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

今講史學，先論部類。昔人以紀事、編年分類，此言其大要也。《隋書·經籍志》分史部為十三類：一、正史，《史記》、《漢書》屬之。二、古史，編年者屬之，如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是。所以稱古史者，既以本紀、列傳為正史，則依《春秋》之體純為編年者，不得不稱古史也。三、雜史，既非本紀，又異編年，《逸周書》、《吳越春秋》、《戰國策》之類屬之，此皆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四、霸史，記載割據、僭竊，不成正統者屬之，《華陽國志》、《十六國春秋》之類是也－－以上四種，史之經，亦史之本也。五、起居注，帝王每日一言一動，均詳記之，《隋志》以《穆天子傳》開端。六、舊事，雜記典章制度、帝王、臣下之事，如《漢武故事》是。七、職官，昉於《周禮》，《隋書》以《漢官解詁》、《漢官儀》開端。《漢官解詁》模擬《周禮》，當時此種著作甚少，後則有《唐六典》以及近世會典（較《唐六典》為擴大）。《六典》整齊，《解詁》不整齊，斯其異也。八、儀注，以《漢舊儀》為首。《漢舊儀》衛宏所作，記當時禮制，今已殘缺，本亦不甚詳也。六朝時禮書甚多、今皆散佚，唐《開元禮》亦不存，惟會典中略引數條，宋《太常因革禮》猶存，明有《集禮》，清有《大清通禮》，皆儀注類也。《漢舊儀》但記朝廷之禮，《開元禮》則稍及民間雜禮。其專講民間冠婚喪祭者，有《書儀》一類（《書儀》亦入儀注，始作者劉宋王弘，晉王導之孫也）。《文公家禮》亦其屬也。家禮六朝時已有之，或曰書儀，或曰家禮，名目異耳。九、律令，記歷朝法律之作，不甚完備，《隋志》以《晉律》開端。十、雜傳，包舉今之志書、碑傳集等，漢《三輔決錄》專記三輔人物，《陳留耆舊傳》、《襄陽耆舊傳》體例亦同，《隋志》皆入雜傳類，而今則入方志人物門。其中有與地理相混者，如《海岱志》、《豫章志》，觀其標題，宛然地誌。所以不入地誌者，記者少，記人物者多故也。外此，《列女傳》、《列仙傳》亦入此類。要之，如方志之人物門矣。《隋書》有可議者，《搜神記》、《冤魂記》列入雜傳，二門固傳體，然鬼神之事，焉得入史部乎？十一、地理，地理書著錄無幾，單記一方者曰圖經，如《幽州圖經》、《齊州圖經》是。其統記全國者，則有煬帝時所定之《區宇圖經》一百二十九卷，體例仿佛後之一統志，今已不傳。其後，唐有《元和郡縣誌》，宋有《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此三書皆統記全國地理者也。而《寰宇記》一百九十三卷為最詳；《元和志》僅四十餘卷為最簡。《明一統志》九十卷，《清一統志》五百卷，已覺繁而不殺，而《元一統志》有一千卷之多，雖領域寥闊，亦何至繁冗至此，今亦無傳。《元和郡縣誌》於郡縣之建立，山川之位置，財賦之豐嗇，均極詳明，而不載入物。隋《區宇志》今不可見，不知體例何如，恐亦不載人物也。故雜傳、地理分而為二，凡以雜傳載人物、地理不載人物故。十二、譜系，《世本》、《漢氏帝王譜》、《百家集譜》之類皆是。此種譜牒，專錄貴族，不及齊民。至於六朝，人尚門第，所作綦繁，劉孝標《世說新語注》所引，多至數十家，當時重視譜牒可知。唐有《元和姓纂》（今缺數卷），此後作者漸近漸稀。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大體尚佳，而多附會，不及南宋鄧名世《姓氏書辨正》之精確。此皆國家官修之譜，非私家著作可比。官修之譜者，唐以前各種皆設譜局，有司與聞其事。所以設譜局者，以六朝各處皆設譜局，有司與聞其事。所以設譜局者，以六朝人尚門第，士大夫不得與輿、台、皁、隸通婚。設有干犯，有司得糾劾治罪，《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是也。門第之風替，而譜牒之學衰，歐陽修、蘇洵輩之私譜代之而興。此譜牒興衰之大風也。唐人封爵，以郡望為準（唐人封爵，或依郡望，或依祖宗籍貫，李白之所以不能確知為何處人者，以其所稱隴西，本李廣產地。乃郡望非地名故，或曰蜀，或曰山東，至今不可確知也。又唐人封爵，如依其所產生之縣名而有錯誤，可請更正。林寶《元和姓纂》之作，即為此故。宋以後封爵隨便，然蘇軾封武功伯亦因蘇之遠祖為蘇味道，武功人，故軾雖生長四川，仍以武功封之也）。宋以後此風漸廢，婚姻封爵不以譜係為准，則譜系乃一家私事，故不設局耳。十三、薄錄，以劉向《七略》《別錄》、荀勖《中經薄》為首，今所謂目錄者是。此十三類，大體已具，猶有不足者，今姑不論。歷代之所損益，但依清人四庫分類論之。四庫分類與《隋志》略近而稍變，名古史曰編年，別立紀事本末一門（紀事本末始於宋之袁樞）。又詔令奏別為一類，有時令而無譜系。此其大較也。詔令奏議，於古收入文集。帝王親制，入帝王一已之集；詞臣代擬，亦入詞臣一已之集。陸宣公奏議入《翰苑集》。宋人文集有內制、外制，是其證也（中書舍人知制誥所擬者曰外制，翰林學士所擬者曰內制）。宋人然，明人亦然，至清則文與詔令奏議有分。蓋古人奏議美富，後世漸不成文。能文之士，不願以奏議入集，故分編也（歐陽修論呂夷簡云：「夷簡為陛下宰相十有九年，主了天下。」此與今白話文相似，甚且謂「盜賊一日多似一日，人民一日窮似一日」，則竟不成文理矣。然猶以之入集）。又古人奏議，多出已手，近世惟京官無幕友為之捉刀。地方督撫所上折，出幕友手者十七八。目不識丁之武夫，一為督撫，奏議亦有佳作。即如劉銘傳輩亦何嘗親自操觚哉！以故，四庫分之，亦不足怪。至於時令別為一類，最為可笑。時令者，於古有《夏小正》、《月令》之屬，唐改《禮記·月令》作《唐月令》，本不足怪。宋以後即不然，至近代則「是月也，東風解凍」等語，惟時憲書記之耳。此其語涉氣侯，本不成令，而四庫別立一門者，清帝欽定之書，無可歸類，又不可不錄，故別立此門也。此門所錄，只宋陳玄靚《歲時廣記》及康熙欽定之《月令輯要》二書，存目雖立十餘部，故為襯托而已，豈為正式收錄哉？唐有官譜，譜系可信。宋以後不可信，以其不可信，故四庫去譜系一門。然家譜自不甚可信，若《世本》以至《姓氏書辨正》，人皆稱善，豈不可信？《元和姓纂》雖佚，依《永樂大典》輯成者亦略備。又《千家譜》乃官定之書，凌迪之《萬姓統譜》，雖不足道，今其書猶在（北京圖書館有之），亦無甚荒謬處。其書體例如《尚友錄》而較詳，每一姓下，列入歷代有名之人，梁賈執《英賢傳》即如此作，見《廣韻》所引，亦《萬姓統譜》類也。迪之尚有《姓氏博考》，與譜系有關。以余觀之，《世本》、《元和姓纂》、《千家譜》、《英賢傳》、《姓氏博考》五書，應立一譜系門，如雲書少，不足別為門類，則時令何以可別立一門耶？求其所以不立之故，殆以講求譜系，即犯清室之忌。《廣韻》每姓之下，註明漢姓、虜姓，如立譜系一門，必有漢姓、虜姓之辨，故不如逕刪去耳。清修四庫，於史部特注意；經部不甚犯忌，然皇侃《論語疏》猶須竄改；子部宋、元、明作者，亦有犯忌處；集部則更多－－然皆不如史部之分明，故史部焚毀尤多。不立譜系，即其隱衷可見者也。《清史稿》史部有方略一門（清特開方略館），《平定三籓方略》、《平定羅剎方略》、《平定粵寇方略》等屬之。今案，方略列入史部，未為允當。《漢書·藝文志》有兵書略一門，四庫入兵書於子部（諸子中有兵家一門）。然子部之兵書，本與其他有異。《孫子兵法》，《藝文志》有圖九卷，魏武、諸葛之書，全屬行軍號令之作，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亦然（《紀效新書》記御倭寇時行軍法令，《練兵實經》記守連時之軍中法令，與《孫子兵法》略不同），皆兵家之方略也。由此觀之，方略應入兵家。人謂著書無可歸類，則入子部，余謂史部亦然。行軍方略，略似紀事，故入史部，不知子部亦有紀事之作也。要而論之，清四庫添詔令奏議一門，無可非議；時令一門，全屬無謂；方略雖四庫所無，而《清史稿》有之，然當入兵家，不當列入史部，而譜系一門，仍當補入者也。故以《隋志》較之，只應加詔令奏議一門而已。《隋志》所可議者，前所舉《搜神記》、《冤魂記》不當入史部是也。又《竹譜》、《錢譜》之屬，列入譜系，亦為不當。譜者，人之譜也，非物之譜也。四庫於子部立譜錄一門，則《竹譜》與《群芳譜》相等者當入此門。至於《錢譜》，有金石一門在，可列入也。要之，《隋志》大旨不謬，小有出入，今為糾正如此。然此就已分之四部言耳。如依《漢志》，則正史以下，皆當歸入春秋家。不但《漢志》為然，齊王儉仿《七略》而作《七志》，亦入史部於經（《漢志·六藝略》入史部於春秋家，王儉《經典志》亦有史部之書）。詳論源流，分部本宜如此，今以《隋志》為準，乃一時之權宜耳。

正史之名，昉於《隋志》，今以二十四史當之，《隋志》所錄正史三千八十三卷，今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四十卷。歷年千餘而所增益者無多，此何以故？今之所謂正史，以官定者為準。不頒學官，則不得謂之正史（自明以來以十三經、二十一史頒發學官）。而《隋志》所錄，則只論其合於正史體裁與否，不問其官定私修也。故《後漢書》錄八種，《晉書》亦錄八種，皆不嫌重複（今二十四史惟唐、五代重複，李延壽《南、北史》略與魏、晉、齊、梁重複，但此系通史，與斷代為書者不同）。蓋史具五志三長者，皆得稱為正史，如必立學官而後謂之正史，則當問去取之間，究以何者為準？假以官修為限，則范書是私修之書。司馬遷為太史令，修史固其職責，惟其成書，乃在為中書令時（後代中書令士人為之，漢則奄人為之，掌出入奏事，與明司禮監之掌印秉筆隨堂太監所掌略同）。遷續父業，未成而下蠶室，故其《報任少卿書》曰：「草創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自序》又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師。」是其書生時未宣布也。歿後，書稍出。宣帝時，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後代官修之史，須進呈於朝，《史記》則不然，知其本為官史，後則麼家著述矣。《三國志》，陳壽除著作郎時所撰（晉以後太史令為著作郎，不掌修史事）。壽歿，梁州大中正范頵等表請就家寫其書，則壽書生時亦未進呈，不得謂為官書也。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壽師譙周著《古史考》乃考證之作，非記事之書。壽本之而作《古國志》。《古國志》今佚不見，以意求之，殆與《三國志》同類。《三國志》直稱晉武為司馬炎，如為官書，焉得不避諱乎？然則，《三國志》亦私史也。今二十四史並取《史記》、《三國志》、《後漢書》、《新五代史》，則所謂正史者，豈得以官修為準哉！古代史自《史記》外，別無他作可代。三國史當時雖有多種，後皆散佚無存，僅存壽書。《後漢書》謝承、華嶠各有著述，然自宋以後，獨范書具存。《五代史》自金章宗新定學令削薛存歐，而舊史遂微。然其書明代尚存，雖體例未善，而本末賅具。故司馬溫公作《通鑑》，於唐事則多采舊書，於五代則專據薛史。歐陽修作《五代史記》，自負上法《春秋》，於唐本紀大書契丹立晉，為通人所笑。此學《春秋》而誤也。《春秋》書法，本不可學，「衛人立晉」雲者，晉為衛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晉，國名而非人名。東家之顰，不亦丑乎？歐書私家之作，如求官書，當以薛史為正，否則亦當二書並列。明代屏棄舊史，過矣（薛史至清而亡，四庫諸臣依《永樂大典》排纂而成今書。昔皖人汪允中自言家有《舊五代史》原本，汪歿後不知其書所在。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欲得薛史原本，久征未得，人疑已入異域，後乃知在丁乃揚家。丁珍惜孤本，託言移家失去，世遂無有見者。修四庫時，清政府若以帝王之力，多方訪求，何至不獲真本哉！惜其不求也）。

清儒以不立學官者為別史，王偁之《東都事略》是也（書述北宋九朝之事，王為南宋時人）。元修《宋史》，繁簡失當；卷數之多，幾及五百；一人二傳，往往而有。自明以來，屢議改修。嘉靖中擬以嚴嵩為總裁，設局重修，其事未行。時有柯維騏者，作《宋史新編》二百卷。至清陳黃中作《宋史稿》一百七十卷。雖去取未能盡善，然糾謬補遺，足備一格。《元史》倉卒成書，糹比漏最多。清末柯劭忞作《新元史》，屠寄作《蒙兀兒史記》。柯書徵引繁博，體例似不及屠。屠書不載太祖、太宗等廟號，直稱成吉思皇帝、完者篤皇帝、薛禪皇帝，謂元代詔令碑版，多如此稱。稱之曰太祖、太宗者，華人以尊號加之耳，未必合彼意也。應准名人主人之例，改為是稱。余謂元人以鼠兒、牛兒紀年，則紀年似亦更改，而屠書未能從也。柯書繁富，屠有筆削，皆視舊史為優。列入正史，可無愧色，至宋史之柯、陳二家，可否列入正史，一時尚難論定。要之，正史範圍，當從寬大，如《隋志》之儘量收入，亦無妨耳。

正史云云，又有當論述者，正統之說是也。《隋志》於正史之外，別有霸史，以霸匹正，則正言正統，霸言僭偽割據也。正統之說，論者紛然。北人以北朝為正統，唐初尚爾。而《隋志》則南北朝史併入正史。蓋南北朝究竟以何方為正統，未易定也。若依夷夏之辨立論，自當以南朝為正，北朝非華人也；如以正統予元魏，則前之劉淵、石勒、苻堅，皆將以正統歸之矣。斥劉、石而予魏、齊，豈持論之平哉！苻堅奄有中原，強逾東晉。而王猛臨終語之曰：「晉正朔相承，願不以晉為圖。」是猛固視晉為正統也。北魏初亦不敢自大，及魏收作《魏書》，始稱東晉為僭晉，諡南朝曰島夷（此亦報復之道。沈約作《宋書》，號北朝曰索虜。托跋編發為辮，故曰索頭虜），助桀為虐，信為移史，唐人承隋，不得不以北朝為正。開元時蕭穎士以為南朝正統，至蕭梁而絕，作《梁不禪陳論》。實則梁敬帝禪位於陳，不能言陳無所受，而溫公有陳氏何所受之說，殆為蕭氏所誤也。案，蕭穎士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梁氏宗室，自相構難，蕭詧至以妻子質魏，導魏兵伐江陵，殺梁元帝。元帝之子敬帝，稱帝建業，後禪位於陳，詧亦在襄陽即位，號後梁，至隋開皇七年，國廢。黨伐之見，蕭家子弟，錮蔽最深。穎士偏私之言，豈可盡信？皇甫湜作《東晉元魏正潤論》，亦謂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此蓋唐人立言，不得不爾。《資治通鑑》則取宋、齊、梁、陳年號，以記諸國之事。自宋至陳，主國者皆漢人，自宜以正統予之，而硃晦庵作《綱目》，不分主從，並列南北朝年號。晦庵生於南宋，不知何以昧於夷夏之義如此。溫公《通鑑》於三國則正魏閏蜀，《綱目》反之，以蜀為正統，此晦庵長於溫公處。溫公謂昭烈之於漢，雖雲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記其世數名位，亦猶南唐烈祖之稱吳王恪後，不當以光武為比（自長沙、靖王至光武，世系甚明）。此溫公之偏見。徐知誥幼時為徐溫所虜，其世系人無知者。若昭烈之稱漢後，為當時敵國所共認，為漢中王時，群臣表於獻帝，稱肺腑枝葉、宗子籓翰，若果世系無考，曹操焉有不揭破其詐者？又吳蜀交惡，諸葛瑾與備箋云：「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設非漢裔，瑾何為此言哉？故以昭烈比徐知誥，亦溫公之一失也。溫公自言正潤之際，非所敢知，不過假其年號以識事之先後，故五代梁唐，亦取其年號紀事。而王船山則以為稱五代者，宋人之辭，黥卒劇盜，犬羊之長，不能私之以稱代。必不得已，於斯時也，而欲推一人以為之主，其楊行密、徐溫、王建、李昪、錢鏐、王潮之猶愈乎？尚有長人之心，而人或依人以偷安也。周自威烈王以後，七國交爭，十二侯畫地以待盡，赧王納士朝秦，天下後世，固不以秦代周，而史之曰戰國。然則天祐以後、建隆以前，謂之戰國焉，允矣，何取於偏據速亡之盜夷而推崇為共主乎？嚴衍《通鑑補》亦言周社雖亡，秦命未集；昭襄雖強，猶齊楚耳。硃溫篡唐毒浮於地；敬塘巨虜，殆殃萬民。梁、晉之罪，甚於黃巢。世有魯連，必當蹈海。其書以周赧入秦，七雄分據，改稱前列國；唐昭隕洛，五代迭興，改稱後列國。論甚公允。惟書之於冊。，甚不易於紀年。當時十國中稱帝者四（吳、南唐、前蜀、後蜀，又南漢劉龑亦稱帝），究以何人之年號為綱而附之以事乎？嚴書分注列國年號。按：分注之列，始於《綱目》，前之前、後《漢紀》，皆不分注。《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畢沅《續通鑑》，於宋代紀年而下，旁註遼、金年號，顯然違亂《通鑑》體例。嚴之《通鑑補》亦然。故空言甚易，成書則難。史家於此，所當鄭重考慮也。霸史中如馬令、陸游《南唐書》，吳任臣《十國春秋》，謝啟昆《西魏書》（魏收在北齊作《魏書》，不載西魏，謝纂錄故籍成此），皆足以資考訂。至何者方可謂之正史，則清代以頒立學官者為限。民國以來，無此限制，亦不能再立範圍矣。

《史記》於紀、傳、表、志之外，別立世家，以紀列國諸侯。一統之朝，不宜有此。記僭偽之國曰載記，《晉書》有之，其體昉於《東觀漢記》（東漢初年之群雄，如劉玄、公賓就等悉入載記）。《新五代史》立十國世家。十國中，如吳、越、荊南奉中原正朔者列入世家，固無不可，若南唐、孟蜀則帝制自為，不受冊命，豈應列入世家？《宋史》亦以世家載開國時未滅諸國，實則皆當以載記稱之，不當列入世家也。今《清史稿》沿前史之例，立《叛臣》二傳。其中如鄭成功為殘明孤忠，洪秀全亦未嘗事清，志在光復，安得以叛逆目之？此皆當入載記者也。

《史記》十表最佳，《漢書》因之，范曄、陳壽已不能為，而宋熊方作《後漢書年表》十卷，補所未備，厥意可師。蓋傳所不能容者，見之於表，亦嚴密得中之道。故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滅者，皆可約之以表。《漢書·百官公卿表》所載，多功業低微之輩。後漢政歸台閣，三公無權，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台閣者，尚書省也。尚書官小而勢尊，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一如帝王之秘書廳矣），三公惟伴食耳。故范書立傳不多，熊方補之，讀者得一覽瞭然，誠快事也。《新唐書》之《宰相世系表》，《漢書》之《古今人表》，皆屬無謂（《宰相世系表》，推其始祖，記其後裔，宰相之家譜耳）。其《新唐書》之《方鎮表》，《明史》之《七卿表》（六部尚書及都察院），《清史稿》之《疆臣表》（各省督撫），則增設而得當者也。

《史記》八書，未曾完具：《禮書》錄自《荀子》，《樂書》全襲《樂記》，蓋十篇有錄無書，後人雜取他篇以補之也。其實，太史公時，禮樂已有製作。叔孫通所定之朝儀，可入《禮書》；鐃歌、楚調，可入《樂書》。不知何以剿襲充數也。《天官書》專載天文，夫星座方位，古今如一，似不必代有其書。然測天曆代不同，則又不可省也。律、歷二書，亦寡精要，史公所注意者，蓋在《河渠》、《平準》、《封禪》三書耳。《前漢書》之《禮樂》、《律歷》二志，較《史記》為詳，其《天文志》則略同《史記》，加《五行志》以記災異，則漢人最信五行也（《五行志》，後來史書無不有之，均法《漢書》之說怪異。《明史》則但載事物之變異，一無影射之言，斯為優矣）。後沈約《宋書》增《符瑞志》，斯無謂矣。《溝洫》、《食貨》二志，亦較《史記》為詳，《郊祀》意續《封禪》，《刑法》增而未盡。《地理》、《藝文》、《史記》不志，而《漢書》增之，沾溉後人不少。此班志之特長也。范蔚宗不能為志，後世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之。《百官》、《輿服》二志，彪所新設。《百官》述官制而不詳，《輿服》可與禮樂同入一類。自此以後，書、志分門，無大變動。兵制為國家要政，而各史闕如。《新唐書》補之，可稱特識。又有《選舉志》，亦補前史所未備。天文一志，似無所用，惟《晉書》、《隋書》之天文志，詳備可觀，蓋李淳風等所定也。又《隋書·律曆志》，比較古今度量權衡而詳列之，此亦《隋書》之特長，亦李淳風等所定也。《明史》天文、曆法、參用西術，詳列圖表。此皆後人特優之處。惟典章制度，史志所記不詳。專門之書，則有《通典》、《通考》諸書在。

《史記》《刺客》、《遊俠》諸傳，極形容之所事，史公意有不平，故為此激宕之文，非後人所當仿佛者也。《漢書》有《佞幸傳》也（初修《清史》時，人謂《清史》不當列《奸臣傳》，以無人可當奸臣也。余謂和坤一流，入《佞幸傳》可矣）。《史》、《漢》有《儒林傳》，《後漢書》更益之以《文苑傳》，《史記》之《司馬相如傳》、《漢書》之《楊雄傳》，皆無大事可記，僅取其賦篇入傳。晉以後之文人，史傳亦往往錄其賦篇。是皆可入《文苑傳》，舉其篇名，不必全載其文。《後漢書》有《列女傳》，搜次不行，不專節操（劉向《列女傳》善惡兼收，不專崇節操），宋以後則為《烈女傳》，專以激揚風教為事，與前史之旨趣違異。《後漢書》有《黨錮傳》，《宋史》析《儒林》而別傳《道學》，清人頗致譏議。其實《道學》一傳，可改稱《黨錮》，蔡京立元祐黨人碑，韓侂胄禁偽學（當時士子應試，須先聲明與偽學無關），程、硃皆在黨禁之內，可不必分《儒林》、《道學》也，《明史》有《閹黨傳》，載劉瑾之黨焦芳、魏忠賢之黨魏廣微等，皆閹官爪牙，交扇毒焰者。若入《宦者傳》，則實非宦者；若入《奸臣傳》，則不足名之曰奸臣；號曰閹黨，亦無可奈何者也。王敦、桓溫諸人，逆跡昭著，《晉書》置諸最後，示外之於晉。《新唐書》分《叛臣》、《逆臣》為二，自稱王號不奉朝命者曰叛臣，稱兵犯闕者曰逆臣。《明史》記民間揭竿而起如張獻忠、李自成之輩，為《流寇列傳》，此亦無可奈何者也（漢之黃巾無列傳，唐之黃巢入《逆臣傳》，張、李等未受朝官，不當入《逆臣傳》而又不能無傳，故曰無可奈何也）。前史於域外諸國，皆為列傳，如《匈奴傳》、《西域傳》是。明之土司，在中國境內，不能與外國等視，《明史》因增《土司傳》。凡此皆增補得當者也。

史傳諸體，應增即增，不必限於前例。今若重修清史，應增《幕友》、《貨殖》二傳。前代雖有參軍一職，實系軍府僚屬，與清代布衣參地方官之幕者不同（明代只有軍幕，職掌奏啟文移，無所謂刑名錢穀；至清則地方官多有之）。其始，滿人出任地方官者，於例案一無所知，不得不延幕友以為輔佐；其後，雖非滿人，亦延聘幕友。浙江巡撫李衛幕中有鄔先生者，雍正曾予密諭，其勢焰可以想見。此文幕也。至於軍幕，如明季徐文長之參胡宗憲幕，不過管書記而已。清之軍幕則不然。左宗棠初亦為幕友，靳輔幕中有陳潢，皆參與帷幄，自露頭角者也。至《貨殖列傳》，則清末富商大賈，每足以左右國家財政。列之於策，亦足以使後來者覘國政焉。

乙部之書，編年與正史並重。《史記》以前，《春秋》為編年之史。《竹書紀年》雖六國人作，亦編年類也。蓋史體至漢而備。《史記》、《漢書》、《東觀漢記》三史之外（晉時以《史》、《漢》、《漢記》為三史，人多習之），又有荀悅《漢紀》（悅與彧、攸同宗，不附曹操，以建安十四年卒）。悅書奉詔而作。獻帝以班書文繁難省，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則編年體也。其後有袁宏《後漢記》，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不稱春秋者，避簡文宣太后諱也），習鑿齒《漢晉春秋》。六朝人衍其緒餘者，不可悉舉。至司馬溫公之《資治通鑑》而集其大成。踵其後者，有李燾之《通鑑長編》，李心傳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陳桱之《通鑑續編》。《長編》紀北宋一代之事，上接《通鑑》；《要錄》述高宗一朝之事，與《長編》相接。至陳桱《通鑑續編》，體例不純，有自為筆削處，當廁諸《通鑑綱目》之間。明薛應旗作《宋元通鑑》，清徐乾學作《通鑑後編》，畢沅作《續通鑑》，夏燮作《明通鑑》，其體例皆法《左氏傳》，而不法《春秋經》，其兼法《春秋》而意存筆削者，則文中子《元經》、硃晦庵《綱目》是已。自明以來，作史者喜學《綱目》，清有《通鑑輯覽》亦屬《綱目》一類，而與《通鑑》體例不同。徐鼒《小腆紀年》，亦效法《綱目》，蓋《通鑑》準則《漢紀》，雖有褒貶，無自存筆削之意，與沾沾以袞鉞自喜者異也。

荀悅序《漢紀》，言立典有五志：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今案：班固之作《漢書》，其義亦不外此。志即所以章法式而通古今，傳即所以著功勳而表賢能。至達道義一義，則為華夏史書所同具。袁宏生東晉之季，好發議論（荀《紀》議論甚劣），謂荀書足為佳作，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則無有也。以餘論之，袁書亦未為詳盡，特議論甚長耳。蓋彥伯所據，有謝承、華嶠、司馬彪。謝、沈諸家之書，點竄抉擇，極費苦心，故其自序，言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也（荀書只就班書舊文剪裁聯絡成書，較袁書為易）。彥伯之議論，有自相違異處，如《三國名臣贊》稱荀彧云：「英英文若，靈鑒洞照，始救生人，終明風概。」而《後漢紀》則言「魏氏得以代漢者，文若之力也」。蓋贊主褒美，史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後漢紀》有可與范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須直筆，體例各有所當耳。《後漢紀》有可與范書比勘者，如一人之言語應對，兩書不同；章奏文字，互有增省（章奏有案可稽，不應彼此不同；蓋史官潤色，故生岐異也）是也。孫、習二家之書，今不可見。《三國志》裴松之注略有稱引。孫於魏氏，無甚卓見，其餘晉事，則不可知。習書以蜀漢為正統，所以然者，習氏與桓溫同時，見溫覬覦非分，故著《漢晉春秋》所正之。然晉受魏禪，外魏則晉無所受。而習氏則以為魏文雖受漢禪，不得免於篡逆；平蜀以後，漢真亡耳，於是晉室始興。故以晉承漢，不認曹魏。故名其書曰《漢晉春秋》。於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亦用直筆書之。晦庵《綱目》之正蜀閏魏，即導源於此也。南北朝之史籍，如《三十國春秋》等，至今一字無存，溫公之作《通鑑》也，採摭甚廣，異同互出，不敢自擅筆削之權，因有《考異》之作。蓋傳聞每多異辭，正史或有訛謬。溫公既取可信者錄之，復考校同異，辨正謬誤，作《考異》以示來世，真所謂良工心苦也。至褒貶筆削之說，溫公所不為。例之《太史公書》，亦無自存筆削之意也。觀史公自序答壺遂之言曰：「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蓋《春秋》有一定之凡例，而褒貶之釋，三傳不同，故《春秋》不可妄擬。《通鑑》之志，亦猶史公之志耳。

《通鑑》成書，較袁《紀》更難。荀《紀》所載，不過二百年事；袁《紀》不及二百年；《通鑑》則綜貫一千三百三十二種（華嶠《後漢書》，溫公恐不及見）。此一千三百六十餘年中，事跡紛亂，整齊不易。荀《紀》點竄班《書》，無大改異，事固易為。袁《紀》略有異同，而當時史籍尚寡，不難考校。自三國至隋，史家著述，為數綦眾，觀《三國志》裴注徵引者已有十餘家。裴尚僅以陳壽為主，其餘諸家，不甚依據。溫公則兼收並畜，不遺巨細。兩晉南北朝之事，自《晉書》外，有王隱等十餘家書，溫公多采之。又如五胡十六國事跡，最為紛亂，而《通鑑》所敘，條理秩然。皆可以見其書功力之深也。

南北朝史，均病誇大，而《魏書》尤甚。《史通》反對南北朝史最烈。其實南朝之史尚優於北朝。南朝之史有可笑者，如沈約《晉書》闌入以牛易馬之語於祥讓之間，常以忠於前朝者為不知天命，其失僅在文章褒貶之間，不如魏收《魏書》之誣誕。《魏書》志官氏則曰「以鳥名官，遠師少皞」，無怪《史通》之斥之也（《史通》之語曰：「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鳥官創置，豈關郯子」）。又北人不讀《詩》、《書》，而詔令口語，多引經典，亦無怪《史通》之贊王劭《齊志》也（王劭《齊志》多錄當時鄙語，《史通》曰：「渠們、底個，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氓俗有殊，土風有類，邵之所錄，弘益多矣」）。《通鑑》於此，不甚別白，殆以為無關宏旨乎？《唐書》之外，周、齊二書，亦為誇大，至李延壽作《南、北史》，稍為減殺。是故整理南、北朝史，殊非易事。又《新唐書》採摭小說甚多，溫公則依《舊唐書》，刪存去取，其難百倍於他書也。通觀《通鑑》所采，西漢全采《史》、《漢》；東漢采范《書》十之七八；魏晉至隋，采正史者，十之六七；唐則采正史者，十不及五（溫公於《舊唐書》亦不甚滿意）；至五代則全據薛《史》。編輯之時，漢魏屬之劉■；晉至六朝屬之劉恕；唐及五代屬之范祖禹。三人分修，而筆墨相近，蓋溫公頗加斟酌於其間也。大事之後，又系以「臣光曰」之論斷，較之袁書，此為簡易；較之荀書，此為透徹。書成上表，謂精力盡於此書，信不誣矣。書以資治為名，則無關政治之處，自非所重，是以不甚信皓之事，於嚴子陵亦僅略著筆數筆，至於文人，尤為疏略，如欲考究文化，僅讀《通鑑》，仍有所不足也。

史家載筆，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本不必以一二字為褒貶。書法固當規定，正統殊可不問，所謂不過假年號以記事耳。《通鑑》視未成一統之局，與列國相等。如以魏為正統，而記載仍與吳、蜀相同，南北朝亦然。凡一統之君，死稱崩，否則稱殂。《通鑑》於三國魏主死稱殂，蜀、吳二主亦稱殂；南北朝南主稱殂，北朝亦稱殂。一統之國，大臣死稱薨，否則稱卒，與春秋列國大夫相同，此溫公之書法，所以表示一統與否者也。其在一年中改元者，溫公以後者為準，若受禪之際，上半年屬勝代，下半年為新朝，亦以後者為準。如漢獻帝二十五年之冬，禪於曹魏，紀漢則獻帝止於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即為黃初元年；南北朝以南朝紀年，至隋開皇九年滅陳，始立隋紀。其在漢獻未禪位之前，魏稱王，漢稱帝；開皇九年前，以陳稱帝，隋稱主，滅陳之歲，陳稱主而隋稱帝。溫公書法如此，其實一年兩紀，亦無不可。溫公不欲兩紀，故以後者為準。後人言溫公奪漢太速，實亦逼於書法，無可如何也。《綱目》以蜀為正統，分注魏、吳二國年號於下，《通鑑》則止有大書，無分注之一法，後陳■作《通鑑續編》二十四卷（■生元末，入明為翰林編修），大書分注，全仿《綱目》，雖曰《通鑑續編》，實《綱目》之流亞也。沈周《客座新聞》載，■著此書時，書宋太祖雲「匡胤自立而還」，未輟筆，迅雷擊案，■端坐不懾，曰：「雖擊吾手，終不易也。」■書頗有存亡繼絕之意，如：後漢劉知遠族裔據太原稱北漢，《續編》仍存北漢年號；金哀宗之後，末帝承麟立僅一日，亦為之紀年；西遼傳國數十年，《續編》詳為分注；宋益王（日正）、衛王昺在瀛國公降元之後，播遷海島，《續編》亦皆記之，以存宋統（元修《宋史》附《恭宗本紀》後）。清代君主對於此事，深惡痛疾，其不願福、桂、唐三王得稱正統，觀御批《通鑑輯覽》可知。甚至李光地《榕村語錄》云：「凡歷代帝王，均有天質，不得隨人私意，尊為正統。蜀漢之尊為正統者，重視諸葛武侯故耳。」乾隆時更發特諭，謂元人北去，在漢北稱汗，其裔至清初始盡，設國滅統存，則元祚不當盡於至正；武王滅紂，武庚亦將仍為正統。此不知史為中國之史，胡元非我族類，驅出境外，寧有再系其年號之理？武庚已受周封，備位三恪，豈可與益、衛二王即位嶺海者同年而語哉！然戴名世即以《南山集》論二王應稱正統而得禍。由今觀之，愛新覺羅氏既作此國亡統絕之論，則遼東之溥儀，自不得再有統緒之說可以藉口也。

薛應旗《宋元通鑑》無所取裁，重沓疏漏，不勝枚舉。徐、畢二家之《續通鑑》，亦有誤學《綱目》處，如年號之大書分注是也。宋、元二史，本文不佳，故採摭所得，不足動人。《通鑑》於可以發議論者，著以「臣光曰」之論斷，此蓋仿《左傳》「君子曰」之例，荀、袁兩紀亦然。畢沅《續通鑑》，不著議論。不知既無一字之褒貶，自不得不有論斷，而畢書無之，難乎其為續矣。至夏燮之《明通鑑》，未免有頭巾氣。畢資畢、夏二家之書可以上繼《通鑑》者，謬也。

《綱目》本之《資治通鑑》，非晦庵親著，乃其弟子趙師淵所作。「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晦庵則付之弟子，而自居其名。唐喬補闕知之有婢曰碧玉，善歌，知之為之不婚。不婚者，不娶婦也。《綱目》去一不字，曰：「知之為之婚。」紕謬之處，可見一斑。其所褒貶，頗欲與溫公立異。三國以正統予蜀，持義固勝；而以南北朝年號並列，則昧夷夏之辨矣。溫公推崇揚雄，既為《法言》作法，又言孟、荀不及揚雄。雄阿附巨君，《顏氏家訓》已致誹議，蘇子瞻鄙其為人。然《綱目》於天鳳五年下大書「莽大夫揚雄死」六字，則有意與溫公立異。官職卑微者，史不必書其死。史書凡例，蠻夷君長盜賊酋帥曰死，大夫則稱卒稱薨。故曹操、司馬懿之奸惡，其死也，亦不能不曰卒。乃於揚雄特書曰死，此晦庵不能自圓其說者也。惟此書出趙師淵手，故有此體例不純之事。其後，尹起莘為之作發明，劉益友為之作書法。恐亦彼輩逞臆之說，不免村學究之陋習耳。

作史而存《春秋》筆削之意，本非所宜。其謬與《太玄》擬《易》相同。王通作《元經》，大書「帝正月」，傳為笑柄。明人作編年史，多法《綱目》。乾隆御批《通鑑輯覽》，亦依仿《綱目》，更不足道。蓋以一人之私意予奪也。其有自以為無誤而適得其反者。如唐狄仁傑，人皆曰為良臣（中宗復位，得力於張柬之。柬之，狄所舉也），而《輯覽》則以為狄仕於周，於同平章事上應書周字。是非背於大公，即此可見。其奪益王、衛王之紀年，更無論矣。徐鼒作《小腆紀年》，專紀南明三王之事，自宜以三王紀年，而仍大書分注，以清帝紀年。然則稱大清紀年可矣，何謂小腆哉？徐鼒生道光時，雅片戰爭之後，已無文字之獄，尚有此紕謬，難乎免於劉知幾之所謂「黨護君親」矣。筆削之書，孔子而後，世無第二人。太史公、司馬溫公所不敢為，而後人紛紛為之，不得不嘆《綱目》為始作之俑也。《明史》文章，視《宋史》為勝，惟其書法有不如《宋史》者。《宋史》於益、衛二王附本紀之末，一如《後漢書》之於未逾年之君著之先帝本紀之後者。王鴻緒《明史稿》以福、唐、桂三王列入宗室諸王傳，尚可謂之特筆。於乾隆時重修《明史》，則以之附於先王傳後。須知本紀如經，列傳如傳，有君而不立本紀，其臣將何所附麗哉？如福王時史可法、唐王時何騰蛟，桂王時瞿武耜、李定國等，讀其傳者，將不知所事何人，此《明史》荒謬之處也。徐書更不足道矣。

要之，褒貶筆削，《春秋》而後，不可繼作。《元經》一書，真偽不可知。《綱目》則晦庵自視亦不甚重。尊《綱目》為聖書者，村學究之見耳。編年之史，較正史為扼要，後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鑑》，不可效法《綱目》，此不易之理也。

正史編年而外，學者欲多識前言往行，則三通尚已。《四庫提要》以《通典》、《通考》入政書類，《通志》入別史類。不知《通志》二十略，鄭漁仲之創作；本紀、列傳，則史抄也。《四庫》不加辨別，概歸之於別史，失其實矣。作《通典》者杜君卿，唐德宗時人。先是，劉知幾之子秩作《政典》三十五卷，分門詮次，大體略具。杜氏以為未備，復博採史志，綜貫歷代典章制度，而為是書（典章制度之散在列傳者，《通典》不備取）。杜氏之意，重在政治，故天文、五行，擯而不錄。全書二百卷，分八門，禮占卷帙之半。《開元禮》原書已佚，杜氏擷其精要，存三十六卷，其隆禮如此。書成，德宗時上之（此書上溯黃、虞，下訖天寶，可謂體大思精之作）。至宋，有宋白作《續通典》，今無可見。馬貴與作《文獻通考》，蓋有因於宋書者。馬氏以杜書為未備，故離析增益，而列二十四門。實則《經籍》、《象緯》、《物異》諸考，無關政治，不過充數而已（《經籍考》尚與文化有關）。然其書出後，繼起而無愧色者，亦不可得矣。《通典》事實多而議論少，《通考》錄議論至多。宋人素好議論，固其所也。明王圻作《續通考》二百五十四卷，蓋不足上規馬氏。清高宗時，輯宋、遼、金、元、明五朝事跡，作《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二卷。高宗好勝好名，以《通典》終天寶之末，復敕修《續通典》一百四十四卷（自唐肅宗至德元年迄明崇禎末年）。實則既續《通典》，何必又續《通考》？同時，更撰《皇朝通典》一百卷，此其命名已不通。所謂通者，貫數代而為言也。事止一代，安得謂之通乎？《通志》二十略，大半本於《通典》。《六書》、《七音》二略，是其得意之作。帝紀列傳，{辶多}錄原史，不合《通典》、《通考》之例。《四庫提要》不以與杜、馬之書並列，殆為此也。然《通志》疏漏殊甚，不僅言天文可笑，言地理亦可笑。《地理略》全抄《通典》之文。所以然者，南宋時兩河淪陷，鄭氏無從考徵，只得抄撮成書耳。故硃晦庵已雲《通志》所載，而北方人所言不合。夫記載地理，本須親自涉覽，鄭氏不知而作，紕謬固宜。至於《六書略》與《說文》全不相涉，《七音略》則以三十六字母為主。謂三十六字母可以貫一切之音，且矜貴其說，雲得之梵書。今按：《華嚴》字母，與梵語無關。《涅槃》文字品四十七字，尚與梵語相近。三十六字母者，唐宋間人摹擬《華嚴》之作也。然反切之學，中土所固有。世但知起於三國孫炎，實則《經典釋文》即有漢儒反語數條。《史記索隱》、《集解》，《漢書》顏注及《文選》李注皆載反切不少。《玉篇》亦有反切，此皆在創製字母之前，其為先有反切後有字母無疑。反切行世既久，歸納而生字母，此殆必然之理。鄭氏考古太疏，妄謂江左之儒知有四聲，而不知七音，尊其學出於天竺，謬矣。其《校讎》一略，為章實齋所推崇。實則鄭氏校讎之學，不甚精密，其類例一依《七略》、《七志》，不欲以四部分類，亦但襲古人成注耳。揆鄭氏初志，蓋欲作一通史，而載筆之時，不能熔鑄剪裁，以致直抄紀傳，成為今書耳。

《續通志》無本紀、列傳，《續通典》、《續通考》大體尚佳，惟嫌重複，二者有一已足，不必重規疊矩也。又其所載官制，名實殊不相應。清制在未設軍機處以前，內閣沿襲明代故事，有票擬批答之權（即中外章奏，閣臣擬批簽進也）。既設軍機處，則此權歸軍機處，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言內閣掌票擬進呈。又給事中自唐至明，職權甚大（宋無此官），制敕詔令，皆須經給事中之手，苟有不合，可以封還。此前代政治之善，可以減殺皇帝之專制。至清，嫌惡此職，以之歸入都察院。從前台諫分列，至清而並之。密諭由軍機處傳發，給事中不得寓目。明代大赦歸內閣，由給事中頒發，清亦不然。而《續通典》、《續通考》仍載給事中掌封駁之說，此皆名實不相應者也（是否賦之以封駁之權而給事中者有所不敢封駁，或抑奪其權而但存其名，均不可知。觀密諭給事中不得寓目，可知《續通典》、《續通考》所載，實自欺欺人語矣）。《皇朝通志》亦有《六書略》一門。夫六書之法，限於中國文字，而此則以滿文、蒙文、回回文充之。見篆書有倒薤、懸針、垂露諸體，亦被滿文、蒙文、回回文以倒薤、懸針、垂露之名。又以大寫者為大篆，小寫者為小篆，稱大篆為史■作，小篆為李斯作，豈非可笑之甚耶？當時若僅續一部，或《通典》或《通考》，自唐至明，附以清制，固未嘗不可。無如高宗之好誇大，欲多成巨帙，以掩前代所作，不知適以招疊床架屋之譏也（清帝康熙最為聰明，天算詩文，確有長處；雍正專意政治，不甚留意文學，其硃批上諭，宛然訟棍中吻；乾隆天資極鈍，而好大喜功，頗思囊括中國全部學問。當時考據之風盛，故《樂善堂集》中亦有考據文。又好作詩，其在蘇杭一帶石刻者，皆可笑）。要之，清代政書，終以《大清會典》為少疵。《通典》、《通考》皆不足觀。是故，九通之中獨杜氏《通典》最當詳究，不僅考史有關，以言經學，亦重要之書也。

章實齋因當時戴東原輩痛詆《通志》，故作斥馬申鄭之論，謂《通志》示人以體例，本非以考證見長。不知鄭氏所志，若果在標舉綱領，則作論文可矣，何必抄襲史傳，曾不憚煩如此。以此知鄭氏之作，正欲以考證見長耳。章氏所言，適得其反。然章氏譏彈《通考》之言，固自不謬。謂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獨斷、考索欲其智，比次之書欲其愚。馬貴與無獨斷之學，《通考》不足以成比次之切，其智既無所取，而愚之為道，又有未盡。此論也，切中《通考》之失。然不知官修之書，分門纂集，比次自不至疏陋；馬氏以一人之力，成此巨著，一人之力有限，宜其不能盡比次之愚，又何其論考索之智耶？

《通典》、《通考》而外，會要亦掌故要籍。《唐會要》，元和時蘇冕所作，後楊紹復等奉詔續之，宋王溥復續成今書。溥又撰《五代會要》三十卷，南宋徐天麟更撰《東、西漢會要》，取兩漢之事，分為若干門，不專記典章制度。《四庫》無可歸類，入之政書，實非純粹政也。《東、西漢會要》，用以搜檢兩《漢書》甚便。《五代會要》，學者不之重，然所記政典，頗足補《五代史》之闕。五代舊史不全，新史亦有所未詳也。如經籍鏤版昉之長興（唐明宗長興三年校正九經，刻板印賣，學者從此不必手抄），《五代會要》詳載其事。然明宗不甚識字，《通鑑》載李紹真、孔循請自建國號，明宗問左右何謂國號。愚陋如此，安能闡揚經術？於時馮道當國，可見九經鏤版，馮道之力為多。宋初儒者，鄙夷馮道，新史削而不書（馮之雕印九經，與張宗昌之翻刻唐石經，後先輝映）。不有《五代會要》，後代何從知馮道之功耶？大抵會要一類，只唐、五代二書較為重要，余皆無用。其附於《通典》、《通考》之次者，以體例相近故爾。

清秦蕙田作《五禮通考》，依《周禮》吉、凶、賓、軍、嘉立為五綱，凡歷代典章制度，一一收入。此書由戴東原、錢竹汀、方觀承等參酌而成，觀象授時一門，戴氏之力居多。全書記載詳盡，勝於《通志》。曾滌笙嘗言：三通之外，可益此而為四通。然其分門之法實不合。先是，徐乾學作《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特詳凶禮。於是秦書於凶獨略，名為五禮，實止四禮，此一失也；又古今典章制度，本非五禮所能包舉，秦書二百六十二卷，吉禮占其大半，且多祭祀一類，考古有餘，通今不足，此又一失也（《通典》、《通考》之禮，今尚有用）。《通考》綜朝覲巡狩諸事，稱曰王禮；選舉、學校，分門別立，而秦書一皆入之嘉禮。其中又設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諸題，以統天文、輿地，此又極可笑者也。彼以為《周禮》朝覲屬於賓禮，後世帝王一統，賓禮止行於外籓，臣工入見，無所謂賓禮，故以朝禮入嘉禮，巡狩之禮，亦併入焉，不知其為大謬也。夫體國經野，高官分職，《周禮》六官皆然，然吉、凶、軍、賓、嘉五禮，為春官大宗伯所掌（此封建時代之禮制，後世有不能襲者）。《周禮》大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朝覲會同），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冠、昏、賓、射、饗燕皆在嘉禮）。以五禮為綱，其目三十有六。周代眾建諸侯，禮則宜然。後世易封建為郡縣，五禮之名，已不甚合。且嘉禮以親萬民，焉得以政治制度當之？故《五禮通考》之名與其分類皆未當也。《禮記》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康成謂：「經禮者，《周禮》也；曲禮者，《儀禮》也。」余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制度、巡狩朝覲，皆可謂之經禮。《左傳》所謂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孝經》所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是也。經禮之外，別立曲禮一項，然後依五禮分之。如是，始秩然不紊。今但以五禮分配，於是輿地歸體國經野，職官歸設官分職，一切驅蛇龍而放之菹。不識當時戴東原、錢竹汀輩何以不為糾正也。

就政治而言，《通典》一書為最重要，其言五禮亦備。外此則《通考》亦有用。曾氏家書命其子熟讀《通考》序，可見注重《通考》矣。凡人於所得力，往往不肯明言，曾氏實得力於《通考》，四通之說，欺人語也。

民國以還，在官多寡學之徒。葉德輝嘗告余：康氏自以為是，不足與言學問；梁氏之徒，尚知謙抑，嘗問欲明典章制度，宜讀何書，則告以可讀《通考》。余問何以不舉《通典》？葉笑曰：尚不配讀《通典》也。余謂應用於政治，讀《通考》已足。《五禮通考》之類，政治中人，未有好讀之者，讀之亦無所用。徒以曾氏一言，遂增其聲價。實則此書非但不及《通典》，亦不如《通考》甚遠。至於皇朝三通，通非所通。《五禮通考》以行政制度歸入五禮，亦不通也。今人慾讀政書，自以《通典》、《通考》為最要，《通志》已無所用。至讀皇朝三通，則不如讀《大清會典》。要之，九通之中，有用而須熟讀者，只《通典》、《通考》二書已耳。

余於星期講習會中，曾言經史實錄不應無故懷疑。所謂無故懷疑者，矜奇炫異，拾人余唾，以譁眾取寵也。若核其同異，審其是非，憭然有得於心，此正學者所見有事也。《太史公》記六國事，兩《漢書》記王莽事，史有闕文，語鮮確證。《唐書》記太宗鬩牆之變及開國功業，雖據實錄，不無自定之嫌。明初靖難之禍，建文帝無實錄可據。舉此四者，可見治史者宜冥心獨往，比勘群書而明辨之也。

《史記·六國表序》言：「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譏剌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夫諸侯史記既滅，則太史公所恃以秉筆者，惟《秦記》耳。《六國表》，凡秦與六國戰爭之事悉載之，六國自相攻伐，如樂毅破齊等亦載之。此事之可信者也。至列傳中瑣屑之事，則不可盡信，如蘇秦合縱，秦兵不敢窺函谷者十五年；魯仲連義不帝秦，秦軍為卻五十里是也。又記載人物，往往奇傳非常，信陵君藺相如輩，其行誼皆後人所難能。六國既無史記，史公何從知之？曾滌笙謂《莊子》多寓言，《史記》所載，恐亦太史公之寓言。不知莊子自稱「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其書固多寓言。至於國史，事須徵實，焉得以《莊子》為比？案：蘇秦、魯連輩各有著述，《漢志》載《蘇子》三十一篇、《魯連子》十四篇、《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蓋太史公據彼輩自著之書，採摭成文耳。余觀常人立言，每好申已絀人，孟、荀大儒，有所不免，與人辯難，恆自誇飾，見絀於人，則略而弗書。《蘇子》語本縱橫，於事實或有增飾。魯連圍城辯難，何由入秦將之耳？卻秦軍五十里，是李同戰死之功。歸之魯連者，必其自誇之辭。公子無忌敬禮侯生，事或有之；硃亥椎殺晉鄙，亦不足怪；獨如姬竊符，頗為詭異；一戰而勝，戰法亦不詳言，止於戰前略為鋪敘，恐亦襲魏公子書之夸辭也。又敘藺相如奉璧秦廷，怒髮衝冠，秦王即為折服，事亦難信。相如有無著述，今不可知，觀其為人，蓋任俠一流（史言司馬相如好讀書、學擊劍，慕藺相如之為人。司馬相如之所慕者，當是任俠使氣也）。或當時剌客、遊俠盛道其事。史公好奇，引以入列傳耳。《左傳》人物皆平實不奇，漢人亦然，獨六國時人行誼往往出恆情之外。然揚子云評《左氏》曰品藻、《史記》曰實錄。實錄者，實錄當時傳記也。蘇秦有《蘇子》，魯連有《魯連子》，魏公子有《兵法》，史公皆取以作傳，故曰實錄，事之確否，史公固不負責，須讀者自為分辨耳。

《漢書·王莽傳贊》言：「莽折節力行，以要名譽，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耶？」又曰：「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肆其奸（匿心），以成篡盜之禍。」今觀莽傳，莽未篡位前，釣名沽譽，譎詐甚著；既移漢祚，則如頑鈍無知之輩，如天下盜賊蜂起，莽仍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以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夫秦皇一世萬世之說，至今人笑其愚。莽之此言，不尤可笑乎？又因叛者日眾，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此與村嫗之詛咒何異？又劉歆、王涉自殺後，殿中鈎盾土山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既雲莽佞邪，則其容止何其愚呆也。假六藝以文奸言，事固有之；假神仙以欺天下，其愚恐不至此。《史通·曲筆篇》言：「《後漢書·更始傳》稱其儒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鮮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在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後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余謂草莽之人，初登帝位，羞愧流汗，事所恆有。《史記·高祖本紀》言諸侯將相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觀此一語，當時局促不安之狀，居然如畫。又袁項城洪憲元年元旦，命婦人賀，項城起立，曰：「不敢當，不敢當。」夫以漢高、項城之雄鷙，驟當尊位，猶有此惶愧之狀，則無怪乎更始之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矣。《後漢書》又稱：「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此又一事也。夫羞愧刮席，事或有之；問虜掠幾何，恐不可信。此蓋與王莽之愚呆，同為東漢人所緣飾耳。《通鑑考異》凡事有異同，則於本事之下，明注得失，若無異說，無從考校，則仍而錄之，王莽、更始之事是也。

唐太宗之事，新、舊《唐書》之外，有溫大雅之《大唐創業起居注》在。溫書稱建成為大郎，大宗為二郎。據所載二人功業相等，不若新、舊《唐書》歸功於太宗一人也。案，唐高祖在太原，裴寂、劉文靜勸高祖起事，太宗贊成之，時建成在河東。擊西河時，建成、太宗同時苦諫，乃止。在長安攻伐，二人之功亦相等。後太宗出關，平王世充、擒竇建德，建成不安於位，王珪、魏徵勸立功以自封，時劉黑闥盡有竇建德之地，建成率眾破滅之。創業之功，彼此既堪為伯仲；自非夷、齊，其誰克讓？若玄宗討平韋氏，宋王憲固辭儲副，此因玄宗有定國之功，宋王毫無建樹，故涕泣固讓，與建成、太宗功業相等者絕異。溫公乃謂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則亂何自而生？不司建成自視功業不讓太宗，豈肯遽為吳泰伯乎？且唐初本染胡俗，未必信守立嫡以長之說。但監於隋文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煬帝亦有平陳之功），卒召禍亂；而建成、太宗之功，又無高下，所以遲遲不肯廢太子耳。《唐書》言建成私募四方驍勇及長安惡少年二千人為宮甲，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又募幽洲突厥兵三百，納宮中。將攻西宮，或告於帝，帝如建成責之。楊文干素凶詖，建成昵之，使為慶州總管，遣募兵送京師，欲為變爾。失煥等白反狀，文干遽發兵反，建成入謁，叩頭請死，投手於地，不能起。高祖遣太宗自行討文干，曰：「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劉餗《小說》言人妄告東宮，妄告之事，或即太宗為之。蓋高祖以隋廢太子。語多誣罔，職成亂階，殷鑑不遠，故於廢立事極為猶豫。《唐書》又言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之，王心中暴痛，吐血數升。今案，建成之臣有魏徵、王珪，設計當不至下劣如此，心痛又何嘗不可偽作？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此暖昧之事，難於徵信。高祖許太宗明當鞫問，而太宗先命長孫無忌伏兵門側。建成入參，並未持兵，則建成殺弟之意可知。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反走，太宗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太宗，再三不彀，太宗射建成殺之，元吉中矢走，尉遲敬德追殺之。既系彼此爭訟，則靜待鞫治可耳，何必伏兵側門、推刃同氣？可見密告之事，全非事實也。夫新舊《唐書》悉本實錄。史載太宗命房玄齡監修國史，帝索觀實錄，房玄齡以與許敬宗等同作之高祖，今上實錄呈覽，太宗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隱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觀此，則唐初二朝實錄，經太宗索觀之後，不啻太宗自定之史實矣。開國之事，尚有溫大雅《起居注》可以考信，其後則無異可考，溫公亦何能再為考校哉！

明人鄭曉論建成事，謂中國開創之君，其長子多不得安。今案，夏啟嗣禹、而太康失國；太甲、湯之長孫而被放；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秦殺太子扶蘇；漢惠帝立而無後，主漢祀者為文帝子孫；東漢光武長子東海王中被廢；劉禪，昭烈嫡子，而輿親降魏；孫亮乃權之少子；晉司馬師無後；惠帝庸劣，懷、愍皆惠帝之子；宋營陽王被弒；齊鬱林王為明帝所殺；梁昭明太子早卒，武帝舍長孫而立簡文，後為侯景所弒；陳武帝殂時，其子昌歿於長安，兄子文帝入嗣大統；隋文帝廢太子勇而立煬帝；唐太子建成為太宗所殺；五代異姓為繼，不足論；宋太祖不得傳位於子；明懿文太子早卒，太祖嫡孫為燕王所篡。綜觀數千年來，自周而後，開國之君，長子每多不利，形家言震為長子，方位在東，中國西北高百東南下，故長子屯蹇者多。形法雖不足信，亦甚可怪也。

太宗嘗稱房謀杜斷。今觀唐人記載，當定天下之初，二人實未嘗有所建樹。歷代開國勛臣，皆有定國大計。蕭何入關，首收圖籍；高祖封於漢中，心懷不平，何謂猶愈於死；進韓信為大將；居關中，轉氵曹給軍，補所不足。劉基佐明，其謀雖秘密，亦有可知者－－明祖初奉韓林兒正朔，歲首設御座行禮，基獨不拜，曰：「牧豎耳，奉之何為？」明祖問征討大計，時陳友諒據上流，張士誠據下流，基謂先滅陳則張氏勢孤，天下可一舉而定也。蕭、劉二人，有定國大計，彼房、杜何有焉？其的謂謀斷者，恐即為太宗謀奪宗嗣而已。今觀房、杜之才，守成有餘，開創不足。然氣度亦自恢廓，魏徵、王珪入參帷幕，房、杜未嘗排擠；馬、周上書，數年間階位特進，房、杜亦不嫌忌。玄齡自言最慕袁安，嘗集古今家誠，書於屏風，以教諸子：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然玄齡子遺直襲爵，幼子遺愛欲奪之，卒以謀反伏誅，此即效乃父之佐人殺兄也。杜如晦子荷，參太子承乾逆謀，欲廢太宗為太上皇，乃敗坐誅，此亦效乃父子與人家事也。以逆為訓，故子姓效尤。王績（無功，王通之弟）嘗上書玄齡，勸其功成身退，否則有滅族之禍。有識之士，見之審矣（績稱玄齡為梁公，則玄齡非文中子弟子可知）。

明成祖興靖難之師，入都後，革除建文年號，以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洪武訖三十一年）。建文無實錄，故事跡可信者少。其初忌諱至深，至嘉靖、萬曆而稍弛，遜國時事漸見記錄，稗官野史亦有記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史稱建文即位，即興削籓之議。周、代、湘、齊、岷諸王，相繼以罪廢黜，此一事也。燕王，建文所深忌，而《明史》紀事則稱建文元年，燕王入覲，由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風韻劾以大不敬。帝詔，至親勿問。三月，燕王還國。修《明史》時，硃竹垞備論此事之非（見《史館上總裁第四書》），此又一事也。建文之謀主為齊泰、黃子澄，而方孝孺亦建文所深信。理學之徒雖竭力為方氏辯護，實則反間燕王父子者，方氏也。時燕兵掠沛，方氏以燕世子仁厚，其弟高煦狡譎有寵，時奪嫡之謀，因白帝遣人齎璽書往北平賜世子，世子得書不啟封，送之燕軍。由此觀之，削籓之事，不令齊、黃諸人矣。明人小說載成祖待建文諸臣至為慘酷，云：鐵鉉守濟南，突破燕兵，幾擒成祖，後被執，成祖烹之，今南京鐵湯池即鉉就義地也。又云：戮殺建文臣子之妻，命上元縣扛屍至遠城與狗子吃。又云：程濟從建文出為僧（案：程濟事跡，《明史》亦略有記載，謂濟本岳池教諭，建文即位，濟上書言某月日北方兵起，建文以為非所宜言，逮捕將殺之，濟大呼請囚，云：如言不驗，誅死未晚。乃下獄。及燕兵起，釋之，改官編修，參北征將軍。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夜注祭，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椎之，再椎，遽曰：「止，為我錄文來！」已，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在椎脫處。濟嘗與人書曰：「君為忠臣，我為智士」）。凡此所載，其皆可信耶？否耶？吾讀《致身錄》、《從亡錄》諸書，終覺其似黎邱眩人。《致身錄》為吳江史仲彬所作，潘次耕堅持無此等事，至與史氏子孫互毆。故建文一代，無實錄可據，采之野史，失實者多矣。

以上所述，皆非無故懷疑。一則太史公紀六國時事，無所取材，取諸其人自著之書，不免失之浮誇；二則王莽之事，同此一人，而前後愚智懸絕，當出光武諸臣之曲筆；三則建成、元吉之事，有溫大雅《起居注》可供參證，房玄齡主修之國史，太宗不無自定之嫌；四則建文遜國之事，世無實錄，采之野史，未必可信。孔子曰：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故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方足以言懷疑。若矜奇炫異，抹殺事實，則好學之士不當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