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在君這個人

丁在君這個人
作者：胡適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真說：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裡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目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為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吃藥。醫生還沒的趕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為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裡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皮的水果，必須的滾水裡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方，很費事的佈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侄兒，內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著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煙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指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煙，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為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薦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薦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薦信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薦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薦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復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著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孑民先生說在君「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傖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裡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傖。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為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國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讚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簡單，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瞭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勵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為科學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為人類求真理，充滿著熱心為多數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途中，歌唱著「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裡，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我現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興趣。十年前，他常說：「我家裡沒有活過五十歲的，我現在快四十年了，應該趁早替國家做點事。」這是他的科學迷信，我們常常笑他。其實他對政治是素來有極深的興趣的。他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自信力和負責任的態度。他開篇就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很大膽的說：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來替代他們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處的境遇，都是同從前不同的。只要有幾個人，有不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種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訴我們四條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條最可注意。他說：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

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實業教育都辦不好。所以他要我們少數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擔子來。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國自由教育的產兒，他的科學訓練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說：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說，

　　　　我們是來救火的，不是來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訓練看來，用暴力的革命總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納無數「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數裡的少數，優秀裡的優秀」起來擔負改良政治的責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國十五六年之間，放火式的革命到底來了，並且風靡了全國。在那個革命大潮流裡，改良主義者的丁在君當然成了罪人了。在那個時代，在君曾對我說：「許子將說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

　　這句自嘲的話，也正是在君自贊的話。他畢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臺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之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

　　在君的為人是最可敬愛、最可親愛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國威廉皇帝式的鬍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見了害怕。他對不喜歡的人，總得斜著頭，從眼鏡的上邊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對他說：「從前史書上說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來不懂得；自從認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對人』是怎樣一回事！」他聽了大笑。其實同他熟了，我們都只覺得他是一個最和藹慈祥的人。他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最喜歡小孩子，最愛同小孩子玩，有時候他伏在地上作馬給他們騎。他對朋友最熱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兒女一樣。他認得我不久之後，有一次他看見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勸我戒酒，還從《嘗試集》裡挑了我的幾句戒酒詩，請梁任公先生寫在扇子上送給我。（可惜這把扇子丟了！）十多年前，我病了兩年，他說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適，硬逼我們搬家；他自己替我們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貴，那時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說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墊付十元！這樣熱心愛管閒事的朋友是世間很少見的。他不但這樣待我，他待老輩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這樣親切的愛護，把他們當作他最心愛的小孩子看待！

　　他對於青年學生，也是這樣的熱心：有過必規勸，有成績則贊不絕口。民國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個宴會上遇見在君，他第一句話就說：「你來，你來，我給你介紹趙亞曾！這是我們地質學古生物學新出的一個天才，今年得地質獎學金的！」他那時臉上的高興快樂是使我很感動的。後來趙亞曾先生在雲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許多次，到處為他出力徵募撫恤金。他自己擔任亞曾的兒子的教育責任，暑假帶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責他補功課；他南遷後，把他也帶到南京轉學，使他可以時常督教他。

　　在君是個科學家，但他很有文學天才；他寫古文白話文都是很好的。他寫的英文可算是中國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許多學英國文學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愛讀英法文學書；凡是羅素、威爾士、J. M. 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購讀。他早年喜歡寫中國律詩，近年聽了我的勸告，他不作律詩了，有時還作絕句小詩，也都清麗可喜。朱經農先生的紀念文裡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紀遊詩》四首，其中至少有兩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罵竹子的五言詩，被林語堂先生登在《宇宙風》上，是大家知道的。民國二十年，他在秦王島避暑，有一天去遊北戴河，作了兩首懷我的詩，其中一首云：

　　　　峰頭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樂如今七寒暑，問君何日踐新盟。

後來我去秦王島住了十天，臨別時在君用元微之送白樂天的詩韻作了兩首詩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連別更難。

　　　　從此聽濤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而今白到須。

　　　　此別原知旬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這三首詩都可以表現他待朋友的情誼之厚。今年他死後，我重翻我的舊日記，重讀這幾首詩，真有不堪回憶之感，我也用元微之的原韻，寫了這兩首詩紀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

　　　　高談看月聽濤坐，從此終生無此歡！

　　　　愛憎能作青白眼，嫵媚不嫌虬怒須。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風流一代無。

這樣一個朋友，這樣一個人，是不會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永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的心裡的。

　　廿五，二，九夜

　　（原載1936年2月16日《獨立評論》第188號《紀念丁文江先生紀念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