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學院式研究」的框框

打破「學院式研究」的框框
廣州市化工研究所
1971年3月4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科學的發生和發展是由生產所決定的，同時，又反過來促進生產的發展。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走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堅持科研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的方向。

但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及其在科技部門的代理人，卻大肆鼓吹科研與生產實踐相脫離的「學院式研究」，嚴重地妨礙着社會主義科學事業的發展。

我們廣州市化工研究所是一個小型地方工業科研單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我們所的領導大權被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把持，他們忠實推行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建所九年，耗費了國家上百萬元資金，研究過一百六十一個項目，真正成功的只有一項。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所的革命群眾，從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手中奪回了領導權，粉碎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科研路線，堅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科研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在實行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們堅持狠批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科研路線，繼續肅清「學院式研究」的種種餘毒。

突破「學院式研究」的框框

「工人只會動手勞動，不會動腦研究。」這是所內走資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輕視工人、輕視生產實踐，妄圖維護「學院式研究」的一種藉口。過去，我們所長期把工人排斥於科研大門之外，即使是有的項目讓一些工人參加了，但也只是被當作勞動力使用。因之，科研單位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工人對科研根本無權過問。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狠批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科技路線，破了「科研神秘論」，並且廣泛地組織起有工人、革命幹部和革命科研人員參加的三結合科研小組。工人參加了「三結合」小組以後，完全突破了「學院式研究」的框框，改變了過去「半年查資料，半年準備，二年小試，二年擴試，半年鑑定」的「三脫離」的狀況，實現了科研和生產的緊密結合。工人發揮了對科研工作的積極性，起到了主力軍的作用。同時，科技人員在同工人結合中，比較虛心地接受了再教育，這樣就使我所的科研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三年多以來，我們所研究的二十個課題，每個課題都取得了成果，其中有七項還達到了國內外先進水平。

經驗證明，科學來自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廣大工農兵，因之，科研只有充分發揮工農兵的主力軍作用，才能打破「學院式研究」的框框，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多快好省地取得成果。

生產實踐是科研的基礎

「工廠條件差，搞科研不行。」這是企圖從研究條件方面尋找藉口，否定科研必須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一種錯誤論調。它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觀點。所謂科研所條件好，無非是指洋書本多、洋資料多、洋設備多。這些條件固然是從事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但最重要的條件是人，不是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貧下中農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的實踐是科學技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這是在研究所的實驗室里無法得到的最重要的條件。「洋書本多，洋資料多」，我們固然可以從中吸取外國的一些經驗，但那些書本、資料對我國科研工作者來說都是間接的知識。而且，這些資料由於出自資產階級學者之手，難免充滿着剝削階級的偏見。同時，資產階級出於壟斷技術的需要，不可能把他們的科研成果毫無保留地公布出來。在他們公布的資料中，有的也被加以歪曲，甚至弄虛作假。如果一味迷信這些東西，就會上大當，吃大虧。我們必須遵循毛主席關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洋為中用」的教導，在研究過程中，把別人的知識和成果在生產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才能創造出自己的成果。例如，有一種新工程塑料「聚氯醚」，某些資產階級「專家」曾邀請十幾個大專院校的教授關起門來搞了七、八年，毫無結果。現在我們把它拿到工廠去與工人一起研究，只花了一年時間就搞成功了，創造了外國還沒有的新工藝。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工廠、農村也是科研工作者的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

把「小試驗」和「大試驗」聯繫起來

「科研要在小範圍內搞」、「在實驗室里干」。這是否定科研必須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又一種藉口。有這種思想的人，只願坐實驗室，只滿足於在實驗室里所取得的資料，不願意到工廠去擴大試驗。究竟怎樣看待小試驗與擴大試驗的辯證關係？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小試驗是大試驗的基礎，大試驗是小試驗的繼續。小試驗取得的數據是從實踐中取得的認識，這是第一個飛躍。但更重要的還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用工廠的大試驗來檢驗和發展小試驗的數據，看它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規律性。不管小試驗數據如何完善，但它終究是在一個小設備和儀器內產生的，而一當放到大於它成千成萬倍的大試驗中，就必不可免地產生差異，部分改變或全部改變的事是常有的。

因此，小試驗取得一定的主要數據以後，就應當大膽地拿到工廠去進行大試驗，以實現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飛躍。那種不敢到工廠去搞大試驗，怕出醜的思想，是違反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我們所研究的一種機械強度高、耐高溫、耐腐蝕的新型工程塑料「聚碸」，在小實驗室里認為取得了完整的數據，有百分之百的準確性的，但一拿到工廠去搞大試驗，就暴露了它的不適用性。

例如，原來小試驗以酒精作溶劑，從粗單體到精單體要用酒精提煉三次，每公斤粗單體一次用量二十公斤。這樣，一個年產五十噸的「聚碸」車間，就要有一個年產三千噸的酒精廠為它服務。這當然不能適應發展生產的需要。但參加這一項目研究的同志不怕失敗，反覆試驗，虛心向工人請教，工人根據自己的實踐經驗提出了效果好、用量僅及酒精的五分之一，又易於回收的另一種溶劑，並革新了「聚碸」工藝，創造了投產的條件。

所以只有敢於到工廠去搞擴大試驗，使它經受生產實踐的檢驗，才能使研究數據更臻準確和完善，並使之迅速投入生產。

科研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科研與生產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是毛主席指引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堅決沿着這條道路前進，必將使我國社會主義科研事業更加朝氣蓬勃地發展起來，並且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