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史

中國革命史
作者：孫中山
1923年11月

　　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肯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於革命史，今挈綱要述之如左。

一、革命之主義

　　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以後，革命之事賞，已數見不鮮矣！其在歐洲，則十七、八世紀以後，革命風潮，遂磅礡於世界。不獨民主國為然，即君主國之所以有立憲，亦革命之所賜也。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績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分述於左：

　　一、民族主義：觀中國歷史之所示，則知中國之民族，有獨立之性格與能力。其與他民族相遇，或和平而相安，或狎習而與之同化。其在政治不修及軍事廢弛之時，雖不免暫受他民族之蹂躪與宰制，然率能以力勝之。觀於蒙古宰制中國垂一百年，明太祖終能率天下豪傑，以光復中國，則知滿洲宰制中國，則中國人必終能驅除之。蓋民族思想，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於外鑠者也。餘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

　　二、民權主義：中國古昔有唐虞之禪讓，湯武之革命，其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所謂「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有所謂「民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無其制度。故以民立國之制，不可不取資歐美。歐美諸國有行民主立憲者，有行君主立憲者；其在民主立憲無論矣，即在君主立憲，亦為民權漲進君權退縮之結果，不過君主遺跡猶未劃絕耳。余之從事革命，以中國非民主不可、其理有三：既知民為邦本，一國之內人人平等，君主何復有存在之餘地，此自學理言之者也。滿洲之入據中國，使中國民族處於被征服之地位，國民之痛，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猶或可暫安於一時，在中國則必不能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中國歷史上之革命，其混亂時間所以延長者，皆由人各欲帝制自為，遂相爭相奪而不已。行民主之制，則爭端自絕，此自將來建設而言之者也。有此三者，故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後可以圖治。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考試之制、糾察之制，質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政治、法律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採直接民權之制，以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

　　三、民生主義：歐美自機器發明，而貧富不均之現象，隨以呈露，橫流所激，經濟革命之焰，乃較政治革命為尤烈。此在吾國三十年前，國人鮮一顧及者。余游歐美，見其經濟岌岌危殆之狀，彼邦人士方焦頭爛額而莫知所救。因念吾國經濟組織，持較歐美，雖貧富不均之現象無是劇烈，然特分量之差，初非性質之殊也。且他日歐美經濟之影響及於我國，則此種現象，必日與俱增。故不可不為綢繆未雨之計。由是參綜社會諸家學說，比較其得失，覺國家產業主義，尤深穩而可行。且歐、美行之而焦頭爛額者，吾國行之實為曲突徙薪。故決定以民生主義與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同時並行，將一舉而成政治之功，兼以塞經濟革命之源也。　

　　綜上所說，則知余之革命主義內容，賅括言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已。苟明夫世界之趨勢，與中國之情狀者，則余之主張，實為必要而且可行也。

二、革命之方略

　　專制時代，人民之精神與身體，皆受桎梏，而不能解放。故雖有為國民利害著想，獻身以謀革命者，國民不惟不知助之，且從而非笑與漠視之，此事之必然者也。雖欲為國民之嚮導，然獨行而無與從，雖欲為國民之前鋒，然深入而無與繼續。故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之勢力外，不能不兼注意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為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第一為破壞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軍法，以革命軍擔任打破滿洲之專制，掃除官僚之腐敗，改革風俗之惡習等。第二為過渡時期，在此時期內，施行約法（非現行者），建設地方自治，促進民權發達，以一縣為自治單位，每縣於敵兵驅除戰事停止之日，立頒約法，以規定人民之權利義務，與革命政府之統治權。以三年為限，三年期滿，則由人民選舉其縣官，或於三年之內，該縣自治局已能將其縣之積弊掃除，如上所述者，及能得過半數人民能瞭解三民主義，而歸順民國者，能將人口清查，戶籍釐定，員警、衛生、教育、道路各事照約法所定之低限程度而充分辨就者，亦可立行自選其縣官，而成完全之自治團體。革命政府之對於此自治團體，只能照約法所規定，而行其訓政之權，俟全國平定之後六年，各縣之已達完全自治者，皆得選代表一人，組織國民大會，以制定五權憲法，以五院制為中央政府，一曰行政院，二曰立法院，三曰司法院，四曰考試院，五曰監察院。憲法制定之後，由各縣人民投票選舉總統，以組織行政院。選舉代議士，以組織立法院。其餘三院之院長，由總統得立法院之同意而委任之。但不對總統及立法院負責，而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院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之。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國民大會自行彈劾而罷黜之。國民大會職權，專司憲法之修改，及制裁公僕之失職。國民大會及五院職員，與夫全國大小官吏，其資格皆由考試院定之。此為五權憲法。憲法制定，總統議員舉出後，革命政府當歸政於民選總統，而訓政時期於以告終。第三為建設完成時期，在此時期施以憲政，此時一縣之自治團體，當實行直接民權。人民對於本縣之政治，當有普通選舉之權、創制之權、複決主權、罷官之權。而對於一國政治，除選舉權之外，其餘之同等權，則付託於國民大會之代表以行之。此憲政時期，即建設告竣之時，而革命收功之日也。革命方略大要如此。果能循此行之，則不但專制餘毒，滌除淨盡，國民權利，完全確實，而國員建設之能力，亦必穩健而無虞。何效有政客之播弄，與軍人之橫行哉！故革命主義，必有待於革命方略，而後得以完全貫徹也。

三、革命之運動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力以赴之，百折而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宜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革命事業，千頭萬緖、不可殫述。要其犖犖在此三者，分述於左。

　　（一）立黨　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為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甲午以後，赴檀島美洲，糾合華僑，創立興中會，此為以革命主義立黨之始。然同志猶不過數十人耳。迄於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始併合於興中會，會員稍稍眾，然所謂士林中人，為數猶寥寥焉。庚子以後，滿洲之昏弱，日益暴露，外患日益亟，士夫憂時感憤。負笈歐、美、日本者日眾，而內地變法自強之潮流，亦逐澎湃而不可遏。於是士林中人，昔以革命為大逆無道，去之若浼者，至是亦稍知動念矣！及乎乙巳，余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余於是揭櫫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為號召。而中國同盟會於以成立，及重至日本東京，則留學生之加盟者，除甘肅一省未有留學生外，十七省皆與焉。自是以後，中國同盟會逐為中國革命之中樞，分設支部於外國各處。尤以美洲及南洋為盛。而國內各省、亦由會員分往，秘密組織機關部，於是同盟會之會員，凡學界、工界、商界、軍人、政客、會黨無不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各致其力。迄於辛亥，無形之心力且勿論，會員為主義而流之血，殆遍沾灑於神州矣！

　　（二）宣傳　余於乙未舉事廣州，不幸而敗，後數年，始命陳少白創《中國報》於香港，以鼓吹革命。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東京則有戢元成、沈蝤齋、張溥泉等發起《國民報》。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為一時傳誦。同時國內外出版物為革命之鼓吹者，指不勝屈，人心士氣，於以丕變。及同盟會成立，命胡漢民、汪精衛、陳天華等撰述見報。章太炎既出獄，復延入焉。《民報》成立，一方為同盟會之喉舌，以宣傳主義；一方則力辟當時保皇黨勸告開明專制、要求立憲之謬說。使革命主義，如日中天，由是各處支部，以同一目的，發行雜誌、日報、書籍。且以小冊秘密輸送於內地，以傳播思想，學校之內，市肆之間，爭相傳寫，清廷雖有嚴禁，未如之何。　

　　（三）起義　乙未之秋，余集同志舉事於廣州，不克，陸皓東死之，被株連而死者，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捕者七十餘人，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與焉，遂瘦死獄中，此為中國革命軍舉義之始。庚子舉事於惠州，所向皆捷，逐佔領新安、大鵬以至惠州、平海一帶沿海之地，有眾萬餘人，鄭士良率之，以接濟不至而散。同時史堅如在廣州，以炸藥攻毀兩廣總督德壽之署，謀殲其眾，事敗，被執遇害。自後革命風潮，逐由廣東及於全國，湘南黃克強、馬福益之舉事，其最著者也。及同盟會成立之翌年，歲次丙午，會員舉事於萍鄉醴陵，於是革命軍起，連年不絕，其直接受余之命令以舉事者，則有潮州黃崗之役、惠州之役、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之役、雲南河口之役。蓋丁未、戊申兩歲之間，舉事六次，前仆後繼，意氣彌厲，革命黨之志節與能力，逐漸為國人所重。而徐錫瞵、秋瑾、熊成基之舉事於長江，亦與兩廣遙相輝映焉。其奮不顧身以褫執政之魄，則有劉思復之擊李准，吳樾之擊五大臣，徐錫瞵之擊恩銘，熊成基之擊載洵，汪精衛、黃復生等之擊攝政王，溫生財之擊孚琦，陳敬岳、林冠慈之擊李准，李沛基等之擊鳳山，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然意氣所激發，不特敵人為之瞻落，亦足使天下復夫廉，懦夫有立志矣！事勢相接，庚戌之歲，革命軍再挫於廣州，至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克強率同志襲兩廣督署，死事者七十二人，皆國之俊良也。革命黨之氣勢，逐昭著於世界，是年十月，武昌革命軍起，而革命之功，於以告成。綜計諸役，革命黨人以一往直前之氣，忘身殉國，其慷慨助餉，多為華僑，熱心宣傅，多為學界，衝鋒破敵，則在軍隊與會黨，踔厲奮發，各盡所能，有此成功，非偶然也。以上三者，為其犖犖大者，他若外交之周旋，清廷陰謀之破壞，惟所關非細，不能盡錄，留以待諸修史。

四、辛亥之役

　　 辛亥十月九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擁黎元洪為都督，各省革命黨人，不約而同，紛起以應，數日之內，光復行省十有五，遂於南京組織臨時政府，舉余為臨時大總統。清廷命袁世凱與臨時政府議和，遂使清帝退位，民國統一，余乃辭職，推蔫袁世凱於參議院，續任臨時大總統焉。此一役也，為中國之大事，其得失利害，實影響於以後全體國民之禍福。不可以不深論也。　

　　此役所得之結果，一為蕩滌二百六十餘年之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無復軋鑠淩制之象。二為剷除四千餘年君主專制之跡，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自絕此役，中國民族獨立之性質與能力屹然於世界，不可動搖。自經此役，中國民主政治，已為國人所公認，此後復辟帝制諸幻想，皆為得罪於國人而不能存在。此其結果之偉大，洵足於中國歴史上大書特書，而百世皆蒙其利者也。

　　然以為此役遂足以現中華民國之實乎？則大謬不然，於何證之？以十二年來之已事證之。十二年來，所以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者，皆此役階之厲也。舉世之人，方疾首蹙額，以求其原因而不可得，余請以簡單之一語而說明之，曰：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革命方略，前已言之，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軍政時期，第二訓政時期，第三憲政時期。此為蕩滌舊污，促進新治，所必要之歷程，不容一缺者也。民國之所以得為民國，胥賴於此。不幸辛亥革命之役，忽視革命方略，置而不議，格而不行，於是根本錯誤，枝節橫生，民國遂無所恃以為進行，此真可為太息痛恨者也！今舉其害如左。

　　（一）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也。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二）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後民權有所託始，使主權在民之規定，不至成為空文也。今於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於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於人民者，莫如一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於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釐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既辦，然後可以言選舉，今先後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豪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藉，則進而參與國事，可以綽綽然有餘裕。與分子構成團體之學理，乃不相違。苟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於武人及官僚之手。以上四者，情勢顯然，臨時約法，既知規定人民權利義務，而於地方制度，付之闕如，徒沾沾於國家機關，此所謂合九州之鐵鑄成大錯者也。

　　（三）訓政時期，先縣自治之成立，而後國家機關之成立，臨時約法，適得其反，其謬已不可救矣。然即以國家機關之規定論之、惟知襲取歐、美三權分立之制，且以為付重權於國會，即符主權在民之旨，曾不知國會與人民，實非同物。況無考試機關，則無以矯選舉之弊，無糾察機關，又無以分國會主權，馴至國會份子，良莠不齊，熏猶同器。政府患國會權重，非劫以暴力，視為魚肉；即濟以詐術，弄為傀儡。政治無清明之望，國家無鞏固之時，且大亂易作，不可收拾。

　　以上所述，皆十二年之擾攘情狀，人人所共見共聞者。尋其本源，何莫非不行革命方略有以致之。余於臨時大總統任內，見革命方略格而不行，遂不惜辭職，非得已也。

五、討袁之役

　　辛亥之役，以不行革命方略，遂致革命主義無由貫徹，已如上述，在此情況之中，使當政府之局者，為忠於民國之人，亦無由致治，僅可得小康而已。余於袁世凱之繼任為臨時大總統也，固嘗以小康期之，乃倡率同志，退為在野黨，並自任經營鐵路事業，蓋以為但使國無大故，則社會進步，亦足以間接使政治基礎臻於完固。如此，則民國之建設雖稍遲滯，猶無疑也。

　　袁世凱之所為，則無一不與民國為仇，其不軌之心日甚一日。袁世凱之出此，天性惡戾，反覆無常，固其一端，然所以敢於為此者，一由革命方略不行，則緣之而生之弊害，絕不能免。人見弊害如此，則執以為黨人詬病，謂民主之制，不適於中國。而黨人亦因失其信用。一由專制之毒深入人心。習於舊污者，視民主政治為仇讎，伺瑕抵隙，思中傷之以為快。群趨重於袁世凱，將挾以為推翻民國之具，而袁世凱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積此二者，袁世凱於是有剗除南方黨人勢力根據之計畫，有推倒民治，恢復帝制之決心，於狙殺宋教仁，小試其端；於五國借款不經國會通過，更張其焰。東南討袁軍舉事太遲，反為所噬。辛亥之役，革命軍所植於國內之勢力，遂以蕩滌無餘。及乎國會解散，約法毀棄，則反形已具，帝制自為之心事，躍然如見矣！余乃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而加以嚴格之訓練。以辛亥覆轍，申儆黨人、俾於革命之進行，不致彷徨歧路。自二年至於五年之間，與袁世凱奮鬥不絕。及乎洪憲宣佈，僭竊已成，蔡鍔之師，崛起雲南，西南響應，而袁世凱窮途末路，眾叛親離，卒鬱鬱以死。民國之名詞，乃得絕而復甦。

　　經此一役，余以為國人應有之覺悟，其至低限度，亦當知袁世凱式之政治，不能存在於民國之內，必徹底以剗除之也。不期國人之意識，乃無異於辛亥。辛亥之役，以為在使清帝退位，則民國告成，謳歌太平，坐待共和幸福之降臨，此外無復餘事。所有民國一切之設置，與舊制之更張，不特不以為必要，且以為多事。丙辰之役，以為但使袁世凱取消帝制，則民國依然無恙，其他袁世凱所遺留之制度，不妨蕭規而曹隨，似袁世凱所為，除帝制外，無不宜於民國者。甚至袁世凱所毀之約法，與所解散之國會，亦須力爭，而後得以恢復，其他更無俟言。故辛亥之結果，清帝退位而止。丙辰之結果，袁世凱取消帝制而止。

六、護法之役

　　自民國二年至五年，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自五年至於今，國內之革命戰事，可統名之曰護法之役。袁世凱雖死，而袁世凱所遺留之制度，不隨以俱死，則民國之變亂，正無已時，已為常人意料所及。果也，會不期年，面毀棄約法，解散國會之禍再發，馴至廢帝復辟，民國不絕如縷。復辟之變，雖旬餘而定；而毀法之變，則愈演愈烈。余乃不得不以護法號召天下。

　　夫余對於臨時約法之不滿，已如前述，則余對於此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約法，又何為起而擁護之？此必讀者所亟欲問者也。余請鄭重以說明之，辛亥之役，余格於群議，不獲執革命方略而見之實行。而北方將士，以袁世凱為首領，與余議和。夫北方將士與革命軍相距於漢陽，明明為反對民國者，今雖曰服從民國，安能保其心之無他？故余奉臨時約法而使之服從，蓋以服從臨時約法為服從民國之證據。余猶慮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凱宣誓遵守約法，矢忠不貳，然後許其和議。故臨時約法者，南北統一之條件，而民國所由構成也。袁世凱毀棄臨時約法，即為違背誓言，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不必待其帝制自為，已為民國所必不容。袁世凱死，而其所部將士，襲其故智，以取消其服從民國之證據，則其罪與袁世凱等，亦為民國所必不容。故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使國人對於民國，無有異志也。余為民國前途計，一方面甚望有更進步、更適宜之憲法，以代臨時約法；一方面則務擁護臨時約法之尊嚴，俾國本不因以搖撼。故余自六年至今，毅然以一身荷護法之大任而不少撓。

　　護法事業，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開非常會議，舉余為大元帥，余乃以護法號令西南。西南將帥，雖有陰持兩端不受約束者，然於護法之名義，則崇奉不敢有異。故其時西南與北方戰，純然護法與非法戰也。及余解職去廣州，繼起之軍政府，對於護法，不能堅持，而西南諸省，因之亦生攜貳，卒至軍政府有悍然取消護法之舉，於是護法事業，幾於墮地。九年之冬，余重至廣州，翌年五月十日被選為大總統，始重整護法之旗鼓，以北向中原。而奸宄竊發，進行蹉跎，北方將士，反以護法相號召，冀收統一之效。余固喜之，顧以國會問題，猶未解決，護法事業，終為有憾，然余甚願以和平方法，覩護法之完全告成也。護法之戰，前後六載，國家損失，不為不重，人民犧牲不為不大，軍與既久，所在以養兵為地方患。故余於護法事業將告結束之際，發起化兵為工之主張以補救之。如實行此主張，於國利民福，當有所裨；否則護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不可毀之一念於國人腦中而已。較辛亥丙辰所得結果，不能有加也。

結論

　　中華革命經過，其艱難頓挫如此，據現在以策將來，可得一結論曰：非行化工兵一策，不能解目前之糾紛；非行以縣為自治單位之策，不能奠民國之苞桑，願我國人一念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