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的報告

關於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問題的報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院長董必武
1956年1月31日於北京市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1956年2月1日人民日報第4版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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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周恩來主席在這次會議上所作的政治報告。我也完全同意郭沫若副主席所作的在社會主義革命高潮中知識分子的使命的報告和陳叔通副主席所作的關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報告。

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形勢，正如毛澤東主席在一月二十五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目前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

從一九五五年夏季開始在五萬萬農民中首先掀起了一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並且正在引起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隨着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在全國範圍內也迅速地開展起來。正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以這樣的規模和速度展開着，因此，也就轉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新高漲。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前，曾經有許多人耽心的糧食統購統銷是否行得通，農業合作社是否能夠大量發展、農業生產是否趕得上工業發展的需要等問題，現在看來，這些問題已經基本上解決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現在已經獲得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這個勝利是偉大的，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全國人民正在為這個勝利而歡欣鼓舞。這就明顯地看出，在這樣新形勢的前面，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一定能夠提前和超額完成，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任務，一定能夠提早勝利實現。

這個偉大的勝利，是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下，社會主義覺悟的提高和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的結果。

現在，我想就目前全國正在開展着的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鬥爭的這個問題，向大家作如下的報告。

大家知道，我們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進行過偉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掃除了一大批比較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狠狠地打擊了國內外陰謀破壞我國人民民主事業的敵人，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但是殘餘的反革命分子並沒有甘心於他們的失敗，相反地，他們卻更加隱蔽更加狡猾地在進行各種陰謀破壞活動。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曾有不少代表提出了繼續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大家一致認為：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存在和活動，就不能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就必須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在那次會議上通過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中，第四項就明確地指出：「各級國家機關和全國人民必須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肅清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粉碎國內國外敵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破壞活動。」現在，從這一時期全國各地開展的肅清反革命分子鬥爭的情況來看，上述這一項決議是完全正確的。

為了徹底粉碎殘餘反革命分子的活動，保障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順利進行，我們從一九五五年夏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在這次鬥爭中，各地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不僅有過去殘留下來的有嚴重血債和民憤極大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有許多是進行現行破壞活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其中一部分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集團派遣進來的特務間諜分子。這些反革命分子用各種狡猾毒辣手段，進行搜集情報、破壞生產、縱火放毒、兇殺幹部和群眾等罪惡活動。福建霞浦縣一九五五年八月破獲了蔣介石集團「國防部二廳」派遣在這個縣金官鄉印斗村的潛伏特務組織。主犯攜帶電台，於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三日由馬祖島潛入該村，用拉攏收買恐嚇等辦法，發展特務分子，進行搜集我軍情報等許多破壞活動。河北冀縣逮捕的兩個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化裝冒充我公安人員，先後殺死農民積極分子四人。甘肅武都縣逮捕的一個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用刀砍死民兵組長趙學林、農民李秀兒(女)和農民趙廷福的兒子，並且縱火燒毀房屋十五間。他不僅把李秀兒的一個三歲的小孩燒死在內，而且為了企圖嫁禍於人，竟至絕滅人性到這樣地步：把自己的母親事先綁起來一同燒死。

有些反革命分子隱藏得很深，偽裝得很巧妙。例如曾在內蒙化德縣當過蔣匪縣長的反革命分子，過去罪惡很大，負有血債。解放後他畏罪潛逃，用炒豆子把自己的面孔燙成麻子。潛藏到河北尚義縣劉油房村供銷合作社裡當了會計。在這次運動中才被清查出來。曾經當過日偽長白縣縣長的瀋陽市桃木屯村的大惡霸，在東北解放前殺害過我抗日聯軍的幹部多人。解放後這個反革命分子逃到瀋陽市內，躲藏在他姐夫家的天花棚里，而且還在廚房裡挖了一個專門躲藏的地洞，另外還準備了一個隱蔽的木箱，預備了各種暗號；真可以說是狡兔三窟。這個惡霸一直暗藏了五年多的時間，還保存着地契，準備有朝一日他們復辟的時候，向農民進行倒算。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終於被政府依法逮捕了。

反革命分子不僅在社會上某些角落裡暗藏起來，而且用各種辦法偽裝起來，鑽入我們革命隊伍內部，用兩面手法，進行破壞活動。有一個反革命分子，他過去是湖南省東安縣偽自衛大隊長和偽五鄉聯合辦事處主任，曾經屠殺我抗日退伍軍人十二人，殺死群眾十三人，一九四八年還把一個貧農的八歲的兒子活埋了；解放以後，他又在蔣介石集團「反共快速縱隊」當過高級參謀；這個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三年竟然混入北京農業大學當了副教授，一直暗藏了三年，這次才被清查出來。最近，我們在煤礦部門中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案件，主犯過去是國民黨高級特務，是阜新煤礦特務組織的負責人，進行過許多反共反人民的活動，罪惡很大，在臨解放前，他們隱藏檔案，燒毀罪證，有計劃地把這個特務集團中的分子分散潛伏起來，他本人就曾經當過我們萍鄉礦務局的副局長和北京地質學院的教授；另一個主犯，混入到福建師範學院當了教授；還有一個主犯，混入萍鄉煤礦當了副總工程師。這個集團的其餘的反革命分子，分別混入到阜新、萍鄉、焦作煤礦里，暗藏起來，他們在各個煤礦中製造破壞事故，進行反革命活動；但是，無論他們暗藏得多麼巧妙．這次也被揭露了出來。

還有些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以宗教團體為掩護，進行各種反革命活動。大家知道的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上海市破獲的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就是帝國主義者有計劃地訓練和組織起來的暗藏在天主教內的特務間諜集團。

此外，各地還破獲了不少反動會道門的秘密組織。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陝西等八個省份，就挖出了地洞、夾牆、暗室等四百九十二個，在裡面發現了不少在地下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大道首，只是捉到的「皇帝」就有四十五個。

以上這些事實，說明殘餘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還是相當猖獗的。顯然，我們對此絕不能夠麻痹。如果不對這些決心與人民為敵的頑抗到底的反革命分子給以嚴厲地打擊，那麼，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就不可能順利地進行。

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保障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順利進行。這樣一個道理，全國人民群眾一天比一天認識得清楚了。全國人民群眾在實現國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奮鬥中，已經清楚地看到了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好，看到了自己美好的未來。他們更加熱愛祖國，更加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因而進一步激起了對於殘餘反革命分子的無比憤恨。他們熱烈地支持和擁護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決議，並且以積極的行動來響應毛主席所提出的「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的號召。

在這次鬥爭中，廣大群眾揭發、檢舉出許多反革命分子。有些隱藏得很深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也被群眾檢舉出來了。曾經捕害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志的兇犯、張作霖時代的少將保安隊長王澄，在瀋陽市隱藏了多年，最近被群眾檢舉出來。曾經殺害楊虎成將軍和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負責人羅世文同志的兇犯、蔣介石集團的軍統特務分子楊進興，改名換姓，偽裝貧農，在四川南充縣隱藏了五年之久，這次也被群眾檢舉了出來。

群眾對於反革命分子的鬥爭，是堅決果敢的，英勇機智的。他們不僅紛紛對反革命分子進行揭發、檢舉，而且常常在發現現行反革命分子之後，就把反革命分子直接扭送到國家的司法機關；有些群眾還主動地幫助政府追捕逃亡的反革命分子和積極地協助政府偵察破獲反革命案件。哈爾濱市一個工人同志，不但檢舉了三個血債纍纍的反革命分子，而且為了尋找反革命分子的下落，曾經有五天五夜沒有休息；以後又親自帶引公安人員到穆稜縣去，把一個隱藏了九年的有血債民憤的反革命分子逮捕歸案。黑龍江省二十四個縣、市，一九五五年七月到十一月，群眾協助政府偵察破獲的案件就有三百七十九起，其中還有一些是長期未破的懸案。如象蔣介石集團特務組織「國防部二廳東北站佳木斯支站」一案，就是佳木斯市的一個家庭婦女協助政府破獲的。山西省解虞縣在一九五五年由鄉治安保衛委員會和群眾調查清楚以後，報請政府偵察屬實而破獲的反革命案件，就有四十二起。

全國人民群眾這樣自覺地積極地支持和參加肅清反革命分子鬥爭的事實，充分說明，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地提高了，眼睛更亮了，並且進一步積累了辨別反革命分子和同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經驗。這就是我們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能夠貫徹執行的基礎，這就是我們戰勝一切敵人的力量的源泉。

現在全國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正日益提高，社會主義革命事業正迅速地前進，我們正在進行着我們的先人從未作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人們已經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夢想不到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將要由我們和年青的一代來逐步地實現。不難了解，一切稍有理智的人，都會因我們的祖國日益富強而感到驕傲，都會因自己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而感到光榮。也不難了解，在此形勢下，除少數真正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而外，許多反革命分子，也不能不有所悔悟，他們感到越來越孤立，越來越走投無路，只有棄暗投明，重作新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前途。在這次鬥爭中，大批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包括一部分有嚴重反革命罪行的要犯，紛紛向政府投案自首，正是這種情勢的具體反映。

這裡我僅舉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起審判的幾個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的例子。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原是蔣介石集團「保密局華北特別站」的特務，解放前罪惡很大，解放後曾炸壞我們的軍運木船一隻，炸傷六人，後來還糾合其他特務分子，準備組織地下武裝，製造雷管，繼續進行破壞活動。但是不久以前他選擇了投案自新的道路，自動地向人民政府自首，徹底坦白了他的罪行，交出了隱藏的罪證，並且還檢舉了同案主從犯八名，表示了真誠悔過。另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在日偽時期是山東臨清縣水路警備隊小隊長，後來又當過河北滄縣偽鐵路警務段分駐所長，曾經殺死一個無辜婦女，仗勢欺負勒索人民，罪惡很多。解放後，他跑到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混進北關區武蘭芝互助組裡當了會計，企圖長期隱藏下來。這次他害怕被人揭露出來，又企圖潛逃。但是，當他在從錦州到天津的火車上，看見報上登載的公安部羅瑞卿部長在全國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上的報告，讀到報告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遠景，他感到非常興奮，可是又覺得自己沒份。當他繼續讀到徹底肅清反革命分子的一段，就放下報紙不敢再看下去了。正在心緒不安的時候，忽然發現報告中的對於反革命分子還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即坦白從寬的道路，他終於讀完了這個報告。他翻來覆去地想報告所說的天津市一個有兩條血債的反革命分子，由於徹底坦白受到了寬大處理的事實。最後，他想到自己只有投案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於是拿着那張報紙向天津市人民政府自首，徹底交代了自己的罪行。還有兩名反革命分子，一個在解放前是蔣介石集團保密局的特務，進行了許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解放後偽造歷史，混入天津葛沽中學當了教員，繼續進行破壞活動。一個在日偽時期是河北省寶坻縣偽保長，後來又參加還鄉團，向群眾進行過倒算。這兩名反革命分子，也因為有所悔悟，選擇了投案自新的道路。上述這幾個反革命分子，人民法院都依法從輕或免予處刑。這樣的事例，在全國各地是很多的。有的反革命分子在投案自首的時候說：「我願成為一個乾乾淨淨的人，進入社會主義。」毫無疑問的，人民對他們的這種悔過自新的行為是歡迎的，國家對他們的處理是寬大的。

我們對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從來就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這就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折罪，立大功受獎」的政策。一切反革命分子，如果拒不坦白，堅持反革命立場，繼續與人民為敵，一定要受到國法的嚴厲懲處。但是只要能夠真誠坦白，悔過自新，哪怕就是罪惡嚴重的，也一定會得到國家的寬大處理，並且只要坦白得徹底，立有功勞，不僅可以獲得減刑或者免予處刑，而且還給以參加生產或工作的機會。

我們對於只有反動思想而沒有反革命活動的分子，同對待反革命分子是有嚴格區別的。思想問題是教育改造的問題，只能採用批評教育的辦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我們對於歷史上有一般反革命問題的人，同現行的反革命分子在處理上是有嚴格區別的。對於那些歷史上有一般反革命問題而沒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分子，只要他們徹底交代了問題，就可以免予處刑或者從寬處理。我們對於那些被反革命分子蒙蔽、利用作了一些壞事的宗教信徒，同披着宗教外衣有計劃地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在對待的政策上是有嚴格區別的。對於前者主要是教育他們，提高認識，警惕反革命分子利用我國宗教信仰的自由，來破壞宗教團體和進行反革命活動。我們對於那些一般落後的小組織，同真正反革命性質的小集團在對待的政策上是有嚴格區別的。當然，對於那些封建的、流氓性質的、特別為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小組織，都是必須反對的，對於那些情節惡劣的還必須給以應得的懲處。但主要是進行批評教育的問題。我們對於生產和工作中的責任事故，同反革命分子進行的破壞事故，在處理上是有嚴格區別的。當然，造成國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損失的責任事故，也要受到應得的處罰甚至法律的制裁。但是這也同對於反革命分子破壞事故的處理是有區別的。此外，在其他方面，還有一些區別對待的具體原則。總之，要使處理完全符合於實際情況，完全符合於國家的政策，實事求是，以達到懲罰犯罪，保護善良的目的。

最近，中國共產黨中央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其中的第五條，對於農村中的反革命分子的處理，特別規定了：「（１）進行破壞活動的分子和在歷史上有嚴重罪行民憤很大的分子，逮捕法辦。（２）只有一般的歷史罪行，沒有現行破壞活動民憤不大的分子，由鄉人民委員會交合作社管制生產，勞動改造。（３）只有輕微罪行，現在已經悔改的分子，刑滿釋放表現好的分子，以及雖有罪行，但是對於鎮壓反革命立有顯著功勞的分子，可以允許他們入社，並且根據他悔改的程度和功勞的大小，有的作為社員，摘掉反革命帽子，稱為農民；有的作為候補社員，暫不給以農民的稱號。但是無論是否已經取得社員的稱號，在入社以後的一定時期內，都不許擔任社內任何重要的職務。（４）對於交合作社管制生產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應當採取同工同酬的原則，給他們以應有的勞動所得。（５）對於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只要他們沒有參與犯罪行為，應當允許他們入社，並且應當同一般社員同等待遇，不要歧視他們。」我認為這些新的規定，完全適合當前農村的新情況的，也正是我們所一貫實行的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的具體發展。

我們對於已經依法逮捕起來的反革命分子，除其中極少數罪大惡極，怙惡不悛，嚴重危害國家、人民利益和民憤很大的分子，應當依法判處死刑外，其餘的是依法判處徒刑，實行勞動改造，讓他們在勞動改造的過程中有重新做人的機會。經過勞動改造，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養成了勞動習慣，學會了生產技術，改變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例如浙江省參加工業勞動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有百分之六十以上都學會了生產技術，有的已經能夠製造抽水機、脫粒機、穀物播種機等新式農具。參加農業生產的，絕大多數學會了生產技能。經過勞動改造刑滿以後，有的回家參加了生產，有的由勞改機關介紹了職業，有的請求留在勞動改造機關或場所當員工，參加生產，並且接來家眷，安家立業。有些犯人在刑滿釋放後，由於勞動生產很好，還受到了表揚，也有被選為勞動模範的。因此，我們對罪犯實行勞動改造的政策，不僅取得了廣大群眾的擁護，就是悔過自新的犯人和他們的家屬，也真誠地擁護和感激政府。有的犯人說：「共產黨改造了我，共產黨是我再生的父母。」這個政策不僅可以把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改造成為新人，並且可以逐步從根本上消滅犯罪，它體現了偉大的革命人道主義的原則。

毫無疑義，我們這次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下，並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人民公安機關密切配合下，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經過這次鬥爭，人民民主專政更加鞏固了，反革命殘餘勢力更加削弱了，殘餘的反革命分子更加減少了，我們和人民群眾的鬥爭經驗也更加豐富了，殘餘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更加困難了。

但是，我們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反革命分子將從此消聲斂跡，他們的活動就不足為患了呢？顯然是不能夠的。我們必須看到殘餘反革命分子雖然更加減少了，但是，它們還沒有被徹底肅清。現在帝國主義還在包圍着我們，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還未消滅，他們還在日益加緊地向我們國內派遣特務間諜分子，同時，在今後，極少數堅持剝削階級立場的分子，還可能在敵人的利用之下進行反革命活動。所有國內外的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務間諜分子，決不會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而甘心失敗。雖然反革命分子的道路是越走越窄了，但是，他們必然還會作垂死的掙扎，進行更隱蔽更毒辣的破壞活動。因此，我們絕不可以因為已經取得了勝利，而滋生麻痹的思想；絕不可以只看到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人民群眾到處鑼鼓喧天，張燈結彩，慶祝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而忘記了還有敵人存在，放鬆了對殘餘反革命分子的警惕。

我們各級國家機關和全國人民，必須繼續貫徹執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決議》，充分地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把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進行到底。我們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更應當同全國人民一道繼續貫徹執行這一決議。這樣也就是更好地執行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總綱中的規定：「在全國各族人民中加強團結工作，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提高革命警惕性，保衛國家建設，堅持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

我完全相信，我們今後一定會更有成效地加強我們的工作，使我們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更加密切地團結起來，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提高警惕，肅清一切特務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個好人」的正確方針，繼續堅決地、深入地進行肅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以保障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獲得更加輝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