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的真精神（台北市報業公會歡迎會上講詞）

　　我自從在國內做學生，留學國外，以迄現在三四十年來，幾乎年年與報界發生關係，至少與雜誌社未曾斷絕過關係。這幾年來，我是《自由中國》雜誌社名義上的發行人。所以我與各位仍是同業。我做學生時便開始辦報，十六七歲主辦《競業旬刊》（羅家倫先生最近在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發現保存有該刊），一個人包辦整個篇幅，用了很多的假名。外國留學時，也常常翻譯小說寫寫散文一類的文章向報刊雜誌投稿，贍家養母。後來與《新青年》雜誌發生了重要關係，許多文章都在《新青年》發表，其中幾篇是談文學改革問題的，說到將來中國文學應該用什麼文字作工具。那時我不過二十多歲，文學改革的文章，是在大學宿舍里與一般朋友們討論的結果，想不到竟引起國內老一輩的中年朋友們的贊同和支持，在我沒有回國時（民國五、六年），國內文學革命的旗幟已經打了起來，白話運動瀰漫全國，報紙雜誌都熱烈討論，以後我也常常參加。繼《新青年》之後，我加入了陳獨秀、李大釗所辦的《每周評論》。那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為我們要替將來中國奠定非政治的文化基礎，自己應有一種禁約，不談政治，不參加政治，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專從文學和思想兩方着手，做一個純粹的思想文化運動。所以我從那個時候起二十年不談政治，不干政治，這是我自己的禁約。可是一般朋友說：「適之不談政治，我們要談政治，」所以民國七年先慈去世，我奔喪回安徽，他們以《新青年》不談政治，另辦一個周刊——《每周評論》，過過癮。等我回北平已經出刊幾期了。民國八年陳獨秀被捕，《每周評論》無人主持，便由我接辦，直到北平警察廳查封為止。後來又辦《努力周報》，辦了一年半，出刊七十五期。《努力周報》，是談政治的報。以前我們是不談政治的，結果政治逼人來談。後來只是不干政治。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樣，把二十年不談政治的禁約放棄了。不過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約，至少我個人做到了。抗戰時期政府徵調國民服務，先要我到美國去做非正式的國民外交，繼派我為駐美大使，做了四年的外交官，這是我立禁約的第二十一年，可算已超出於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期限，堅守住了二十年不干政治的禁約。我與日報的關係是常替天津《大公報》寫文章，《大公報》的「星期論文」就是我替張季鸞先生、胡政之先生計劃的，請《大公報》以外的作家每星期寫一篇文章，日程也多由我代為排定。這樣，報館的主筆先生每周至少有一天休息。這種方式旋為國內各報所採用。我認為辦報只要採取鍥而不捨的精神，用公平態度去批評社會、教育、文化、政治，有毅力地繼續不斷的努力做去，終是有效的。佛教《法華經》有一句話：「功不唐捐」（「唐」古白話「空」字），意思說，努力是不白費的。譬如提倡中國文學白話運動，原是偶然的，我在文藝協會座談會說過。1915年，康乃爾大學中國留學生的男同學歡迎一位中國女同學，餐後泛舟游凱約嘉湖，忽然天氣驟變，烏雲四布，大家急於回來，但船將靠岸，暴風雨已經發作，大家匆忙上岸，小船竟翻了，幸而沒有發生事情，不過大家的衣服都弄濕了。男同學中的任叔永先生事後寄了一首舊詩給我（我那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題名「凱約嘉湖覆舟」。游湖、遇雨、覆舟、寫詩，這些都是偶然發生的；我看了那首舊詩，也偶然的產生了一種感想，覺得詩的意思很好，但用字不劃一，有今字，有《詩經》裡的古字。《詩經》裡的古字，是二千年前死了的字，已不適用於今天了，我隨即復了一封批評的信。這封信又偶然給哈佛大學守舊的梅光迪先生看見了，很生氣的罵我的批評是邪說。我為替自己的主張辯護，便到處搜集材料證據，來證明中國文學應該用活的語言文字，應該用白話，不論是寫文章和作詩；便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條意見。陳獨秀先生是主張革命的，繼我而發表了《文學革命論》（文學革命的名詞便是由此而來），這樣一來，文學革命的旗幟已經展出來了，「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只好硬着頭支撐起來。當時我們認為我們的思想主張必為將來中國的教育工具和一切的文學工具。白話可以寫詩、可以寫散文、小說、韻文，不僅可以寫通俗的詩詞韻文，並且可以寫高深的詩詞韻文。小說用白話寫，在數百年前已經有偉大的小說如《七俠五義》、《西遊記》、《封神榜》等可作證據；詩詞方面，歷史上大詩人所作的詩，凡是易於記誦的，都是白話文。關於這一點，許多人還是不肯信服，認為古人的詩有白話是偶然的。我為此於民國五年七月十六日寫信告訴朋友們說，從即日起我不作詩了，要作詩就是白話詩。民國六年元旦我把這個主張同時發表在國內的《新青年》，和美國留學生辦的季刊上。我們當時曾細細想過：文學革命運動是對的，但一定會有人反對，一定會遇到阻礙，我們準備奮鬥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相信一定可以成功。因為所有現代國家都經過了文學革命的階段，如五百年前的西歐是用拉丁文，東歐是用希臘文，先由意大利發動文學革命，提倡用白話，以後法德英國整個歐洲，一個個的都用新的活的語文，所以我們認定我們的主張必會成功。結果出人意料之外，原擬奮鬥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只做了四年工夫（民國六年到九年）時機便成熟了。民國九年北京的反動政府教育部也受了輿論的震動，沒有法子拒絕，頒布了初級小學一二年級的教材用白話文來編。殊不知學校制度是有機體的，一二年級教材用白話文，三四年級教材也就不能不用白話文了，這樣白話文便打進了學校。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全國學生為響應這一運動，出版了四百多種刊物，都是篇幅很小，有些像包腳布，也有油印的壁報。但全部是用的白話。這是一般青年感覺北大這班教授提倡的白話一點不錯，採用為發言的工具了，用不着我們開學堂來訓練，只要把想說的話放膽的寫出來就行了。大家看《紅樓夢》、《水滸傳》等小說，就是學習寫白話的模範，用不着再找教師。以我的經驗，中國的白話，是最容易的一種語言工具，可以無師自通，幾百年來的老祖宗，給了我們許多的教材。同時我覺得中國的語言，是全世界最容易學，最容易說的語言；文法上沒有性的區別，沒有數量的區別，也沒有時間的區別。你來、他來、我去、你去，沒有變化；他昨天來（過去的）、今天來（現在的）、明天來（將來的），沒有變化。話怎麼說，文章便怎麼寫。所以五四運動，各地青年學生要發表思想情感，無師自通的工具——白話文便自然的產生出來了，使北京政府教育部不得不接受這一運動，不得不頒布小學一二年級教科書改用白話文來編。跟着，新詩、新的散文，小品文、新的戲劇、新的短篇小說、長篇小說、新聞短評、長論文，都出來了。我的預備奮鬥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想不到四年工夫，我們便勝利了。我們應該相信，我們這一行業——報業，確是無冕帝王，我們是有力量的，我們的筆是有力量的。只要我們對這一行業有信心，只要我們的主張是站得住的，有材料，有證據，不為私，是為公，以公平的態度鍥而不捨地努力下去，「功不唐捐」，努力是不會白費的。提倡白話文運動，四年小成，十年大成，終於普及全國，這就是一個證明。當此國家多難，時局動盪激烈，全世界也陷於危機的時候，報業當然也遇上了困難。今日自由中國只有十三份報紙，公營民營報紙經營都有困難，只要靠配給；並受人口的影響，銷路不多；商業不發達，登廣告的少。這些困難，我一看便知道，我很同情。不過，我們幹這一行的，應該有一種信仰，要相信「功不唐捐」，努力是不白費的。我們貫徹一種主義，預定十年，也許三、五年便發生了效果。我們不必悲觀失望，不必求速效，我們的職務是改變人的思想習慣，改變思想習慣就是改變人的作風。思想習慣都是守舊的、難得改的，可是久而久之潛移默化，不知不覺中會發生效果。這類的事，我這過了六十二歲的人，是見過很多的。如當年梁啓超先生在海外辦《新民叢報》，倡導維新，竟至影響了國內全國的政治社會！革命的前輩在海外辦《民報》，鼓吹革命，滿清政府禁止其運入國內，許多留學生卻將《民報》縫入枕頭，偷偷的運回國內秘密傳觀，流行的數量這樣的少，可是幾年中全國青年人接受了革命的思想，促成革命的成功，這是孫中山先生所夢想不到的！他們遠在海外，以少數幾個人的力量，憑着膽量勇氣，提倡理想的主張，在短時期內，便震動全國，證明報業是有力量，足以自誇的高貴的職業。我們看一看六十年的中國歷史，可以知道中國以前的報館是可憐得很，少數幾個人包辦一切，幾張破桌椅，便算設備，那有現在的人材濟濟，更沒有這樣闊綽的「記者之家」，可以在工作之餘，來喝茶「白相」。剛才談到報紙的廣告少，這是不能怪商人不懂廣告效用，不明廣告價值，不送廣告來登；廣告是要靠報館提倡，要靠自己去找的。美國廣告的發達，也不過是數十年的歷史；美國克蒂斯出版公司出版三種報紙雜誌——《星期六郵報》、《婦女與家庭》雜誌和《鄉下人》，他們先是推廣報紙雜誌的銷路，再全力宣傳廣告效用，派人出去招攬廣告。結果，業務蒸蒸日上，極一時之盛。近代廣告的演進，漸漸成了廣告學，甚至廣告心理學，用廣告來引起人的欲望，引起購買的動機，向人們展開攻勢，爭取廣告。大家如果能夠研究用策略戰略去爭取廣告，我敢擔保廣告一定會發達。我下次來的時候，台灣各報的廣告，必有可觀的成績。廣告成為美國的寵兒，就是美國人懂得廣告心理。在中國的都市中廣告比較發達的是上海，而上海最初懂得利用廣告的是中法藥房創辦人黃楚九。黃楚九懂得廣告心理學，他製售補腦汁，不說是他自己發明的黃醫生補腦汁，而說是德國艾羅醫生的發明，以加強購買者的信心。所謂艾羅即英文的Yellow。這種作法，當然是不足為法的，但是做廣告要懂得心理學，這裡可以得到一個證明。由於黃楚九的懂得運用廣告，廣告在上海才引人注意。在台灣，大家不妨現在就發起一種廣告運動，憑了各位先生各位小姐的才幹，廣告一定能夠打開局面，報業一定能夠大發達。我向來是樂觀的。朋友們都說我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今天我也就是以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和大家講話，諸位不妨發起一兩種小運動來試試看，我相信必會有圓滿的收穫。謹以「功不唐捐」作為記者之家的格言。

（本文為1953年1月7日胡適在台北市「記者之家」的演講，原載1953年1月8日《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