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 中發〔66〕267號 作者：中共中央 1966年5月16日 |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黨組、黨委、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決定撤銷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是根本錯誤的，是違反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路線的，是違反一九六二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的指導方針的。這個提綱，對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和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中央工作會議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關於批判吳晗的指示，陽奉陰違，竭力抗拒。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同志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係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同志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徵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採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這個提綱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這個提綱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看待當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根本顛倒了敵我關係。我國正面臨着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這個提綱，不是鼓舞全黨放手發動廣大的工農兵群眾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戰士繼續衝鋒前進，而是力圖把這個運動拉向右轉。這個提綱用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詞句，模糊了當前文化思想戰線上的尖銳的階級鬥爭，特別是模糊了這場大鬥爭的目的是對吳晗及其他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中央和各中央機關，各省、市、自治區，都有這樣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批判。這個提綱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吳晗《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問題，掩蓋這場鬥爭的嚴重的政治性質。
（二）這個提綱違背了一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當報刊上剛剛涉及吳晗《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竟然提出「在報刊上的討論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要把涉及到各種學術理論的問題，充分地展開討論」。他們又在各種場合宣稱，對吳晗的批判，不准談要害問題，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罷官問題，不准談吳晗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訴我們，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不是匆忙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彭真同志有意造謠，對許多人說，主席認為對吳晗的批判可以在兩個月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後再談政治問題。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領域的政治鬥爭，納入資產階級經常宣揚的所謂「純學術」討論。很明顯，這是反對突出無產階級的政治，而要突出資產階級的政治。
（三）提綱特別強調所謂「放」，但是卻用偷天換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澤東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黨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所講的放的方針，抹煞放的階級內容。毛澤東同志正是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又說，「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這個提綱卻把「放」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反動立場的揭露對立起來。它的所謂「放」，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只許資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放，不許無產階級反擊資產階級，是包庇吳晗這一類的反動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個提綱的所謂「放」，是反毛澤東思想的，是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
（四）在我們開始反擊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時候，提綱的作者們卻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他們用這個口號保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根本否認真理的階段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剝削階級的謬論的鬥爭，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根本談不上什麼平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無產階級繼續清除資產階級鑽在共產黨內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能夠允許有什麼平等嗎？幾十年以來的老的社會民主黨和幾十年以來的現代修正主義，從來就不允許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有什麼平等。他們根本否認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是階級鬥爭史，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根本否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和對資產階級的專政。相反，他們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一道，堅持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無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絲毫談不到什麼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而不能是什麼別的關係，例如所謂平等關係、被剝削階級同剝削階級的和平共處關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五）提綱說，「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的水準上真正大大地超過和壓倒對方」。這種對學術不分階級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錯誤的。無產階級在學術上所掌握的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過了和壓倒了資產階級。提綱的提法，表現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資產階級的所謂「學術權威」，仇視和壓制我們在學術界的一批代表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經常說，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講道理，講道理就是立，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在破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鬥爭中建立和不斷發展起來的。但這個提綱卻強調「沒有立，就不可能達到真正、徹底的破」。這實際上是對資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針鋒相對的，是同我們在文化戰線上進行大破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革命鬥爭背道而馳的，是不准無產階級革命。
（七）提綱提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又說「警惕左派學術工作者走上資產階級專家、學閥的道路」。究竟什麼是「學閥」？誰是「學閥」？難道無產階級不要專政，不要壓倒資產階級？難道無產階級的學術不要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的學術？難道無產階級學術壓倒和消滅資產階級學術，就是「學閥」？提綱反對的鋒芒是指向無產階級左派，顯然是要給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戴上「學閥」這頂帽子，倒過來支持真正的資產階級的學閥，維持他們在學術界的搖搖欲墜的壟斷地位。其實，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才是不讀書、不看報、不接觸群眾、什麼學問也沒有、專靠「武斷和以勢壓人」、竊取黨的名義的大黨閥。
（八）提綱的作者們別有用心，故意把水攪渾，混淆階級陣線，轉移鬥爭目標，提出要對「堅定的左派」進行「整風」。他們這樣急急忙忙拋出這個提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無產階級左派。他們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尋找各種藉口打擊左派，還想借「整風」的名義進一步打擊左派，妄圖瓦解左派的隊伍。他們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確提出要保護左派，支持左派，強調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修正主義者、叛徒封成「堅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們用這種手法，企圖長資產階級右派的志氣，滅無產階級左派的威風。他們對無產階級充滿了恨，對資產階級充滿了愛。這就是提綱作者們的資產階級的博愛觀。
（九）正當無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剛剛開始，而且許多方面、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的時候，提綱卻反覆強調鬥爭中要所謂「有領導」、要「謹慎」、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批准」，這些都是要給無產階級左派劃許多框框，提出許多清規戒律，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要給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設置重重障礙。一句話，迫不及待地要剎車，來一個反攻倒算。提綱的作者們對於無產階級左派反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的文章，已經發表的，他們極端懷恨，還沒有發表的，他們加以扣壓。他們對於一切牛鬼蛇神卻放手讓其出籠，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從不提倡要受無產階級的領導，從來也不要批准。這一對比，就可以看出，提綱的作者們究竟處在一種什麼地位了。
（十）當前的鬥爭，是執行還是抗拒毛澤東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線的問題。但提綱卻說，「我們要通過這場鬥爭，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開闢解決這個問題（指「徹底清理學術領域內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道路」。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寫給延安平劇院的信》、《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戰線上給我們無產階級開闢了道路。提綱卻認為毛澤東思想還沒有給我們開闢道路，而要重新開闢道路。提綱是企圖打着「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這個旗幟作為幌子，開闢一條同毛澤東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現代修正主義的道路，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
總之，這個提綱是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這個提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同這條修正主義路線作鬥爭，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關係我們黨和國家將來的面貌，也是關係世界革命的一件頭等大事。
各級黨委要立即停止執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那一個文件是錯誤的，那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那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已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和人民團體各黨委、黨組，總政治部。共印三九，九八五份。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發出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
中發［66］267號附件二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間
毛主席早就察覺到吳晗的問題，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問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主席在中央常委會議上（有各大區同志參加），從階級鬥爭的觀點出發，問彭真同志，吳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迴避問題的實質，只回答說，吳晗有些問題可以批判。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對康生等同志都沒有說過。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多次指名攻擊毛主席。他還說「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黨中央的主席也好」。他還用「錯誤人人有份」的口號來打擊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兩天後，陸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據毛主席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指示，加緊準備了批判吳晗的文章。《文匯報》於十一月十日發表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報》、浙江《浙江日報》、山東《大眾日報》、江蘇《新華日報》、福建《福建日報》、安徽《安徽日報》、江西《江西日報》先後都轉載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報刊，在十八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讓轉載。彭真同志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裡去了」。
姚文發表後，《北京日報》社長范瑾同志曾兩次詢問《文匯報》負責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報都不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將姚文印成單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華書店急電全國新華書店徵求訂購數字，大多數地方都有復電。北京新華書店奉命不復，電話詢問也不表示意見，直到二十九日，才復電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宣部副部長周揚、許立群、姚溱等同志參加。彭真同志一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志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匯報》發表一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
《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語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齣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語的最後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報》轉載姚文，比《北京日報》遲了三天。這是根據姚溱同志轉達的彭真同志的意見，說不能同時轉載，以免震動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報道全國各報轉載姚文元文章的情況，登載了《解放軍報》、《北京日報》、《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的編者按語，按發表先後把《解放軍報》的編者按語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對此極為不滿。
十二月八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為代表的反動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報》、《前線》發表鄧拓的文章，署名向陽生，題為《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企圖把對吳晗的批判，從政治問題拉到所謂道德繼承的「學術」問題上去。這篇文章是在彭真同志親自指導下寫的，最後由彭真同志親自修改，經過北京市委書記處傳閱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向吳晗示意，給他撐腰，要他堅持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同志談話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史學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廬山會議是討論工作的，原來打算開半個月，會議快結束了，彭德懷跳了出來。他說：你們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的娘，我罵你們二十天的娘還不行！他就是要罵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志談話，又講了前一天同陳伯達等同志談的那些意見。毛主席說，要害是「罷官」，我們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掩蓋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單獨同毛主席談話。談話後，彭真同志故意造謠，說毛主席贊成他的所謂「放」的方針，還造謠說，吳晗問題要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又說，兩個月以後再談政治問題。彭真同志造的這個謠，在許多場合散布過。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匯報情況，談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據九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毛主席指示發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說對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為二」。彭真同志講了他的所謂「放」的方針，還說吳晗問題要作為學術問題討論。彭真同志批評上海轉載北京各報按語不該把《解放軍報》按語放在第一篇，應當把《北京日報》的按語放頭一篇。彭真同志還說：吳晗在民主革命時期和反右派鬥爭時都是左派，鄧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陽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樣寫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報》發表吳晗《關於<海瑞罷官>的自我批評》。這篇文章是假檢討，真反攻。他為了辯解同「單幹風」「翻案風」無關，提出了《海瑞罷官》是在《論海瑞》一文的基礎上寫的，而《論海瑞》是根據廬山會議精神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吳晗的《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報》急忙發表，卻不加按語，實際上是對吳晗的支持。這是彭真同志從上海打電話催着要這樣發的，還要《人民日報》轉載。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報》發表中宣部主持寫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題為《<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這篇文章關於「清官」問題的觀點是很錯誤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報》轉載了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加了一個編者按語。這個按語沒有一句話揭露吳晗的所謂「自我批評」的實質。這是彭真同志決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報刊、北京市和部隊的有關負責同志三十多人參加的會議。首先由胡繩同志傳達毛主席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他在傳達時，有意隱瞞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康生同志說，毛主席講了要害問題是罷官，廬山會議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吳晗六月寫了《海瑞罵皇帝》，九月寫了《論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懷罷官以後，開始着手寫《海瑞罷官》。彭真同志講話強調要所謂「放」，說扯得越寬越好。他批評《解放軍報》的按語中指出吳晗《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礙了放」。他說政治問題兩個月以後再說，先搞學術。他還攻擊上海，說他們只批評《海瑞罷官》，而對《海瑞上疏》不作檢討。實際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經批評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創作，是周揚同志親自向上海京劇院布置的。
陸定一同志在會上攻擊上海發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沒有同他打招呼。他還說，要先搞學術問題，政治問題以後搞。他還在其他場合說，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沒有最後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罷官》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就好了。陸定一同志的基本觀點，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發出《關於討論（海瑞罷官）問題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級黨組織重視這場大辯論，加強領導。八日，召集全市黨員幹部會議，講了要害問題是罷官，要求發動全黨、工農兵群眾參加討論，從大辯論中提高認識，培養隊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動態》八十八期刊登的慶雲（即關鋒）的一篇雜文《從陳賈說起》，送給彭真同志，為彭真同志整關鋒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發《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陳伯達等同志的談話紀要》，故意隱瞞了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報》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題為《接受吳晗同志的挑戰》。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罷官，提到廬山會議。這篇文章發表幾天以後，許立群同志責問，為什麼要講廬山會議和要害問題？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關鋒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兩篇批判吳晗《海瑞罷官》要害問題的文章寫成。這兩篇文章都送給了中宣部，一直被他們壓着。
一月十七日
許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紅旗》、《前線》、《新建設》六個編輯部的同志開會。他在會上說，根據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報三刊的學術批判管起來，稿件和版面要審查，《紅旗》先不要搞。他強調要「放」，把「放」同講要害問題對立起來。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罷官》問題，要同時討論歷史人物評價，歷史劇，道德繼承等問題，說要「有領導地造成『一場混戰』」。
在這個會上，北京市委《前線》雜誌的同志說，根據市委的意見，他們不打算再發表批評吳晗的文章，只準備將來轉載帶結論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電話問許立群同志，批判吳晗政治要害問題的文章可否發表？許立群同志答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別人還有，現在都不能發表。
關鋒、戚本禹同志又把他們攻要害的文章送給彭真同志審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書打電話說，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鄉，沒有時間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許立群同志馬上把攻擊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給他。許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據林彪同志的委託，邀請劉志堅、謝鏜忠、李曼村、陳亞丁四位同志，就部隊文藝工作的若干問題，開始進行座談。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組擴大會。會上發了七個攻擊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會上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
一種以彭真同志為代表，他們大肆攻擊關鋒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說，左派也要整風，不要當「學閥」。他還說，已經查明吳晗同彭德懷沒有關係，因此不要提廬山會議。彭真同志還要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同志和北京市委書記鄭天翔同志證明，鄧拓是擁護三面紅旗的，長期以來是堅定的。彭真同志說，為了「放」，不要談《海瑞罷官》的政治問題。象郭沫若這樣的人都很緊張了，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陸定一同志在會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種意見以康生同志為代表，指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同吳晗的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要分清階級界限，要保護關鋒等左派同志，依靠他們組織我們的學術批判隊伍，要把鬥爭的鋒芒針對吳晗，要揭露吳晗的政治問題、要害問題，要聯繫廬山會議的階級鬥爭背景來談。康生同志批評許立群同志不收集吳晗的材料，專門收集左派的材料。
會後，彭真同志要許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匯報提綱」。
二月四日
許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據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見，在釣魚臺關起門來製造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誰也不許進去，誰也不讓知道，連對同住在一個樓里的所謂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吳冷西兩位同志也嚴密封鎖，不透露一點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開會。臨開會前，彭真同志把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送給常委。上面寫着：「此件因時間匆促，來不及在五人小組傳閱和商酌。」在會上，叫不是「五人小組」成員的許立群同志口頭匯報情況，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話，沒有讀「提綱」，沒有提出「提綱」中的關鍵問題請常委討論，也沒有說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發給全黨。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匯報。彭真同志採取了欺騙常委的同樣手法，叫許立群同志向毛主席匯報，然後彭真同志說了一些話。在匯報過程中，毛主席的意見同彭真同志的意見是完全對立的。毛主席一向認為，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是同廬山會議，同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有關的。這次，毛主席又當面問了彭真同志兩次，吳晗是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彭真同志事後卻故意歪曲，說毛主席認為吳晗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後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各次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批判，他認為這些批判都是虎頭蛇尾，沒有結論，他說這次要做政治結論。毛主席明確地反對和批駁了這種意見，指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鬥爭，是長期的階級鬥爭，決不是匆促做一個政治結論就可以解決的。這裡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說毛主席主張兩個月以後做政治結論的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當彭真同志說到，要用「整風」的方法整左派的時候，毛主席立刻反駁，說「這樣的問題，三年以後再說」。當許立群同志攻擊關鋒同志的雜文時，毛主席明確地頂了回去，說：「寫點雜文有什麼關係。」「何明（即關鋒）的文章我早就看過，還不錯。」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說明毛主席是不贊成這個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濫用職權，搞了一個中央的批語，把這個「提綱」變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這個批語沒有送給毛主席審閱，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騙手法，打電話告訴常委同志，說文件已經毛主席同意，火速發給全黨。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對上海市委的同志說，「匯報提綱」是常委討論過，毛主席同意了的，問題都解決了，也不需要跟你們談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綱」中「不要局限於政治問題」等還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繩同志同張春橋同志談話。胡繩同志說，不能講吳晗反黨反社會主義，不能聯繫廬山會議，並且硬說是毛主席的意見。胡繩同志說，這是彭真同志要他這樣講的。
二月十八日
許立群和胡繩同志在北京召集學術界和各報刊負責同志傳達「匯報提綱」。他們根本不傳達毛主席反對他們收集左派材料、反對對左派進行「整風」、反對他們要倉促做政治結論的指示，講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對立的錯誤意見。他們繼續包庇吳晗，不准講吳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問題，不准把《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聯繫起來。他們對抗毛主席的保護左派、建立和擴大左派隊伍的方針，繼續打擊左派，把鋒芒針對着左派。
傳達後分組討論，鄧拓被指定為第一小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聽傳達的同志正在討論的時候，彭真同志帶着許立群和胡繩同志到三線參觀去了。許立群同志在臨走前說，問題已經解決了，讓他們討論討論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許立群同志指定專人整理並以他自己的名義發出的《學術批判問題座談會討論簡況》中，吹噓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學術界興無滅資的綱領性文件」，是「思想鬥爭的二十三條」，「總結了過去學術批判和討論的經驗」，「中央這樣直接地抓學術問題，過去還不多，說明中央很關懷，並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紅旗》發表尹達同志的文章，題為《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這篇文章被中宣部壓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吳晗當了四清工作隊員，下鄉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怕暴露是吳晗，化名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許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匯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同志請示「學閥」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許立群同志給楊永直同志打電話，就說我彭真說的：第一，學閥沒有具體指是什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第二，問上海發姚文元文章為什麼不跟中宣部打個招呼。在講這兩點的時候，彭真同志又怒氣沖沖地說，上海市委的黨性那裡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報》發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題目是《評（賽金花）劇本的反動傾向》。這篇文章，被中宣部壓了一年又四個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專門就學術批判問題講了話。講話中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為農村工作部（註：中央農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談了兩次話，然後又同康生、趙毅敏、魏文伯、江青、張春橋等同志談了一次話，批評所謂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指出這個提綱是錯誤的。毛主席說，一九六二年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鬥爭的決議，為什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毛主席指出，扣壓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識分子的人是「大學閥」。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去年九月會議，我問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批評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組」要解散。對於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許立群同志給楊永直同志打電話的問題，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軍委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並報中央和毛主席審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來同志和彭真同志詳細地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說，他沒有包庇吳晗，只是主張「放」，「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可以修改一下。他頑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評。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同志打了兩次電話，不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編造一套謊言，抵賴和掩飾自己的錯誤，推卸責任。
四月二日
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組匯報提綱」是錯誤的，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簡單空洞的表示，沒有任何具體內容，只說「在這一方面確有嚴重錯誤和缺點」。他強調所謂「這一方面」，就是說，他在「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確的。
《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題目是《（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這篇文章被彭真、許立群同志壓了兩個半月。
四月三日
總政治部劉志堅同志根據彭真同志的意見，於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起草了一個批語。這個批語送給彭真同志後，劉志堅同志感到太一般化，於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個批語，增加了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視文化戰線上的階級鬥爭，毛澤東文藝思想是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內容。新的批語於四月四日送給彭真同志，被他壓下了，沒有採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開北京市委常委會，掩飾自己的錯誤，繼續包庇鄧拓，布置對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幾個人開會，他在會上說：他在合作化、工商業改造、農村工廠四清、國際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後分子，唯獨在學術方面是落後分子。他說，這是因為上學遲，知道的情況少。他還說，他的嚴重錯誤在於「放」，想再放出幾個吳晗來，結果是幻想。他還提出要取消清規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縛，燒着誰就是誰。又說，吳晗問題已經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時候了。
《紅旗》雜誌發表關鋒、林傑同志的文章，題為《（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這篇文章也被彭真、許立群同志壓了兩個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同志在全國創作會議上作報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之前，全面地剽竊了《紀要》的內容，並且作了嚴重的歪曲，為所謂三十年代的錯誤的文藝路線辯護。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周恩來同志參加。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後，彭真同志作了幾句形式主義的表態，誇耀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反對毛主席，實際上卻繼續頑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評。康生同志系統地批評了彭真同志在這次學術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嚴重錯誤。陳伯達同志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上、從政治路線方面批評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嚴重錯誤。最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
這個會議決定：（一）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發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註：中央的第一次批語已經撤銷，另換了一個新的批語）。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連續召集北京市委常委開會，匆匆忙忙地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所謂對吳晗、鄧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給北京市委的同志傳閱，這是違背黨的紀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同志的錯誤，撤銷所謂《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這個毫無自我批評、別有用心的按語，內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體規定，並且由他最後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見報的。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新華總社當天廣播了這個按語。當晚新華總社通知撤銷。
四月十八日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了這篇社論。
四月十九日
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
（一）《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劃發表學術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基本上通過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
五月四日
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四同志的錯誤問題。
五月四日
《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
五月九日
《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
《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一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三家村」》。
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志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