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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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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陝變後之綏遠 塞上行
第四 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邊疆問題應有之新途徑 


第四 動盪中之西北大局

去歲雙十二事變,不特震動全國,亦且使世界驚奇,國人對此事之觀察,大體多偏於感情的,對人的方面,而對於此事件演變之經過及其目前的實況,似不無相當隔膜。

雙十二以來所演成的政治形勢,其內容關係於我國家民族前途甚為重大,但此種政治趨勢,尚在未定期中,將來之為禍為福,要視中央當局及全國人士對此事了解之正確與否,與乎處置之方法是否妥善為斷,尤以在此三中全會期間,對此事之前途有決定的關聯。記者奉社命視察動盪中之西北大局,遊歷陝甘寧三省,曾與各有關方面作詳摯之研究,深覺西北局勢之重大機微與緊迫,非中央當局與全國人士加以真實之覺察與斷然之措施,將遺我艱難之國家以不可想像的惡果。

雙十二以來全國人士對於西北方面之政治了解,要不外「人民陣線」、「聯合陣線」、「立即抗日」等流行政治宣傳,而實際上西北領導的理論不但不同於上述各說,而恰與之相反。彼等之政治動向,為反人民陣線的民族統一戰線,為在某種政治商討之下擁護國民政府,與服從蔣委員長之領導,至於對外應有一定步驟與充分準備一點,在和平統一的前提之下,除少數感情衝動者外,實無人加以反對。

此種觀察,當使國人感覺驚詫,然而如能瞭然於此事之經過,亦當覺此種結論,乃屬於當然。

雙十二事件,張學良與楊虎城所採用之「手段」,一方面破壞國家綱紀,軍隊紀律,而尤以用政變方法,襲刦統帥,除法律與道德上造成重大責任外,萬一對蔣委員長之安全上稍有不慎,很有釀成大規模內戰之可能,當事者對於此點,今亦深致其恐懼之回憶。然而雙十二事件之發生,實以東北軍為主體,陝軍為附庸,共產黨以事後參加之地位,而轉成為政治上之領導力量。

九一八以前東北軍之是非,各方自有公論,然而九一八以後,東北人身受國破家亡之慘痛,流離飄泊之辛酸,由於事實之逼迫,「重返家園」之心情,普遍於每一個東北人心意中,然而回顧自身之力量,決不能單獨達到「回家」之理想,張學良氏海外歸來,即率部堅決擁護領袖,執行中央「剿匪政策」,努力自効,以待時機。但是東北軍在西北展開剿匪期中,由於一再之重大損失,知「匪」之不可輕視。由於俘虜與實際接觸之結果,知「匪」之實際,一則剿清之前途渺茫,再則似尚並非不可策動其轉變。於是政治信念動搖,祕密往還加多。去年以來,陝北剿匪工作,實已停止。於是東北軍轉而希望轉變中央之政策,張對中央一再討論之結果,迄未能變更中央方針,而自身則已無法統馭其部下。綏遠抗戰爆發,更刺激張部之動搖,再加以許多人事上的摩擦,使問題益趨複雜。張在此種情勢之中,以請求蔣委員長容納其主張之心情,加上一時之昏急,遂發生臨潼之不幸。

至於陝軍之下級幹部,親見東北軍流離之苦,兼受綏戰之興奮,與受共產軍之宣傳,剿匪政策之執行,早成疑問,上級當局再因勢而加上若干當前利益之考慮,與夫內心的不安,對雙十二之支持,遂有與東北軍並駕齊驅之勢。

自江西突圍而出,困苦長征二萬五千里而至西北之共產軍,在艱難流徙中對過去政策曾加以深刻的反省。內感行動過程中事實之教訓,土地革命雖因於中國農村之性質,可以隨時發生,而鬥爭之前途,距政權之獲得為期甚遠。外感國際情勢之嚴重,眼見今日自身寄託之國家舞台,沉淪可待,遂漸捨棄階級鬥爭之策略,而採民族革命的政綱。其在西北之方針,固然一方面修改自己之政治路線,以待對內政治問題之開展,一方面倡言立即對外,以博國人之同情,而實質上對內之期待甚為殷切。其與張楊部隊之往還,乃為對內政治問題上入手之初步。雙十二之突發,共產軍並未參加預謀,其關係人員之入西安,乃在事變四日之後,彼等在西安之工作,首先在理論上反對狂熱的群眾與青年幹部,明白指出雙十二為革命政黨所不採的「軍事陰謀」,謂此舉有釀成長期內戰的非常危險,故力主和平,因此遭受青年派強烈之反對。

張學良陪蔣委員長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離開西安之後,青年派與群眾大譁,後得張留京消息,戰爭空氣達於沸點。經月餘之醞釀,青年派軍人與政治工作人物,逐漸有自由活動之勢。兼以中央方面大軍監視,而對方則三位一體,感情激盪,不可抑制,甚至激成少壯軍人預謀暗殺高級將領十六員之大變,二月二日王以哲竟因此而遭狙擊。當時局勢混亂,勢不可已,而堅決主和痛責少壯軍人,首先以急行軍撤進者,仍為共產軍。

現在共產黨之轉變,在西北已有不少事實為之證明,在他們的政治理論中,認為中國不能倡導人民陣線,蓋人民陣線為國內的對立,中國此時不需要國內對立,中國此時需要和平統一,以統一的力量防衛國家之生存。同時不必反對法西斯,因實質上中國無法西斯。法西斯之條件,一方面侵略國外的弱小民族,一方面壓迫國內的工農,中國國內任何勢力皆無此第一條件也。

照中國實際政治情形需要,國家的政治機構應當走到「統一的民族陣線」;即是統一國力,集中力量,以求對外圖存。

比較具體的說法,西北領導的政治理論,是比較集中於三點:第一,各黨的「政黨化」,黨完全到「議會式」的機關中活動;第二,議會產生政府;第三,軍隊的純粹「國防軍化」。國防軍只受政府的指揮,不受任何黨的指揮,所有軍人與軍隊之政治工作人員,不得有任何黨籍,軍隊政治工作依將來政府頒布之統一的民族革命綱領而實施。

自然這種辦法,因基於現實的政治基礎而進行選舉,無疑的將來仍然是中國國民黨佔絕大多數的議席,實際支配政府的仍然是國民黨,不過政治的根本原則,有了些變動而已。

這個目標雖然被許多有眼光的人目為和平統一的最好方法,同時知道基於對外對內的理由,不能不有相當「過程」,這個「過程」的外表和所需時間的長短,大致不會遭各方的爭執,只要內容確是這麼一回事情。

中央當局和全國國民必須正確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勢,已成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不是過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擬;同時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軍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厭戰悔禍之心,異常普遍;第二,大多數的軍民絕無根本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最多不過政策的商討;第三,連過去堅強的反對派算上,對於蔣委員長勤苦謀國的精誠,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蔣先生能以更大之胸襟,從政治機構的改善上促進和平統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

但是我們不要忽視了西北現存的力量和另一方面的情緒,假如政治上不能尋出合理的途徑,難保不再出重新割據的局面,因而演成更慘烈纏綿的內戰。假如再行內戰下去,結果必是同歸於盡,最低限度是鷸蚌相爭。

三中全會現已開幕,對於當前的政治大問題,當然要有一番縝密的商討。不但水深火熱的西北軍民切盼著這次會議給他們好消息,全國民眾也以異常關切的心情期待著開會的結果。

(二十六年二月十五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