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論 (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邊陲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
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
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懾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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