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與人生

哲學與人生
作者：胡適
1923年

本文為1923年11月胡適在上海商科大學佛學研究會的演講，原載1923年12月10日《東方雜誌》第20卷第23期

　　前次承貴會邀我演講關於佛學的問題，我因為對於佛學沒有充分的研究，拿淺薄的學識來演講這一類的問題，未免不配；所以現在講「哲學與人生」，希望對於佛學也許可以貢獻點參考。不過我所講的有許多地方和佛家意見不合，佛學會的諸君態度很公開，大約能夠容納我的意見的！講到「哲學與人生」，我們必先研究它的定義：什麼叫哲學？什麼叫人生？然後才知道他們的關係。

　　我們先說人生。這六月來，國內思想界，不是有玄學與科學的筆戰麼？國內思想界的老將吳稚暉先生，就在《太平洋雜誌》上發表一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其中下了一個人生定義。他說：「人是哺乳動物中的有二手二足用腦的動物。」人生即是這種動物所演的戲劇，這種動物在演時，就有人生；停演時就沒人生。所謂人生觀，就是演時對於所演之態度，譬如：有的喜唱花面，有的喜唱老生，有的喜唱小生，有的喜搖旗吶喊；凡此種種兩腳兩手在演戲的態度，就是人生觀。不過單是登台演劇，紅進綠出，有何意義？想到這層，就發生哲學問題。哲學的定義，我們常在各種哲學書籍上見到；不過我們尚有再找一個定義的必要。我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上所下的哲學的定義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決。」但是根本兩字意義欠明，現在略加修改，重新下了一個定義說：「哲學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着想，去找一個比較可普遍適用的意義。」現在舉兩個例來說明它：要曉得哲學的起點是由於人生切要的問題，哲學的結果，是對於人生的適用。人生離了哲學，是無意義的人生；哲學離了人生，是想入非非的哲學。現在哲學家多憑空臆說，離得人生問題太遠，真是上窮碧落，愈鬧愈糟！

　　現在且說第一個例：二千五百年前在喜馬拉亞山南部有一個小國——迦葉——里，街上倒臥着一個病勢垂危的老丐，當時有一個王太子經過，在別人看到，將這老丐趕開，或是毫不經意的走過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賦有哲學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為什麼逃不出老、病、死，這三個大關頭，因此他就棄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宮、財貨，遁跡入山，去靜想人生的意義。後來忽然在樹下想到一個解決；就是將人生一切問題拿主觀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末，老、病、死，就不成問題了。這種哲學的合理與否，姑不具論，但是那太子的確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着想去找他以為比較普遍適用的意義。

　　我們再舉一個例：譬如我們睡到夜半醒來，聽見賊來偷東西，我那就將他捉住，送縣究辦。假如我們沒有哲性，就這麼了事，再想不到「人為什麼要作賊」等等的問題；或者那賊竟苦苦哀求起來，說他所以作賊的原故，因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無處謀生，迫於不得已而為之，假如沒哲性的人，對於這種籲求，也不見有甚良心上的反動。至於富於哲性的人就要問了，為什麼不得已而為之？天下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有多少？為什麼社會沒得給他做工？為什麼子女這樣多？為什麼老病死？這種偷竊的行為，是由於社會的驅策，還是由於個人的墮落？為什麼不給窮人偷？為什麼他沒有我有？他沒有我有是否應該？拿這種問題，逐一推思下去，就成為哲學。由此看來，哲學是由小事放大，從意義着想而得來的，並非空說高談能夠了解的。推論到宗教哲學、政治哲學、社會哲學等，也無非多從活的人生問題推衍闡明出來的。

　　我們既曉得什麼叫人生，什麼叫哲學，而且略會看到兩者的關係，現在再去看意義在人生上占的什麼地位？現在一般的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會的奢侈品。他們看人生種種事實，和鄉下人到城裡來看見五光十色的電燈一樣。只看到事實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實的意義。因為不能了解意義的原故，所以連事實也不能了解了。這樣說來，人生對於意義，極有需要，不知道意義，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這班人，終日對物格物，終於找不到着落，就是不從意義上着想的原故。又如平常人看見病人種種病象，他單看見那些事實而不知道那些事實的意義，所以莫明其妙。至於這些病象一到醫生眼裡，就能對症下藥；因為醫生不單看病象，還要曉得病象的意義的原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單靠事實，還要知道意義！

　　那末，意義又從何來呢？有人說：意義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從積累得來，是愚人取得意義的方法；一種是由直覺得來，是大智取得意義的方法。積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覺的方法是走捷徑。據我看來，欲求意義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積日累的去做刻苦的工夫，直覺不過是熟能生巧的結果，所以直覺是積累最後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貫通的。大發明家愛迪生有一次演說，他說，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見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來，不出汗決不會出神的。所以有人應付環境覺得難，有人覺得易，就是日積日累的意義多寡而已。哲學家並不是什麼，只是對於人生所得的意義多點罷了。

　　欲得人生的意義，自然要研究哲學史，去參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過還有比較更要的，是注意現在的活的人生問題，這就是做人應有的態度。現在我舉兩個可模範的大哲學家來做我的結論，這兩大哲學家一個是古代的蘇格拉底，一個是現代的笛卡爾。

　　蘇格拉底是希臘的窮人，他覺得人生醉生夢死，毫無意義，因此到公共市場，見人就盤問，想藉此得到人生的解決。有一次，他碰到一個人去打官司，他就問他，為什麼要打官司？那人答道，為公理。他復問道，什麼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結舌不能作答。蘇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卻不知道你不知呵！後來又有一個人告他的父親不信國教，他又去盤問，那人又被問住了。因此希臘人多恨他，告他兩大罪，說他不信國教，帶壞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來的時候，對告他的人說：「未經考察過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們走你們的路，我走我的路罷！」後來他就從容就刑，為找尋人生的意義而犧牲他的生命！

　　笛卡爾旅行的結果，覺到在此國以為神聖的事，在他國卻視為下賤；在此國以為大逆不道的事，在別國卻奉為天經地義，因此他覺悟到貴賤善惡是因時因地而不同的。他以為從前積下來的許多觀念知識是不可靠的，因為他們多是趁他思想幼稚的時候侵入來的。如若欲過理性生活，必得將從前積得的知識，一件一件用懷疑的態度去評估他們的價值，重新建設一個理性的是非。這懷疑的態度，就是他對於人生與哲學的貢獻。

　　現在諸君研究佛學，也應當用懷疑的態度去找出它的意義，是否真正比較得普遍適用？諸君不要怕，真有價值的東西，決不為懷疑所毀；而能被懷疑所毀的東西，決不會真有價值。我希望諸君實行笛卡爾的懷疑態度，牢記蘇格拉底所說的「未經考察過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這句話。那末，諸君對於明闡哲學，了解人生，不覺其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