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學六十二週年校慶紀念會上的演說詞

　　今天是北大六十二歲的校慶。同學們把我的生日連在一起，並且一再邀請，不好意思不來。我不想多說話，只帶來三本已經發黃的小冊子，提一部分向大家講講。這三本是《北大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北大五十周年紀念圖書館善本目錄》、《北大曆屆校友錄》。

　　北大五十周年校慶，是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當時一切慶祝話動都已準備好了，可是卻沒有舉行，因為那時北平已經成了圍城。15日，我和幾位教授與家裡的人，就乘政府的飛機離開了北平。17日校慶日，炮彈已經打進了城，這是北大一個很嚴重的患難。

　　各位所看到的這本《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前幾頁是圖，圖里不但包括過去的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同時還有抗戰以後成立的農學院、醫學院、工學院。這些圖片以下是紀念文字。第一篇是我的《北大五十周年》。以後便是各種展覽會及實驗室開放目錄。再以後便是論文目錄，包括理學院的二十篇，文學院的四十五篇，法學院的十五篇，醫學院的三十一篇，農學院的十七篇，工學院的七篇。從這些論文中，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到，那時正是北大在學術研究上的全盛時代。論文之後，便是特刊。特刊中有鄒樹文的《北京大學最早期的回憶》，俞月奎的《四十六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齊如山的《同文館》，馮友蘭的《北大懷舊記》，熊十力的《紀念北大五十周年並為林宰平先生祝嘏》，羅常培的《七七事變後北大的殘局》等多篇紀念文字。

　　有人問北大校慶為什麼和我的生日同一天？我的生日是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後來我在簽證處赴美留學時，一位王爾德博士替我翻成陽曆的今天。至於北大校慶的日子，有幾種說法：一說是從陰曆翻成陽曆的今天，但據鄒樹文那篇回憶中說，戊戌年設校之說不確，可能是庚子亂後，壬寅年恢復開學的紀念日。這篇文章和羅常培那篇《七七事變後北大的殘局》，都是校史的重要資料。七七事變後，我在南京接受政府非正式的任務出國去，自南京搭船至漢口，轉飛香港時，在九江途中給北大留守的鄭毅生的一封信，也是北大校史的一份資料。

　　我們經過多少患難的人，今天在此紀念北大校慶紀念會，心裡很難過。現在有許多大學在這裡復校，為什麼北大不復校？我常說，辦一個第一流大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學校是與人一樣的，一個人做了許多事，最後還會死，但是他的精神仍是值得紀念的。我們要紀念北大，應當從精神上去紀念他，歷史上去紀念他，百年千年之後，一樣可以紀念他。要建立一個像十二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的北大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們今天只有在精神上及痛苦的感情上去紀念北大。

（本文為1960年12月17日胡適在台北北大同學會舉行的北大六十二周年校慶紀念會上的演講，原載1960年12月18日台北《中央日報》、《新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