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禁商旅過外國狀
元祐五年八月十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檢會杭州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泉州百姓徐戩公案，為徐戩不合專擅為高麗國雕造經板二千九百餘片，公然載往彼國，卻受酬答銀三千兩，公私並不知覺，因此構合密熟，遂專擅受載彼國僧壽介前來，以祭奠亡僧凈源為名，欲獻金塔，及欲住此尋師學法。顯是徐戩不畏公法，冒求厚利，以致招來本僧搔擾州郡。況高麗臣屬契丹，情偽難測，其徐戩公然交通，略無畏忌，乞法外重行，以警閩、浙之民，杜絕奸細。奉聖旨，徐戩特送千里外州、軍編管。
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關報，據臨海軍狀申，准高麗國禮賓院牒，據泉州綱首徐成狀稱，有商客王應升等，冒請往高麗國公憑，卻發船入大遼國買賣，尋捉到王應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貨，並是大遼國南挺銀絲錢物，並有過海祈平安將入大遼國願子二道。本司看詳，顯見閩、浙商賈因往高麗，遂通契丹，歲久跡熟，必為莫大之患。方欲具事由聞奏，乞禁止。近又於今月初十日，據轉運司牒，准明州申報，高麗人使李資義等二百六十九人，相次到州，仍是客人李球於去年六月內，請杭州市舶司公憑往高麗國經紀，因此與高麗國先帶到實封文字一角，及寄搭松子四十餘布袋前來。本司看詳，顯是客人李球因往彼國交構密熟，為之鄉導，以希厚利，正與去年所奏徐戩情理一同。
見今兩浙、淮南，公私騷然，文符交錯，官吏疲於應答，須索假借，行市為之憂恐。而自明及潤七州，舊例約費二萬四千六百餘貫，未論淮南、京東兩路及京師館待賜予之費，度不下十餘萬貫。若以此錢賑濟浙西饑民，不知全活幾萬人矣。不惟公私勞費，深可痛惜，而交通契丹之患，其漸可憂。皆由閩、浙奸民，因緣商販，為國生事。除已具處置畫一利害聞奏外，勘會熙寧以前《編敕》，客旅商販，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違者，並徒二年，船物皆沒入官。竊原祖宗立法之意，正為深防奸細因緣與契丹交通。自熙寧四年，發運使羅拯始遣人招來高麗，一生厲階，至今為梗。《熙寧編敕》，稍稍改更慶曆、嘉祐之法。至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敕，惟禁往大遼及登、萊州，其餘皆不禁，又許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元祐編敕》亦只禁往新羅。所以奸民猾商，爭請公憑，往來如織，公然乘載外國人使，附搭入貢，搔擾所在。若不特降指揮，將前後條貫看詳，別加刪定，嚴立約束，則奸民猾商，往來無窮，必為意外之患。謹具前後條貫，畫一如左。
一、《慶曆編敕》：「客旅於海路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科違制之罪。」
一、《嘉祐編敕》：「客旅於海道商販者，不得往高麗、新羅及至登、萊州界。若往餘州，並須於發地州、軍，先經官司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欲往某州、軍出賣。許召本土有物力居民三名結罪，保明委不夾帶違禁及堪造軍器物色，不至越過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如有違條約及海船無公憑，許諸色人告捉，船物並沒官，仍估納物價錢，支一半與告人充賞，犯人以違制論。」
一、《熙寧編敕》：「諸客旅於海道商販，於起發州投狀，開坐所載行貨名件，往某處出賣。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結罪，保明委不夾帶禁物，亦不過越所禁地分。官司即為出給公憑。仍備錄船貨，先牒所往地頭，候到日點檢批鑿公憑訖，卻報元發牒州，即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北界高麗、新羅並登、萊界商販者，各徒二年。」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劄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船司，輒發過南蕃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不以赦降去官原減。〈（其發高麗船，仍依別條。）〉」
一、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敕節文：「諸非杭、明、廣州而輒發海商舶船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諸商賈由海道販諸蕃，惟不得至大遼國及登、萊州。即諸蕃願附船入貢或商販者。聽。」
一、《元祐編敕》：「諸商賈許由海道往外蕃興販，並具人船物貨名數所詣去處，申所在州，仍召本土有物力戶三人，委保物貨內不夾帶兵器，若違禁以堪造軍器物，並不越過所禁地分。州為驗實，牒送願發舶州，置簿抄上，仍給公據。方聽候回日，許於合發舶州住舶，公據納市舶司。即不請公據而擅行，或乘船自海道入界河，及往新羅、登、萊州界者，徒二年，五百里編管。」
右謹件如前。堪會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指揮，最為害事，將祖宗以來禁人往高麗、新羅條貫，一時削去，又許商賈得擅帶諸蕃附船入貢。因此，致前件商人徐戩、王應升、李球之流，得行其奸。今來不可不改。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慶曆、嘉祐《編敕》施行。不惟免使高麗因緣猾商時來朝貢，搔擾中國，實免中國奸細，因往高麗，遂通契丹之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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