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論家與政治家（二）

政論家與政治家（二）
作者：李大釗
1917年3月2日

　　昔者亞丹·斯密昌言分業之理，後世講計學者多宗之。余謂此理亦可通於政治，即政論家與政治家，亦以分工治事為宜，為其得以用才從長收效較豐也。顧政論家與政治家分職之界域果何在歟？此不獨為吾人論析此問題者所欲明之界，亦實為政論家、政治家者本身所當覺知之事焉。以余言之，政論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據乎事實；政論家主於言，政治家主於行。政論家之權威，在以理之力摧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機；政治家之權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現狀。政論家之眼光，多注於將來；政治家之眼光，多注於現在。政論家之主義，多重乎進步；政治家之主義，多重乎秩序。政論家之責任，在常於現代之國民思想，懸一高遠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導其國民，使政治之空氣，息息流通於嶄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滯之質；政治家之責任，在常准現代之政治實況，立一適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實施於政治，使國民之理想，漸漸顯著於實際政象之中，以順應其活潑之機。故為政論家者，雖標旨樹義超乎事實不為過；而為政治家者，則非准情察實酌乎學理莫為功。世有厚責政論家，也馳於渺遠之理想，空倡難行之玄論，而曲諒政治家以制於一時之政象難施久遠之長圖者，殆兩失之矣。

　　政論家與政治家之職領既異，則人之所以自擇其所適，而期於盡其為我者，亦當因其才之所長，而自器亦有所不同，此即自用之說也。英之政家張伯倫者，家故革商，十六歲時，即投身於其父之商店，事制靴業，勤勉忍耐，習於製造，後以發明螺旋釘，得專賣權於英、美兩政府焉。嘗曰：「凡世間事無一可以輕心粗略出之者，苟能竭其所長，必將駕乎委心任運者而上之。」其立身處事，誠篤奮勉有若此者，故所事無不成。逮三十八歲，遂為伯明罕市長，四十歲又被選為下院議員，自是駕輕遇順，坦坦蕩蕩，以上政治活動之途矣。蓋其素所秉賦者，宜於政治之生涯也。德人蘭凱氏，自三十歲時，著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六年間羅馬及德意志國民史，迄八十一歲，始着筆著世界歷史，紀述至十字軍，世推為一代傑作。蓋至九十一歲，遂棄濁世而歸道山，茲作乃以不終。然其間著作之浩繁，幾於汗牛充棟，而以羅馬法皇史、普魯士史、法國史、德國史、英國史為最著名。稽其一生事業，則惟始終罔懈，專從事於史學之研究，故能成稀世之名家，而遺後世以宏富之典籍，厥功蓋其偉矣。是皆能自用其才、自擇其宜者也。使此二子者，或則泯跡於市廛之間，或則馳心於榮顯之位，則其所成，必無足稱。此以知器身擇業之不可不慎也。

　　蓋嘗論之，人之立志，無論其在為政論家抑為政治家，均不可不為相當之修養，知識其一也，誠篤其二也，勇氣其三也。國家政治，叢雜萬端，而社會上之生活現象，尤為變動不居，靡所軌範，倘知識不足以濟其變，則凡一舉手一投足，皆有窮於應付之感，勉強為之，不鄰於魯莽滅裂，則歸於扞格難行而已。知識充矣，苟臨事接物之際，無誠篤之精神以貫注之，或權謀數術以試其詐，或虛與委蛇以從其惰，若而人者，雖能欺飾於一時，不能信孚於有眾；雖可敷衍於俄頃，不能貫徹乎初終，此亦政家之所忌也。誠篤備矣，而無百折不撓、獨立不倚之勇氣，以與艱難、誘惑相抗戰，則亦終歸於沮喪、墮落之途，不為境遇所征服而作艱難之俘虜，則為利害所迫誘而作勢力之囚奴耳。此又涉乎節操問題矣，而此修養又當儲備於平日，非可卒得於臨時。古今來魁奇卓越之才何限，而以修養未充，一登論壇政社，抱負未展其萬一，聲華遽從而掃地，卒至身敗名裂，為世僇笑者，固已實繁有徒矣。後有作者，其亦當知所戒惕乎！