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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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十一 經部三十一
○春秋類存目二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有《尚書集解》，已著錄。是編以程子《春秋傳》非完書，集諸儒之說以補之。其詞義高簡者重為申明，闕略者詳為補綴。書成於康熙九年。按伊川《春秋傳》，《宋史•藝文志》作一卷。陳亮《龍川集》有《跋》雲：「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歿。今其書之可見者才二十年。」陳振孫《書錄解題》雲：「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考程子《春秋傳序》作於崇寧二年，書未定而黨論興，至《桓公九年》止。門人間取《經說》續其後，此陳亮所謂可見者二十年也。是書《桓公九年》以前全載程《傳》，十年以後以《經說》補之，《經說》所無者采諸說補之，中取諸新安汪克寬《纂疏》者居多。《纂疏》即明代《春秋大全》所本。其書堅守胡安國《傳》，則仍胡氏之門戶而已，未必盡當程子意也。又所補諸《傳》皆不出姓氏，於原文亦多所芟改，其《桓公九年》以前程子無《傳》者亦為補之。則是自為一書，特託名於程子耳。考陳亮《跋》有雲：「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類例甚博。學者苟優柔厭飫，自得於意言之表，不必惜其闕也。」然則何藉承澤之補乎？
國朝薑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據者特杜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參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為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為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薑之與於弒，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為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薑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即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為母而視嫡母為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弒，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薑。哀薑以母戕子，與文薑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即為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為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狹。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西元年》，無端而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謂孔子欲討陳恆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托以發凡。不終於陳恆、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又謂《春秋》治大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為經，而其餘為緯。以文公以前為賓，而以後為主。經之義當明，緯之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並無筆削。其意蓋深厭說《春秋》者之穿鑿，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枉過直，反自流於偏駁也。
國朝嚴玨撰。玨字佩之，無錫人。前明諸生。是書凡九十九篇。每篇略如袁樞《紀事本末》之例，標舉事目，類聚《經》文於前，而附論於下。其體在經義、史評之間。而持論嚴酷，又頗傷輕薄。其《莊公忘父讎》一篇雲：「王姬之卒，文薑之幸也。不然，何以奪新昏之宴而複敘淫奔之好也。文姜數數與齊侯享會，是又莊公之幸也。不然，安得結歡於齊侯而有狩獵之馳騁、衛俘之弋獲也？」是豈儒者說經之體耶？
國朝金甌撰。甌字完城，一字甯武，秀水人。是書專為舉業而設，以胡《傳》為主。凡《經》文之不可命題者，皆刪去之，極為誕妄。又上格標單題、合題等目，每題綴一破題而詳論作文之法，與《經》義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其目本不足存。然自有制藝以來，坊本五經講章如此者不一而足。時文家利於剽竊，較先儒傳注轉易於風行。苟置之不論不議，勢且蔓延不止，貽患於學術者彌深。故存而辟之，俾知凡類於此者，皆在所當斥焉。
國朝張爾岐撰。爾岐有《周易說略》，已著錄。是書意在折衷三《傳》，歸於至當，然發明胡《傳》之處居多，猶未敢破除門戶。同時有樂安李煥章為爾岐作《傳》雲：「著《春秋傳議》，未輟而卒。」今此本闕略特甚，蓋未成之稿而好事者刻之也。
國朝萬斯大撰。斯大有《儀禮商》，已著錄。斯大曾編纂《春秋》為二百四十二卷，毀於火。其後更自蒐輯，以成此書。其學根柢於三《禮》，故其釋《春秋》也，亦多以《禮》經為據，較宋元以後諸家空談書法者有殊。然斯大之說《經》，以新見長，亦以鑿見短。如解《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謂四時之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事。《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三祫中惟禘特大，故又曰大祫。先儒因《僖八年》、《宣八年》、《定八年》皆有禘，推合於三年一禘。惡知僖、宣、定八年之禘皆以有故而書，非謂惟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皆不禘也。今考《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曰：「五年而再殷祭。」是五年而一祫一禘也，《公羊》必非無據。斯大謂每年皆祫，即以時祭為祫祭，蓋襲皇氏虞夏每年皆祫之說，而不知皇氏固未嘗以時祭為祫祭。《王制》曰：「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注》謂：「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如謂禘、烝、嘗即是祫，則與祫無分先後，何以《經》文於天子先言祫而後言禘、烝、嘗，於諸侯先言禘、烝、嘗而後言祫耶？又「禘一犆一祫」，《疏》謂：「諸侯當夏禘時，不為禘祭，惟一犆一祫而已。」皇氏謂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俱謂時禘不與祫並行也。若時禘即是祫，則《經》文又何以雲「禘一犆一祫」耶？至於謂四時之祭，夏禘為大，故曰大事，又曰大祫，尤為牽合穿鑿。《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享於大烝。」《禮記•祭統》曰：「內祭則大嘗禘。」是嘗烝亦得稱大矣。烏得執一大字，獨斷為夏禘也？又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斯大謂祔於祖廟，主不復反於寢。引黃宗羲之說，謂祥禫則於祖廟，特祭新死者，不及皇祖，故雲祭於主。烝嘗禘則惟及皇祖，不及新死者，故雲於廟。今考鄭玄《士虞禮注》：「凡祔已，主複於寢。」說最精確。《大戴禮•諸侯遷廟》曰：「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於廟。」盧辯《注》：「廟謂殯宮也。」其下又曰：「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至於新廟。」據此，則遷廟以前，主在殯宮明矣。鄭《注》謂練而遷廟，杜《注》謂三年遷廟。若卒哭而祔之後，主常在廟，則於練及三年又何得更自殯宮遷主乎？又引王廷相之說，謂遷廟禮出廟門至於新廟，是自所祔之廟而至新廟。今考《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注》曰：「廟，殯宮。」《雜記》曰：「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凡以殯宮為廟，見於經傳者甚多。其以《大戴禮》出廟門之廟為祔廟，由不知殯宮之亦名廟也。又考《禮志》雲：「更釁其廟。」則必先遷高祖於太廟，而後納祖考之主。又候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以改釁故廟，而納新祔之主。是新主祔於祖廟即遷於祖廟甚明。謂自所祔之廟遷於新廟，則是祔者一廟，遷者又一廟矣，與《禮志》全悖。斯大乃襲其說，而反攻鄭玄及朱子，尤誤。又《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斯大謂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禦車。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魯畏齊強，車增一甲，皆為駟乘。因使一丘出一甲。今考《春秋傳》，叔孫得臣敗狄於咸，富父終甥駟乘，在《文十一年》。則是成元年以前魯人已有駟乘矣。其不因此年三月令丘出一甲始為駟乘可知。又考《襄二十三年傳》：「齊侯伐衛，燭庸之越駟乘。」然則駟乘者豈特魯乎？謂魯畏齊始為駟乘，尤屬臆測。又《成十年》：「齊人來媵。」《左氏》曰：「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故杜《注》謂書以示譏。斯大襲劉敞之說，謂諸侯得以異姓媵。今考《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侄娣從之。」《白虎通》曰：「備侄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也。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何，廣異類也。」又《周語》曰：「王禦不參一族。」韋昭《注》：「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侄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據此，則是同姓異族者得媵也。若異姓同媵，則《周語》當雲「不參一姓」，不得雲「不參一族」矣。至以仲子為惠公嫡配，孟任為莊西元妃，以叔姬歸於紀為歸於紀季，則尤不根之論，全憑意揣者矣。
國朝湯秀琦撰。秀琦有《讀易近解》，已著錄。是書為表者八：曰《春秋事蹟年表》，曰《春秋大綱年表》，曰《天王年表》，曰《十二伯主年表》，曰《魯十二公年表》，曰《列國年表》，曰《經傳小國年表》，曰《列國卿大夫世表》。為書法者四：曰《書法精義》，曰《書法條例》，曰《書法比事》，曰《書法遺旨》。表以考事，書法以考義也。考《南史》稱司馬遷作表，旁行斜上，體仿《周譜》。蓋以端緒參差，恐其瞀亂，故或國經而年緯，或國緯而年經，使一縱一橫，絲牽繩貫，雖篇章隔越，而脈絡可尋。秀琦所作八表，惟《列國年表》不失古法，其餘年表但以字之多少，每半頁分為數格，橫讀之成文，縱讀之即不相貫。半頁以外，則格數寬狹多寡互異，並橫讀亦不可通。其《經傳小國年表》、《列國卿大夫世表》，或半頁之中、一行之內，參差界書，各自為文，更縱讀、橫讀皆不相屬，烏在其為年表也？《書法精義》皆依違胡安國之文，《書法條例》亦剽竊崔子方之式，惟《書法比事》謂有順文上下以為比者，有分別事類以為比者。如方有天王之事而遽會蟲牢，著其無王；楚滅江而晉伐秦，譏其不救；既伐邾而公如齊，則侵小附強可知；介再朝而後侵蕭，則求援舉兵可知。如斯之類，皆順文上下，以見褒貶，其說為沈棐諸家所未及。又《書法遺旨》自抒己論，雖不免間有騎牆，而駁正處時有特見，其長亦不可沒耳。蓋秀琦之說，本可分系《經》文之下，共為一書，而必欲變例見奇，多分門目，轉致重複糾結，治絲而棼。亦可謂不善用長矣。
國朝翁漢麐撰。漢麐字仔安，常熟人。其書以胡《傳》為主，亦節錄《左氏》以明事之本末。至於書之上闌標破題，下闌標合題，則全非詁經之體矣。
國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義》，已著錄。是書以《左氏》、《公羊》、《穀梁》、胡《傳》為主，亦間采程子及臨川吳氏、廬陵李氏諸家以為之注。其自出己見，則加「臆解」二字以別之。後附《總論》二十條。書成於康熙三十五年。《自序》稱《公羊》襲取《穀梁》之書而續為之，其說不知所據。大旨謂《左傳》可信者十之四，不可信者十之六；《公羊》亦多謬戾；惟《穀梁》猶不失聖門之舊。前有自題《口號》雲：「自讀《春秋》四十年，只如群動對青天。邇來深考流傳義，始覺先儒多誤傳。」其命意所在，可概見矣。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書以《經》文為魯史，以《左傳》為孔子所作。謂孔子取魯史尊之為《經》，而以不可為《經》者挨年順月附錄《經》左，命之曰《左傳》。異哉斯言！自有經籍以來，未之聞也。
國朝華學泉撰。學泉字天沐，無錫人。順治中布衣。其書取《春秋》大事分八十八門，以類排比。每事之下，附以諸家之注，間綴己說。大旨崇尚宋儒，尤多主胡《傳》。其《疑義》一卷，則專抒《類考》中未盡之蘊。然有無庸疑而疑者。如謂《司馬法》一甸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當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止七萬五千家，不能供一軍。不知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此埰地出軍之法也；每一家即出一人者，鄉遂出軍之法也。天子六軍出自六鄉，不出自埰地。六鄉以七萬五千家而出七萬五千人，何患不足六軍之數？學泉混二法而為一，宜其疑也。如此之類，頗為失考。近時顧棟高著《春秋大事表》，體例亦略仿此書，而大致皆不出宋程公說之《春秋分紀》。疑二人皆未見公說書也。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直隸總督采進本）
國朝李集鳳撰。集鳳字翽升，山海衛人。今其地為臨榆縣。集鳳嘗官洛陽縣丞。《畿輔通志》稱其淹貫群籍，尤善《春秋》。匯先儒註解，討辨詳核，曆三十年，凡四易稿，然後成書六十五卷，名曰《春秋辨疑》。此本細字密行，凡五十二巨冊，不分卷帙，蓋猶其未編之稿。以紙數計之，當得一百餘卷，《通志》所言似未確也。其書所載《經》文，皆從胡《傳》，而三《傳》之異同則附錄之，未免信新本而輕古《經》。說經則事多主左，義多主胡，故並尊之曰「左子」、「鬍子」，比擬亦為不類。其諸家所解，則臚列而參考之。徵引浩博，辨論繁複，殆有《堯典》二字說十四萬言之勢焉。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於《經》義刻意推求，而往往失之迂曲。如「春王正月」，知斷斷不能稱夏正，而必回護其說，謂冠之以春正，見周正之不善，言外見行夏時之意。至《經》末「春西狩獲麟」，亦謂春為夏之冬，蓋終以夏時之意。《經》必一時無事，乃空書首月以備天道。其二月、三月有事，則正月可以不書，此通例也。而於《定西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蓋因穀梁氏發《傳》於「春王」二字之下，故註疏家斷「春王」二字別為一條，其文實與「三月」相貫。世沐見其別為一條，遂以為無君不可書正月，故但書「春王」二字。聖人有是書法乎？鄭伯克段則謂鄭莊謀逐其弟，魯當討之。聖人書此，與討陳恆同義。是為臣討君，綱常倒置矣。「紀履緰來逆女」，則疑魯喪制未滿，不應嫁女，聖人用以示譏。考是時距隱公即位已二十二月。逾年改元之前，不知其已經幾月，安見惠公之卒不在前一年之春夏乎？其他節外生枝，率皆此類。又自《襄公二十二年》以後，每年必增書孔子事。夫《左傳》書孔子卒，二《傳》紀孔子生，先儒已以為非禮。以先師家牒、年譜增入國史之中，殆於周有二王，魯有兩公。尊聖人者不宜尊以所不受也。
國朝劉蔭樞撰。蔭樞有《大易蓄疑》，已著錄。是編以治《春秋》者信《傳》而不信《經》，故於《經》文各條下列三《傳》及胡氏《傳》為案，而以己意斷其得失。於胡《傳》尤多駁正，頗能洗附會穿鑿之習。而或並《左傳》事實疑之，則師心太過矣。
國朝應捴謙撰。捴謙有《周易集解》，已著錄。是書節錄三《傳》及胡安國《傳》，參證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前有《自序》，末附《校補春秋集解緒餘》一卷，則其門人錢塘淩嘉邵所補輯也。凡捴謙之說，稱曰「應氏」，而嘉邵之說則退一格以別之，皆摘論《經》中疑義。又附《春秋提要補遺》一卷，如軍賦、祭祀等事，分門類記，不書捴謙姓氏，當亦嘉邵所著歟？
國朝邱鍾仁撰。鍾仁字近夫，崑山人。康熙戊午應博學宏詞，老不與試，特賜中書舍人。其《凡例》稱，是編本述孟子、朱子說《經》之義，故冠二子之說於簡端。其《集說》則兼取諸家。然其書瑕瑜互見。如「春王正月」之說，自張以寧以後辨析已無疑義，乃仍以夏時謬論反覆支離。又如「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乃以為志楚之強，所以旌將來齊桓之功。凡此之類，多不足據。其他如「叔孫得臣卒」一條，以不日為闕文，而以胡安國之從《公羊》為非。「許世子止」一條，用歐陽修之說，而證以蔡景公之書葬。凡此之類，亦間有可取。然統核全書，瑜究不掩其瑕也。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康熙乙丑，奇齡充會試同考官，分閱《春秋》房。舊制，《春秋》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是時初罷脫經題，其雙題猶未罷（按合題罷於乾隆初）。奇齡與監試禦史論雙題不合，因舉及《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語（按此杜預之說）。奇齡以為《經》文自有條貫，不待於《傳》，乃排比《經》文，標識端委，使自相聯絡，以成此書。大致用章沖《類事本末》之意。惟沖類《傳》，而奇齡則類《經》。沖於《傳》有去取，奇齡於《經》則十二公事仍其舊第，但以事之相因者移附首條之下。又每條各附論說以闡發比事屬詞之義耳。其以《隱公三年》「四月尹氏卒」，《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三條為一貫，蓋據金履祥《通鑒前編》之說，以尹氏為鄭尹氏。然尹氏非卿，其卒例不見《經》，與叔肸之以公弟書者不同。似巧合而實附會，是為不當合而合。至於《隱西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七年》「秋公伐邾」、《桓公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秋八月，及宋人、衛人伐邾」，其間邦交離合，事亦相因，而歸單簡，是為不當分而分。以其體例而論，既於《經》文之首各題與某事相因，則何不仍《經》文舊第而逐條標識其故，脈絡亦自可尋。又何必移尾碼前，使相陵亂？奇齡說《春秋》諸書，頗有可觀。惟此一編，則欲理之而反棼之，殆無取焉。
△《春秋大義》（無卷數，湖北巡撫采進本）
國朝張希良撰。希良字石虹，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是編前有《自序》，謂：「善說《經》者莫若康侯。私心竊有所未滿者，聖心忠恕，刻則離；聖心簡直，曲則離；聖心明白而正大，纖則離。左氏即未親見聖人，亦必竊窺魯史。公、穀二氏得之傳聞，難以依據。康侯據二氏以駁左，亦未為盡得。故一本左氏，錯綜當時之事勢。平心以想聖人之心，而名字、人爵、時日諸例概所不取。」其持論甚確。然如《文公四年》「甯俞來聘」，謂以納饘貨醫而書；《昭公十七年》「郯子來朝」，謂以仲尼學官而紀。豈《成公三年》之孫良夫、《襄西元年》之公孫剽、《七年》之孫林父盡屬衛之君子，而《春秋》書來朝者四十，皆因孔子之問乎？此又過執《左氏》，以《經》外附錄之事橫生議論者也。至《宣公八年》之「公子遂卒」、「夫人嬴氏薨」，謂八月之內同登鬼錄，有陰奪其魄者。《春秋》之法，論是非，不論禍福。以是立義，所見彌淺矣。
國朝薑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仍以胡安國《傳》為宗。其所必不安者，亦間有附論一二，然必援朱子。蓋恐人議其異於胡氏，故稱朱子以證之。猶之《書經參義》恐人議其異於蔡氏，亦必稱朱子以正之也。故卷首有《綱領》三十三條，於孔孟之說題曰「特標」，於諸儒題曰「匯輯」、「匯錄」，惟於《朱子語錄》六則題曰「遵錄」。其宗旨可以概見雲。
國朝薑兆錫撰。是書凡上、中、下三《考》，共十二卷，而附以《考前》、《考後》各一卷。《考》上曰《紀時》，曰《系名》。《考》中曰《正位》，曰《大婚》，曰《喪紀》，曰《祀典》，曰《賦稅》，曰《工役》，曰《軍旅》，曰《蒐狩》，曰《刑法》，曰《朝聘之屬》，曰《會盟之屬》，曰《侵伐之屬》，曰《歸遺之屬》，曰《徵求之屬》，曰《告假之屬》，曰《取竊之屬》，曰《遊觀之屬》，曰《奔執之屬》，曰《歸入之屬》，曰《削亡之屬》，曰《弒殺之屬》，曰《災荒之屬》，曰《變異之屬》。《考下》曰《事詞通義》，曰《事同書異》，曰《書同文異》，曰《釋文明義》，曰《隱文存義》，曰《省文約義》，曰《互文推義》，曰《單文錯義》，曰《闕文》，曰《衍文》，曰《誤文》。《考前》曰《聖經本末》，曰《列傳本末》，曰《王侯邦國》，曰《王侯世系》，曰《庶邦雜服》，曰《伯功本末》，曰《聖治本末》。《考後》曰《傳有經無》。每條皆分晰辨論，大旨主於羽翼胡《傳》。然《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曲為之解，已多牴牾，兆錫複從而割裂分配，彌繁瑣而失當也。
國朝薑兆錫撰，其書以《公》、《穀》二《傳》主於發義，與《左傳》主於紀事者不同。且《左氏》失誣，其事文與義不待言。至二《傳》中有混其文以害義者，有泥其文以害義者，並有竄其文而事與義俱害者。惟正終以正始、貴道不貴惠之屬，固卓乎道義之權衡、聖哲之軌範也，故擇之宜慎焉。因彙編二《傳》異同之處，別白其是非。而《左氏》發例釋《經》之文亦附見焉。於三家褒貶之例，無所偏主，頗足以資參考，較兆錫所注諸經似為可取。然《春秋》事蹟，二《傳》多據傳聞，《左氏》所述則皆據簡策。兆錫駁二《傳》之事蹟，往往並《左氏》而駁之，則終不出宋人臆斷之學也。
△《春秋義疏》（無卷數，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有《尚書義疏》，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為藍本，而稍以己意更正之，然終不出胡《傳》苛刻之習。或自出新意，又往往未安。如謂孝公、惠公賢未著，隱為賢君，是以托始。且稱隱親親而尊王，睦鄰而守禮。夫讓桓，可謂親親。若平王葬而不會，凡伯聘而不報，可謂尊王乎？無駭入極，翬伐鄭，伐邾，敗宋，可謂睦鄰乎？易祊於鄭，矢魚於棠，可謂知禮乎？後文每事示譏，而開卷極詞稱善，是自相矛盾也。宰咺歸仲子之賵。《左氏》但雲子氏未薨耳。家駒謂以仲子為夫人，惠公宜死，仲子亦宜死，故天王並賵以示意。是以車馬之錫為灰釘之賜，諷使仲子自裁也。有是情事耶？
國朝儲欣、蔣景祁同撰。欣字同人，康熙庚午舉人。景祁字京少。皆宜興人。是書於三《傳》及胡氏《傳》外多取馮夢龍《春秋指月》、《春秋衡庫》二書，蓋科舉之學也。末附《春秋前事》一卷，皆《國語》之文；《後事》一卷，備錄《左傳》小邾射來奔以下諸事：亦用馮氏之例。
△《春秋詳說》（無卷數，河南巡撫采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大旨，事蹟多取《左傳》，而論斷則多主胡《傳》。間有與胡《傳》異同者。如胡《傳》以惠公欲立桓為邪心，隱公探其邪心而成之。覲祖則謂父之令可行於子，子之孝不當拒乎父，依泰伯、伯夷之事觀之，不可以為逆探其邪心。使桓不弒而隱終讓，可不謂之賢君？其論頗為平允。又如於孔父之死，則駁杜、孔從君於非之說；於滕子來朝，則從杜、孔時王所黜之說：亦時時自出己意。然徵引諸家，頗傷蕪漫。又略於考證，而詳於議論。如夏正、周正，累牘連篇，卒不得一言之要領。而《莊西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傳》，則又謂聖人筆削，寧為深求，不可泛視。存此意以說《春秋》，宜失之穿鑿者多矣。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左副都禦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編。叔琳有《研北易抄》，已著錄。是篇雜采宋元諸家之說，而不加論斷。前有《總論》、《凡例》，亦皆採集舊文。卷首有自注脫落未寫者四十二條，書中亦多空白。蓋與其《宋元易解提要》均未竟之稿也。
△《或庵評春秋三傳》（無卷數，江西巡撫采進本）
國朝王源撰。源字昆繩，號或庵，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是書本名《文章練要》，分六宗、百家。六宗以《左傳》為首，百家以《公羊傳》、《穀梁傳》為首。然六宗僅《左傳》有評本，百家亦惟評《公羊》、《穀梁》二傳而已。經義、文章，雖非兩事，三《傳》要以《經》義傳，不僅以文章傳也。置《經》義而論文章，末矣。以文章之法點論而去取之，抑又末矣。真德秀《文章正宗》始錄《左傳》，古無是例，源乃複沿其波乎？據其全書之例，當歸《總集》。以其僅成三《傳》，難以集名，姑仍附之《春秋》類焉。
國朝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已著錄。是編不全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標《經》文為題，而注某年於其下。其《敘》雖稱「惟恪守胡《傳》，間有詞旨未暢及意有所未安者，始妄陳管窺之見」，然駁胡《傳》者不一而足。如「春王正月」即駁夏時之說，「伯姬歸於紀」即駁諸侯親迎之說，「州吁弒其君完」即駁不稱公子為責君之說，桓公、宜公書「有年」即駁變異之說，「諸侯盟於幽」即駁首叛盟之說，「楚宜申來獻捷」即駁當力拒楚使上告天王之說，「齊人侵西鄙，公追齊師」即駁書人見示弱、書師見伏眾之說，「陽處父救江」即駁責晉不合諸侯之說，「齊人弒其君商人」即駁歸罪國人之說，「楚子圍鄭」即駁嘉楚討賊之說，「新宮災」即駁神主未入哭為非禮之說，「甯喜弒其君剽」即駁廢立之說，「叔孫豹會虢」即駁尚信之說，「公如晉，至河乃複」即駁從權適變之說，「暨齊平」即駁暨為不得已之說，「季孫意如會厥憖」即駁力不能加之說，「盜殺衛侯之兄縶」即駁歸獄宗魯之說，「從祀先公」即駁出於陽虎之說。如斯之類，不可殫數。所謂恪守胡《傳》，蓋遜詞耳。至於攻擊《左傳》，則頗傷臆斷。如以鄭叔段「餬口四方」為詭詞，謂段果出奔，鄭莊豈置之不問？以「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為凡伯忍辱而自歸，非戎挾之以去；以「楚執蔡世子有用之」為猶後世執蓋行酒之類，斷無殺而用祭之理；以《哀公八年》「宋執曹伯陽」為未嘗滅曹：揆之古書，皆無佐證；核以事理，亦未盡安。他如「以成宋亂」之說，從劉敞而駁杜預。然聖《經》之意，正以始於義而終於利，兩節相形，其事婉而章耳。如直書先公之助亂，暴揚國惡，《春秋》無此法也。「許叔入許」，責其不告於王，不知乘隙複國，機在呼吸，往反告王，不衣冠而救焚溺乎？召陵之役，不聲楚僣王之罪，自以王樵之說為定，而必謂苟以去王號責楚，迫於大義，當無不從，似非當日之事勢。至首止之會，責王世子不能為伯夷、泰伯，抑又強天下以所難矣。其持論大旨，往往類此。雖駁胡《傳》，實仍在胡《傳》門徑之中，不及所作《周易傳義合訂》遠矣。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既作《春秋通論》，恐學者三《傳》未熟，不能驟尋其端緒。乃取其事同而書法互異者，分類匯錄，凡八十有五類。然宋沈棐、元趙汸皆已先有此著。沈書僅有鈔本，趙書亦近日始刊行。苞在康熙中，二書未出，故不知而為此屋下之屋。猶之顧棟高未見程公說書，乃作《春秋大事表》也。
國朝盧軒撰。軒字六以，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其書以三《傳》所言書法之例，匯而為表。《經》文直書為經，《傳》文橫書為緯。凡分三格，以《左氏》居上格，《公羊》居中格，《穀梁》居下格。皆但列舊文，而於其同異是非不加考證。蓋軒欲作《三傳擇善》一書，故先纂此表，以便檢閱，尚未及訂正其得失也。
國朝朱元英撰。元英字師晦，上元人。康熙己丑進士。是書摘取《左傳》一百一十事，為文一百一十有一，蓋仿《東菜博議》之體。惟《博議》多闡《經》義，此則頗訂《傳》文耳。然好出新意，亦往往失之過苛。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元英則以不日為特筆，譏《左氏》不知聖人之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劄請觀周樂，歌《小雅》，有「周德之衰」一語，元英以為訓詁之失，而引《九章演算法》，謂差分為衰分。其說皆不能確也。
國朝田嘉穀撰。嘉穀有《易說》，已著錄。是書以胡《傳》為主，三《傳》有為胡《傳》所采者，亦附錄之。胡《傳》所引事實，則依《春秋大全》小注錄之。卷首兼論作文之法。蓋其書專為舉業而設。至於遣調練詞，皆入《凡例》，與說經之體遠矣。
國朝孫嘉淦撰。嘉淦字錫公，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定，嘉淦以《春秋》一書比事屬辭，《經》本甚明，無藉於《傳》，乃盡去各《傳》，反覆《經》文，就事之前後比而屬之，尋其起止，通其脈絡。其事俱存，義亦可見。至日月、名氏、爵諡之間，則不復為之穿鑿。然大抵以《公羊》常事不書之說為根本，於《春秋》本旨未能盡愜。後自覺其失，旋毀其版。此猶其初刊時所印行雲（語詳楊方達《春秋義補注》條下）。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大旨宗胡《傳》而稍采諸說，變其面貌，往往蔓延於《經》義之外。如解元年而牽及改元，已為旁文，又因改元而深譽前明十三帝之不改元，不更蛇足乎？衛桓書葬，是為據事而筆諸冊，乃牽及衛侯不當諡桓，謂以著衛人之私。然則凡葬必書諡，以何者別其非譏耶？許世子不嘗藥，引張氏之說，謂其必用砒霜鍛之不熟，已屬臆揣，又責以不能窮理居敬，去本事不太遠乎？是但知拾五子之緒言，而未嘗知三《傳》之古義者耳。
國朝蘇本潔撰。本潔字幼清，常熟人。康熙癸巳舉人，官興化府知府。是編因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有所未盡，乃作此以補之。多推求文句，體味語意，而罕所引據考證，故名曰《補義》。前有康熙庚子陶貞一《序》，稱本潔原本兼補林堯叟注義，貞一為刪之。知所據者坊刻杜、林合注之本，非註疏本也。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有《左傳地名考》，已著錄。是編蓋與《地名考》相輔而行，然體例龐雜，如出二手。如不論嫡妾皆謂之夫人，已於篇首發例，而於齊乃別出「悼公妾季姬」一條。有世系者從其世系不論歲月，亦於篇首發例，而晉丕鄭父丕豹、巫臣、邢伯皆不相隨，楚伯州犁、吳伯嚭仍系之晉、楚，管修仍系之齊，而巫臣之子乃不系之楚。魯婦人戴己、楚婦人鬥伯比妻、齊婦人棠姜、陳婦人夏姬、宋婦人蕩伯姬之類，各出一條，而他國皆不載。「僖負羈」下旁註一「妻」字，尤不畫一。魯君女紀伯姬、楚君女江羋之類，亦各出一條，而他國不載。秦女簡璧、衛孔伯姬並列之夫人條中，尤為舛謬。周石速以膳夫列之大夫，晉優施、寺人披、豎頭須並以賤役列之士。許叔名見於《傳》，削之不載。滕、薛、杞、莒皆自為篇，而虢公、虞公、紀侯、隨侯皆儼然躬桓之班，乃與潞子嬰兒、介葛盧等並為一篇。其他顛倒雜亂、自相矛盾者，幾於展卷皆然，不能備數。其委諸門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
國朝朱奇齡撰。奇齡字與三，號拙齋，海寧人。康熙中貢生。是書前冠以《王朝列國世次族系》一卷，《經》文則一公為一卷。其說多主胡《傳》，而稍糾其刻酷過當之論。然胡《傳》之所未及，而奇齡從而鍛煉者亦複不少。大旨以意揣量，據理斷制，而不信《左氏》之事實，故往往不考典制，不近情理。如《左氏》稱聲子為繼室，此娣侄之名。而奇齡見今人繼妻稱繼室，遂謂聲子為嫡妻，而隱公為嫡子，稱其當立。胡《傳》指滅項為季氏，已為不考，然尚無主名。奇齡遂歸獄於行父，以執政在文公之世者，移之僖公之世。如斯之類，皆失之不考。至於「葬衛桓公」一條，謂桓之為諡，不宜加於衛完，閔其未有失德，不忍加以惡諡，故《春秋》因之。然則倘有失德，孔子當為改惡諡乎？「戎伐凡伯」一條，本在衛地，乃責魯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責之主人。然則凡有使臣，皆當大具甲卒，衛入本國而後返乎？以此說《經》，恐非筆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經》解《經》。然說「刺公子買」一條，言魯無殺大夫者，惟此一事，則未檢《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說「刺公子偃」一條，謂「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隱殺之之謂，則又未檢「刺買」一條《經》書「不卒戍，刺之」，《傳》亦稱「以不卒戍說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難言以《經》說《經》矣。
國朝吳陳琬撰。琬字寶崖，錢塘人。其書取三《傳》人名、地名相異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別三《傳》義例得失，而斷以己意。
國朝顧宗瑋撰。宗瑋字廷敬，吳江人。其書每一年為半頁，橫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魯，三曰列國，四曰災異，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會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築，十曰土田。各以《經》文散書其內，而《傳》文為《經》所不載者亦附見焉。據其《凡例》，尚有《三傳異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參同》一卷，《春秋提要發明》一卷，《春秋圖譜》一卷，《春秋箋釋》一卷，《春秋餘論》一卷。今皆未見，蓋非完書也。
國朝馮李驊、陸浩同編。李驊字天閑，錢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載《讀左卮言》、《十二公時事圖說》、《春秋三變說》、《列國盛衰說》、《周十四王說》。書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預《經傳集解》及林堯叟《左傳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則時多刪節。又摘取孔氏《正義》及國朝顧炎武《左傳補正》二書與杜氏有異同者，附於其後。別無新義。上格皆載李驊與浩評語，則竟以時文之法商榷經傳矣。
國朝應麟撰。麟有《易經粹言》，已著錄。是編亦摘《經》文標題而各為之說。其論「春王正月」，以為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陳因之論。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力破《春秋》一字褒貶之說，頗能掃《公》、《穀》拘例之失與宋儒深刻嚴酷之論，而矯枉過直，謂孔子全因舊史之文，然則所謂筆削者安在？所謂其義竊取者又安在？況《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記河陽書狩之語，去聖未遠，必有所受。舉一二節可例其餘。乃謂除此數條之外，悉因魯國之成書。然則必如倪思之《班馬異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樂府詩集》篇篇分本詞入樂，而後信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傳》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經》解《經》之空談。而乃別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書、緯書所引，不問真偽，一概闌入，已為蕪雜。至於其文與《春秋》無關，如《莊公八年》「齊無知」一條引《坊記》曰：「子雲：君不與同姓共車」一節，又引《文言傳》「積善之家」一節，注曰「按前條之義為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為齊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無一語不因《春秋》而發者，有是理耶？至於《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條引《論語》「子曰：夏禮吾能言之」一節，以合於《左傳》夷禮之說，而又注「案杞稱子《左傳》以為《經》夷之，不若《谷》注時王所黜之說為善」，是並駁孔義矣。全書大抵類是。是皆務高求勝之過也。
國朝劉紹攽撰。紹攽有《周易詳說》，已著錄。是編采《公》、《穀》二傳附會之說，與孫、胡諸家臆斷之論匯為一書，而更以己意穿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為褒貶，而掊擊《左傳》尤力。其說謂《左氏》不過敍事，於《經》義毫無發明，不知有事蹟而後有是非，有是非而後有褒貶。但據書字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紹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據書人為貶矣，其所以貶之故，紹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賵惠公仲子為貶，設無《左傳》，何由知仲子為妾而貶之？齊高子來為褒，設無《左傳》，何由知為高徯存魯而褒之？幸藉《傳》而知其事，又諱所自來，以《傳》為不足據，是何異迷途之人藉人為導，得途之後鞭其人而逐之乎？
國朝劉紹攽撰。是書與所著《筆削微旨》相為經緯，而往往循文敷衍，罕所發明。如《桓三年》「日有食之既」一條雲：「《春秋》日食三十六。隱之食者一，桓、文、成食者各二，僖、宣、定食者各三，莊之食者四，襄之食者九，昭之食者七。其中食既者三，此及《宣八年》七月、《襄二十四年》七月，皆變之甚者。」又《莊十五年》「鄭人侵宋」一條雲：「外書侵五十有七，始於此，終《哀十三》晉魏曼多侵衛。書伐二百一十三，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公子申伐陳。天下之無道甚矣。」《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一條雲：「用人者二。此年用鄫子，《昭十一年》『楚執蔡世子有，用之』。其虐為已甚矣。」夫日食之為災，侵伐之為無道，殺人以祭之為虐，亦何待贅言乎？
國朝牛運震撰。運震有《空山堂易傳》，已著錄。是編說《經》，不信三《傳》，動相駁難，蓋宋劉敞、孫複之流。由其記誦淹通，足以濟其博辨，故異論往往而生也。
△《春秋管見》（無卷數，奉天府尹采進本）
國朝魏樞撰。樞有《東易問》，已著錄。是書雜采《春秋》三《傳》及胡《傳》之文，亦以己意附註於後。然大抵用意苛深，不出胡氏之門徑。其自出新意者，尤往往乖舛。如《春秋》魯史，以魯紀年，故正月書王以明有統。樞乃擅改《經》文，以周紀年，以魯附註。是但知竊襲《通鑒綱目》之例，而不知以周紀年則正月書王為複。與偽本元《經》既書「某帝某年」，又書「帝正月者」同一失矣。《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自當以獲麟為重，樞乃謂：「冬獵曰狩，《經》雖絕筆於十四年之春，而實則十有三年之冬。不沒其春者，所以奉正朔而大一統之尊。必終於冬者，所以明天道而順四時之序。蓋隱寓行夏時之意。」是又節外生枝，屈孔子以就己說矣。如斯之類，比比而然，皆不足為訓也。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學圖說會通》，已著錄。初，孫嘉淦作《春秋義》，大旨祖胡安國之說。後漸悟其非，旋自毀版（案嘉淦自毀其版，事見此書《凡例》第三條中）。方達嘗受知於嘉淦，因為刪補其文，以成是編。大旨於三《傳》多取《公》、《穀》《經》文。如「裂繻」作「履緰」，「矢魚」作「觀魚」、「叔孫婼」作「叔孫舍」、「定姒」作「定弋」之類，亦多從《公》、《穀》。其《左傳》事蹟，往往在所擯斥。如「天王狩於河陽」，《傳》有明文，乃雲：「或魯史本書狩，或夫子書狩，皆不可知。」是並其可取之說亦不信也。於諸家多取宋以後，其唐以前之說僅采劉向《災異》一兩條。如「文公喪娶」一條，全用《春秋繁露》而不肯標董仲舒之名，蓋諱言宗漢儒也。其持論尤務為深刻，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偶免譏彈者，惟「叔姬歸於紀」、「紀季以酅入於齊」、「紀叔姬歸於酅」、「葬蔡桓侯」、「齊師、宋師、曹師城邢」、「齊侯伐楚，次陘，盟於召陵」、「諸侯遂救許」、「宋公禦說卒」、「狄救齊」、「楚人救衛」、「甯俞來聘」、「叔肸卒」、「伯姬歸於宋」、「仲孫蔑卒」、「宋伯姬卒」、「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叔孫舍卒」、「宋公佐卒於曲棘」、「劉卷卒」十八、九條而已。而召陵之盟、甯俞之聘，嘉淦所許者，方達又推論其失，咎齊桓不聲楚僣王之罪，咎甯俞知聘魯而不知朝周。實則倖邀寬論者，僅十五六事也。其中自相矛盾者，如既謂隱公為篡，又謂桓公為弒，是以討篡為弒也。既謂州吁弒桓公而王不問，衛人立晉而王不問，咎在天王，於王人子突救衛，又罪其知順逆而不知眾寡。是為天王者進退無不幹咎也？朱子稱孫複說《春秋》如商君之法，若是書者又豈止於商君乎？其最甚者，拘泥常事不書之說，於十二公之薨，即終於路寢合禮之正者，亦必求其所以貶。然則苟無所貶，則國君易代，史可不詳歟？至於「紀季姜歸於京師」，謂季薑非嫡長，不可以為王后；「許叔入於許」，謂許君有子叔不奉之而自立：又不知其所據矣。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編不載《經》文，亦不及《經》中所書之事，惟泛論孔子之意。分為四篇：一曰《講讀八法》，二曰《通論》，三曰《原春秋之由作》，四曰《諸儒論春秋》。其大旨本《孟子》之言，以尊王抑伯為主，持論甚正。其謂孔子不以一字為褒貶，亦足以破諸家紛紜轇轕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蹟皆聖人之所刪，不當複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敍述源流，至為明析。心敬乃援《尚書》為例，謂事蹟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蹟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即如「鄭伯克段於鄢」一條，設無《傳》文，則段於鄭為何人，鄭伯克之為何故，《經》文既未明言，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複生，沈思畢世，無由知其為鄭伯之弟，以武薑內應作亂也。是開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況自有《六經》以後，曆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索闕裏，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即為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即孔子所作。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誇，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注，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為列於《經》左之義，不為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所自作，故更變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摭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為確證。伯政並此二字詆為不通，以為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己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周。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足以為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國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為《纂例》十五篇，末為《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複、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采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尚空談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協。如改「君氏」為「尹氏」，仍以為即公囚於鄭之「尹氏」，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為附會。又如趙盾弒君越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雲：「越境而不返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弒」？於《集古傳注》中則雲「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為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為後世開一門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為主孫複。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為《述孟》、《述朱》。次為《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雲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為展輿。莒庶其之事，《經》不雲世子僕也，而《左》以為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為公孫翩。晉州蒲之事，《經》不雲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為欒書、中行偃。晉夷皋之事，《經》以為趙盾也，而《左》以為穿。鄭伯夷之事，《經》以為歸生也，而《左》以為宋。吳僚之事，《經》不雲公子光也，而《左》以為公子光。鄭髡頑，《經》以為卒也，而《左》以為公子騑之謀。楚子麇，《經》以為卒也，而《左》以為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為卒也，而《左》以為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奔殿，《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為一。緣陵、城杞，實系兩地，而《左》以為俱系淳於。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為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訛誤字也，而《左》以為名稱。甲戌、己丑，兩存日也，而《左》以為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為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為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為鴆。諸如世次增添，事蹟舛誤，難以殫述。」其持論甚辨，幾於季本、郝敬、毛奇齡。然《經》垂書法、《傳》述事實。必以《經》所不書即為增設，則河陽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其論似通而實謬。至於深文過當，憑臆率斷。如以隱為竊國，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餘年；以子同生為哀薑張本，自子生至婦入，見其過期不娶，昏姻不時；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齊得複，故賊閔公者乃季友非慶父；以齊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為立景而生逆謀；以昭公三十二年吳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謂果於自信者矣。
國朝薑炳璋撰。炳璋有《詩序補義》，已著錄。是書欲破說《春秋》者屈《經》從例之弊，謂《春秋》無例，《左傳》所言之例皆史氏之舊文。其凡有五：一曰西周舊典，二曰東遷後列國相沿之例，三曰魯史自相傳授之例，四曰霸國更定之例，五曰魯君臣私定之例。杜預所謂凡例皆周公之禮經，變例皆聖人之新意者，未為定論。其援據頗典博，參考亦頗融貫。然謂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據以推測聖經可也？謂《春秋》全因五例之舊文，則聖人直錄魯史，不筆不削，何以雲其義竊取？何以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觀《襄公二十年傳》甯殖曰「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經》書「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衛侯出奔齊」。是亦不盡用策書之明證矣。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說並參以己意，亦頗簡潔。而《傳》後必附以說，簡端又冠以評，或論事，或論文，如坊選古文之例，殊非注經之體也。
國朝孫從添、過臨汾同編。從添號石芝，常熟人。臨汾，長洲人。是書始刻於乾隆己卯。取《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分為一百二十門。每門前列書法，後載事類，事類之中又自分《經》、《傳》。其《自述》謂本於蘇軾「《春秋》當以類求」一語。雖亦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卷首列《春秋諸國圖說》一篇，亦取之蘇軾《指掌圖》。不知《指掌圖》後人贗作，非軾書也。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有《尚書讀記》，已著錄。然《尚書讀記》多推求文句，未能闡帝王經世之大法，是編則於筆削大義多所發明。如曰：「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理所必無。夫子作《春秋》以明文武之道、文武之制，而夫子更之，可乎？」曰：「武氏子來求賻，罪魯也。」曰：「州吁不稱公子，絕之於衛也。胡氏謂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以為為人君父之戒，何以懼亂臣乎？」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故凡大夫之殺，《春秋》皆稱國舉官，不論有罪無罪及殺當其罪否也。此意先儒多誤會。」曰：「說者謂王不稱天為《春秋》貶黜天子，不亦甚乎？春王正月不曰天王，則天王、王一也。」曰：「梁山崩，穀梁氏曰：君親縞素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崩山之壅河流者矣。此術者之言也。左氏曰：君為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此有司之存也。胡氏曰：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生於內，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以弭災變乎？此儒者之道也。」其言明白正大多類此。惜止八十八條，未能成書也。
國朝李文淵撰。文淵字靜叔，益都人。《春秋左傳》本以釋《經》，自真德秀選入《文章正宗》，亦遂相沿而論文。近時甯都魏禧、桐城方苞於文法推闡尤詳。文淵以二家所論尚有未盡，乃自以己意評點之。僅及《僖公二十四年》而文淵夭逝，書遂未畢。其兄文藻裒次遺稿，編為三卷，刊版於潮陽。末有文藻《跋》，稱其潛心《易》、《禮》兩經，取古人圖像、傳注羅而繹之者數年，以至於病且死。故所評閱，多未終卷雲。
國朝吳守一撰。守一字萬先，歙縣人。是書推考歲差加減，以證《春秋》所載日食之誤，《春秋》日月，以《長曆》考之，往往有訛，見於杜預《釋例》。此更詳其進退遲速以求交限，末附《詩書日食考》二條，以互相參證。但其雲《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當是三月己巳朔，書二月者，晦朔之誤；《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當是五月癸丑朔，書三月者，或夏正之訛。近者陳厚耀作《春秋長曆表》，以為隱西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退一月就之，隱西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則隱、桓三年日食更不必疑矣。《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守一以為當是三月甲戌。而顧棟高《春秋長曆拾遺表》以為當是四月癸丑朔。《襄公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遞食，守一與棟高皆從《大衍曆》，以為八月無食。其他守一、棟高說亦多同，而皆不及厚耀之密。生數千載之後，必欲求歲差於秒忽之間，亦未見其悉得。姑存其說焉可矣。
國朝湯啟祚撰。啟祚字迪宗，寶應人。其書自稱「不傳」者，謂於四《傳》無所專從也。今觀所說，特不從《左傳》耳。於《公羊》、《穀梁》、胡氏皆掇其餘論，而日月之例信《公》、《穀》尤篤。然三家之《傳》皆以譏貶為主，而亦各有所平反。啟祚乃專取三家嚴刻鍛煉之說，合為一書。如其所論，是聖人之立法，更酷於商鞅、韓非也。
國朝吳應申撰。應申字文在，歙縣人。以《春秋》經解卷帙浩繁，難於遍讀，因會萃眾說，擇其合於《經》旨者詳注《經》文之下，以資記覽。《自序》謂詞可計日而誦，為愚魯者計甚便。蓋特課讀之本，非有意於闡發《經》義者也。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無卷數，兩江總督采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采諸書所載春秋時事蹟列於三《傳》之下，意取互相參證。然左氏親見國史，公、穀兩家已不及其確實，乃兼采諸子雜說寓言，欲以考校其是非，亦徒成其龐雜而已矣。於《經》義無補也。──右「春秋類」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內十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案：明科舉之例，諸經傳注皆因元制，用宋儒。然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又未注《春秋》，以胡安國學出程子、張洽學出朱子，《春秋》遂定用二家。蓋重其所出之淵源，非真有見於二人之書果勝諸家也。後張《傳》以文繁漸廢，胡《傳》竟得孤行，則又考官舉子共趨簡易之故，非律令所定矣。且他經雖限以一說立言，猶主經文。《春秋》一經，則惟主發揮《傳》義。其以《經》文命題，不過《傳》文之標識，知為某公某年某事而已。觀張朝瑞《貢舉考》，備列明一代試題。他經皆具經文首尾，惟《春秋》僅列題中兩三字，如盟密、夾穀之類，其視經文不為輕重可知矣。是《春秋》雖列在學官，實以胡《傳》當一經，孔子特擁其虛名而已。經義之荒，又何足怪乎？欽定《春秋傳說匯纂》，總括眾說，折衷聖言，凡安國迂謬之談，悉一一駁正。此足見是非之公，終有不能強掩者矣。今檢校遺書，於明代說《春秋》家多所刊削。庶不以科舉俗學，蝕聖經之本旨雲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