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文教界歡迎會上的講話

　　九年來一向留在外國，好久沒有穿中國衣服，好久沒有說中國話，這次說話，也許要帶出外國字來了，請大家不要見怪。承蒙諸君招待，非常感謝，只是因為回國十小時以內就鬧腹瀉，非常狼狽，所以兩次定期都不能到，先向諸位道歉。

　　這九年之中，諸位在淪陷區、在後方，所作的許多抗戰工作，我都沒有參加；所受各種苦痛，也沒有受到。好像是國家放了我九年假，現在回國，真有一種假期終了的感覺。

　　剛出去的時候，完全是考察性質，奉政府非正式的使命，去看看美國對我們抗戰的輿論和態度。後來，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命出席在瑞士舉行的國際歷史科學會議，那時是一九三八年。這個會議我國還是第一次參加。自歐洲回美就奉命回到外交方面工作了。

　　我在1938年到1942這整整四年之中擔任着外交工作，責任實在是非常輕鬆的。每天不過換幾套衣服、出席幾次茶會或者Cocktail Party，沒有訂過一次條約，沒有接洽過一次借款，沒有捐過一筆錢。而且，我對他們說老實話，不講究外交詞令，我們有困難就老老實實告訴他們；我要他們知道中國是一個文明的國家，中國人是老老實實的人。

　　後來，我的任務沒有以前輕鬆了。政府已經看到，在我們一國單獨挺身抗戰之外還必須要注意世界局勢的轉變。不過老實說，我實在還是一無成績可以報告諸位聽的。

　　我在沒有遞國書的時候廣州失陷了。在遞國書前三天武漢又陷，這正是國家最倒霉的時候。雖然我們一向主張說負責任的話，不怕人家笑罵、不怕人家嫌我們不時髦，但是在這廣州、武僅相繼淪陷的時候，我覺得這態度還不夠，覺得我自己還應當參加意見、參加判斷。我的報告是否準確，在歷史上可以起作用，——我覺得只說負責任的話是不夠了，我覺得實際負責任，比說話搖筆桿的負責任，還要艱難。寫文章的人往往隨便議論，並且常歡喜寫翻案文章，但負責辦事的卻不容許如此的。

　　1942年秋天本來想回國，但是我有心臟病，醫生說不適宜於高飛。而在重慶常常要跑很多石級，昆明又是海拔六七千尺高的地方，有心臟病的人都不相宜。於是，又在美國耽擱了幾年。當時應回國從事文化工作的願望也不能達到了。

　　出國的最初五年，從未從事學術研究，一篇文章不寫，一點考據和研究的工作也沒有作，即使講演，也從沒有什麼心得。雖然得了三十一個榮譽學位，卻並不是用功拿來的。於是下了一個決心，在1942到1944這幾年中，努力於「無聲無臭」，「無聲」是不說話，「無臭」是不招搖，專心讀書研究，利用這個國家給我的假期訓練自己，預備回國來做一個教書匠。

　　去年9月政府發表我做北大校長。事前教育部和我沒有一個字的聯絡。因為他們曉得我有一個弱點：國家在艱難的時候，政府發表我什麼事，我是從不遲疑、從不否認的。北大的職務是一種光榮，但也是很艱巨的工作。我願意做一個教書匠，一個史學家，這一點就算是我這餘年中的一些「野心」罷。

　　主人要我就一個新從外國回來的人的看法，對國內情形說些話。題目太大了，不容易交卷。在國外的人常常看見大處，不見小的地方，因此有時就看到了整個的一面，不挑小眼兒。但是回國之後才知道和國外所聞的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十個月前所樂觀的，十個月後也許就有可以悲觀之處。我從本月五日到上海，至今才兩個禮拜，晤見朋友不少。上海的名片有兩寸高，南京的名片也有兩寸高，聽到的話悲觀的居多，對將來並且很有抱失望的。但是我雖去國九年，並沒有和國內隔離，更從沒有減少對國內的關懷。我以為用研究歷史的態度看起來，我們是用不着太悲觀的。

　　九年以前，或者十五年以前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們都曾仔細考慮過局勢，我也從不主張輕易作戰。為什麼呢？就因為我們經濟、文化、工業等等的基礎都有些不敢接受這種挑戰，打這空前大仗。到廬山會談的時候，我們認為忍受得已經夠了，正像一個患盲腸炎的人，明知開刀可以有性命危險，但是為保全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再怕冒險。所以，我們就接受了挑戰，參加了戰爭，一打就打了八年。

　　用研究歷史的眼光看起來，我們現在所受的痛苦，一部分固然或者還是由於我們的努力不夠，但大部分或者還是因為歷史上的必然。以美國之富強，勝利以後至今也還沒有恢復常態。所以，我們現在雖然已經勝利，卻決不是已到了休息或者「寫意」的時候。存了這樣的想法，我們也許就不至於太悲觀了。

　　我們應當研究我們的缺點究竟在什麼地方，是人才嗎？學問嗎？然後努力加以克服。也許我們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是如果只吃苦而不作探討和研究，那麼吃苦的時間只會更延長。我們文化界、教育界應當在這五年十年之間咬緊牙關、盡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如果我們自己先就悲觀，覺得世事不可為，那麼國事真更將令人悲觀、令人覺得不可為了。

（本文為1946年7月20日胡適在上海文教界歡迎會上的講話，原載1946年7月21日上海《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