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浪漫病

　　剛才主席說「材科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這話是很對的。有方法與無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說，電燈壞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樣的，然而方法異樣的，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說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兩種異樣的材料上，所得結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說材料是很要緊的。中國自西曆1600至1900年當中，可謂是中國「科學時期」，亦可說是科學的治學時代。如清朝的戴東原先生在音韻學、校勘學上，都有嚴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認這三百年是中國「科學時代」。我們自然科學雖沒有怎樣高明，但方法很好，這是我們可以自己得意的。閩人陳第曾著《毛詩古音考》《唐宋古音考》等些書。他的方法很精密的，是顧炎武的老祖宗。顧亭林、閻百詩等些學者都開中國學術新紀元，他們是用科學方法探究學問的，顧氏是以科學方法研究音韻學，他的方法是用本證與旁證。比如研究《詩經》，從《詩經》本身來舉證，是謂本證；若是從《詩經》的外面舉證便謂旁證了。閻氏的科學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偽，文章的來源。

　　1609年的哥白尼聽說在波蘭國的北部一個眼鏡店做小夥計，一天偶然疊上幾片玻璃而發現在遠方的東西，哥白尼以為望遠鏡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這儀器，他對於天文學上就有很大的發現。像哈代維（Hudvey）、牛頓（Newton），還有顯微鏡發明者像黎汶豪（Leeuwenhoek），他們都有很大的發明。當哥白尼及諸大學者存在的時候，正是中國的顧炎武、閻百詩出世的時期。在這五六十年當中，東西文化，東西學說的歧異就在這裡。他們所謂方法就是「假說」與「求證」，牛頓就是大膽去假定，然後一步一步去證明。這是和我們不同地方。我們的方法是科學的，然而材料是書本文字。我們的校勘學是校勘古書古字的正確的方法，如翻考《爾雅》、諸子百家；考據學是考據古文的真偽。這一大堆東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績。黎汶豪是以鑿鑽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頓是以木、石、自然資料來研究天文學，像現在已經把太陽系都弄清楚了。前幾天報上宣傳英國天文台要與火星通訊，像這樣的造就實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紀時候，西方學者才開始研究校勘學，瑞典的加禮文他專攻校勘學，曾經編成《中國文字分析字典》。像他這個洋鬼子不過研究四、五年，而竟達到中國有三百年歷史的校勘學成績。加禮文說道：「你們只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漢口、廣東、高麗、日本等地方實際考查文字的土音以為證明；要找出各種的讀法應當要到北京、寧波，……等地去。」這可證明探求學問方法完全是經驗的，要實地調查的。顧亭林費許多時間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結果走錯了路。

　　剛才楊教務長問我怎樣醫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說：浪漫的病症在那裡？我以為浪漫病或者就是「懶病」。你們都是青年的，都還不到壯年時期，而我們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戲」了。現在我們無論走那條路，都是要研究微積分、生物學、天文學、物理學。我們要多做些實驗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進實驗室去。至於考據方面就要讓我們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顯微鏡實在比妖怪還厲害，這是用無窮時間與時時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結果。十九世紀時候，法國化學師柏士多（Pasteur）在顯微鏡下面發現很可怕的微生物。他並且感受瘋狗的厲害，便研究瘋狗起來。後來從狗嘴的涎沫里及腦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細菌在作祟，神經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風乾經過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製成注射藥水，可以治好給瘋狗咬着的人。但是當時沒有膽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別的動物身上試驗看看。在那時候很湊巧一位老太婆的兒子給狗咬傷，去請醫生以活馬當作死馬醫治，果然給他治好了。還有一位俄人，他給狼咬着他，就發明打針方法。法國酒的病，蠶的病亦給顯微鏡找出來了；歐洲羊的病，德國庫舒（Koch）應用藥水力量把羊醫好。像蠶病、醋病與酒病治好後，實在每年給法國省下來幾千萬的法郎。普法戰爭後法國賠款有五十萬萬之巨額。然而英國哈維（Harvey）嘗說：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顯微鏡，已把法國賠款都付清了。懶的人實在沒有懂得學問的興趣。學問本來是乾燥東西，而正確方法是建築在正確材料上的，像西方的牛頓那樣的正確。我們中國要研究有結果，最要緊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學的更要到民間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歡談談：大家都是年富力強，應該要打破和消滅懶病。還要連帶說一說「六〇六」藥水，是德國醫生Erlich發明的，用以殺楊梅瘡的微菌，這位先生他用化學方法，經過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試驗研求而成功的。我們研究學問，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懶，要堅決不拔的努力；那麼，「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本文為1928年12月初胡適在中國公學的演講，張嘉樹記錄，原載1928年12月9日上海《民國日報•覺悟》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