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新學制的感想

對於新學制的感想
作者：胡適

　　我對於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議的學制系統草案，大致都很滿意。陶知行先生要我把我個人對於這個草案的意見寫出來。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這個討論的時期尤其重要，故我不敢推辭，就把我的幾個感想——或是贊同，或是疑問——都寫了出來，請國內教育家指教。

　　

（一）關於初等教育的一段

　　新學制改小學七年制為六年制，廢去國民學校與高等小學的名稱，統稱為小學校，但得分為二期：第一期四年，第二期二年。這個改革把小學的年限縮短了一年。我想這一層有幾層好處：第一季省出一年來，加在中等教育上去，使六年的中學制容易實行。第二，當此義務教育未能實行的時候——後三年的實行更不知在何年！——縮短一年便可以減輕學生家屬一年的負擔。第三，有人疑心年限的縮短便是程度的降低。這是錯的。小學改用語體文以後，時間應該可以大縮短，而程度可以必不降低。但這個責任，課程與教科書也應該分擔一部分。若把舊日古文體的教科書翻成了白話，就算完了事，那是決不行的。小學裡用白話教授，教學的困難可以減去不少，教學的效率應該可以增加。若仍舊一課止能教「一隻手；一隻右手」，那就是大笑話了。

　　新學制關於初等教育，還有一個大長處。總說明第四條云：

　　教育以兒童為中心，學制系統宜顧及其個性及智能，故於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編課，採用選科制；於初等教育之升級，採用彈性制。

　　又第五條云：

　　圖之左行年齡，以示入學及升級之標準。但實施時，仍以其智力與成績或他種關係分別入學或升級。

　　這個彈性制是現在很需要的。現在的死板板的小學對於天才兒童實在不公道，對於受過很好的家庭教育的兒童也不公道。我記得十七年前，我在上海梅溪學堂的時候，曾在十二日之中升了四級。後來在澄衷學校，一年之後，也升了兩級。我在上海住了五年多，換了四個學校，都不等到畢業就跑了。那時學制還沒有正式實行，故學校里的升級與轉學都極自由，都是彈性的。現在我回想那個時代，覺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曾受轉學的損失，也不曾受編級的壓抑。我很盼望這個彈性主義將來能實行；我很盼望辦小學的人能隨時留心兒童才能的個性區別，使天才生不致受年級的制限與埋沒。當此七年小學制未廢止的時候，我知道有許多兒童可以不須七年的；將來六年制實行之後，也許有一些兒童還可以縮短修業年限的。當縮短而不縮短，不但耽誤了天才的發展，還可以減少求學的興趣，養成怠學的不良結果。

　　

（二）關於中等教育的一段

　　新學制把中學的修業期限由四年改為六年，分作兩級：前一級為初級中學，或三年，或四年，或二年；後一級為高級中學，或三年，或二年，或四年。中學改為六年，是很好的。但我有幾點疑問。現在的中學，可算是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並不全在四年時間之短，乃在中學教員之缺乏與教授之不得法。年限的加長並不能救現在中學的弊病。用現在辦中學的人，不變現在的教授法，即使六年的工夫全用來教現制中學四年的課程，也是不會有進步的。何況新制的六年中學，除了做完現制四年的中學課程之外，還要做完大學預科和高專預科的課程呢？現在單辦中學，人才還不夠用；將來辦這些兼大學預科的中學，又從哪裡得人才呢？這幾點都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大學及各種高等專門學校皆不設預科，這固是我極贊成的。我常說，民國元年的學制把各省的高等學堂都廢去了，規定「大學預科須附設於大學，不得獨立」，那是民國開國的一件大不幸的事。因為（1）各省設立大學的一點小基礎，從此都掃去了；（2）各省從此沒有一個最高學府了，本省的高等人才就不能在本省做學術上的事業了；（3）大學太少了，預科又必須附在大學，故各省中學畢業生，為求一個大學預科的教育，必須走幾千里路去投考那不可必得的機會，豈不是太不近情理嗎？試想四川、雲南、貴州的中學畢業生必須跑到北京、南京，方才有一個投考預科的機會。這兩年的預科教育，值得這麼大的犧牲嗎？

　　新學制主張廢止預科，使各省的高級中學都可以做大學預科和高專預科的課程。這就等於添設無數大學高專的預科了。這是極好的意思。但是有一個大疑問。現在國立大學（北京、山西等）的預科成績實在不能滿人意。我們自己承認北京大學的預科辦的實在不好。但是北京請教員自然比他處容易多多了；國立各大學對於預科教員的待遇，自然比將來高級中學教員的待遇要高的多了。北京的預科辦不好，將來的高級中學分做現在預科的職務能更滿意嗎？這不是很可注意的一個疑問嗎？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對於新制六年中學的辦法，不能不提出幾條輔助的條件：

　　第一，高級中學之設立必須十分審慎。經費，設備，人才，教員資格，課程……等項，必須有嚴格的規定。

　　第二，高級中學教員之待遇，須與現在大學預科教員的待遇略相等。

　　

（三）餘論

　　有許多別的問題，我不能討論了。我現在且下兩三個普通的觀察。

　　（1）新學制的特別長處在於他的彈性。他的總標準的第三第五兩條是：「發展青年個性，使得選擇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力。」這就是彈性。學校的種類加多了，中等學校的種類更加多了，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與能力，興辦相當的學校。職業教育多至六種以上，年限有一年至六年的不同，內容有完全職業的與由普通而漸趨向職業的兩大類。中學修業年限也有四二，三三，二四的不同。大學也有四年，五年，六年的不同。這還是新制哩。若加上現制未能即改的種種學校，那就真成了一個「五花八門」的學制系統了！但這個「五花八門性」正是補救現在這種形式上統一制的相當藥劑。中國這樣廣大的區域，這樣種種不同的地方情形，這樣種種不同的生活狀況，只有五花八門的彈性制是最適用的。

　　（2）學制系統的改革究竟還是紙上的改革；他的用處至多不過是一種制度上的解放。我們現在需要的是進一步研究這個學制的內容。內容的研究並不是規定詳細的課程表，乃是規定每種學校的最低限度的標準。這件事決不是教育部的幾個參事司長能辦到的。我很盼望國內的教育家應該早日作細密的研究，把研究的結果發表出來，引起公開的討論。

　　（3）前日聽見孟祿博士說，他對於學制改革，主張「一種新制學校非到辦理有成效時，不得代替同種的舊制學校」。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忠告。我們決不可隨便把舊制學校的招牌改了就算行新制了。這種「換湯不換藥」的法子是行不得的。我以為新制的大部分（中學一段尤其如此）應該從試驗學校辦起。舊制之下的學校暫時不去改動；舊制學校非確有最高成效為專家公認的，不得改為新制。等到試驗學校的成效已證明了，然後設法推行這個新制。

　　（原載1922年2月《新教育》第4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