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
個人思想歷程的回顧與檢查 作者:林昭 |
關於我的思想,在「思想日記」中已經作了比較全面和詳細的自白。這篇材料,準備應領導之命,着重在個人於反右以後如何進展到政治上與黨和政府形成對抗性矛盾的過程,以及自己現在的認識。
「日記」(指「思想日記」,下同)中已經分析過:上大學,在自己來講,是一種對黨熱情減退、政治情緒上感覺空虛以及疲倦的表現。但在考入北大之後,因為個人志願達到圓滿的滿足,在那麼一個朝氣蓬勃的新天地、新環境裡,對於生活還是抱着比較樂觀而振奮的態度,希望從此開始生命上新的一頁。由於過去在農村工作團期間與領導關係不好,受到過打擊,情緒上有時也會流露出一種遺留的低沉與壓抑,所以對組織不是十分靠近。不過與班上一些黨員同學等相處都還和諧。因了傲氣和抝強的個性,做不成「積極分子」,卻也不算落後分子。對學習,有如飢如渴之心,較為努力,相對說來,政治熱情便差,有點「老一套」的疲塌,似乎「日光之下無新事」。
肅反中,個別黨員懷着私忿,利用其負責肅反的機會對我打擊,「批判」我人生觀消極,思想頹傷、「戀愛觀不正確」等等,最後並給我以留團察看一年的處分。當時我對此事極有不平,但沒有採取正確態度向黨組織、向領導反映真實情況,而把不滿和埋怨吞下了肚裡。而且還有這樣想法:批判以至處分,領導上又不是不知道!然則我再去反映,頂什麼用呢?從過去的經驗看,黨組織總是相信黨員的,加以私人感情的糾葛,有許多地方,作為當事的本人很能體會得到,對別人形之於口舌就比較為難。「可以意會,不可言傳」,很難說,罷了,你這麼打擊我,至多影響我不得入黨,那我不想在大學裡入黨也就是了,學習可是我自己作得主的,你影響不了。一存此念,傲氣更増,對政治越沒熱情,對組織越不靠近。但舉一事為例:當時北大中文系副主任,具體負責新聞專業教學思想領導的羅列教師,是我蘇南新專時代的老首長,過去一向對我比較關心。但肅反以後,我大約有一年之久未去找過他一次!自己不主動爭取組織的了解,乃使組織對我真實的思想情緒更不了解,嫉妒的小人乃亦更得機會傾陷、打擊和中傷。有次我偶然在紙上題了一首他人所作的七絕:「澤畔行吟楚逐臣,井中沉史宋遺民,頻年我亦傷懷甚,人壽幾何俟河清!」其實沒有什麼深沉的思想活動,不過一時無病呻吟的故態。卻又教人抓住列為口實,說我要做蔣政權的遺民。此話在我這個未解放前就積極參與地下黨所領導之學生運動、且曾一度有組織關係的人聽來真憤然,感覺為對我一向所持政治態度之莫大侮辱!但又因此更抱怨組織———別人不知道我過去那些事,罷了,因為我平日很少提起,領導上難道也不知道,抹煞我當年一片純真無邪出自赤子之心的革命熱情!看來是不知好歹,只吃馬屁,我也心灰意懶了!……
因為如此,政治態度便漸漸趨向一種批判的保留。雖還是團員也不算最落後的團員,卻與一般被人們稱為落後分子的同學較易接近,覺得很能理解他們的內心。他們也比較願意和我暢談,因為我不像一般組織成員那樣作盛氣凌人或壁壘分明之狀。日後與「廣場」諸友的關係,相當部分就從這些關係上發展來。不過那時自己的政治態度只是較為保留,並不十分激進,甚至與團內最激進的懷疑現狀者之間也仍有相當距離。記得五六年初學習「再論」時,團支部內一位態度激進的懷疑派(後來成了右派,且是「廣場」主要編委之一)所持種種論點,我就還不能同意,甚至無法接受,曾與他進行過一些不很正規的辯論……
「鳴放」開始,這在北大是一開頭就來勢相當兇猛而凌厲,我的感情——同情,那是肯定說從第一天起就在朋友們的方面;但作為一名組織成員加之深深懷疑黨的真正態度和意向,我在行動上又不得不比較保守與穩健。那些日子裡,內心有一種深沉的矛盾:似乎有兩種力量扯着我往兩個相反的方向去。當然這種狀態是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的,不久——幾天後從在露天演講會至公開為朋友們辯護開始,我漸漸轉到了他們的一方面,當時我認為自己這是對的,是跨出動搖而走向堅定。雖然,以後成為一句在北大校內流傳很廣的話的「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多少也透露了、說明了我那時真實的內心。
轉向之後,這矛盾並未完全解決。因為我與某些同伴的思想狀況畢竟還存在差異,我還抱着善良的願望,希望能夠兩全其美地解決問題。故常勸一些較接近的朋友注意檢點,不要被別有用心者利用,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性質不同,等等,想使他們不要以過激的言行引起領導上的怒恨懷疑,使這新生的民主運動可以進展得比較和平順利,同時也想勸領導大膽放心、信任群眾,不要偏聽偏信而輕舉盲動。所以在預感到政治的低氣壓之後,一度想直接向黨中央和毛主席呼籲……
形勢的發展終於與我無力的願望相違,急轉直下全面開始了反右的疾風暴雨。那些日子裡我深深地懷疑而且感傷,不忍正視現實卻又無法逃避。開始對我批判也是給我的一個重大刺激,因為我本來倒還不認為自己就和某些人完全一樣。而且那時對自己種種言行所造成的群眾影響之真實程度也還缺乏認識,故心底感到一些委屈,似乎我並不曾做什麼……基於對反右那許多惡劣之人身侮辱的深沉的厭惡和強烈的抗議,我不止一次想以放棄自己的生命來求解脫……
在五七年整個下半年中,我心底仍然懷着一線希望,希望黨也許會適可而止地罷手收場。然而鬥爭的進行,無論校內校外都只日趨慘烈,無情的現實再一次粉碎了我良善的夢想!大量慘酷的荒謬的事實使我目擊心傷、五內欲裂,我終於懷着最沉痛的情緒,親手撕破了、拋棄了自己的希望。隨着認識的深化與反感的強化、我與「廣場」友人們的關係進入了新階段……我的思想發展是有個比較曲折的過程,但在過程大體完成以後,我和我的朋友們之間並無原則性的距離。我們都不是孩子了,何況又在這麼一場殘酷慘烈的政治鬥爭錘鍊之下!我們很清楚地了解自己所持的政治態度意味着什麼,了解自己所選擇的道路可能通向那裡……那時,無論是「廣場」友人或是我本人,都已經不是從一般意義上來考慮問題的了。「日記」中已經敘述及我們的一些思想過程,總而言之,覺得如此的現實已經無法改良。故連我這個批判地改良主義的,也不能不拋棄原來的幻想……當朋友們看到我終於和他們達到比較完滿和諧的一致之時,他們可是高興極了……我們終於互相了解而找到共同語言了……
後期「廣場」的活動,接受了前期的教訓;加之主客觀因素都在改變——客觀上鎮壓愈趨酷厲,主觀上則拋開改良主義越發徹底——這樣,到得後期,「廣場」成員一般採取了避免公開的活動方式並偏於單線進行,人們考慮到未來種種事變的可能,故着重在要使思想上達成基本一致的同伴都能獨立作戰、獨立生存。當然主要成員間的聯繫還是比較緊密,但在聯繫之時 ,也只談一些必要由較多幾個人來考慮決定的問題而並不一般地談所有問題,像人們各自分散進行的獨立活動,就並不一定都互相知道,甚至互相間連詢問都很少詢問,似乎都有那麼一種默契,不是不信任誰的問題,但你一個人做得的事,我就沒有必要非得去知道,反之亦然,我也有我的事,我的情緒,我的關係,我的密友……那時,我與「廣場」友人們的接觸,大家都守着這樣不成文的諒解:我和甲在一起時一般地並不向他特別提起自己和乙的聯繫,反過來,和乙在一起時,也只直接交談個人的意見,而很少扯到第三者……我們彼此都是信任的,正因為信任,才自覺地採取這樣的態度:把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繫也單線化,各人都不去過問那些自己認為沒有必要非知道不可的事情。
經歷了一個巨大的傷痛失望的過程,我由南方回到了北大,已經是五七年暑假開學後的一個多月近兩個月光景,這期間,由於空間的阻隔,對「廣場」友人們諸般活動的情況缺乏具體細緻的了解,但一般是知道的。回校後,政治上共同語言的取得,使我有可能相當清楚地知道若干內部中心事件、主要成員的活動、動向等……他們一般地說,本來不是不信任我,這時候彼此的關係當然又深了一步……我們那時就曾在個別交談中討論過越境問題,一般認為:由於中國具體條件的制約,民族或民主的政治活動,若是反對當時現實的,歷來都必須取得外部的根據地。這樣一條規律,看來今日也仍還有其意義——明擺着的麼,在國內連說句話都不可能!……越境成功的話,再考慮下一步的問題。作為一個或兩個具有相當活動能力的北京大學的學生,「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即使在獨立活動的條件下,也應該可望通過將極權統治、惡性政治迫害的實況訴諸中外正直人士心靈的一切道路,來成功地展開自己的工作……
當時,我和某一位密友在交談中,曾深刻地互相剖析過自己在這問題上的思想感情……我告訴他,在我個人幾乎一直沒有往這方面考慮,我企求的是祖國的平安、自由、繁榮和興旺,不是個人生活無憂的享受、業務上的發展或其他,當祖國大地還沉沉如墨、遍被哀鴻之時,我的心靈永遠不會獲得自由;我寧願守着這片土地和自己的同胞們一起忍受苦難、磨折以至一起去死!……
我的朋友嘆息道:「我十分理解你這種心情,我自己也是為此充滿着矛盾……雖然去的人也不是為了個人自由,而且本身行動就得冒相當危險甚至……什麼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主觀上必須自己作一個抉擇……我也不想去,不是怕冒險,只是為了不忍離開母親一般的祖國!……」
——那是一個比墨還黑的酷寒的冬夜,我們並肩走在,以後又坐在北京西郊裸露的田原上,憔悴而寒冷的大地若有知有感,當會聽到我們年青而又灼烈的心在腔子裡激切地、痛苦地搏撞……
和「廣場」友人(指主要成員)們的單線聯繫,一直到他們被捕的前二三天……那不是五七年底就是五八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從城裡回來,一位「左派」告訴我這個消息,且說且看着我的臉色和表情,叵耐我幾乎比冰還冷!……早有思想準備了,上一回相見時還在談這個呢!不過來得恁快,倒是出乎我意外。那會兒我也曾為自己作過相當準備,對朋友我是完全信任的;可事情出得這麼切近誰敢保證前一向我們的行動接觸不已在監視之中?天下可沒有不透風的牆,儘管我們主觀上高度警惕着……但準備落了空,大約我命該不在北京坐牢……
緊接着就是反右處理,我懷着沉痛的心情送走一批批友人——更準確地說是習慣地和他們猝然地離別。於是又來到了思想上最痛苦的階段,那時已是五八年了。絕望也沉重,但和上一階段——五七年暑假前後那幾個月——已有不同:上一階段的絕望來自現實的瘋狂,這一階段的絕望則來自友人的星散。儘管我們都已充分估計到這種情況的發生並早已相當地強調了獨立活動,但當實況來到時,善感的我還不能不承受着心靈慘重的創傷。我的認識過程完成得比朋友們晚些,女孩子們有時情感上又未免稍脆弱些。慘酷的現實是那麼無理地猖獗而肆虐,我即使思想上不需要、不再需要任何鼓動了——現實已成了最有力的無時不進行着的鼓動,其他什麼鼓動都用不着了;但感情上還是極需要支持。和小弟的接觸,帶給個人一些感情的安慰,卻不構成為支持。「日記」第十篇中說:「3:他的精神力量那時還不如我昵!瞻望前途自己覺得孤軍無力,想到朋友們的處境又辛酸徹骨,悲憤交集,難以解開,所以才又重演了一次幻滅。
謝謝天,這一階段總算也過去了……記不清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這樣的話:痛苦對於靈魂的作用,猶如鍛鐵的大錘,靈魂要麼經受不住被它擊碎,要麼被它鍛成堅而且韌!我自然並不堅,也不韌,不過沒終於給它擊碎,總算徼幸。通過這一關的過程,就是將悲憤化為力量的過程。對朋友們的思憶使我極感痛苦,每一想到他們正在鐐鏈之下迫害之中,而我還「逍遙法外」,總有一種像是自己叛賣了他們似的感覺。有一天,周末的夜晚,舞會樂聲隨風飄來,同學們玩的玩兒去了,或看電影、聽音樂、做什麼去了,我獨自坐在宿舍里,但覺得周圍那種溫馨的寧靜,使我中懷如焚如熾。無法,只好又訴之於詩,寫了一首不長的新詩「我應該在那裡」,如今背不全了,只記得末段大意是:
「悲憤如此沉重,壓得我難以呼吸,
我怎能擺脫這些面龐,這些記憶!
任教它算什麼——考驗、懲罰、拋棄,
我寧可去——我應該在那裡,
我應該和自己的朋友們在一起!」
——這,就是我心靈的告白,是我的態度,是我的誓言!……我從沉重的悲憤中抬起頭來了,儘管痛苦還繼續不斷地鍛打着我的靈魂,比如小弟的被捕和流放,但一切都不能阻止,卻只是更加鞭策着、激勵着我自覺地、堅定地走向朋友們先行的道路!
從那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們的活動介乎合法與非法之間,一般說,並無什麼明顯地構成「犯法」的行為,但在自己來說是有意識地從政治角度出發在考慮着、處理着問題(所以我在「日記」中說:人有了政治性,幹什麼就都得有點兒政治性……)這期間個人活動的主要內容,是和本校及外地同派們的大量接觸,完成這一點,並不太困難,因為既都是共同存在,了解起來極深極快,而且在「孤立」與磨折中誰都有嚶鳴求友之心。我通過來往、書信,聯繫了好些人。在聯繫中我努力觀察和了解——探索人們的內心,我發現,不滿現實,那是極普遍的共同意識,甚至有時達到相當尖銳與深刻,問題倒是:不滿之後怎麼辦?以容忍求苟安,還是決心戰鬥、採取行動?需要既認識現實又懷有犧牲精神的人,光只認識了那是不夠的。小市民對現實的認識也能達到相當的深度,他們可永遠只站在一邊「看冷破」而說風涼話。從接觸中我發現,有些人似乎也有與我大體相同的目的,我們很快就學會了相互鑑別,心心相印!但留着那一層薄紙並不直接揭開。這是基於對現實狀況的考慮,許多人都只能說是半自由狀態,環境又相當地壞!忙於組織起來,不能成事,反為有害,草蛇灰線,徒留痕跡而貽人口實。我們是懂的:共產黨靠組織起家,故最犯忌別人搞組織,但這不成問題,我們何必非要來一套有形的組織!在一定情況下,組織不過是個形式,是次要的;人,才是最主要的。好比串珠子似地,有珠子現成放着,使什麼線都能串:黑線惹眼,那白線也成,甚至沒線都成。有了珠子還擔心線!不僅我,似乎好些人都是如此考慮,所以接觸中簡直不大談及這類形式主義的問題。有些人,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他們也是「有心人」,也有較廣泛的接觸與聯繫,從本校、外校一直到社會上。但我並不去過問他們所聯繫的對象,猶如他們不來問我一樣,在這許多地方,我們會心默契地保存了、繼續了「廣場」後期的傳統,無形中採取了分散和單線的活動方式。誰來撈也撈不起,沒有線——沒有東西;當然,實質上卻有不少接觸和活動,是會心不喻地從政治角度上看的問題。然而又不全是,以我之較密切的一些朋友來說,有些是入大學前的老同學,有些是詩文唱和的文友,有些是一起工作過的同事,有些是同級同班、平日比較親近的同窗……老關係新關係,政治關係非政治關係錯綜交織在一起。這還道是有形的,其中水平高低、情緒強弱、態度堅決或否,認識若何程度,我們相互的了解默契,「點頭會意」……這許多完全無形的、極其微妙的東西,除了彼此心裡有數之外,第三者天大本事莫想弄清這筆帳!所以我這會兒坦坦白白明說在頭裡。這,就叫合法與非法之間,進可攻得,退亦守得,告訴了閣下,你也奈何不得。最多執到幾個地址命他人檢查與林昭的關係去,那可又是雪淡稀鬆的事。整個說來,珠子仍在,就丟掉我這顆把又打什麼不緊?我才放心呢!
在單線接觸過程中,心靈共鳴幅度較大的朋友們,有時自不免談得深些,研討一下是否可以有所作為。但主要重點還不在作什麼而在如何作。一般共同感覺:對如此一個空前未有的極權政治進行非法之政治鬥爭,很需要撇開舊規程另尋新蹊徑。因為許多老一套,都早讓當前的執政者玩過了,玩熟了。所謂「捕快原是賊出身」,抄老法子不行。當然,作為造反來說,有若干規律是較具共性,「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式就可以也應該別創新樣……特別是在政治中心的北京,對這問題更值得詳加思索考慮……不過並無多少成果……
秉承着北大以及「廣場」傳統的影響,我很重視對外地、外校的聯繫。因為從北大以及京城的情況,使我堅定地相信:「天涯何處無芳草」?時代思潮如是一種超越空間的存在,更不如說作為一個「階級」的這些人本身之間便有着深刻的共性,散珠子遍地是,就看會不會拾,小珠串也一定有,找到一些溝通起來,戲就有得好唱……顧雁他們本來早已邀我上西北玩兒一回去,我苦於沒法脫身,也怕引起注意。以後他也身體不佳回南了,這便很巧。通過接觸,很快溝通了、交流了北大與蘭大反右以來的一般情況。談起來當然會談到人,但我們的人泰半被各種形式束縛或半束縛着,故而還是他們的人較有實際意義……從主觀上來說,我是代表「廣場」去考慮某些問題的,自然也沒誰們封我當這代表,但也可以說有。在『廣場「後期直到主要負責人被捕前後,人們一般都懷着這樣的默契:獨立存在、獨立作戰,無論在什麼環境下不負初願,不改初志!要像液態的升汞那樣,聚到一起立刻能泯合無間 ,拍散了,不論是多細的一顆也獨立成珠!——組織上是否正式參加倒又次要了,精神一致 ,自必呼吸相通,(事實上,後期的」廣場「諸友們也全不着重於此——不斤斤於什麼組織不組織,所以我總覺得:沒組織比之有組織還危險、還麻煩,還不好辦。)故從這方面說,我又很有資格為「廣場」的當然代表,猶如其他「廣場」友人們的資格一樣。對着顧雁我沒很強調這一點,一來因為暫時尚無強調的實際需要,二來,他也是北大出身的,總還有相當強烈的「北大觀念」、不煩十分強調。另一方面,我當然也同時代表自己個人,想起來,蘭大的夥伴們大致會了解我這種身份。代表「廣場」的意義並非是頤指氣使、發號施令,而是作為平等的聯合……「廣場」是不可扼殺的,它活在我們每一個與它有直接關係和密切聯繫的人們身上!
大約黃土高原上比之金碧輝煌的北京城內是遼闊而且獷悍,蘭大的朋友們性格相當開朗而外向,好動作,卻不甚好靜去深思。這當然與客觀環境有很大關係。似這種好動的習性用以造反,長處是頗富於進取,短處是不善於等待……有些事,北京的人們若真蓄意要做,未嘗做不起來,如印些小東西之類。不過我對此可謂是一向反對的,理由很簡單,印秘密宣傳品,不僅對印的人來說是個冒險,對一切讀的人來說同樣是個冒險。真要做哩,非但得為自己想,還得為別人想:一份或一張東西出去,能給人家一點什麼?值不值得別人冒着險看?倘然不過是些盡人皆知的道理,秘密傳單也不足奇,倒使別人冒沒有價值的險。自己倒罷了,既幹了這個,就不好太畏首畏尾。但也該較計較計,值得才幹,不值得便不干。可是我這種主張曾受到過誤解,使得我相當生氣!——已經走到了這麼一步,難不成我還惜此一身麼?
不過有些東西依我看來是沒啥意思。在分局,很早,承辦員就問到過我關於顧雁印了「海鷗」的事。我叫先不知道,只好由着生米煮成熟飯,若早知道,決不同意!——不用說別的,就作為原作者,我也有不同意的權利,「海鷗」有些叛徒情緒,但也不過是叛徒情緒罷了,不值得一印,不能給別人多少東西。在京時我曾手抄以傳閱和贈送過,那個,另一回事,那還勉強可以算在合法的範圍里,至多你來批判我這詩便是了。一付印刷,雖是油印,亦總有點譁眾取寵、驚世駭俗。一副像煞有介事之態,其實又沒啥了不起,「鞋子不着落個樣,月亮里點燈空掛名」,我不為也。否則,當年還曾參與地下黨的散發、翻印宣傳品等活動。我又不是沒有半套,就說印東西,除了一聽油墨少不得外,其他什麼不用,使圖釘把刻好的蠟紙往桌面上一釘,不照樣印出來?有何難哉!不過沒有着手進行耳。……鼓動,除了一般的目的還應該有具體的目的,因之很該注意時機。忽視時機,單從一般目的進行鼓動,其所起的最大作用,不過是宣告自身之作為現實反對派的存在。然而這種宣告本身卻是並不必要的——在主觀上說是缺乏必要的,宣告不宣告,總之存在;在客觀上則是缺乏意義的:一般性的鼓動,有現實本身在那裡進行,進行得很好,就叫我們再去進行,也不過是把某些眾所共識的事實加以重複而已,具體的鼓動則尚未有可為的實際。但有些人情緒躁動,偏好此道,叫我也沒有辦法。就說我代表「廣場」,那也是平行聯合而非垂直上下的關係;作為個人則更得尊重朋友們的共同意念。我自己便說過:造反,這是十足沒有公式可代的東西。是故經驗必須在實踐中創造,而失敗的教訓更免不了……
其他種種方面的問題,內、外、紅、白、左、右、上、下、目前與未來,部分與整體,所謂「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當然不免都要談論以至討論。並非認為區區我們能把從宇宙到蒼蠅都巨細無遺地承包下來,但主觀上不能不對宇宙到蒼蠅都有個適當的看法。這中間,分歧當然也就不免。人們的統一,有時出口便已達到,有時卻也得通過思想見面反覆論爭才能達到,反覆爭論後仍達不到都會的。很有趣,事實就是那麼一些事實,原則就是那麼一些原則,看法上卻可能形成很大差距,即看法基本一致了,所推出的結論還會不同,人就是這麼複雜之至的東西!……比如對於黨自覺改革、進行路線轉變的可能,在初我之估計非常不足,廬山會議後,更加深了這個看法。經過與個別友人深刻傾談交流意見後,勉強同意這種可能的存在,但又認為那是一件相當渺茫的事,也許在較遠的未來。總之,得受許多主客觀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的消長及其作用的程度,又是我們所無法完全掌握的,因此不應等待!——而且當前慘厲的現實及其荒謬的延續加深,也使人忍無可忍沒法負起手來等待!誠如一位友人說的:「我一見到大標語宣告總路線萬歲、大躍進萬歲、人民公社萬歲,便頭通(痛)道:完了完了,無可挽回!」——也許這麼推理比較簡單化一些,但也頗有「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的敏感在內……所以我說:有些人對黨的感情還比我深哩!
這麼的,總的說來,我們都是清醒而自覺的,我則更是清醒而自覺的,有時我甚至認為:自己比之某些人,即不能說更自覺,至少更清醒一些。
總的來看,來回顧自己思想發展過程,我覺得歸納起來,還是本月六日我向那位政府人員說的那兩句話:存在決定意識,外因通過內因。前一句「日記」數十萬言已經作了比較全面的說明。總而言之,黨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國,林昭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豈有政治成見存在,非要閉着眼睛抹煞良心反黨不可?但黨既不能作到那樣而恰恰相反,又要說、弄出了如許多偉大的混賬與血淋淋的荒唐來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爛,血淚遍地而白骨成堆,那麼,林昭雖是乳臭未乾的黃毛稚子,也覺中懷慘痛五內崩裂而萬萬容忍不得!這時候,同一條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進作用——正因為我本來是黨的追隨者、擁護者,所以才更要反黨!黨的革命成功解放全國,自然是千百萬生人死者同心協力的結果,非任何一人所能得竊而據之;但我既然曾在紅色恐怖的年代裡追隨了黨,以青少年的純真熱情呈獻給黨,則從個人本位出發來說,對於黨的一切作為:美政或暴政,在政治上都應義不容辭地擔負全部責任,黨今日把國事弄成如此局面,作為黨的一名追隨者,青年熱血的林昭無面目以見父老,無言辭可對國人!……有位師長對我說過:人作任何事,最好當然是於人於我都有利而無損;不能如此,則只要於人有利就損了己,亦無不可;損人利己,那自然是要不得的;而最糟糕、最沒名堂又沒成說的事,就是做了之後於人於己兩無利益的。我深服膺此言。又有位友人對我說過:天下興亡自然不是任何一名匹夫所能全力擔得起來的,但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正直的人,雖然身份不過匹夫,也許脫然自認為天下興亡全擔在我的肩上!這不是自我擴張,而是「視民如傷」,我也深服斯言。還有一位前輩對我說過:從抽象的高度來看,愛亦感情也,恨亦感情也,不論對人對事對物,總該有愛始會有恨,無恨,則亦無所謂愛。故金聖歎批「三國」,認為周瑜要殺孔明,正孔明之知己也,此所以孔明祭周瑜文中道:「從此天下,更無知音!」以上云云可以作為我個人對黨政治態度的小小註腳。
後一句:外因通過內因,這也是當然之理。我追溯自己思想意識,覺得當初所以會政治熱情衰退,會同情落後者,會不靠近組織,會對領導傲氣,直到會倒向右派乃至成為右派(成為右派以後的事那不必說了),在自己這方面,最內在、最本質的一個原因,就是個人思想上的民主觀念和自由傾向相當強烈。當年鳴放中我引過一句話——話不是我的創作,卻忘了出處,也許還是法國大革命前後那陣中誰說的昵。不過用來說明我當時所抱的根本態度,極切合,極完滿:「我不同意你這句話,但我甚至不惜生命來保證你有說出這句話的權利!」這種基本立場導致了我和領導上的分歧,以及和「廣場」諸友的統一,卻也包含着我與領導上在某些前提下的統一以及與部分友人們在某些問題上的分歧。認識過程有長短,進展速度有緩急,因此有時接受別的影響有時又影響別人,當然之理。但特別像我這樣個性抝強,追求「真實」的人,一事如未通過自己的大腦,決不隨聲附和率爾而行!而在認識達到了一定高度以後,那便已有了共同境界,剩下的只是策略方式問題了。這一步,如上所述,是在「廣場」後期某些活動的參與時就已完成了的——作為叛逆者,那決定性的一步已經邁出了,在這一兩年間未作什麼明顯的非法活動,而將活動限於合法和非法之間,那也如上所述,客觀上是因為受到某些條件的制約;主觀上是認為某些事情不太必要,只是如此而已。故也不能承認說與黨和政府形成對立是自和蘭大友人們聯繫之後始,(何況這種聯繫開始的時間,看來是到現在也沒曾弄準確)老實說一句:北大同派中能有幾個是不善能從政治角度看問題的?以活動水平——思想水平而論,猶恐只有更高出外校呢!
過去,我從不認為在這裡面我們有什麼錯誤——「日記」中已不止一次表明了自己這種認識:總覺得領導既錯於前,則我們「反」之於後,天經地義,問心無愧!即使看到黨近年來的轉變,也仍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誤——我反的是未轉以前的你,又不是既轉之後的你!這不是,你轉了,看看是像比較誠意,我隔着監獄的鐵門猶在衷心歡喜,我有什麼對不起領導的!這樣一些見解,也不可以便謂之錯,問題在未把事情通盤聯繫起來考慮;孤立地強調了我等立場的正義。本月初時經過那位政府人員的啟發教育,我的認識乃進了一步,覺得這中間我們確實也有錯誤。誠如他所指出的:我們對於黨能痛下決心懸崖勒馬的可能,自覺適應現實形勢來自上而下進行政治改革——治政革新的潛在力量,認識不夠,估計不足。基於此,我們當然就不會採取鞠躬盡瘁仁至義盡以促起黨和政府猛省的態度,而必然選擇自覺與黨對抗、革命衝決現實的道路。對客觀認識的片面,導致了我們主觀立場的偏激。從這方面看,與「日記」十二篇中我所檢查的「鳴放」當年這輩青年人的錯誤,事屬同一類型。不過既隔了數年且是這麼壁壘對峙的,在對立情緒日益加深的基礎上,事情又推進了一步。而今日,黨這一年來的政治革新,雖然在許多地方猶不過是開始,卻已收到了相當成果,顯示出黨還蘊藏着繼續前進、生生不已、自強不息的生命力,並不全如我們所看到所認定的那麼黑暗腐朽與昏憒胡塗,反過來,這也證明了我們當初在政治上對黨採取那樣對抗的態度和衝決的路線,是一種過激的錯誤。假如黨內黨外一切不滿黨之錯誤決策者,都採取我們這樣的態度和路線,猶恐還不能促成黨今日這麼個令人興奮的轉變,社會生活開始復甦的局面也不會出現。代替的將是分崩離析、天下大亂、變故迭起與流血的慘禍,徒然為虎視眈眈、狼子野心的民族仇敵製造機會,這豈是國家之利,又豈是國家之福!今日黨與政府若以此大義相責,我等誠服無辭。
尤有進者:在我個人來說,可謂成長於一個比較「赤化」的家庭,且具有相當「左傾」的歷史,從政治上啟蒙時起,不曾把對祖國未來的希望寄向別的政治力量。但自反右以來國內政局全面逆轉的情況下,由於精神刺激心靈創傷過分慘重,對黨的感情便轉過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從熱愛變為深惡。於是「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不僅不能繼續維持「鳴放」初期那種良好的願望,承上啟下,以堅忍的態度,懇摯的心情等待領導上覺悟,促成領導上猛省,相反自覺走向對抗的道路。思想感情上與黨和政府的距離,對黨和政府的反感日益加深,終於在政治上對黨來了個根本否定。自以為持這種態度是對國人負責,實在對國人也並不夠負責,因為首先就沒有很好對黨和政府負責。如上所述,對立鬥爭造成流血慘禍,殘殺戕害,於黨和政府固然多所不利,於萬眾也豈能有很大的好處!現在我已有了這種肯定的看法:一國之內同室操戈、箕豆相煎,無論何時不是件好事,但凡能夠避免,應該避免。不過,就在一年以前,倒也還不是這麼看的。那時只覺得:渴血者必淹死在血泊中,這是一條規律……
同時,因着反感的增長與偏激的深化,又更加深了思想方法的片面:對缺點錯誤特別敏銳,對成績長處視而不見,意不足,心不平,態度上自亦難免處對立面之後,就又有效地激發反感,助長偏激。這麼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卻也是長期對我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來二所後,通過報紙略知「八九」全會以來的形勢,看到了黨之政治路線改變,當然,在積憤已久之下,開始時對領導的決心與誠意頗打幾個問號,故仍不免帶些幸災樂禍的嘲弄的快意。隨着時間的消逝,覺得黨這回算是比較腳踏實地眼見群眾了,感情乃漸漸轉變,開始作了通過向領導上開誠布公以求得問題之合理解決的想法,這便是始寫「日記」的動機。在寫它的過程中,一方面檢討客觀的發展,一方面也少不得探索主觀的經歷。平心靜氣之後,考慮也比較全面,乃重新肯定了中共治國以來,在這短短的一紀之中,也有相當成績。不去定功過之七或瑕瑜不掩,反正也為民族、為國家立下了些功勞這是事實。作為後輩,更應學習那些剖一顆丹心瀝滿腔熱血,爭取國家民族自由解放之明日的先烈,只執一端盛氣相向來個基本否定或全部否定,顯然是不客觀的,因而也是錯誤的。加上對於社會主義經濟理想的肯定,使我深深感到:我們應該重新把贊成票投給中國共產黨。而這樣一種認識它本身也便已具體地修正了我們過去所持的政治態度。
在以上的認識基礎上,我欣然樂意並且出於至誠地承認:過去所持與黨對抗衝決現實的態度是一種錯誤,且具有危害,不值得提倡。今後,在黨已經開始進行了政治改革的前提下,作為一個愛祖國、愛人民的青年,我的責任是:盡一切可能熱情贊助和實地促成黨的治政民主化,從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出發確認黨的領導,貢獻自己的力量進行誠實的工作,以求和眾人一起努力推進社會生活,使之不斷出現新鮮蓬勃開朗的局面,並實地以這樣的態度與認識,影響自己的朋友,使大家都能在共同目標的鼓舞下向黨靠近。
記得反右時我是一直被指責為「態度惡劣」的,大約自始至終就未曾真正——那怕在口頭上——低過頭者,因此有一位領導曾為此找我談話,對我責備說:你看看,就你們小組(右派小組)來說,有口口口口都比你好!我冷然作不屑之態道:領導上還真的相信呀!那都是假的。領導道:假的就假的,人家還有個假的,你連假的都沒有!有假的總比沒有好!……以後細想這話可謂「吾心衛顧」我到了家,可我當時雖驚感於他的坦白,卻畢竟絲毫無法接受,要學那班……人的偽詐,罵自己一場口是心非以求免,我不為也。我所追求的思想轉變過程是竭力,果我承認自己錯,我必須先確實認識到有錯,心口如一,否則,上了宗教法庭地球也還是轉動,這股勁兒擰不擰?戇不戇?且喜這樣一個真實的思想轉變過程我已經追求到了——領導上也改變政治路線而圓滿地完成了。黨和政府就是從法律觀點來追究政治責任而進行刑事處理,我也必含笑受之。黨的政治路線總是已經實地革新了!——像這樣一個黨,我是可以重新擁護並且覺着值得擁護的了!
林昭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