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到奴役之路》說起

　　我很高興，剛剛過了一年，我又有機會回來同《自由中國》的許多朋友見面。我以為今天只邀請一、二十位朋友，可以隨便談談。可是今天這個場合，很不方便說話；不是說我說話有什麼不方便，我是覺得來賓多、地方小，大家太不舒服：所以我不願意多說話。

　　順便我要先報告一句話。今天上午美國舊金山有電報來打聽我。他們聽到：因為我於2月23日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些話，就在台灣被軟禁起來了，行動不自由了。我當時就回一個電報說：還有二十分鐘，我就要到陳院長那邊吃飯去，下午還要到在裝甲兵軍官俱樂部舉行的《自由中國》社茶會上發表演說。我借這個機會報告各位，胡適並沒有被拘禁，行動還是很自由。

　　2月22日，《紐約時報》的新聞記者同我談話時，我曾對他說：「我所知道的，在台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許多人所想像的。」我還舉了個例子。他們大概是因為篇幅的關係，沒有登出來。我舉的例子是說：比方我們《自由中國》最近七八期中連續登載殷海光先生翻譯的西方奧國經濟學者海耶克（F. A. Hayek）（原系奧國經濟學者，後來住在英國，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所著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我舉這個例子，可以表示在台灣有很多的言論自由。因為這種事例，平常我們是不大注意的。這部書出版於1944年，到現在已出了十版，可說是主張自由主義的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人自由主義的名著。這本名著的用意，就是根本反對一切計劃經濟，反對一切社會主義。一切計劃經濟都是與自由不兩立的，都是反自由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計劃經濟，所以儘管自由主義運動者多少年來以為：社會主義當然是將來必經之路，而海耶克先生卻以一個大經濟學家的地位出來說：一切社會主義都是反自由的。現在台灣的經濟，大部分都是國營的經濟，從理論與事實上來說，像海耶克這種理論，可以說是很不中聽的。但不僅《自由中國》在最近七、八期中繼續登載海耶克名著的譯文，另外我又看到最近一期《中國文摘》中，轉載了《中國經濟》第三十九期的一篇文章——高叔康先生所撰的《資本主義的前途》。這一篇文章中也提到海耶克及另外一位經濟學家方米塞斯（Von Mises）。這都是反對計劃經濟，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自由中國》，我不用替它登廣告了；我記得高叔康先生在這篇文章里以為我們現在「對於資本主義應該有個重新的估價，作為將來經濟制度應走什麼方向的一面鏡子；這應該是我們當前在精神上、認識上最重大的急務。」最後，他在結論中說：「我以為資本主義不但不會崩潰，而且還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這些議論都可以表示自由中國有一班政治的、經濟的思想家們，大家都在那裡從基本上，從理論上，從哲學上，對現在國家經濟政策作一個根本的批評，以便對症下藥。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我今天帶來了一點材料，就是在兩年前，我在外國時，有一位朋友寫給我一封討論這些問題的長信（這位朋友是公務員；為了不願意替他闖禍，所以把他信上的名字挖掉了）。他這封信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基本的討論，和海耶克、方米塞斯、殷海光、高叔康諸先生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樣。因為這封信很長，我只能摘要報告。他首先說：「現在最大的問題：大家以為左傾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社會主義是現時代的趨向。這兩句話害了我們許多人。大家聽到這個很時髦的話，都以為左傾是當今的一種潮流，社會主義是將來必然的趨勢。」他就駁這兩句話，不承認社會主義是現時代的趨向。他說：「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我念這封信的意思，就是表示我們中國在國內的學者、在國外的學者，在幾年前已有慢慢轉變過來的意思了。他又說：「我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人，現在了解社會主義只是一種不徹底的共產主義。它的成功的希望，還遠不如共產主義為大。」在這幾年來，老牌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澳洲、紐西蘭等，都相繼的拋棄了社會主義。兩年前英國的勞工黨自選舉失敗後，也離開了社會主義。當時《紐約時報》的社論說：「現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只剩下了瑞典和挪威兩個國家了。」所以我們可以說，現在拋棄社會主義而歸向資本主義的趨勢是一個很普遍的趨勢。

　　不過我個人也有一個懺悔。現在我的《胡適文存》第一到第四集都已在台灣印出來了，是由台灣台北遠東圖書公司給我印的。《胡適文存》第三集的開頭載有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那篇文章是我在民國十五年的一篇講演錄。我那年到歐洲，民國十六年到美國，也常拿這個話講演；以後並且用英文重寫出來印在一部頗有名的著作《人類往何處去》（Whither Mankind）里，成為其中的一篇。我方才曾提到那位我在外國時寫信給我的中國朋友在信中指出來的許多中國士大夫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看法。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說的話也是這樣的。那時候我與這位朋友所講的那些人有同樣的錯誤。現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國十五年六月的講詞中，我說：「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現在想起，應該有個公開懺悔。不過我今天對諸位懺悔的，是我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我自己現在引述自己的證據來做懺悔。諸位如果願意看我當初錯誤的見解，可以翻閱《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一篇，題目是《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為什麼這班人變了呢？為什麼在台灣的許多朋友，如殷海光先生、高叔康先生變了呢？為什麼我那位朋友寫幾千字的長信給在國外的我，表示我們應該反悔，變了呢？為什麼今天我也表示反悔，變了呢？我這裡應當聲明一句：我這個變不是今天變的。我在海耶克的書以前好幾年已經變了。諸位看過在《自由中國》的創刊號有張起鈞先生翻譯我的一篇文章：《民主與極權的衝突》，但是沒有記上年月。其實那是1941年7月我在美國密歇根大學講演的文章，原題目是Conflict of Ideologies（「思想的鬥爭」或「思想的衝突」）。這裡面有一句話：「一切的所謂社會徹底改革的主張，必然的要領導到政治的獨裁。」下面引一句列寧的話：「革命是最獨裁的東西。」實在，要徹底的改革社會制度，徹底的改革社會經濟，沒有別的方法，只有獨裁——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才可以做到。這是1941年7月我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的講演的意思。那時候我就指出民主和極權的不同。我就已經變了。為什麼大家都變了呢？這個不能不感謝近三十多年當中，歐洲的可以說極左派和極右派兩個大運動的表演；他們的失敗，給我們一個最好的教訓。極右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德國的納粹與意大利的法西斯；德意兩國的失敗是大家所明見的。極左派是俄國三十七年前的布爾雪維克革命；蘇俄自己當然以為是成功的，但是我們以社會、歷史、經濟的眼光看，不能不認為這是一個大的失敗。這都是社會主義，極左的，與極右的社會主義，拿國家極大的權力來為社會主義作實驗；而兩種實驗的結果都走到非用奴役、集中營，非用政治犯、強迫勞工，非用極端的獨裁，沒有方法維持他的政權。因為這個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的大實驗，極左的、極右的大實驗的失敗，給我們一個教訓，我們才明白就是方才我這位朋友在信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也不過是共產主義的一個方面；它的成功的程度，還遠不如共產主義那麼大。」這話怎麼講呢？就是，如要社會主義成功，非得獨裁不可，非用極端獨裁、極端專制不可，結果一定要走上如海耶克所說的「奴役之路」。

　　今天我要講的不過如此。我們在台灣看到《自由中國》、《中國經濟》，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討論到一個基本問題，就是，一切計劃經濟，一切社會主義，是不是與自由衝突的？在外國，如在美國，現在有好幾個雜誌，最著名的如《自由人雜誌》（Freeman），裡面的作家中有許多都是當初做過共產黨的，做過社會主義信徒的，現在回過頭來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種在思想上根本的改變，我們不能不歸功於三十七年來世界上這幾個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使我們引起覺悟——包括我個人，在今天這樣的大會裡當眾懺悔。我方才講，這是好現象。我希望政府的領袖，甚至於主持我們國營事業、公營事業的領袖，聽了這些話，翻一翻《自由中國》、《中國經濟》、《中國文摘》等，也不要生氣，應該自己反省反省，考慮考慮，是不是這些人的話，像我胡適之當眾懺悔的話，值得大家仔細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開討論：我們走的還是到自由之路，還是到奴役之路？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今天我們這個門已經開了；我們值得去想想。這樣，我相信自由中國的這種自由思想，自由言論，是很有價值的。這對於我們國家前途是有大利益的。不但是在現在台灣的情況下如此；就是將來回到大陸上，我們也應該想想，是不是一切經濟都要靠政府的一般官吏替我們計劃？還是靠我們老百姓人人自己勤儉起家？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過是「勤儉起家」而已。我們的先哲孟子說：老百姓的勤苦工作是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老百姓的辛勤終歲，只是希望在年成好時能吃得飽，年成不好時可以不至於餓死。這怎能算是過分的要求？但這個要求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起點。我們再看美國立國到今天，是以什麼為根據的？他們所根據的「聖經」是《佛蘭克林自傳》——一部資本主義的聖經。這裡邊所述說的，一個是「勤」，一個是「儉」。「勤儉為起家之本」，老百姓辛苦血汗的所得，若說他們沒有所有權是講不通的。從這一個作起點，使人人自己能自食其力，「帝力何有於我哉！」這是資本主義的哲學，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哲學。這是天經地義，顛撲不破的。由這一點想，我們還是應由幾個人來替全國五萬萬人來計劃呢？還是由五萬萬人靠兩隻手、一個頭腦自己建設一個自由經濟呢？這是我們現在應該討論的。我覺得這一條路開得對；值得我今天向大家懺悔。大家都應該懺悔。我們應該自己「洗腦」，被別人「洗腦」是不行的。我以為我們要自己「洗腦」才有用，所以我今天當眾「洗腦」給大家看。

　　（本文為1954年3月5日胡適在台北《自由中國》雜誌社歡迎茶會上的演講詞，由劉明煒、楊欣泉、蕭仲泉記錄，原載1954年3月16日《自由中國》第10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