始退走，回去牛津過冬了。

當下議會極少談及這次的勝仗，也不曾舉行公開的感謝得勝典禮。在勝仗消息抵達倫敦的第二天，兩院還是照常進行每月的禁食（1644年11月30

①這篇宣言的日期是1644年9月30日。

日的事），好象沒有什麼可喜的事似的。人民看到如此冷淡，很覺詫異，於是開始有人散播不好聽的謠言，人們傳說若不是將軍們意見不一致，本來可以打一次更具有決定意義的勝仗的，說他們並未攔阻國王，就讓他逃走了，因為那時候一片月光，國王當着全軍的面就跑了，當時只須略有所動作，就可以阻止他。人們後來得了消息，說國王又在紐伯里附近地方出現，而且無人攔阻他。他從唐寧頓堡搬出槍炮來（11月9日），還要再戰，而議會軍仍毫無舉動。到處一片喧鬧，下議院下令調查。克倫威爾等的就是這個機會發表他的意見。他說道：「這事完全歸咎於曼徹斯特伯爵，自馬爾斯頓之戰以來，他就怕打勝仗，他就怕一次具有決定性的大勝；但是到了現在，國王最近在紐伯里出現，我們若要全殲了他的軍隊，原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我去見將軍，我向他指明，怎樣能夠辦得到這件事，我求他讓我用自己的軍隊去攻打國王，別的軍官也同我一道求他，但是他執拗地不許，他只說：假使我們打倒國王的軍隊，國王仍然是國王，永遠有另一支軍隊，以延長戰事，而我們卻不能；假使我們打了敗仗，我們不過是叛逆之輩，將由法律來殺我們，把我們的財產充公。」最後這兩句話，最能激動議會，議員們不能忍受有人疑心他們抗拒國王是不合法的。曼徹斯特第二天在上議院答覆克倫威爾的攻擊，解釋他自己的行為及語言，反過來指責克倫威爾不聽命令，說謊，甚至背信。他說打仗那一天，克倫威爾與他的軍隊並不在指定的地點。克倫威爾並不答覆這一點，只是更激烈地攻擊曼徹斯特。

長老會派大為震動，克倫威爾早已使他們感到恐怖了，他們看到克倫威爾最初很聽話，巴結曼徹斯特，遇有機會總是褒揚曼徹斯特，而貶低埃塞克斯。後來他逐漸在伯爵的軍隊中握有權力，甚至超過了伯爵自己的權力。他把這個軍隊變成獨立派的避難所，以及各種各類的不奉國教派、盟約派及國王的仇敵的避難所，這些人在他的保護之下，可以奉教若狂，無論什麼人都可以自由任意說話，祈禱，講經。他們派一個蘇格蘭人，一個嚴格的長老會派，名叫克勞福德的上校，將他升為少將，企圖借他抵消克倫威爾的影響，但是仍舊一無所得。克勞福德荒誕無稽地說克倫威爾怯懦，克倫威爾卻一面專心挑他的對頭的毛病，一面叫士兵們看不起他，也在議會和人民面前譴責他，不久就使得克勞福德無能為害於他了。克倫威爾得了手，又看見本黨有顯然的進步，就更大膽起來，居然公開宣布他是信教自由的保護人，他以自由思想家們及哲學家們的助力，使議會成立一個委員會（9月13日），研究怎樣可以使不奉國教的人滿意，否則，至少也要使他們得以行其所安，不受干擾。現在他攻擊曼徹斯特本人，一提起蘇格蘭人來，就侮辱他們，大說特說用不着他們也可以照樣得勝，又說他們若嘗試壓迫英國，他主張驅逐他們出境。一句話，他的膽子現在越來越大，開始懷疑國王、貴族，乃至本國的所有古老的及合法的秩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長老會派的領導人，及溫和派別的領導人，蘇格蘭的委員們，還有霍利斯、斯特普爾頓、梅里克、格林等人，聽了他這番話，又驚又怒，就在埃塞克斯家裡會議，要設法打倒這樣危險的一個敵人。他們會商許久之後，就決計請教於懷特洛克和梅納德。這兩個人都是很有名望的律師，又是兩院所尊重的，他們有理由相信這兩個人是贊成他們主張的。快到半夜的時候，用大將軍的名義請他們來，卻不說是為什麼事。他們應召來了，頗為請他們深更半夜到來和情況異常而感到驚訝。蘇格蘭首相勞登勳爵對這兩個人略作寒喧之後，就說道：「你們兩位也很曉得克倫威爾少將不是我們的朋友，自從我們的軍隊進入英格蘭以來，他用了許多見不得人的狡猾手段，奪去我們王國的體面與功績，他也不是統帥的善心朋友，而你們和我們對於統帥都是敬愛的。你們兩位都十分了解我們兩個王國是協同一致的，曾經很莊嚴地訂立過盟約，倘若有人從中煽動我們兩國，應該怎樣對付他呢？以蘇格蘭法律而言，凡是在國內煽動紛爭及不和、貽害於國的，就稱為公敵。你們兩個人十分了解，你們的法律與我們的法律是否一樣，這位少將是否如我們所說是一個煽惑人心的人，倘若他是的，你們也十分了解應該怎樣對付他。」

兩個律師你看我，我看你，大家都在等候他們的答覆。片刻之間一片沉默，然後懷特洛克站起來說道：「我看見座上的貴人們，不想再討論這幾個要點了，我今在大人允許之下，謹對於首相這樣清楚地提出的幾個特別要點，發表我的卑微的和自由的意見。『煽惑者』字眼的意義在我們英格蘭，也同首相所說的蘇格蘭法律的意義相同，但是克倫威爾少將是否就是這樣的一個煽惑者，卻要有他所說的特殊的話及所做的特殊事情作憑據，看其趨向是否煽動兩國不和，是否令兩國發生意見，才能證實他是否那樣一個人。我們的統帥和蘇格蘭的委員們既是極有榮譽又是具有權威的人物，我預料諸位必定先已覺得證據確鑿，已可發生諸位所預期到的效力，然後才控告他犯罪，不然是不肯出面的。我以為克倫威爾少將是一個敏捷而多智的人，特別是新近在下議院有不小的勢力，在上議院也有不少的朋友，況且他能夠為自己辯護，以取得最佳的優勢，我不曾聽見統帥或首相，或其他人，說過什麼詳細情形，我又未聽到人家私下所談的話，足以作為一種清楚明白證據，能使下議院滿意，相信克倫威爾是一個從事煽惑的人，因而應按法律懲辦他。我以為此事大有可疑，所以我不能勸告諸位在這時候指控他是一個從事煽惑的人。我只請諸位命人搜集與他有關的言論，搜齊之後，諸位如果喜歡的話，我們還可以再來伺候各位大人。如有這樣的證據，我們將較易於向諸位進言，諸位也更易於判斷，究竟應該怎樣辦理這件事。」

梅納德與懷特洛克意見相同，他且說「煽惑者」這個字眼在英吉利法律中原是很少用的，它將產生很大的解釋分歧。霍利斯、斯特普爾頓、梅里克等人極力堅持他們自己的見解，說克倫威爾在下議院無大勢力，他們極願負起指控他的責任，他們並舉出幾件事實及幾句言論，認為可以很清楚地證明他的陰謀。但是蘇格蘭的委員們拒絕參與這場鬥爭。快到早上兩點鐘的時候，梅納德與懷特洛克退席。這次會議並無其他結果，除了促克倫威爾加快步伐以外。因為懷特洛克說道：「有一個靠不住的兄弟，把會議的經過告訴了克倫威爾。」這個靠不住的兄弟，或許就是懷特洛克自己。

埃塞克斯和他的朋友們另外設法補救這種威脅他們的不祥之事，他們的全部思想都傾注在議和上。議會始終不曾完全取消議和問題，有一次，有人正式提出議和，辯論之後，投票表決，多數主張議和，只有極少數的票，事實上只有議長的一票，決定了本國的命運（3月29日）。又有一次，法蘭西和荷蘭兩國大使接連來信於倫敦與牛津之間，願居間調停，但很少是出於誠意的，而且雙方往往加以規避，又同時表示左右為難。想講和的人太多了，因此無人敢公然反對它；在最後六個月裡頭，由兩院所委派的委員會和蘇格蘭委員會，都在從事於擬訂和議的草案。

長老會派忽然催促草案的制訂，幾天之內，和議稿子就送給兩院，辯論一番之後，於11月8日投票議決採用；11月20日，派了九個委員攜帶草約往見國王。他們以為國王在沃林福德，他們就到了那裡，等了兩個鐘點，對於他們的使命、他們的護照、他們的隨從，逐點作了許多嘵嘵不休的討論以後，守將布萊克上校才接見他們，告訴他們國王已經走了，他們往牛津也許可以見到他。他們本來想在沃林福德過夜，但是布萊克與他們的委員長鄧比勳爵，在談話中大吵起來，布萊克的言詞如此粗魯，守兵的態度又如此怕人，他們想想還是不如立即退出這個地方為妙。翌日，他們到達牛津不遠的地方就止步，派一個號手往見守將，告訴他們的來意。過了幾點鐘並無回音，國王在花園散步，看見山頭上有幾個委員和隨從們，就詢問是誰，有人說是委員們，國王立刻傳基利格魯來，命他領委員們入城，替他們安頓住處，還對他們如此久等表示歉意。當他們在幾個保王黨保護之下在牛津大街上走過的時候，人民聚在一處痛罵他們，甚至有人向他們擲石子泥塊。他們被帶到一間很鄙陋的小客棧，還未坐定，離他們的屋子不遠就有人大吵起來。霍利斯同懷特洛克立刻出去，原來有幾個保王黨軍官走進大屋，同委員們的隨從吵起來，稱他們的主人為「可憐蟲」、「賣國賊」、「反叛」，不許他們走近壁爐烤火。霍利斯抓住一個軍官的衣領，用力搖撼他，推他出去，責他無禮。懷特洛克也是這樣，於是關了客店大門，守將派人守門。到了晚上，就有幾個樞密顧問官來看委員們，海德在其內，對於剛才的騷擾說了一番抱歉的話，表示他們極其願意與委員們協力議和，國王打發人來說明天接見他們（11月2日）。

委員們覲見的時間很短，鄧比勳爵大聲讀議會的提議，內閣及廷臣們都聽了；國王不曾想到議會要他卑躬承受如此的條件，議會不信任他，要他放棄君權，要他交出保王黨，以便議會報復。在座的人聽時不止一次發出怒聲。有一次當鄧比勳爵念出魯珀特親王及莫理斯親王的名字來，這時候這兩個人本人正站在旁邊。條件說道，兩個親王不在大赦之列。廷臣們正要開口大笑，國王回過頭來很嚴厲地看他們一眼，眾人不敢吱聲，繼續很耐煩很莊重地聽着。讀完之後，鄧比勳爵問道：「你有權談判和約麼？」他們答道：「我們無權，我們奉命送條件來，請你們用文書答覆。」國王答道：「好的，我將盡我的所能，趕快給你們回信。」委員們回到了小客棧。

當晚霍利斯和懷特洛克得了同事們的許可，往訪林賽勳爵，他是伺候國王寢宮的，是他們的老朋友，因為受了傷他不能往訪他們。他們同勳爵談話不到一刻鐘，國王進來，滿臉和藹的神色，走上前來說道：「兩位，你們未能送更好的議和條件，更合情合理的條件來，使我心理難過。」霍利斯答道：「先生，議員們所能同意的就是這樣的條件，我希望這樣的條件可以產生好結果。」國王說道：「我曉得你們只能送他們所願送的條件來，我卻要坦白承認，我看見後卻引起不小的詫異，尤其是限制的條款。你們難道想象我會不顧及道理、不顧及面子，同意這種條件麼？」霍利斯說道：「先生，我本來希望其中有幾條不是這樣寫的，但陛下知道，這些都是由多數通過決定的。」國王說道：「我知道是由多數決定的，我深信你們來這裡的幾位以及你們的朋友們（我說的是議會裡頭，不是你們黨內）曾努力不這樣提，因為我知道你們是主和的。」懷特洛克說道：「我從前到這裡來過幾次，以及現在這一次，來伺候陛下，總是得不到好效果，這使我心裡委實難過。」國王說道：「懷特洛克先生，我但願他人的判斷同你的和霍利斯先生的判斷一樣，如果如此的話，那麼我相信我們的芥蒂早已得到好結果了。在我這一方面，我竭誠願和，正因為要講和，又因我深信你們兩位，我向你們請教，對於你們的提議，我最好怎樣答覆，才可以促進所有的好人都樂觀其成的和議。」霍利斯說到：「處於現在的情況下，我們求國王勿怪，我們不能獻議。」懷特洛克說道：「事出偶然，我們此刻來到陛下面前。但是我們現在所奉的使命，不許可我們對於這件事在君主面前獻策，假使我們應該獻策，在這個特殊場合也不能做到。」國王說道：「我能斷定你們是有才略的，我現在不當你們是議會的使者，而當你們是我的朋友，當你們是我的私人臣下，我要請教你們。」霍說道：「以私人資格說話，陛下已經看見，我們已經夠自由的了，至於陛下的答覆，我再進一步說，我以為最好的答覆還是你自己到我們那裡來。」國王說：「我怎樣能夠平安地到達你們那裡去呢？」霍利斯說道：「你離開這裡，直接回來議會，我深信你的身體不會受到損害的。」國王說道：「這也許是一個問題，但是我猜，打發你們來這裡的重要人物盼望你們所送來的條件，即日給予答覆。」懷特洛克說道：「我相信，最好的最令人滿意的當場答覆，就是陛下到議會來。」國王說道：「我們不談這個問題吧，我要霍利斯先生和懷特洛克先生到隔壁房間，稍事會商，然後把你們認為我應該答覆的話，及你們認為可以促進和議的話，全寫下來。」霍利斯說道：

「我們服從陛下的命令。」

他們兩人走進另一間屋子。懷特洛克遲疑了一會之後，很小心地掩飾他自己的筆跡，把國王要他發表的意見寫出來。他們把寫下來的東西留在桌上，回來見國王。國王獨自進入二人剛出來的小屋子，拿了他們所寫的東西，走回來，再談了一會，國王很客氣地走了。兩個委員立刻回去他們的小客寓，對他們的同事們絕口不談剛才這件事。

三天後（11月27日），國王請委員會來，把一封加封的文件交與鄧比勳爵，信面上未寫姓名住址。國王說道：「這就是我的答覆，你帶回去。交與打發你們來的人。」這個伯爵看見這樣非常的形式，又看見國王很執拗，不稱威斯敏斯特的兩院為議會，就求國王許他與同事們暫時退席，以便商量他們該做什麼。國王說道：「你們為什麼還要商量？你們無權談判條件，這是你們一到的時候就告訴我的，我也曉得自從你們到後，未曾接到倫敦來信。」鄧比勳爵堅持要商量，藉口委員會也許有話要同國王說。國王有點怒意，說道，「諸位，我願聽你們從倫敦帶來的要說的話，我卻不願聽你們在牛津得到的許多妄想及幻想。我不讓你們對我耍弄什麼。」伯爵答道，「先生，對任何人都不耍弄什麼，更不會對陛下耍弄什麼。」「我不是指你。」

「陛下至少也得許我們詢問，這封信件究竟是寫給誰的？」「這就是我的答覆，即使它是一篇山歌，或是一篇羅賓漢的曲子，你也得帶去。」「陛下，我們奉命主辦的事，多少要比一支山歌要緊。」「這個我曉得，但是我再次告訴你們，你們說沒有權力同我談判條件，我的記性不見得不如你們的記性好。你們僅僅奉命將條件交給我，一個靠得住的車夫也可以送信來。」「我希望陛下不以車夫看待我們。」「我不曾說你們是車夫，我卻要再說一遍，這就是我的回話，你必須帶回去，我沒有必要做什麼了。」他們越談越有氣，霍利斯和皮爾龐特竭力設法使國王說，他這番話是對兩院說的，卻毫無效果。後來委員會只好領受這種形式的答覆，就退出來。到了晚上，國王的寢宮侍役阿什伯納罕來找他們，他說道：「國王感到，當他生氣的時候，他可能於無意中說過令人不滿意的話，國王卻根本沒有那種意思，他希望你們對他們所說的話作最好的理解。」委員們很鄭重地說，對於國王所說的話都是很尊敬的，於是啟程回倫敦，有一個號手陪着，奉命領取議會對他們帶去的加封的文件的回文。

國王信上所說，不過是為里奇曼公爵和南安普敦伯爵索取一張通行護照，國王答應在幾天之內由這兩個貴族送他的詳細答覆來。護照立刻照發，兩個貴族一到（12月14日），就同當權的人見了面（12月16日）。其實，他們也並沒有帶什麼答覆來，他們的使命只限於請他們開會商議，由雙方派人談判和約。只是他們說過這番話之後，他們仍在倫敦逗留而已。於是就有謠言說，有成批的可疑的人陸續來到，兩院的幾個議員多次與兩個貴族見面，市政公會（獨立派的勢力占優勢）顯示極度不安。於是請兩個貴族離開，可是他們以種種虛浮的藉口，遲遲不行，倫敦日益不安；人民憤恨，其勢洶洶，大有在黨派的陰謀未能完成以前就要爆發之勢。後來兩個貴族在主和的人力勸之下，回牛津去了（12月24日）。當時商量好，在他們走後三個星期，兩王國的議會派二十二人，國王派十七人，在阿克斯布里奇定期商談和約。

但是當長老會派一心談和的時候，獨立派卻在備戰。12月9日，下議院考慮國中所受的痛苦，商量設法補救，但無人站起來說話，大家都好象盼望有種決定性的辦法提出，可是誰都想避免負責。在長久的緘默之後，克倫威爾對議會說道：「現在是說話的時候啦，否則就永遠不要開口。目前已是最要緊的當口，因為戰事曠日持久，已使我們這個國家到了流血不止以及瀕於死亡的境地，我們今日必須救國，我們若不加速努力，更有效力地打仗，若不拋棄所有的拖延行為，如同那些海外受僱的、只知逐利的軍人一樣，故意把戰事拖長，必定會弄得國人憎惡我們，憎惡議會。我們的仇人在說些什麼呀？議會初開之時原是我們朋友的那些人現時又在說些什麼呀？他們說，兩院的議員們得了高位了，得了兵權了，利劍在手了，在議會裡有了利益了，在軍隊裡有了權力了，就可以使他們自己永遠居高位執大權，他們哪裡會想趕快使戰事告終呢？戰事一告終，他們的權利也要告終了。我現在當着你們的面說的這些話，也就是人們在你們背後說的話，我完全不是指摘什麼人，我曉得現在仍在掌權帶兵的兩院的議員們的高尚品質，我若可以把我良心上的語言明說出來，卻並不影射什麼人的話，我確覺得，倘若不給軍隊帶來新的方法，倘若不更加努力地催促作戰，人民將不復能再忍受戰事的痛苦，就會逼你們訂立不體面的和約了。不過我卻要請你們斟酌，無論在什麼時機，你們切勿對於統帥說不滿意的話，或責他玩忽職務，因為正如我自己必需承認的，我也有疏忽的時候，所以我曉得在軍事上玩忽是在所難免的，所以我們不必過於嚴格地追究這些事情的原因，我們不如竭力進行最必要的補救。我望我們各人都有真正英格蘭人的心腸與熱情，貢獻於我們祖國的公共利益，使兩院的議員們用不着害怕為公益而犧牲他們自己的利益。無論議會對於這件重大事情將來決議做什麼？切勿當它是一種有損於他們尊榮的事。」另外一個議員說道：「無論出於什麼原因，兩個夏天過去了，而我們還不曾得救。我們英勇打仗得來的勝利（人血原是無價之寶），這樣得來的恩賜，好象是放在一個有洞的袋子裡，因為今日贏來的，明日又輸了，夏天的勝仗不過變作了一段冬天的故事，到了秋天不遊獵了，等到明春再來遊獵，好象已經流過的血不過成為在戰場上施肥之用，以便得到更加滿意的豐收。我沒有作出什麼決定，我卻要說，很明顯，軍隊既歸幾個不同的統帥節制，由於他們之間缺乏呼應，以致屢次不利於公共事業的進行。」有一個不知名的信教狂徒名叫朱什·塔特的，人雖無名，卻不妨礙他的提議的重要性，他說道：「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中止這許多禍害，那就是要求我們人人都要不惜一切地克制自己。我現在提議，凡是兩院的議員，無論哪一個，在進行戰爭期間，一概不得當武官，亦不得當文官，請大家照此規定辦事。」

這個提議並不是絕對新的，在1643年12月12日曾有人在上院發表過這樣的意見，不過是偶然說出來的，並無效果。新近在1644年11月14日，下議員們大約是因為人民譁然不滿，要安慰他們，所以派人調查議員們到手的全部各類職務的數目和價值。也許是有計劃地，也許是礙於顏面，長老會派開頭游移不決，不敢反對塔特的議案，幾乎全無反對就通過了。兩天後，又提出來作為一宗單獨的議案，辯論得很長久又很激烈，在一個星期內辯論過四次（12月11日，14日，17日，19日）。人們都看得很清楚，這個議案的用意是在於從溫和的政客手中，從長老會派手中，及革命的第一批領袖們手中，奪走其行政大權，只許他們關在威斯敏斯特的大會場裡議事，議案的用意還在於企圖在議會以外成立一支獨立軍隊，不受議會節制。每次開會必重新辯論，越鬧越激烈，有許多同獨立派要好的，現在也反對這個辦法。懷特洛克說道：「諸位知道，希臘人及羅馬人把戰時的及和平時期的重要職位，派給他們的元老院議員們充當，他們有他們的理由，說是因為元老院議員們的利益超過其他人，因此最能為他們出力。元老院的議員們既與元老院同休戚，當辯論的時候他們在場，他們更明白他們自己的事業，他們自然不會有負與他們私人利益息息相關的託付，而他們的私利卻正與公益有關。我現在很謙下地請你們議決此案，你們的祖先曾如此做過，他們認為議員們最宜於辦最重要的事，我望你們也是這樣想，不要在這個時候通過這條法令，不然，你們就會叫你們忠誠的僕從們灰心。」

別的議員們則更進一步，他們公然指斥他們的對頭們暗藏野心。他們說道：「你們說什麼自我克制，其實這不過是忌妒與營私的勝利。」但是人民不會相信這樣的預期，長老會派已經江河日下，聲譽掃地，而且凡是不屬於該黨的人看見他們倒了也毫不惋惜。雖然獨立派在議會裡頭還遠不算是大多數，他們的提案卻很勝利地逐關通過了。埃塞克斯的朋友們雖然作最後的努力，要求以他作為例外，不在嚴禁之列。於是他們的修正案被否決了，12月

21日議決通過這一案，就送與上議院。

長老會派將全部希望寄托在上議院，而貴族們的迫切的利益就在於否決這個議案，全數的貴族都要受這個議案的影響，因為這條法令一實行，那麼連他們的權力最後形跡也消滅了。但是就輿論而言，這一點卻正是他們喪失信用以及他們的弱點的來源。為了要減輕這個議案的效力，為了免得人們疑心他們與牛津的宮廷勾勾搭搭，為了要阻止弄不好就要發作的保王黨的陰謀，尤其要緊的還是，為了要使長老會派的激情得到滿意，這一派的頭子們在力圖阻擋革命的進行的同時，也對革命作出些讓步，並獻給它一些犧牲品。許久以前，曾有四件彈劾案，都已束之高閣不理，現在要重提這些舊事，努力進行。第一件是麥圭爾勳爵被訴案，因為愛爾蘭的叛亂，牽連了他。第二件起訴案就是霍瑟姆父子，因為他們要協同將赫爾地方獻與國王。第三件起訴案，就是亞歷山大·卡魯爵士，因為他獻聖尼古拉斯島與國王。第四件起訴案就是勞德案，幾次提出了又擱起了，此次又重提出；麥圭爾、霍瑟姆父子以及卡魯三案都是新近犯的罪，曾經過法律證實，而且可能有起而效尤他們的人；只有勞德一案，他在獄裡已經四年，年老體弱，現在只需要追究他幫同施行虐政的責任，而那個虐政已在四年前告終了。勞德的案情同斯特拉福德案類似，無法證實他大逆不道。若是要援用公權喪失法來定他的罪，如同當日定斯特拉福德的案的辦法一樣，卻需要國王的許可。但是因神學觀點而產生的仇恨既微妙複雜又難於平息，恰巧為首控告的就是勞德本人從前曾經如此不光采地致他的肢體於殘廢的同一個普林，現在輪到普林迫不及待地要羞辱與殲滅他的仇人勞德了。在受過長期的審訊之後（當受審時，這位大主教表現了出乎人們意料的才略及克制），就由僅僅七名貴族投票通過的簡單法令（這卻是不合法的，即使按照議會的很霸道的傳統標準看，也仍是不合法的），宣布了他的罪狀。他死的時候，表現了奉教虔篤的勇氣，十分藐視他的仇人，也為國王的未來表示憂心忡忡。審訊其餘三案時，也得到同樣的結果。在六個星期裡頭，在托爾希爾豎過五次殺人架，比革命以來任何時期中的次數都多。一般的行政措施，也是以這樣的精神為指導。在殺勞德前一個星期（1月3日），一向被容忍下來的英國國教的禮拜儀式，正式取消了。經過教士會的提議，有一本書名《公共禮拜指南》經議會的批准，取而代之。黨魁們明知這樣的革新會招致許多人反對，而且並不太希望這種革新得到成功，但是為了保持即將要丟掉的權力，他們不能不需要那信教狂熱的長老會派的任何支持，因此對他們有求必應，不敢拒絕。獨立派卻不如此，他們努力要上議院通過有決定性的法令，於是開始有人遞請願書，其中甚至有幾個請願書跡近威脅，要求貴族與眾議員同在一院開會。為了考慮如此嚴重的問題，於是規定議員們於12月18日禁食一天，祈求上帝光照他們的心胸。當日在威斯敏斯特宣講聖道，在場只有兩院議員，無疑是任憑講經師們去自由發揮。哈里·文與克倫威爾曾很精心地挑選這一天的講經師。兩院經過許多通信往來及會商之後，下議院全體走到上議院（1月13日），要求採用這條法令，但是貴族們已經作了決定，就在這一天否決了這個法令。

這樣的勝利好象是很重大的，時機又好象適於利用這個勝利。在阿克斯布里奇談判的時期臨近了。那些從倫敦逃走的議員偷偷摸摸地在牛津開過第二次會議，由於他們竭力苦勸，查理才終於答應稱威斯敏斯特的上下兩院為議會（快到1644年12月底的事）。他寫信給王后，說道：「假使內閣里有兩個人與我同意，我是絕不肯讓步的。」同時，他派定他的委員，幾乎全數都是主和的，議會也派了委員；其中只有哈里·文、聖約翰和普里多，是另有其他看法的。1月29日雙方的談判代表都到了阿克斯布里奇，滿懷好意與希望。

他們彼此都以熱誠相見，以禮相待。大家都是一向認得的，其中有好幾個人在雙方這樣不和之前，原是很好的朋友。他們到此地當天晚上，海德、科爾佩珀、帕爾默、懷特洛克、霍利斯、皮爾龐特，且互相拜訪，以能協力為國家求和平而相慶，從威斯敏斯特來的委員們因為受了更粗魯更多疑的主人們的束縛，顯然有更多的局促不安，且不敢坦白陳詞。談判以二十天為期，磋商的重點是宗教、民團與愛爾蘭問題。商定每個題目討論三天，或連續討論，或交替討論。在他們商討的初步階段，進行都是很順利的，相互之間頗為信任和客氣。但是當終於開始進入認真討論的時候（1月30日），在談判的會議桌上，所有的困難又出現啦。議會本身就有好幾派，每派都有其根本的要害所在，誰也不肯後退一步；長老會派要求國家承認它為享受特別權利的教會；政客們要求指揮民團之權；獨立派要求信教自由；國王不得不一一允諾，而國王從每一派得到的犧牲，恰是其他各方所絕對拒絕的。況且每方面一直盯牢的一個大問題，就是既和之後，大權是否在我這方面手上。這是最要緊的條件，這點若不成立，就無談判可言。先談的是宗教問題，不久就變成神學的爭論，他們並不是談判條款，而只是辯論，他們更急於講明他們自己的一番道理，有過於商定一項和議。不久前彼此還是客客氣氣的，逐漸變成舌槍唇劍了，有幾個委員因為有幾個問題阻礙公開討論的進行，就私下商量以便掃除障礙，不久這樣的私談也變成反唇相譏了。議會派來的委員中，有人同牛津的委員要好，特別是同海德要好，因為他們曉得他的見識超群，且是國王極其信任的人。蘇格蘭的大臣勞登勳爵，和彭布羅克伯爵、鄧比兩伯爵，久已同海德坦白會談過，提及將來的種種危險，與在議會所醞釀的不祥的陰謀策劃，又談到國王必需作大幅度讓步，才能挽救全局。海德很願同他們討論，可惜他一向傾向於自視過高，習於以才知自傲，不屑於遷就人，言詞生硬而帶諷刺。他為人誠實卻看不起人，幾乎常使來找他商量的人望而卻步。小小的事情都暴露出各種糾纏不清的問題，都暴露出主和願望與和談是毫無用處。有一天是集市日期，有一個從倫敦來的狂熱的講經師名叫洛夫的人，在阿克斯布里奇的教堂里當着許多聽經人的面，以最惡毒的語言，猛烈攻擊保王黨與和議。他說：「議和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從牛津來的人們滿心只想流人的血，他們不過要敷衍人民，一直到他們能夠下辣手傷害人民為止。這樣的和約離和平遠着哪，象天堂和地獄相離那麼遠。」國王的委員們要懲辦這個人的膽大胡言，但議員們只肯打發他離開阿克斯布里奇，不敢再做什麼。有許多不利於國王的謠傳，是關於國王的真正意圖的，謠言說國王雖然對於他的內閣的願望作了如此之多的讓步，其實他並不想要和平。他曾答應王后，不得到她的許可，他決不訂立什麼條件。他倒是一心企圖醞釀議會內部的不和，根本不想同議會成立真正諒解，甚至有人懷疑他私下同愛爾蘭天主教徒立了約，要他們成立軍隊。因此無論他的委員們怎樣鄭重其事地矢口否認，也不能令倫敦消除對國王的不信任。

這時，指定的談判終結的期限快到了，議會無意延期。主和的人眼見兩方的談判委員還不曾得到什麼結果就要分手，就很焦急，於是在快到2月中的時候，協同作最後的努力。據他們看來，關於民團問題，如果國王作一些讓步，例如在若干年內讓出指揮民團之權，交與幾個領袖，其中有一半歸議會委派，這種讓步，似乎將不無效果。南安普敦伯爵就急匆匆地趕往牛津，求國王讓出這個兵權。查理初時不肯，後經伯爵懇求，其他貴族也一同跪求，為他的君位與他的人民計，切勿拒絕這樣的講和好機會。查理終於讓步了。他的顧問們心裡本來很熱烈地要求講和，他們看見這一層成功了就喜不自勝，以為全部困難將可以很快告終。國王自己提議將民團交與某某等統領，其中就有費爾法克斯和克倫威爾兩人。當大家陪國王吃晚餐的時候，在座的人都興高采烈，國王嫌他的葡萄酒不好，座中有一個人哈哈大笑，說道，「我希望在幾天之內，陛下將同倫敦市長在市政廳飲更好的酒。」南安普敦伯爵將於翌晨回阿克斯布里奇，他去見國王，接受國王寫在書面的已經商定的訓令。不料國王竟收回諾言，斷然拒絕讓步，使伯爵非常詫異。

原來當夜國王得到蒙特羅斯勳爵從蘇格蘭的另一端送來的快得無與倫比的一封信，這就導致國王忽然改變主意。在兩星期前，蒙特羅斯在阿蓋爾郡的因弗湖大敗了阿蓋爾親自統領的蘇格蘭兵（2月2日）。他在信內把這件事告訴國王之後，就說他極端反對同英格蘭的反叛議會立約。「陛下的軍隊在蘇格蘭大獲全勝，給我滿心的歡喜，卻不料它被從英格蘭來的消息沖得乾乾淨淨。當我最近一次覲見陛下的時候，我曾充分地向陛下陳述我完全明了陛下的叛民對於兩個王國搞些什麼陰謀策劃，陛下也許記得，陛下多麼深信我的看法是對的。我很曉得自那以後並不曾發生什麼事，能夠改變陛下對此的意見，陛下若多讓他們一些，這班人是會得寸進尺的。我有許多理由確知，他們不將陛下變作一個草扎的國王，他們是不肯罷休的。尊嚴神聖的國王呀！我若膽敢發表我的愚見，說陛下若同刀槍在手的叛民言和，那就將大失人君的尊嚴，請陛下勿怪我直言。上帝在上，我何敢阻撓陛下對於人民慈悲為懷？但是我一想到和約已經商妥，而陛下和人民卻以兩軍相見於戰場，我不禁毛骨悚然。蒙上帝賜福，我向陛下謹作保證，我正在採取正確方法使這個王國重新服從陛下的命令，倘若我與陛下的其他忠心的臣民所協力進行的事在夏末以前不失敗的話（原是不可能失敗的），我就能夠帶一支英勇軍隊來效忠陛下，陛下所出本是堂堂的正義之師，陛下一定能對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叛民大施懲罰。等到我征服這個王國歸陛下統轄，等到我從達恩打到貝爾謝巴（我相信不久就能做到），我希望那時可以說（正如大衛的一個將軍對他的主人所說），『你來吧！不然我就要用我自己的名字稱呼這個國家了。』因為我的一舉一動，都是為了陛下的光榮和利益。」這封信恢復了國王的最大的希望；南安普敦伯爵雖然不是那麼自信，卻不再力勸國王。他於是把國王拒絕的話帶回阿克斯布里奇，卻不說出什麼原因。和議是打散了，長老會派的領袖們回到威斯敏斯特，因為和議不成，心痛欲裂，而且又使他們再次處於危險境地。

當他們不在倫敦的時候，過里的情況變得更危險了，獨立派被迫拋棄克己的法令，至少也要暫時拋棄，熱心地進行一件與之並行的事，就是軍隊的改組，在幾天之中，諸事便齊備了，協調一致了，安排妥當了。計劃、形式、經費及籌款的方法全都有了。規定將來有一支常備軍，二萬一千人，歸一個指揮官統領，這個將軍且有權委派他部下的全部軍官們，只要議會批准。將軍就是費爾法克斯，因為在過去長時期內，他異常勇敢，為人坦白，善於取勝，軍人一見他就會熱心打仗，這位將軍早已為眾望所歸。克倫威爾當眾贊成派他做將軍，私下裡對他們本黨也表示物色得人。埃塞克斯這次是保住了他的軍階；沃勒與曼徹斯特也保住他們的軍官委任，卻是毫無權力了。1月28日，實行這次調整辦法的法令，送到了上議院。他們至少也要提議幾個修正案，並拖長辯論，以耽延其法令的通過。但是以這次而論，抵制是難做到的，因為這條法令原是人民所認可的。人民深信，軍隊裡的頭頭太多，政出多門，就是戰事拖延與效率不佳的真正原因。下議員們有了人民為後盾，就逼使這法案通行無阻，貴族後來讓步了，於2月19日（在阿克斯布里奇和議垮台前兩日）費爾法克斯經過介紹來到議會，他站在一把椅子旁（專為他預備的）質樸地和謙恭地領受議長的正式獎勵表揚。

長老會派的領袖們一回到威斯敏斯特，就想努力彌補這次的失敗。上院很憤激地表示不滿，說新近有人針對上議院，使用攻擊性和威脅性的語言，還到處傳播說，下議院正考慮要廢除貴族。下議院作了答覆，鄭重宣布他們非常尊重貴族的權利，而且他們將堅決地支持這樣的權利（3月24日）。蘇格蘭的委員們以盟約的名義，對兩院（3月3日）說了一番抗議的話，於鋒利之中又帶軟弱，下議院不予理睬，送出另外一條法令給上院，更進一步加強了費爾法克斯的權力。從給他的委任令中，下院刪去了一句話（所有這類的委令，向來都有這句話的）：「要保障國王的人身安全。」貴族們決議要恢復這一句話；而下議員們表示拒絕（3月29日），他們說：「這句話會令士兵們灰心，且鼓勵國王率領他的軍隊冒一切冒險。」貴族們一定要恢復這句話，在一連三次的辯論中，雖有下議員們的努力，上院在投票表決這一條的時候，三次都是贊成與反對票相等。因為這樣，諸事都懸而不決。下議員們說：他們已經盡其所能，倘因此耽延誤事，貴族們就應對於國家負責。（3月31日）貴族們不但已經逆料到這樣反對下去是毫無用處，而且也已看到行將來臨的終局，所以他們開始倦於抵抗了。正在這個當口，阿蓋爾侯爵從蘇格蘭來。以宗教論，他是長老會中人，但以政治論，他屬於更大膽些的思想家之列。至於獨立派的人，尤其是哈里·文與克倫威爾，不久就同他成為親密朋友。況且阿蓋爾有新仇要報：阿蓋爾這個人有優異而幽深的知識，思想活躍，但是他在議事廳內所表現的堅決卻遠過於在戰場上。蒙特羅斯打勝蘇格蘭人那一仗，阿蓋爾剛到湖中，還不曾靠近戰場呢，一看見他的軍隊潰散，他自己就逃了。從這一天起，無論在英格蘭抑或在蘇格蘭，保王黨們一提起阿蓋爾的名字無不趁機侮辱他的。惟有叫保王黨完全失敗，才能使他的報復心理得到滿足。他施用他的影響勸告蘇格蘭委員們和幾個長老會派的頭領，不要再反對，不獨不要反對重新組織軍隊，而且不要反對自我克制的法令。他說：這樣的反對徒然害事，將來由於情勢必要，遲早會取消這樣的反對的。這是難免的，不過或早或晚罷了。埃塞克斯看到他的朋友們的決心在動搖，他決計走在他們示弱之前就宣告他要辭職。4月1日，在他出席上議院時，站立起來，手拿一張紙（這是因為他不長於言詞，所以常常要看這張紙說話）。他說：「諸位勳爵，我從前奉兩院的命令，擔負這個重任，我伸手接受他們的劍。我敢說，我受任以來，在幾乎三年之中，我一貫是盡我的忠誠為你們效力。在此過程中，我希望我既未失我自己的榮譽，又無負於公眾。我現在看見通過了這許多的法令，就曉得下院的意志是要我空出我的位置。在格洛斯特之役以後，我原就想辭職，無論人家怎樣批評我，我卻並不是為自己而久不辭職，只因有許多人為公益起見，以大義責我，亦有許多人表示愛戴，我不能不聽他們苦勸，其實我早已要辭職了。我現在辭職，我把我的使命交還當日給我的人。有人相信我的辭職會有利於現在的不妙的時局，我但願如此。我求兩院查核現在免職的軍官們的欠薪單，照發大部分欠餉，以維持他們的生計，由公家承擔將來償還未給的部分，且求兩院不以我此舉為過分。諸位勳爵，我曉得我們處於現在這樣不幸的時局裡頭，嫉妒是在所難免的，但是明智與博愛應該對之加以限制，不使其有害於國。但望我這一個建議不是不合時宜的，我願我自己和我的朋友們既享受其他利益，亦分享我的建議的利益，由於我熱愛議會才有此舉，無論議會怎樣酬我——我現時所受的待遇，他人亦曾受過，不止我一個人——我還是衷心祝願議會興旺發達。」

這一番演說，從上議院看來，好象是自天而降的解救，他們趕快通知下議院，他們不加修正就通過了重新組織軍隊的法令。鄧比及曼徹斯特兩伯爵亦同時辭職。上院因為他們兩人因愛國而作出的犧牲，投票議決感謝他們，給他們以許多承諾，下議院全體贊成。翌日，上議院毫無阻礙地通過一條自我否定的法令，與最初的略有不同，卻有助於得到同樣的效果。這次鬥爭曾使人們很不放心，現在終於結束了，人們就深感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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