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
堅持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
——批判「四條漢子」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創作自由」的反革命口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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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偉大導師毛主席關於「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等一系列教導,當前,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在認真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著作,狠批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所散布的一系列反動謬論。文藝領域裡對周揚等「四條漢子」的批判也在深入進行。結合這場鬥爭,認真學習列寧《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一光輝著作,對於徹底批判劉少奇及其在文藝界的代理人周揚等「四條漢子」鼓吹的「創作自由」,反對黨領導文藝事業的反革命罪行,增強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提高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加強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編輯]偉大列寧在一九○五年寫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是無產階級文藝發展史上的綱領性的文獻。在這一文獻裡,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和階級鬥爭的光輝學說,闡述了文學的階級性,無情地撕下了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鼓吹的所謂「超階級文學」的假面具,從「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提出黨的文學的原則」這個根本立場出發,第一次響亮地提出了這樣的革命口號:「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打倒無黨性的文學家!打倒超人的文學家!」
列寧關於黨的文學原則的主要內容是: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文學事業必須置於黨的堅強領導之下,接受黨的監督。無產階級文學不是為少數貴族或「上等人」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無產階級文學家必須堅持黨性立場。列寧這些光輝的思想,為無產階級文學指出了明確的方向,為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是我們同形形色色的反動文藝思潮進行鬥爭的銳利武器。
從《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發表以來,在文藝領域裡,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進行了尖銳複雜的鬥爭。鬥爭的焦點,還是列寧提出的黨的文學原則問題。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堅持和捍衛了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並且根據新的鬥爭實踐,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文藝觀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針對我國文藝戰線的兩條路線鬥爭,作了歷史的總結。毛主席明確地闡明了文藝工作和革命事業的關係,強調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的軍隊是革命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它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必須由無產階級來領導。毛主席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原則問題,並解決了如何去服務的問題。毛主席說:「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這是一條最徹底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文藝方針。毛主席提出的文藝工作者深入工農兵,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是對列寧關於建設無產階級文藝隊伍這一思想的重大發展。毛主席號召文藝工作者「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不僅是為了解決創作源泉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改變文藝工作者世界觀的問題。這是一條使文藝工作者增強無產階級黨性並把文學的黨性原則貫徹到自己創作中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毛主席在捍衛和發展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中所提出的一整套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永遠是指引我們文藝工作者和一切革命者勝利前進的指路明燈,是無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的尖銳武器。
鬥爭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堅持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把文藝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這是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發展無產階級文藝,並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的根本保證。
二
[編輯]正因為黨的領導是貫徹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發展無產階級文藝事業的根本保證,文藝領域裡的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所切齒痛恨和集中攻擊的,首先就是黨對文藝的領導。長期以來,劉少奇、周揚一夥,瘋狂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文藝戰線上貫徹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為了反對和取消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他們對於列寧提出的黨的文學原則,恨之入骨。周揚曾經瘋狂地叫嚷什麼「不贊成用『黨性原則』、『黨的文學原則』這類名詞」,並且製造種種反動謬論,扯起「創作自由」的破旗,公開與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相對抗。
一、所謂「文藝特殊」論。劉少奇、周揚一夥把「藝術生產的特殊規律」講得十分神秘,胡說只有他們那些「祖師爺」、「老頭子」才能掌握,才能領導,而黨卻不能過問文藝工作,否則就是「外行」領導內行,就是「教條主義」,就是對文藝創作的「干涉」、「束縛」、「破壞」,就是作家沒有「創作自由」。他們散布這些胡言亂語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把文藝變成資產階級的「特殊王國」!
列寧尖銳地指出:「生活在社會中卻要離開社會而自由,這是不可能的。」文藝和別的社會意識形態一樣,反映着階級的意識,並為一定的階級服務。無產階級的文藝是無產階級的意識的反映,它有着鮮明的政治性和強烈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是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
誠然,象一切事物都有着它自己的特點一樣,文藝也有它自己的特點。它不是以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具體的藝術形象來反映現實,揭示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文藝的特點,並不能改變它作為上層建築所必然具有的階級性的實質。恰恰相反,在階級社會中,只有階級的文藝,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特殊文藝。毛主席教導我們:「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不接受任何階級的「干涉」,不接受任何政黨領導的文藝是根本不存在的。在三十年代,周揚等「四條漢子」所炮製的那些「國防文學」的「傑作」,有哪一個不是在王明機會主義路線領導下,代表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了適應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而出籠的!而魯迅所以成為文化革命的最偉大最英勇的旗手,敢於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以及周揚等「四條漢子」的圍攻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也正是因為他受到中國共產黨的鼓舞,接受黨的領導,決心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甘當無產階級的「馬前卒」和「小兵」的緣故。
周揚之流狂呼亂叫黨對文藝是「外行」,實際上是不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過問文藝,是為了排除黨對文藝的領導,是要地主資產階級的自由,是要讓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內行」,對社會主義的文藝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他們一夥在竭力販賣「文藝特殊」的同時,在組織上大搞招降納叛,結黨營私,千方百計地把那些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反動「權威」或蛻化變質分子搜羅攏來,組織他們自己「可愛的、很好的隊伍」,竊踞文藝界的各種職位,把他們控制的這個「協會」,那個刊物,變成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瘋狂反對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奪回了周揚等「四條漢子」所竊取的文藝領導大權。在黨的堅強領導下,為工農兵服務的、象革命樣板戲那樣的無產階級文藝,才盛開出了一簇簇光彩奪目的鮮花。
二、所謂「保護作家個性」論。周揚一夥在全國解放以來一直鼓吹對於作家的所謂個性,要「保護它,鼓勵它」,要讓作家按照自己的個性進行「自由創作」;胡說「報紙的思想是黨的思想」,而「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否則,就會給「藝術創造帶來很大的危害」,妄圖以此來抵制黨對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指導。
毛主席教導我們:「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在階級社會裡,超階級的作家是沒有的,沒有一定的階級思想指導的作家也是沒有的。作家的個性,是由作家的階級地位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的那樣:「個性是受非常具體的階級關系所制約和決定的」。個性表現階級性,階級性寓於個性之中,不表現階級性的超階級的「作家個性」,是不存在的。當然,我們否認階級社會中超階級的個性存在,並不意味承認「一個階級一個個性」,但無論個性怎樣千差萬別,它仍然只能是特定的階級關係的一種折光,「而不是思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個性。
在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裡,無產階級文學創作有着真正的、最大的自由,無產階級的個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保護和發展。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中,在這方面也明確指出:「在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劉少奇、周揚一夥竭力反對作家用黨的思想,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指導創作,那麼,他們為之奔走呼號要求「保護」的是哪一階級的個性呢?說穿了,不過是他們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個性,是他們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勞動人民的自由。對於這種「個性」,這種「自由」,我們當然是絕不允許它存在的;我們要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宣稱的:「正是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解放以來,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從批判《武訓傳》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系列對資產階級的重大批判,使劉少奇、周揚一夥的反動「個性」受到了沉重的打擊,因此,他們狂叫黨對他們的鬥爭「過火」、「錯誤」。他們混淆視聽,說什麼「作家的創造性是作家的個性」,「講唯心主義」、「放資產階級思想」,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一概都是他們的「創造性」、「個性」,統統必須加以「保護」,而不許批判。他們這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猖狂到了何等程度!但是,正如列寧痛斥的那樣:「資產階級的作家、藝術家和演員的自由,不過是他們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的一種假面具(或一種偽裝)罷了。」這幫傢伙為了反對黨的領導,如此瘋狂鼓吹這種「創作自由」,只能說明他們堅持依賴資產階級「豢養」的反動立場是何等的頑固!
三、所謂「群眾需要」論。劉少奇、周揚一夥還胡說什麼「由於人們的需要、興趣和愛好不同」,要求「多樣化的藝術」,因此,要讓作家「有廣泛的自由」,而不許黨進行任何干預。這是他們鼓吹「創作自由」、反對黨的領導的又一藉口。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而「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群眾」中的每個人需要什麼,愛好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是由其階級性決定的,而階級性集中地表現為黨性。不是無產階級黨性,就是資產階級黨性。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正是無產階級黨性的集中表現,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根本利益,也就是從根本上反映了階級的需要、興趣和愛好。因此,對無產階級文藝來說,黨性和群眾性是統一的,黨的領導和群眾需要是統一的。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黨的文學就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的文學。而劉少奇、周揚一夥用所謂「群眾需要」和黨的領導對立起來,這不僅說明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而且正好暴露了他們反黨的險惡用心。原來,他們所說的「群眾需要」,就是地主、資產階級的需要。事實不正是這樣嗎?為廣大革命群眾所歡迎和需要的革命樣板戲,劉少奇、周揚一夥卻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要拔掉;而地富反壞右分子為之拍手稱快的什麼《海瑞罷官》、《不夜城》等等,劉少奇、周揚一夥則捧為「優秀作品」。這就說明,他們所說的「群眾」,只不過是牛鬼蛇神的代名詞而已。
至於「多樣化的藝術」,在無產階級看來,是不能離開黨的綱領,不能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標準來談多樣化的。我們是要求革命文藝豐富多采的,但是,周揚之流的目的不過是打着要有「多樣化的藝術」的幌子,鼓動作家們不必服從黨的領導,讓那些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作家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這種「多樣化」,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在這種「多樣化」的掩蓋下,他們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是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向黨發動進攻嗎?周揚之流玩弄的這種花招必須予以徹底揭露。
三
[編輯]劉少奇、周揚一夥假馬克思主義者,在鼓吹「創作自由」,向列寧的黨的文學原則進攻,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時,雖然披上形形色色的外衣,戴上各種各樣的假面具,但是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以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作為其思想基礎的。早在三十年代,他們以「理論權威」的面目出現,在關於「國防文學」的論戰中,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就打出了「創作自由」的旗號,而且叫嚷這種自由應該「是無限的」。為此,他們還提倡什麼超階級的「人的文學」。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公開鼓吹「黨性就是人性」。周揚則按照其主子們的旨意,規定文藝應該表現所謂全人類的「共同人性」,瘋狂地叫嚷黨的領導是所謂「僵硬」的「清規戒律」,「束縛」着作家、藝術家的「創作自由」。總之,他們從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出發,製造一套反動的邏輯,引出文藝創作「絕對自由」的極端反動的謬論。
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這篇光輝著作里,以鮮明而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運用階級、階級鬥爭的觀點,深刻地揭穿了那些號稱「絕對自由」的作家先生們的形形色色的醜惡嘴臉。列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揭露這種偽善行為,打破這種假招牌」。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於那些超階級人性的鼓吹者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劉少奇、周揚一夥極力宣揚以「人性論」為思想基礎的所謂「創作自由」,其實質,就是妄圖以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人性,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黨性,取消無產階級文學的黨性原則,使文藝變成劉少奇、周揚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破壞無產階級革命、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已經徹底粉碎了劉少奇、周揚一夥鼓吹「創作自由」、反對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的陰謀。但是,也應該看到,他們散布的一些反動謬論的餘毒並沒有完全肅清,革命文藝工作者對此不能失去警惕。如果我們不繼續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不在組織上、思想上增強黨的觀念,不努力學習黨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不認真讀馬、列的書,讀毛主席著作,不與工農兵相結合,努力改造世界觀,便不能適應時代對我們的要求,不能滿足工農兵的需要,不能很好地完成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在當前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的過程中,進一步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對於加強黨對文藝的領導,樹立無產階級黨性的觀念,提高路線鬥爭的覺悟,是十分必要的。偉大列寧在《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一文中,滿懷革命激情地號召說:「工作吧,同志們!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困難的然而是偉大的和有成效的新任務:組織同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密切地、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廣大的、多方面的、多樣性的文學事業。整個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學應當成為黨的文學。」讓我們更高地舉起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徹底批判劉少奇、周揚一類假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理論,挖掉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這條黑根子,砸碎「創作自由」這塊假招牌,永遠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勝利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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