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書的快樂

主席、諸位先生：

　　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是一個愛讀書，能夠用書的書生，自己買書的時候，總是先買工具書，然後才買本行書，換一行時，就得另外買一種書。今年我六十九歲了，還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那一門？是中國哲學呢？還是中國思想史？抑或是中國文學史？或者是中國小說史？《水經注》？中國佛教思想史？中國禪宗史？我所說的「本行」，其實就是我的興趣，興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書了。十一年前我離開北平時，已經有一百箱的書，大約有一、二萬冊。離開北平以前的幾小時，我曾經暗想着：我不是藏書家，但卻是用書家。收集了這麼多的書，捨棄了太可惜，帶吧，因為坐飛機又帶不了。結果只帶了一些筆記，並且在那一、二萬冊書中，挑選了一部書，作為對一、二萬冊書的紀念，這一部書就是殘本的《紅樓夢》。四本只有十六回，這四本《紅樓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幾十年的書，到末了只帶了四本，等於當兵繳了械，我也變成一個沒有棍子，沒有猴子的變把戲的叫化子。

　　這十一年來，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書，加上歷年來自己新買的書，又把我現在住的地方堆滿了，但是這都是些不相干的書，自己本行的書一本也沒有。找資料還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語所的圖書館和別的圖書館如台灣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等救急。

　　

找書有甘苦，真偽費推敲

　　我這個用書的舊書生，一生找書的快樂固然有，但是，找不到書的苦處也嘗到過。民國九年（1920年）7月，我開始寫《水滸傳考證》的時候，參考的材料只有金聖歎的七十一回本《水滸傳》、《征四寇》及《水滸後傳》等，至於《水滸傳》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還都沒有看到。等我的《水滸傳考證》問世的時候，日本才發現《水滸》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時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據工作，沒有書是很可憐的。考證《紅樓夢》的時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紅樓夢》都是一百廿回本。這種一百廿回本並非真的《紅樓夢》。曹雪芹四十多歲死去時，只寫到八十回，後來由程偉元、高鶚合作，一個出錢，一個出力，完成了後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書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說：「世人都想看到《紅樓夢》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寶玉未娶，大家極想知道這本書的結局如何？但卻無人找到全的《紅樓夢》。近因程、高二人在一賣糖攤子上發現有一大卷舊書，細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尋無着的《紅樓夢》後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訂，與前八十回一併刊出。」可是天下這樣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說法不可靠。

　　

考證《紅樓夢》，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證《紅樓夢》時，曾經提出二個問題，這是研究紅學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作者是怎樣一個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傳記有沒有可考的資料？曹雪芹所寫的那些繁華世界是有根據的嗎？還是關着門自己胡謅亂說？二、《紅樓夢》的版本問題，是八十回？還是一百廿回？後四十四是那裡來的？那時候有七、八種《紅樓夢》的考證，俞平伯、顧頡剛都幫我找過材料。最初發現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偉元序的乙本，其中並有高鶚的序文及引言七條，以後發現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證明後四十回是高鶚所續，而由程偉元出錢活字刊印。又從其他許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為江南的織造世職，專為皇室紡織綢緞，供給宮內帝后、妃嬪及太子、王孫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賞賜臣下，後來在清理故宮時，從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屜內發現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於皇帝派出的特務，負責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動態，由此可知曹家為闊綽大戶。《紅樓夢》中有一段說到王熙鳳和李嬤嬤談皇帝南巡，下榻賈家，可知是真的事實。以後我又經河南的一位張先生指點，找到楊鍾羲的《雪橋詩話》及《八旗經文》，以及有關愛新覺羅宗室敦誠、敦敏的記載，知道曹雪芹名霑、號雪芹，是曹寅的孫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詩抄》、《熙朝雅頌集》，找到敦誠、敦敏兄弟賜送曹雪芹的詩，又找到敦誠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刪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詩，內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曆1764年）。從這裡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齡為四十歲左右。

　　

險失好材料，再評石頭記

　　民國十六年我從歐美返國，住在上海，有人寫信告訴我，要賣一本《脂硯齋評石頭記》給我，那時我以為自己的資料已經很多，未加理會。不久以後和徐志摩在上海辦新月書店，那人又將書送來給我看，原來是甲戌年手抄再評本，雖然只有十六回，但卻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裡面有：「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甲年八月淚筆」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於乾隆廿七年冬，即西曆1763年2月12日：「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詩句，充分描繪出曹雪芹寫《紅樓夢》時的情態。脂硯齋則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從民國十七年二月我發表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之後，大家才注意到《脂硯齋評本石頭記》。不過，我後來又在民國廿二年從徐星署先生處借來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硯齋四閱評過的《石頭記》，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兩回。

　　

談《儒林外史》，推贊吳敬梓

　　現在再談談我對《儒林外史》的考證：《儒林外史》是部罵當時教育制度的書，批評政治制度中的科舉制度。我起初發現的只有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三一首），詞一卷（四七首），拿這當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國的大詩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時，說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說《文木山房集》沒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書店找，找了幾年都沒有結果，到了民國七年才在帶經堂書店找到。我用這本集子參考安徽《全椒縣誌》，寫成一本一萬八千字的《吳敬梓年譜》，中國小說傳記資料，沒有一個能比這更多的，民國十四年我把這本書排印問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吳敬梓二人作一個比較，我覺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吳敬梓的思想則是超過當時的時代，有着強烈的反抗意識。吳敬梓在《儒林外史》裡，嚴刻地批評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較科學化的觀念。

　　

有計劃找書，考證神會僧

　　前面談到的都是沒有計劃的找書，有計劃的找書更是其樂無窮。所謂有計劃的找書，便是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去找書，現在再拿我找神會和尚的事做例子，這是我有計劃的找書：神會和尚是唐代禪宗七祖大師，我從《宋高僧傳》的慧能和神會傳里發現神會和尚的重要，當時便作了個大膽的假設，猜想有關神會和尚的資料只有在日本和敦煌兩地可以發現。因為唐朝時，日本派人來中國留學的很多，一定帶回去不少史料，經過「小心的求證」，後來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圓覺大疏抄》和《禪源諸詮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及倫敦的大英博物館發現數卷神會和尚的資料。知道神會和尚是湖北襄陽人，到洛陽、長安傳布大乘佛法，並指陳當時的兩京法祖三帝國師非禪宗嫡傳，遠在廣東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禪宗一脈相傳下來的。但是神會的這些指陳不為當時政府所取信，反而貶走神會。剛好那時發生安史之亂，唐玄宗遠避四川，肅宗召郭子儀平亂，這時國家財政貧乏，軍隊餉銀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須要有一位高僧宣揚佛法令人樂於接受度牒。神會和尚就擔任了這項推行度牒的任務。郭子儀收復兩京（洛陽、長安），軍餉的來源，不得不歸功神會。安史之亂平了後，肅宗迎請神會入宮奉養，並且尊神會為禪宗七祖，所以神會是南宗的急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創作者，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我所研究的《神會和尚全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最後，根據我個人幾十年來找書的經驗，發現我們過去的藏書的範圍是偏狹的，過去收書的目標集於收藏古董，小說之類決不在藏書之列。但我們必須了解了解，真正收書的態度，是要無所不收的。

　　（本文為1959年12月27日胡適在台灣「中國圖書館學會」年會上的演講，原載1962年12月台北《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