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
| ← | 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 | 從中印邊界問題再論尼赫魯的哲學 作者：人民日報編輯部 1962年10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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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以來，尼赫魯一直頑固地拒絕中國政府關於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建議，並且調動軍隊，不斷地侵犯中國領土。1962年10月12日，尼赫魯悍然不顧一切，公開下令給印度軍隊要「清除掉」駐守在中國邊境的中國軍隊。接着，印度侵略軍隊就在中印邊界東段和西段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進攻，造成了中印兩國之間的空前嚴重的軍事衝突。
中國方面始終希望避免衝突。然而，儘管我們忍讓又忍讓，克制又克制，我們所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仍然發生了。中國從來沒有占領、也沒有侵犯印度任何土地；但是，侵占着中國大片土地的印度方面，卻蓄意用武力改變邊界狀況，擴大侵略。中國再三地向印度政府建議無條件地立即舉行談判；但是，尼赫魯卻要中國軍隊撤出自己的大片領土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這樣毫無理由地拒絕談判。在印度軍隊從中印邊界西段和東段陸續侵入我國境內之後，中國邊防部隊的戰士嚴格地執行人民政府關於避免衝突的命令，他們眼看着自己的國土被印度軍隊侵占，眼看着印度軍隊切斷自己的後路，眼看着印度軍隊在距離自己只有幾百米、幾十米、甚至幾米的地方建立侵略據點，從來不打第一槍。但是，我們的許多戰士就在這樣情況下被印度軍隊打死打傷了。我們的這種忍耐和克制，竟被尼赫魯政府視為軟弱可欺。印度軍隊步步進逼，深入中國境內，設立了越來越多的侵略據點和前進陣地。在他們的進攻部署完成之後，印度軍隊終於在1962年10月20日發動了大規模的全面進攻。
人們從這一連串的事實中，從最近時期中印邊界局勢的發展中，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次嚴重的武裝衝突，完全是尼赫魯政府的蓄意挑釁和侵略所造成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注視着中印邊界事件。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糾紛已經三年多了，為什麼他們一直不肯和解，並且堅持要向中國挑釁，直到向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武裝進攻呢？為了揭露問題的實質，說明中印邊界糾紛的根源和背景，需要從廣泛的事實出發，作一個歷史的和全面的分析。
三年多以前，本報曾經發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一文，就印度統治集團干涉我國西藏，討論過尼赫魯的「哲學」。現在，我們準備就中印邊界問題，對尼赫魯的「哲學」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
[編輯]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事件，直到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武裝侵犯，正同他們干涉中國西藏一樣，都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同帝國主義利益密切結合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所決定的。
為着說明問題，讓我們回溯一下歷史。
請讀者先看一看尼赫魯1944年在《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所寫的如下的一些話：
「……印度雖然並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的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在那裡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在東南亞一直到中東，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在那個正將要迅速發展起來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在經濟上和戰略上是有重要性的。如果那些靠着印度洋而在印度兩邊的那些國家，例如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印度、錫蘭、緬甸、馬來亞、暹羅、爪哇等等，有一個區域性的集團組織的話，那麼，現今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將消失，或者無論如何，都將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上來加以考慮了。」
「……小的民族國家是註定要滅亡的。它可能作為一個文化上的自治地區而苟延殘喘，但是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倫敦瑪利迪安圖書有限公司1951年第三版第510—511頁，中譯本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712頁。）人們從這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第一，野心勃勃的尼赫魯所追求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印度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帝國。這個大帝國的勢力範圍，要包括從中東到東南亞的一系列國家，大大超過了大不列顛帝國過去在亞洲所建立的殖民體系。
第二，野心勃勃的尼赫魯認為，當以印度為「經濟和政治活動的中心」的「區域性的集團組織」建立起來的時候，也就是說，當尼赫魯設想的大帝國一旦實現的時候，這裡的「少數民族問題就將消失」。按照他的說法，「小的民族國家是註定要滅亡的」，「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單位」，只能作為「文化上的自治地區而苟延殘喘」，一句話，只能成為尼赫魯大帝國的附庸。
尼赫魯的這些話，是十八年以前寫的。在印度宣布獨立以前，尼赫魯就已經在做着大印度帝國的迷夢了。這是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擴張主義的真正的「發現」！
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這種擴張主義的反動思想，正是尼赫魯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度過去長期遭受英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印度大資產階級是英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一個寄生的階級。這個階級同英國壟斷資產階級之間的親密關係，在尼赫魯身上表現得很明顯。尼赫魯曾經說過：「就我的好惡來說，與其說我是一個印度人，不如說我更像一個英國人。」（米歇爾·布萊切爾：《尼赫魯政治傳記》，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50頁。）還在英國統治期間，由於英帝國主義者的扶植，印度大資產階級經濟勢力就有了發展，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印度大資產階級經濟勢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印度又是一個大國，過去一直被英帝國主義當作是它在東方的殖民體系的經濟和政治中心，被叫做是大英帝國的「皇冠上最明亮的寶石」。英帝國主義對印度的這種看法，對偉大的印度人民來說，是一種侮辱；但是依附於英帝國主義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卻從英帝國主義那裡接受了把印度看作是「亞洲中心」的觀念，形成了尼赫魯的大印度帝國的觀念。
在印度宣布獨立以後，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繼承而且竭力保持英國殖民統治者所留下的遺產，越來越露骨地實行大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政策。印度是亞洲唯一擁有保護國的國家。印度統治集團力圖干涉印度周圍的一些國家的內政和外交，控制它們的經濟和貿易，要求它們唯印度之命是從。這並不是什麼秘密。尼泊爾的《新社會》周刊不久以前刊載的一篇文章說過：「尼泊爾一向對印度持友好態度，但是，相反地，印度總是覬覦尼泊爾的獨立。印度不希望尼泊爾作為一個獨立國存在下來，也不希望它取得進步。印度一貫希望尼泊爾向印度屈服，聽從印度的指揮。並且，印度就是按照這個目標行事的。」尼赫魯政府所採取的這種大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政策，並不是個別的現象，並不是僅僅對尼泊爾而已。
正是從這種擴張主義出發，印度統治集團，把我國西藏地方看作是印度的勢力範圍。在印度宣布獨立的第四年，1950年，尼赫魯政府曾經干涉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領土西藏，後來又策動和支持西藏地方的上層反動集團的叛國陰謀和叛亂活動。我們領會尼赫魯的擴張主義「哲學」，就是從這一系列具體的事實開始的。
尼赫魯對中印邊界問題的政策和他挑起中印邊境衝突的整個過程，進一步地表現了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擴張主義的哲學。
大家知道，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但是有一條歷史上早已形成的傳統習慣線。過去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時期，不斷地向我國的西藏地區進行蠶食，因此一直存在着邊界爭端。印度宣布獨立以後，印度統治集團居然把英帝國主義者所侵占的和想要侵占還沒有侵占的中國領土，當作印度的領土。他們公然乘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中印邊界無暇顧及的機會，乘美帝國主義發動侵朝戰爭、中國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機會，做了過去英帝國主義都不敢做的事，把印度的東北邊界強力推移到中國從來不承認的所謂麥克馬洪線附近，侵占了屬於中國的九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後，又在一些地方越過所謂麥克馬洪線。印度當局一再任意片面修改中印邊界地圖，把大片中國領土劃入印度版圖。在西藏地方的上層反動集團發動叛亂、向拉薩人民解放軍進攻的第四天，即1959年3月22日，尼赫魯就迫不及待地根據印度政府任意修改的地圖，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他不但要求把東段九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和中段約二千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劃入印度，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國管轄下的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國土地也劃歸印度，這些地方的總面積，約等於我國的一個福建省，或者四個比利時，三個荷蘭。
三年多來，尼赫魯一再堅持要中國接受這種狂妄的要求，並且不斷使用武力，侵占中國的土地。尼赫魯的擴張主義「哲學」是：我已經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這真是蠻橫無理到了極點！
中國政府一貫認為，中國和印度過去有過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共同遭遇，印度獨立和新中國成立以後應該友好相處，應該通過和平協商的途徑，解決相互之間的爭端。在1959年印度方面挑起了邊境衝突之後，中國政府又主動建議舉行兩國總理會談。1960年4月，我國周恩來總理抱着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願望，曾經訪問了新德里，同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會談，並且力求達成有助於解決邊界問題的初步協議。但是，中國方面的真誠努力沒有得到印度方面的響應。其後，中印兩國官員會晤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結果。
中國政府一貫認為，中印雙方對於邊界問題即使一時不能取得一致意見，也不應該導致邊境衝突。早在1959年，中國政府就多次建議雙方武裝部隊沿邊境全線各自後撤二十公里，並且停止邊境巡邏，以求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避免衝突。在印度方面拒絕了這些建議之後，中國又單方面地在邊界的自己這一邊停止巡邏，以期有助於和緩邊境的局勢。由於中國採取了這一措施，中印邊境的局勢曾經在一個時期內有所和緩。如果印度方面同意中國提出的關於雙方各自後撤二十公里的建議，那末，雙方武裝部隊的武裝衝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印度方面即使不同意後撤，只要尊重中國單方面停止巡邏的情況，而不乘機侵入，那末，雙方武裝部隊的衝突也還是可以避免的。不料尼赫魯政府卻利用了中國邊防部隊單方面停止巡邏的情況，在中印邊界全線步步進逼，深入中國境內，先在西段和中段，後在東段，建立了幾十個侵略據點，不斷挑起武裝衝突。誰都可以看到，中國是想盡辦法使中印邊界上的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而尼赫魯政府卻是頑固地一再拒絕中國的合理建議，硬要保持接觸。使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這並不妨害任何一方保留自己對於邊界問題的立場，而且是避免邊境衝突的切實可行的、最有效的辦法。中國和緬甸、中國和尼泊爾，在解決邊界問題的過程中，都曾經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使雙方武裝部隊脫離接觸，從而促成了中緬邊界和中尼邊界問題的和平友好的解決。中緬、中尼邊界上可以這樣做，為什麼中印邊界上不能這樣做呢？為什麼尼赫魯政府頑固地拒絕中國的建議，硬要保持接觸呢？這豈不是尼赫魯政府蓄意使中印邊境長期保持緊張局勢嗎？這豈不是尼赫魯政府企圖隨時挑起武裝衝突，以達到它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嗎？
尼赫魯在向中國推行擴張主義政策的同時，就利用邊界問題不斷地煽動反華運動。據不完全統計，三年來，尼赫魯在各種場合就中印邊界問題講了三百多次話，他採用最惡劣的詞句對中國進行攻擊和誣衊，說什麼中國「侵入印度領土」呀，製造了「明顯的侵略事件」呀，「侵略之上又加侵略」呀，「在犧牲印度的情況下進行擴張」呀，「以露骨和粗暴的方式炫耀它的力量」呀，「把一隻腳踩在我們胸膛上」呀，中國是「帝國主義」、「擴張主義」、「侵略成性」呀，等等，等等。
尼赫魯除了在邊界問題上極力誣衊中國以外，還發出了一連串比邊界問題廣泛得多的對中國的攻擊，並且對中國同其他國家的關係進行極其卑鄙的、陰險的挑撥。
請大家讀一下尼赫魯以下的言論：
「一個強盛的中國通常是一個擴張主義的中國。在整個歷史上，情形就是這樣。」「（中國）人口問題本身，大量的人口，人口的增加比廣大世界上幾乎任何國家都要快的情況……很可能造成很新奇、很危險的局勢，主要不是對印度，但也是對印度。」（1959年11月27日）
「即使我們百分之百地同他們友好，事實仍然是這樣：有一個強大的國家呆在我們邊境上。那種情況的本身改變整個局勢……因此，我們在那裡彼此對峙，我們目前彼此怒氣沖沖地對峙着，我們將要彼此對峙，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是千百年之久。」（1959年12月9日）
「基本事實是，每逢中國一強大，它就成為擴張主義者。可是目前的推動力還來自中國國內在軍事和工業領域的迅速發展。」（1959年12月12日）
「那裡（指中國）的工業方面和人口方面的迅速增長，正在造成具有巨大爆炸性的局勢。」（1960年5月2日）
「中國目前受歉收的影響，考慮到中國人口不斷增長，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斷的歉收造成了爆炸性的局勢。」（1962年5月2日）
尼赫魯的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
（一）中國不應該成為一個強盛的中國，應該保持解放以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國窮民困、內憂外患的軟弱的狀態。
（二）中國不應該迅速發展工業，應該繼續是一個落後的農業的中國。
（三）中國面對着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戰爭威脅，不應該有為鞏固自己國防所必需的軍事力量。
（四）中國不應該有這樣多的人口，更不應該增加人口。
（五）中國迅速發展工業，要造成「爆炸性的局勢」；中國受到歉收影響，也要造成「爆炸性的局勢」！
（六）中國不應該和印度為鄰，應該改變自己的地理位置。
一句話，在尼赫魯看來，除非中國不存在，或者搬到別的地方去，否則中印兩國就註定要「怒氣沖沖地對峙着」，「不是在今天或明天，而是千百年之久」！ 請問，尼赫魯是代表誰在講話呢？是代表印度人民嗎？絕對不是的。印度人民，包括印度工人、農民、覺悟的知識分子、被壓迫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開明人士，即印度的絕大多數的人，他們願意有一個由人民做主人翁的、強盛的、工業化的、人口繁榮的中國做他們的鄰邦，正如中國人民也希望會有一個由人民做主人翁的、強盛的、工業化的、人口繁榮的印度做自己的鄰邦一樣。
中國人民獲得了徹底解放，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道路。一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永遠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我們既然在國內消滅了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社會根源，我們怎麼會到國外去侵略別人，掠奪別人呢？
我們的工業化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是為全體人民謀幸福的工業化，而且我們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又有世界上最廣大的國內市場，我們的工業化怎麼會成為對外擴張的「推動力」呢？
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是正義的軍隊，它把侵略戰爭看成罪行，它的目的在於保衛人民的利益，鞏固自己的國防，怎麼會對其他國家進行侵略呢？又怎麼會對我們的鄰邦印度進行侵略呢？
中國的確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可是，中國人口眾多，怎麼就會造成對印度的威脅呢？由於人民革命的勝利，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徹底的解放，我們能夠通過大規模發展生產來解決所謂人口問題，而且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根本沒有什麼「人口過剩」的問題。如果要說「人口問題」，印度也是世界上擁有最大量的人口的國家之一。而且，中國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六十七人，印度是一百四十八人，為中國的兩倍多。請問尼赫魯先生，按照你的邏輯，你是不是認為印度人口眾多也威脅了別的國家呢？
不錯，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經強盛過，並且曾經進行過對外侵略，那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時期的事情。現在的中國，是人民的中國，是社會主義的中國；社會制度根本不同，內外政策根本不同。一個強盛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只會對和平有利，對反侵略有利，對鄰國有利，對各國人民的友誼有利，而僅僅是對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卒不利。世界各國的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人民都是這樣看待的，並且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越強盛越好。尼赫魯這樣仇視社會主義中國的強盛，他究竟把自己放在一個什麼樣的地位上呢？他豈不是恰恰把自己放在帝國主義走卒的地位上嗎？
中國一向執行和平外交政策，主張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我們先後同也門、緬甸、尼泊爾、阿富汗、幾內亞、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加納等八個國家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或和平友好條約。同樣的，中國也始終不渝地希望同印度友好相處。但是，尼赫魯偏偏認為印度不能同中國友好相處，這是完全違反印度人民的願望和利益的。
中國同許多鄰邦都有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例如，中國同緬甸，中國同尼泊爾之間也有很長的邊界線，過去沒有正式劃定。但是，中緬兩國政府、中尼兩國政府，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根據互諒互讓的精神，經過充分的協商，都簽訂了邊界條約，使歷史遺留下來的複雜問題得到了合理的友好的解決。那麼，為什麼中印邊界問題就不能夠解決呢？如果尼赫魯的目的真的是想解決邊界問題，這個問題本來是不難解決的，即使暫時沒有解決，也並不妨礙兩國維持邊界現狀，和平共處，有什麼必要喋喋不休地誣衊和攻擊中國，以至同中國兵戎相見呢？
尼赫魯所以要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長期不肯和解，不斷製造緊張局勢，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從尼赫魯所代表的同帝國主義利益密切結合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來理解它，從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反動統治集團在內政方面和外交方面的需要來理解它，從印度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的廣泛的背景來理解它。
（二）
[編輯]人們知道，印度獨立以前，是一個殖民地的、封建的社會。當時，擺在印度人民面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偉大的印度人民，為了徹底推翻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殖民統治，為了爭取祖國的真正獨立和解放，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鬥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亞洲和非洲各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印度人民的反英鬥爭風起雲湧。中國人民對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從來都寄以深刻的同情，懷着極崇高的敬意。
同英國資產階級和印度的地主階級有着血緣關係的印度資產階級，為着自己的階級利益，曾經在不同時期內和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印度人民的反英運動，但是，它的經濟地位，決定了它在反英運動中從一開始就有強烈的妥協性。印度資產階級在民族獨立運動中，一方面對英國殖民統治進行過不合作運動，一方面用所謂「非暴力」口號來麻痹人民的鬥爭，限制人民的革命運動。
尼赫魯在他的《自傳》中反映了印度資產階級的這種特點。他說過，印度民族運動的「目的不在於改變社會制度，而在於爭取政治獨立。……不應該信口開河地說這個運動的領導人物不努力設法推翻土地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因而出賣了運動。他們從來沒有說過要這樣做。」（倫敦包德萊·海德公司1949年版第366—367頁，中譯本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417頁。）
在印度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的過程中，英國殖民主義者同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取得了妥協，在基本上保留英國殖民者的經濟利益的前提下，把統治權轉讓給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這樣，印度人民反英鬥爭的果實，就被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吞占了。
印度宣布獨立以後，曾經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過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尼赫魯，隨着國內外階級鬥爭的發展，一步一步地成為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尼赫魯政府用反動的民族主義代替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並且同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日益緊密地勾結起來。當然，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同外國壟斷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他們之間的利益並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尼赫魯政府在帝國主義同印度民族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壓力下，對帝國主義表現出某種程度的差別性。但是，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階級本性和經濟地位，決定了尼赫魯政府越來越深地投靠帝國主義。
印度宣布獨立以後，在經濟上並沒有得到獨立。帝國主義仍然保持着它在印度的經濟勢力。外國資本仍然控制着印度的許多重要經濟部門。據1951年印度內閣秘書處向印度總理提出的一份報告統計，外國資本控制印度石油工業的97％，橡膠工業的93％，火柴工業的90％，黃麻工業的89％，製茶工業的86％，煤礦的62％。即使一向被稱為印度民族工業的棉紡織業，外國資本也控制了21％。雖然在獨立初期印度政府曾用付出大量補償金的辦法，把少數英國資本的企業收歸國有，但是並沒有觸動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根本利益。
近幾年來，外國在印度的投資迅速增加。1948年6月，外國在印度企業的投資（不包括銀行投資）為二十五億六千萬盧比，1960年增為六十五億五千萬盧比，即十三年內增加一倍半。1948年，外國資本相當於印度股份公司實收資本的34．8％，1960年增為38％。同時，印度壟斷資本同外國資本合營的、實際是外國資本控制下的企業也迅速增加。據1962年7月23日印度《經濟時報》報道，這種合營企業1958年增加了一百零三家，1959年增加了一百五十家，1960年增加了三百八十家，1961年增加了四百零三家。到1962年3月，這種合營企業的總數已達一千二百四十家。而增加得最快的是美國資本。從1948年到1959年，英國在印度的投資只增加一倍，同期美國增加了六倍。從1948年到1960—1961年度，英國在印度進口中所占比重由22．8％降為19．8％，同期美國則由16％增加到27％（不包括從美國進口的糧食），從而超過了英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尼赫魯政府對外援的依賴越來越加深。在印度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開支中，來自外援的占9．6％；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總開支中，來自外援的占20．6％；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總開支中，來自外援的占30％。根據美國「國際合作署」1961年10月和1962年4月的「援外報告」以及其他美國官方材料，從1949年到1962年7月底，美國已經和答應給予印度的「援助」為四十七億五千四百二十萬美元，如果加上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在這同一期間給予印度的「援助」，則共達六十五億九千八百二十萬美元。
在尼赫魯政府接受的大量外援當中，絕大部分是要還本付息的貸款，貸款的年利率最高者達到6％。因此，印度的外債負擔越來越嚴重，印度的經濟越來越難以擺脫對外國壟斷資本的依賴。印度《聯繫》周刊1962年8月15日寫道：「這種外國貸款非但不會幫助印度向獨立發展的目標前進，而且在長期內都會是套在我國頸子上的一根韁繩。」
這些事實證明，印度經濟並沒有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賴，和過去不同的是，美帝國主義正在逐步地取代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壟斷地位。
尼赫魯政府建立了一些由國家經營的企業。但是，印度的國營企業，不過是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統治下的、實際上是依附外國壟斷資本的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這類企業為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服務，也為外國壟斷資本利益服務。這實際上是印度的官僚壟斷資本。這個官僚壟斷資本正在發展中。這種壟斷資本的發展是以犧牲印度勞動人民的利益以至中小企業資本家的利益為代價的。
尼赫魯在1960年公開說過，要「勒緊印度人民的褲帶」，來實現他的所謂「工業革命」。印度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近些年來一直在降低。物價不斷上漲，賦稅不斷增加，失業人數越來越多，廣大農民的生活更加痛苦。
印度國內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
過去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期間，為了掠奪的需要，扶持了封建地主階級，廣大農民處於地租、賦稅和高利貸的重重壓榨之下，農業生產水平十分低下。
在印度宣布獨立以後，尼赫魯政府究竟對封建土地制度採取什麼政策呢？
在印度獨立初期，尼赫魯政府為了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集中權力的需要，曾經取消一些地方上封建王公的政治特權和某些地主的包稅特權，但是印度的整個封建土地制度仍然保存着。根據1958年印度財政部公布的1954—1955年「全國抽樣調查」的材料，印度農村的土地分配情況是：在農業總戶數中，占75％的貧僱農，擁有全部耕地的17％；占12．5％的下中農，擁有全部耕地的16．5％；占8．5％的上中農、富農和經營地主，擁有全部耕地的32．5％；而占4％的封建地主和大富農，則擁有全部耕地的34％。近幾年來，封建地主大批奪佃，土地更加集中，貧僱農的隊伍更加擴大了。
據印度勞工部發表的農業勞工調查報告，1951—1952年負債農戶占農業總戶數的44．5％，1956—1957年增為64．5％。據1960年官方調查，農民負債已達九十億盧比。1961年10月1日印度政府出版的《計劃》雙周刊承認，「農村無產者——無地僱農的地位沒有得到任何進展。實際上，在物價全面上漲的情況下，他們的地位如果有任何變化的話，那就是更壞了」。
在上述的種種經濟情況下，尼赫魯的國大黨的威信越來越下降，廣大人民的不滿和反抗日益增長。大規模的罷工鬥爭和要求土地的鬥爭，此伏彼起。1957年印度第二屆大選中印度共產黨在喀拉拉邦的勝利，1958年西孟加拉邦和北方邦的反飢餓鬥爭，1959年旁遮普邦農民的抗稅鬥爭，1959年西孟加拉邦一百五十萬以上人民的糧食鬥爭，1960年中央政府五十萬雇員的大罷工，1961年和1962年遍及全國的抗稅鬥爭和許多地方的土地鬥爭——這些，就是近幾年來印度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和尼赫魯政府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的重要標誌。
尼赫魯經常說什麼「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並且鼓吹他的所謂「容忍」、「非暴力」以及「和平方法」的哲學。但是，印度的現實卻給了他的這種哲學以極大的諷刺。尼赫魯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確是容忍的，而對人民和進步力量，就不是「容忍」，更不是「非暴力」。尼赫魯在掌握了政權之後，就使用暴力鎮壓人民群眾和進步力量，成為反共反人民的能手。
據印度官方發表的數字，從印度獨立到1950年8月的三年內，印度軍警向群眾開槍共達一千九百八十二次，打死三千七百八十四人，打傷一萬人，監禁五萬人。近幾年來，尼赫魯政府對人民群眾使用暴力的事件更是有增無已。尼赫魯公開鼓勵喀拉拉邦的反動勢力使用暴力，在1959年7月推翻了印度共產黨領導的喀拉拉邦政府。尼赫魯政府對廣大人民爭取生活權利的鬥爭，採取大規模的鎮壓措施，僅在1959年8月和
9月西孟加拉邦的糧食鬥爭中，就打死八十人，打傷三千人，逮捕兩萬多人。印度前任總統普拉沙德1960年11月9日在德里舉行的邦長會議上也承認，十三年來，印度發生的警察開槍事件超過了英國統治時期。
尼赫魯政府對印度的許多少數民族實行了十分殘酷的鎮壓。有材料說明，多年來，印度東北部那加族有幾萬人被印度軍隊殺死，幾萬人被拘留在集中營里。連英國《觀察家報》在不久以前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印度政府是在實行「種族滅絕」。
尼赫魯在1934年寫的《世界歷史一瞥》中曾經這樣說過：「只要資本主義還能夠利用民主制度的機器來保持政權和鎮壓工人，民主就可以發展；當它不可能這樣做的時候，資本主義就拋棄民主而採取公開的法西斯主義的暴力和恐怖的方法。」（倫敦林德賽·德拉蒙有限公司1949年第四版第826頁。）他當時沒有想到，他的這些話在多少年以後恰恰是對他自己的寫照。
在印度這樣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現實生活面前，尼赫魯標榜的在印度建立所謂「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難道不是徹頭徹尾的欺人之談嗎？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代言人哈里曼在1959年5月4日評論尼赫魯的「社會主義」時曾經說過，「我認為他們（按指尼赫魯之流的人）用這個詞兒（按指「社會主義」）是一件好事情。在亞洲人民中間，這是一個很得人心的詞兒，在那裡，資本主義幾乎等於殖民主義，或者說幾乎是殖民主義的同義語。印度人（按指尼赫魯之流的人）從共產黨手裡把這個詞兒拿了過來。」哈里曼的這番話足以說明，尼赫魯的所謂「社會主義類型的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任何國家，一定的對外政策總是一定的對內政策的延續。尼赫魯政府的對外政策，同它的對內政策一樣，都表現了它的反動的階級本質。
尼赫魯政府曾經在一個時期內，做過一些對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它曾經拒絕參加帝國主義軍事集團，拒絕帝國主義在印度建立軍事基地，宣布實行「不結盟」政策。它曾經主張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並且同中國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尼赫魯政府在發起第一次亞非會議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即使在這個時期，尼赫魯對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重大侵略行動也很少加以反對，而對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和社會主義國家卻不斷進行攻擊。在國際事務的許多重大的關鍵問題上，尼赫魯經常是站在帝國主義一邊，基本上是對帝國主義採取「小批評、大幫忙」的政策。例如，在美國侵朝戰爭期間，印度政府於1952年11月在聯合國提出支持美國強迫扣留戰俘的提案。在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尼赫魯惡意地誣衊蘇聯，並且攻擊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在1958年美英帝國主義出兵黎巴嫩和約旦的事件中，尼赫魯公開為美英侵略者辯護，認為這是「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尼赫魯並且對伊拉克人民公敵費薩爾之死「感到遺憾」。1958年，尼赫魯曾經在《基本方法》一文中誣衊蘇聯「使用暴力」。他誣衊各國共產黨人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是「干涉他國內政」，攻擊匈牙利人民處決叛國犯納吉「增加了世界緊張局勢」。
近幾年來，隨着印度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尼赫魯的對外政策更明顯地向帝國主義靠攏。為了應付國內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困難和危機，尼赫魯政府除了加強對人民的鎮壓和加重對人民的剝削之外，主要辦法就是進一步投靠帝國主義。同時，美帝國主義為了抵制社會主義的影響，特別是抵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影響，阻擋民族解放運動，爭奪中間地帶，更加看中了尼赫魯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日益深刻化的情況下，美國壟斷資本更加企圖滲入印度，把印度變為美國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重要市場。因此，這些年來，美國明顯地改變了對尼赫魯政府的政策，從反對尼赫魯政府的「不結盟」政策，轉而大力援助尼赫魯政府，從拒絕向印度大資產階級提供機器和技術，轉而同印度大資產階級合作，共同剝削印度人民。總之，美帝國主義對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大資產階級實行了高價收買的政策。
如果把十多年來美國和美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機構給印度的「援助」的數字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它們給印度的「援助」是尼赫魯政府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中國政策的晴雨計。據統計，從1949年到1956年上半年，它們給印度的「援助」為七億八千九百一十萬美元，平均每年一億零五百二十萬美元。從1956年下半年到1959年上半年，即尼赫魯政府的對外政策逐步向右轉的期間，它們給印度的「援助」為十九億三千六百七十萬美元，平均每年六億四千五百五十萬美元。而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7月底，即尼赫魯政府製造反華運動以後，它們給印度的「援助」為三十八億七千二百四十萬美元，平均每年十二億九千零八十萬美元。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近年來，尼赫魯在國際事務中，實際上拋棄了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旗子，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需要，成為替美帝國主義奔走呼號的代言人，甚至使印度軍隊公開充當美帝國主義鎮壓民族解放運動的國際警察。
尼赫魯對1960年日本人民反對美日軍事同盟條約的偉大鬥爭既不支持，也不同情，說「不該由我來討論這個問題」。
他在1961年4月美國僱傭軍入侵古巴以後說，「印度無法判斷也沒有資格判斷古巴的國際情況——誰是誰非」。
1961年3月，當馬里、阿聯、錫蘭、印度尼西亞、摩洛哥、緬甸、幾內亞等亞非國家，為了抗議帝國主義利用聯合國干涉剛果，紛紛宣布從剛果撤回自己的軍隊的時候，尼赫魯政府卻同意派遣一支由三千人組成的印度部隊（後來增加到約六千人），去給在剛果的「聯合國軍」輸血，鎮壓剛果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幫助美帝國主義吞併剛果。在剛果民族英雄盧蒙巴被殺害之後，他的繼承人基贊加又被拘禁，尼赫魯政府是負有一定責任的。
1961年9月，在不結盟國家首腦會議上，尼赫魯同許多國家首腦的意見相反，認為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問題「都居於次要地位」，不贊成通過「勇敢的宣言」來譴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從而為西方國家，特別是為美帝國主義幫了大忙。
1961年5月29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刊登的一篇題為《仔細看看美國在亞洲下了賭注的這個人》的文章中說，「印度總理尼赫魯正在變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寵愛的一個人物」。而亞非輿論則認為，尼赫魯在國際事務中所充當的角色已使他「落得一個壞名聲」。甚至連印度《歡喜市場報》在1962年9月14日的社論中也承認，印度政府「在外交方面處於孤立地位」，「印度在亞洲幾乎是沒有朋友的」。印度《閃電》周報1962年9月22日也不勝感嘆地說，在亞非國家當中，「我們印度人（應讀作尼赫魯之流的人）正在變成保守派，如果不說是反動派的話」。
由此可見，尼赫魯所標榜的「不結盟」政策，越來越成為一個飄在空中的幌子，實際上他是在這個幌子下，實行反對各國民族革命運動、反對社會主義、為帝國主義效勞的政策。
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挑起中印邊界糾紛，向中國挑釁，直到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武裝進攻，是在他們的整個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動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堅持擴張主義的政策；是因為他們企圖用損害中印友誼、煽動反動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辦法，來轉移印度人民的視線，加緊對人民的壓榨，打擊國內進步力量；是因為他們要用反華運動來討好美帝國主義，以獲取更多的美元。總之，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為了自己的需要，也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充當了國際反華運動的馬前卒。這就是中印邊界糾紛的根源和背景。
（三）
[編輯]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不同的條件下，有着不同的歷史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從來都把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把進步的民族主義同反動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並且根據這種區別採取不同的態度。
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存在着矛盾，他們能夠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參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因此具有歷史的進步意義。正如列寧所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產生是有其歷史根據的。」（《列寧全集》中譯本第三十卷，第139頁。）在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實行的聯合蘇聯、聯合共產黨、扶助工農的政策，就是進步的民族主義的最明顯的例子。但是，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由於他們的階級地位，又具有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妥協性，和對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動搖性。至於其中一部分同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利益密切結合的大資產階級，則是資產階級中的反動派。他們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參加民族獨立運動，但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真正起來的時候，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帝國主義收買之下，就會背叛革命，對內鎮壓人民，鎮壓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對外完全投靠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國家。被中國人民推翻了的蔣介石反動派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亞洲、非洲出現了一系列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新獨立國家。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民族主義國家，由於繼續遭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遭到新老殖民主義的控制和掠奪，具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共同願望。他們繼續同帝國主義進行鬥爭，同新老殖民主義進行鬥爭，並且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對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
我國人民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主義國家的人民，都經歷過帝國主義的殘暴的壓迫和掠奪。直到現在，中國仍然遭受到美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領土台灣還在美帝國主義的霸占之下。我國人民對民族主義國家人民抱着深切的同情和關懷，是很自然的。
對於民族主義國家，我國政策的出發點是：第一，我國和各民族主義國家的首要的共同任務，是反對我們的共同的敵人，即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我們之間，應當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中相互支持。我國始終堅定不移地積極地支持各民族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鬥爭。第二，我國同這些國家相互之間，應當而且完全能夠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我們之間所存在的爭執，應當而且完全能夠依據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通過友好協商，求得合理的解決。
我國同樣堅持不渝地希望同印度永遠友好相處。中印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有着悠久的歷史傳統。我們兩國人民沒有任何根本的利害衝突。1954年，我國政府和印度政府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中印兩國的關係，曾經是良好的。中國人民同印度人民一樣，懷念過去中印兩國友好相處的那些歲月。但是，就在過去中印關係良好的一段時間裡，以尼赫魯為首的印度統治集團也一再干涉我國西藏，對我國西藏抱有擴張主義的野心，從而暴露了他們的反動的民族主義政策。而當1959年尼赫魯策動西藏地方上層反動集團叛亂遭到失敗、他對我國西藏的擴張主義的迷夢幻滅的時候，當尼赫魯的整個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動的時候，他就翻臉不認人，從表示同中國友好一變而為瘋狂地反對中國。
尼赫魯這種出爾反爾、反覆無常的做法，在他自己看來，是合乎他的「生活的哲學」的。尼赫魯在《印度的發現》中說過，「人生是太錯綜複雜了……因此它就不能被局限於某種一成不變的主義範圍之內」。（倫敦瑪利迪安圖書有限公司1951年第三版第16頁，中譯本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22頁。）他還說過，「要把嚴格遵守個人所認定的真理與生活中的、尤其是政治生活中的緊急關頭及權宜從事協調起來，永遠不是容易的事。」（同上，英文本第421頁，中譯本第589頁。）他認為，以權宜之計作為行動的準繩，這在政治上是「普遍的規律」。總之，他在某些時候對你表示友好，是符合他的哲學；他要同你「對峙千百年之久」，是符合他的哲學；他要「清除掉」你，也是符合他的哲學。尼赫魯就是用這種「哲學」來指導他的反動政策的。他的反動政策和反覆無常的做法，都是為了印度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利益，用尼赫魯自己的話來說，都是為了給他們帶來「豐碩的紅利」。
對於尼赫魯所推行的這種反動民族主義的政策，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立場呢？
在這裡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三十多年前中國的一段歷史。
我國人民記得，當蘇聯還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時候，就曾經遇到以蔣介石為代表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反動派的挑釁和進攻。當時，儘管蘇聯政府曾經大力支援過中國國民黨，但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在叛變了革命，投靠帝國主義之後，在大肆反共反人民的同時，也立即掀起一個瘋狂的反蘇浪潮。1927年12月，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用武力封閉在中國各地的蘇聯領事館，逮捕和屠殺蘇聯外交人員，斷絕了同蘇聯的外交關係。接着，在一年多以後，1929年7月，國民黨反動派又違背1924年的「中俄協定」，製造中東路事件，拘捕蘇聯公民三百餘人。儘管蘇聯一再忍讓，建議召開會議和平解決中東路問題，但是，蔣介石竟把蘇聯的克制態度視為「蘇聯帖然就範，不敢稍抗」。同年10月，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就向蘇聯邊境進攻，從而爆發了中蘇之間的武裝衝突。這樣，蘇聯不得不起而自衛，擊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挑釁。
社會主義的蘇聯，當時這樣做是不是正確的呢？歷史早已作出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蘇聯堅決反擊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挑釁，不但維護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也是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的。
今天的中印關係，同三十多年前的蘇中關係，有着某些類似的特點。
我國對外政策的原則，對印度政策的原則，是一貫的。儘管尼赫魯政府不斷進行挑釁，我國仍然採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態度。直到最近，在尼赫魯政府發動大規模進犯之後，我國為了維護領土主權的完整，為了擊敗印度反動派的進攻，才不得不進行自衛反擊。中國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是完全正義的，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最起碼的立場。正因為這樣，我們贏得了全世界愛好和平和主持正義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在尼赫魯政府挑起中印邊界糾紛之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根本不顧中印邊界問題的真相，公然袒護和支持尼赫魯政府狂妄的反華政策。在中印邊界問題上，鐵托之流歷來就對中國進行無恥的誣衊，做了帝國主義和印度反動派的應聲蟲。鐵托還說什麼要蘇聯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對中國起「鎮定作用」。難道鐵托集團認為，當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某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侵犯的時候，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應該站在資產階級反動派方面，對一個受侵犯的社會主義國家去起什麼「鎮定作用」嗎？鐵托集團的這種謬論，進一步暴露了他們背叛社會主義、仇視社會主義中國、挑撥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叛徒面目。
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向指出，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的、根本對立的兩種世界觀。共產黨人在支持進步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同時，必須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劃清界限，並且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行鬥爭。
三十多年前，當中國的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蘇運動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陷入大資產階級的反動民族主義的羅網。中國共產黨人同進步人士，強烈地抗議國民黨政府的反蘇罪行。中共中央於1927年12月24日發表宣言，莊嚴地宣布：「反動的國民黨政府絕對不能代表革命的中國，其一切『對俄絕交』的命令絕對不是中國廣大多數人民的公意，反動的國民黨政府認蘇聯是仇敵，而我們民眾則仍然認蘇聯是中國的良友，永久與之聯合為中國革命及世界革命而奮鬥。」國民黨革命派領袖宋慶齡，當時也致電國民黨當局，指責他們是「誤黨誤國之罪人」。 1929年7月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發動反蘇戰爭後，中共中央再次發表宣言，堅決號召「廣大群眾起來反對進攻蘇聯的戰爭」。在中共中央的號召下，中國共產黨人同廣大人民一起，不顧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鎮壓和迫害，英勇地舉行群眾集會和示威遊行，堅決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蘇的軍事挑釁。許多共產黨人、工人、農民、學生和進步人士為此光榮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
中國共產黨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和支持社會主義的蘇聯，做得對不對呢？毫無疑問，完全做得對。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反蘇的浪潮中徹底揭穿了國民黨反動派煽動狹隘民族主義的欺騙宣傳。正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極端困難中堅持真理，堅決維護中蘇人民的友誼。我們迄今仍然感到光榮的是，在那次事件中，在那樣惡劣的環境下，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行動表明自己是真正忠實於中國人民的利益，真正忠實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今天，印度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處境，同三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處境，也有某些類似的情況。在尼赫魯政府的反動政策之下，印度共產黨和進步力量遭到迫害。尼赫魯政府每一次掀起反華浪潮，都同時對印度共產黨和進步力量展開進攻。但是，大量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大量的覺悟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公正人士，並沒有受印度統治集團的反動宣傳欺騙，也沒有在他們的進攻面前屈服。他們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為印度人民的利益，堅持真理，堅持正義，堅持印中友好，不屈不撓地奮鬥。歷史會證明，他們才是偉大的印度民族和印度人民的利益的真正代表。
儘管印度反動派和它在國內外的幫腔者的反華聲浪是怎樣喧囂一時，印度人民的正義的呼聲，是淹沒不了的。我們想在這裡舉一個例子。請大家讀一下1962年5月16日加爾各答《劃時代報》發表的一件讀者來信。這位普通的印度人寫道：
「……如果說，根據印度的地圖，中國占領了一萬二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因而就成了侵略者，那麼，印度也成了更大的侵略者，因為根據中國的地圖，印度占領了三萬八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如果希望對方會把他的地圖扔進廢紙筐，而完全根據我們的地圖來畫他的邊界，那是不公道的。……印中邊界問題的一個不幸的方面，就是這個問題今天已經成為實現政治目的的武器，這不僅會推遲這個問題的解決，而且還可能因為把這個問題保持下去，而把我國國內的政治引上不良的道路。經過第二屆大選（按指1957年的大選）以後，左翼的力量增強了，印度有一個邦為共產黨人所掌握。在那以後，我們一直看到政府漸漸地越來越向右發展的趨勢。在邊界問題出現以前相當久的時候，尼赫魯曾以失業問題得到解決和發展比較迅速為罪名，指責中國不民主。在這以後，政府派出的馬拉維亞委員會曾經對中國的土地改革備加讚揚，這自然使得本國的封建分子感到恐慌。最後，當中國的工業品變成印度工業家在東西方市場上牟取高利的障礙的時候，人們幾乎就猜到今後關係會在任何口實下走向惡化。在這以後，邊界問題就像天賜的良機似地出現了。藉助於這種問題，不僅找到了歪曲中國一切事例的機會，而且還開闢了非難國內越來越強的進步運動的方便之路。在很短的時期內，邊界問題先被說成滲入邊界，後來又被說成是侵略邊境。在那以後，我們就看到這個問題被運用到一切方面——喀拉拉邦的期中選舉、西孟加拉的糧食運動、政府雇員的罷工，最後還有第三屆大選（按指1962年的大選）。大概有許多人還記得，在糧食運動期間，加爾各答的牆上到處貼着一種標語，上面寫着：『不要搞任何運動，中國正把它的軍隊駐在邊界上，企圖進行侵略』。這種大肆宣傳的中國侵略，是今天極右翼勢力在第三屆大選後在印度中部和北部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關於中國滲入的較新的消息，這個問題就變得異常清楚了。如今，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種新的哨所後來或者是沒有發現；或者就是即使發現，後來也發現它們是在中國境內『幾碼』的地方（尼赫魯在選舉前夕在聯邦院發表的關於中國『侵略』的談話）。或者可以看到，這種消息第一天用黑體字登了出來，兩天以後又用小字刊載消息說，這一消息『未經官方證實』。如果中國是擴張主義者，它怎麼能夠同尼泊爾和緬甸解決邊界爭端呢？現在甚至禁止提出這種問題。現在各個角落都在公開宣稱，不把中國叫做侵略者就是對國家大逆不道。……但是，我們這些普通的印度人民，從中又得到了什麼呢？大概我們將能從保障東方『民主制度』的預算中多得到一點美援。但是，下一步又會怎麼樣呢？我們對歷史將如何答覆呢？從長江、幼發拉底河到尼羅河、剛果河，新覺醒的亞非各國人民，今天都在迅速地猛烈地前進。我們是不是能夠把這種過了時的惡毒叫嚷扔進新生活的潮流中，從而投入和平與友誼的行列呢？」
這位印度讀者，不過是千千萬萬印度人民中的一個。請看，他對於尼赫魯故意利用邊界問題製造反華運動的陰謀，是看得多麼透徹啊！他要求印度人民同亞非各國人民友好、同亞非各國人民共同前進的願望，又是多麼熱烈啊！
很清楚，印度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尼赫魯的一切欺騙，是瞞不過印度廣大人民的。
但是，也有令人詫異的事，在印度，有一些自命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如什·阿·丹吉這樣的人，竟然緊緊跟在尼赫魯後面，誣衊中國「侵犯」印度領土，說什麼中國「沒有守信義」，還說什麼必須「支持印度政府」，等等。這種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比一個普通印度人的見解是落後得多麼遙遠呀！同印度人民的利益是距離得多麼遙遠呀！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是距離得多麼遙遠呀！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距離得多麼遙遠呀！
中國人民決不反對印度。印度人民也不反對中國。中印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共同利益是彼此尊重，友好相處，團結合作。印度究竟用什麼方法解決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完全是印度人民自己的事，中國從不干涉。在這篇文章中，為着說明問題的真相，我們談到了印度的一些情況，但是，我們對印度人民面臨的困難，決無幸災樂禍之意。相反的，我們懷着深深的憂慮看到，由於尼赫魯政府不顧印度廣大人民的疾苦，加劇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擴大武裝衝突，印度人民的肩上除了已有的沉重的賦稅以外，又加上了沉重的軍事負擔。印度的士兵，被自私自利的統治集團當做賭注，在邊境衝突中作了無謂犧牲，而印度的大資本家大地主們卻大發其財。對於印度廣大勞動人民的這種苦難，中國人民抱有最大的同情。中國人民衷心地祝願印度人民能夠擺脫這種遭遇，衷心地祝願印度早日富強和繁榮，衷心地祝願印度人民能夠過幸福的生活。我們希望看見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強盛的印度屹立在亞洲。
我們堅定地相信，中印之間不論存在着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任何複雜問題，只要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進行友好協商，都是可以解決的。中印邊界問題，同中緬、中尼的邊界問題一樣，也是可以經過和平談判，求得友好解決的。中國人民的這個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我們願意竭盡一切可能，同印度人民一起，同一切關心亞洲和平和亞非團結的國家和人民一起，為謀求停止邊境衝突、重開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而繼續努力。尼赫魯政府如果對印度的民族利益和人民意願還有一點尊重，如果它不願意在繼續擴大邊境衝突中使自己碰得頭破血流，而帝國主義卻從中得利的話，那末，它就應該作出相應的努力。
維護和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不僅符合中印十一億人民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洲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願望。這個偉大友誼，是任何力量也破壞不了、動搖不了的。印度反動集團挑起中印邊界衝突，也絕對破壞不了、動搖不了中印兩國人民的真正友誼。可以這樣說，不論在印度國內和國外，那些製造反華運動、妄想破壞中印友誼的人，絕對討不到任何便宜，而只會暴露他們自己的反動面目，遭到徹底的失敗。
讓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為中印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做見證吧！我們之間的有着悠久歷史的友誼，像喜馬拉雅山和喀喇崑崙山一樣，即使現在被一層雲霧遮住，但是它仍然屹立着，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